简明正史——章太炎　邹容　秋瑾

章太炎（1869—1936）　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明末清初爱国学者顾炎武（本名绛）和黄宗羲（字太冲），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章太炎出身书香世家，早年从外祖父朱有虔识字看书，接受了初步的朴学训练，也知道了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曾静，在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夷夏之防”的烙印。十三岁后由父亲督责学习八股制艺，但是他志不在此，十六岁时赴县应童子试，考前突发癫痫症，此后便绝意科举，专心研治经史。光绪十六年（1890）章太炎来到杭州，求学于诂经精舍。诂经精舍创办于嘉庆年间，是一所培养汉学生徒的旧式书院，主持学政的多为一代名儒，当时的主持者是著名朴学大师俞樾。据称，章太炎开始时几度要求入院学习，均被俞樾拒绝。后来，俞樾出了两道考题，一道是关于《礼记》上周官的人数问题，一道是关于《孝经》上所称的“先王”究竟是谁的问题。这两道题相当古奥偏僻，章太炎却引经据典作了圆满的解答，俞樾遂满意地收下了这名弟子。在诂经精舍，章太炎一住就是七年，在俞樾的严格要求下精研古训，博考事迹，同时向名儒高学治、谭献请教经学和文辞法度，向黄以周、孙诒让学习“三礼”和《墨子》，向宋衡问佛学。到离开精舍时，他已成了一个淹博精深、卓尔有立的朴学家。

这时，中国社会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正酝酿着巨大变革，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章太炎很快从书斋走向社会，投身到变法图强的热潮中去。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强学会成立时，他专门从杭州寄去会费，报名入会。光绪二十三年春，他又不顾老师俞樾的极力劝阻，毅然搁下学业，接受汪康年、梁启超邀请前往上海，担任《时务报》撰述。在那里，他先后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文，抒发自己的内政外交主张。由于他坚持“文必法古”，这两篇古奥难懂的文章发表后毁誉交至，影响也不大。同时，他虽然在政治上赞同康、梁的变法维新主张，但在学术渊源上与康有为并未就此弥合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尤其不赞成康有为神化孔子，建立孔教，打着孔子的旗号搞托古改制，因而很快与报馆中的康门弟子产生隔阂，发生争执，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加。章太炎一怒之下退出了报馆，往返于沪杭之间，为《经世报》、《实学报》、《译书会公报》撰文。这时，他对于康有为依靠光绪帝实行自上而下变法的做法已不如先前热心，而更热衷于反满宣传，力求从进化论、优生学和华夷之辨中去寻找反满的理论依据。他曾发起组织兴浙会，号召浙人继承刘基、于谦、黄宗羲、张煌言等同乡先贤与“魅虏”抗争的精神。

以德占胶州湾、俄占旅顺口为先导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兴起后，章太炎曾满怀激情地上书李鸿章，希望这些出身汉族手握重权的官僚在民族存亡之际能挺身而出，信发出后却如石沉大海。不久，他又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赴武昌主编《正学报》。当他兴致勃勃赶到武昌时，恰逢张之洞的《劝学篇》脱稿，张之洞有意让他为该书润色，他看完后一味称道主张“西学为用”的外篇最合时势，而对强调“中学为体”的内篇却不置一词。私下里，他对于内篇中宣扬的“忠君”说教十分反感，认为满清蹂躏汉族已近三百年，视民如雉兔，九世之仇尚不能复，还有什么忠爱可言？这些话传到张之洞的耳朵里后，张唯恐章太炎狂言惹祸殃及己身，赶紧令人将他逐出报馆。返沪后，章太炎一度应汪康年邀入由《时务报》改名的《昌言报》主笔政，但戊戌政变很快发生，章太炎因曾列名强学会从事变法宣传也遭到通缉，被迫亡命台北，担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同时着手将自己的政论文章以及关于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音韵等方面的论著，辑订为《訄书》，但未及半年，他又因撰文抨击日本驻台总督，收到了逐客令。

光绪二十五年夏，章太炎第一次来到日本，经梁启超介绍在《清议报》馆结识了孙中山。他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主张颇为赞赏，认为没有张角、王仙芝式的民众起义就不可能摧毁旧的势力，但他又认为孙中山并非张角、王仙芝一类人选。在日本仅住了三个月，章太炎便又悄悄地潜返上海，参加《亚东时报》的编辑工作，结识了唐才常。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唐才常在上海愚园召开“中国国会”，发表宣言，表示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但同时又宣布拥戴光绪帝复辟。章太炎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对会议的宣言大为不满，当场表示既要排满又要勤王绝难成事，声明退出国会，并毅然割掉辫子，改穿西装，表示与改良主义和保皇派分道扬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捕杀，章太炎虽已宣布脱离国会，仍被列入通缉名单，在躲藏了一阵后，赴苏州东吴大学担任中文教习。其间，他曾专程去看望在苏州养老的老师俞樾，不料俞樾对于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疾言厉色地呵斥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要弟子们鸣鼓而攻之。章太炎对此实在难以忍受，当即反唇相讥，并写了《谢本师》，公开声明与俞樾绝断师生之谊。不久，他因为给学生出了道《李自成胡林翼论》的作文题，被人告发，再次遭到缉捕，于光绪二十八年春第二次亡命日本。

在日本，他受到了孙中山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借用会党内部的结盟仪式，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他正式订交。光绪二十八年三月，章太炎和秦力山等十人在东京发起于明崇祯皇帝自缢身死纪念日那天（三月十九日），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意在通过纪念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革命。在集会前一天，日本政府应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之请，特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东京警视厅为此传讯了章太炎等发起人。接到传讯通知后，章太炎身着长衣大袖，手摇羽扇，来到警署。警长问：“诸君是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警长复问：“你们是士族，还是平民？”章答：“遗民。”警长无话可问，武断地通知停止此次集会。三个月以后，章太炎再次潜行回国。

光绪二十九年春，章太炎应蔡元培邀约赴上海，任教于爱国学社。在那里，他继续进行反清宣传，作文课上曾出题让学生各作本人的《本纪》一篇，以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表示对封建帝王的蔑视。他还和邹容结成了忘年交，当邹容的《革命军》脱稿后，他主动为之作序，称道这是唤醒民众的雷霆之声。针对康有为的保皇宣传，他又撰写了脍炙人口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斥被康有为奉为圣明的光绪帝是“不辨菽麦”的小丑。这些文章在《苏报》发表后，激起了轩然大波。在清廷要求下，公共租界巡捕房派出巡捕来到《苏报》馆，指名捉拿章太炎、邹容等人，因章等不在馆中扑了个空。其他人闻讯后劝他暂且躲避，他却不愿意，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廷要捉拿我这已经是第七次了。”第二天，巡捕又到爱国学社捕人，章太炎挺身而出，用手指着鼻子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章太炎被捕后，又写信给邹容，让他自动到巡捕房投案。在法庭上，章太炎以嘲讽的口吻谴责清廷虽自称中国政府，却又向外国法院控告本国人民，使清廷的代表丢尽了脸。最终，章太炎和邹容被分别判处三年和两年监禁。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章太炎熬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涯。这时，同盟会已在东京成立，孙中山特派两名会员从东京来到上海，在章太炎出狱的当晚便将他迎接到日本。在东京，章太炎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同盟会，并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编。当时，革命派和改良派正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展开激烈论战，章太炎立即挥笔上阵，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时评，以鲜明的革命立场，渊博的中外知识，犀利的笔锋和精湛的论述，无情地批驳了改良派的种种论点，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日本政府在清廷一再要求下，以“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为由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函日本内务府大臣、两次赴警署表示抗议，并向东京地方裁判厅正式起诉东京警视厅，最终《民报》还是遭到封禁。此后，章太炎在东京开办了国学讲习班，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都成了该班的受业生。讲学之余，他潜心著述，先后撰写了《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学术专著。此间，章太炎与孙中山因为《民报》经费问题产生隔阂，曾两次在同盟会掀起倒孙风潮。宣统二年（1910）春，章太炎和陶成章在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出任会长，与同盟会分道扬镳。

武昌起义爆发后，章太炎终于结束了五年多的流亡生活，于当年11月18日返回上海。他急切地希望革命能早日获得成功，并热心地策动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的联合，提出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口号。本着这一主张，他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礼聘他为大总统枢密顾问，但他并不热心，他认为清朝被推翻后，中国应由一个华盛顿式的实力派人物来作为领袖，而孙中山并非其选。他一度寄希望于袁世凯，先后参与了统一党和共和党的组建，支持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被袁世凯委任为总统府高级顾问、东三省筹边使。可是，他很快失望了。“二次革命”被镇压后，章太炎冒险入京，准备与袁世凯抗争，但一到北京就被袁世凯软禁，直到袁死后才获自由。

其后，章太炎一度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并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他奔波于广东、云南、贵州等地，希冀依靠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作斗争。可是他很快发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但他又找不出别的办法，因而对革命渐趋颓唐。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随后的工农革命运动兴起后，他感到隔膜，曾在报刊上公开撰文，对自己先前的批孔表示悔恨，又曾公开撰稿，领衔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此后，他退出了风云激荡的政治生活，重新回到了书斋。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太炎在民族危急关头又投袂而起，谴责日本侵华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病在苏州逝世，遗嘱仅有两句话：“设有异族入主中原，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邹　容（1885—1905）　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威丹，四川巴县人。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里，父亲虽拥资巨万，却没有功名，因而一心期望他能走科举仕宦的道路。他六岁即被送进私塾读书，并且很快读熟了《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但当时维新风气已在兴起，他对这些传统的“旧学”日益厌倦，对那些介绍“新学”、“西学”的书刊却很感兴趣。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奉父命参加巴县的童子试，进考场后发现考题相当生僻，便要求主考官解题，遭到拒绝后一气离开了考场。回家后，父亲痛打了他，他却倔强地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即清朝的考场）儿不愿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父亲再送他入重庆经学书院求学。进入书院后，他仍无所顾忌地菲薄尧、舜、周公和孔子，攻击程朱理学以及清代大儒，因而很快又被书院山长开除。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发生了，但很快又被扼杀了。当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的消息传到重庆时，他悲愤异常，不顾一切地将谭嗣同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座旁，并题写了“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悼念诗以自勉。这一年，他才十三岁。在这段日子里，他热衷于向一个日本人学习日语和英语，并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眼界大为开阔。他的父亲见他无意科举，便另辟蹊径让他应考官费留日学生，希冀学成后能被朝廷赐予功名跻身官场。这一安排与他到海外去追求新知的愿望不谋而合。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他冒着酷暑从重庆徒步数百里到成都参加留学考试，本已获备选资格，但又被那些平素看他不入眼的人进谗言，在临出国前以“品行不端谨”为由被取消了官费留学资格。他仍不气馁，于当年九月冲破家庭重重阻力从重庆赴上海，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准备自费赴日留学。

光绪二十八年春，邹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此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宣传和组织反清革命，在留日学生中改良派的影响已逐渐缩小，革命的气氛正越来越浓。在这股思潮的感染下，邹容结识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又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以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宣言》等有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历史书籍，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反清斗争的行列。当时，留日学生常常组织各种集会，他逢会必到，到必争先演说，悲愤地讲述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历史，慷慨激昂地宣传不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就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清政府派驻日本管束留学生的学监姚文甫因奸情败露，准备悄悄地溜回国内。此人在日期间极力压制学生的反清言论，破坏学生的革命活动，为留日学生所痛恨。邹容趁机联络了几名留学生，闯入姚的住所，痛殴姚文甫，并将他的辫子剪断，悬挂到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旁书“禽兽姚文甫之辫”几个大字，公开示众。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获悉后，立即照会日本政府外务省，声称：“近来留学生宗旨变坏，应抵邹容为祸首。”要求向同文书院索拿邹容。为了免遭迫害，邹容在友人的规劝下被迫离开日本。

回国后，邹容进入上海爱国学社学习。爱国学社是蔡元培等人为接纳在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中失学的爱国青年而设立的新式学堂，学社里政治气氛异常浓厚，师生们常在张园集会，演讲时事，倡言革命。邹容加入后很快投入到学社组织的拒法运动和拒俄运动中去，并发起成立了“中国学生同盟会”。时章太炎也在学社任教，与邹容接触后十分赏识他的志向和才干，两人因意气相投，很快成为忘年交，并邀约张继、章士钊四人结为盟兄弟。

就在这段时间里，邹容完成了在日本时已开始写作的《革命军》一书。这是一部公开号召反清革命的通俗读物，全书约两万字，分作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之大义、结论等七章，邹容在书中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为理论武器，以年轻人特有的奔放不羁的激情和浅显朴实的文笔，勇敢地扬起了革命的大旗，公开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事业，号召民众走革命之路，用暴力手段推翻合专制、卖国与种族压迫为一体的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在该书的序言中，邹容署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

《革命军》完稿后，邹容怕文字太浅露，请章太炎帮助润色。章太炎一口气读完全书，赞叹不已，认为要感动社会大多数人，正需要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生动的文字，用不着再做任何修饰。接着，他又提笔书写了一篇序言，称道《革命军》是“义师先声”，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柳亚子等人集资将《革命军》交付上海大同书局印刷出版。与此同时，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苏报》也刊登了《革命军》的序言，并连续发表了章士钊的《介绍〈革命军〉》，章太炎的《序〈革命军〉》，署名“爱读革命军者”（由章士钊执笔）所写的《读〈革命军〉》，以及章太炎、邹容、柳亚子、蔡元培合写的《驳〈革命驳论〉》等多篇文章，称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并欢呼“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紧接着，《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了章太炎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关内容，文中直截了当地呵斥“载湉（即光绪帝）小丑，未辨菽麦”。

这一连串像排炮似的革命宣传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同时也使《革命军》不胫而走，很快风行海内外，成为清末宣传革命的书刊中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泛的一本书。清朝当局对此极度惊慌，声言“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并很快制造了轰动中外的“苏报案”。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清廷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镇压革命宣传活动。魏奉旨后即派候补道俞明震赴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办理此案。因为《苏报》馆设在公共租界内，袁、俞等先拿着“圣旨”与各国驻沪领事团交涉，要求领事们签字捉拿“钦犯”，起初遭到拒绝，后来领事们提出如作为租界内的案件交由租界审理方可考虑，为袁所接受，但又为工部局拒绝。最后，袁树勋等采纳英籍法律顾问的建议，以政府名义向租界会审公廨提起诉讼，工部局才答应出票拘人待讯。

闰五月初六日，章太炎先被拘捕，写信劝邹容自动投案。第二天，邹容自投捕房，巡捕见他年轻个子小，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跑来干什么？”他却指着牌告神态自若地说：“我就是清廷要捉的，写《革命军》的邹容！”清政府本欲将章、邹等人从巡捕房引渡出去，再加以惩办，租界当局只同意封闭《苏报》，将在押诸人交由会审公廨审讯。在公堂上，清政府以原告的名义指控《苏报》和章、邹等人“故意污蔑今上，诽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邹容则供认不讳：“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同时以“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的身份，无情揭露和控诉清朝统治者的种种罪行，使在场的清朝官员和他们雇聘的洋律师狼狈不堪。清政府仍多方交涉，要求租界当局交出“钦犯”，列强则以领事裁判权为口实加以拒绝。清政府退而求其次，要求判处章、邹终身监禁，也未能得逞。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会审公廨额外公堂宣布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作苦工，限满逐出租界。

邹容和章太炎在判决之后被关入提篮桥监狱，每天作工八小时，吃着恶劣的饭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邹容因不堪狱中的恶劣环境而病故，时年仅二十岁，距出狱之期仅七十余日，时人多怀疑他的死是清廷下的毒手。邹容逝世后，革命志士刘三冒毁家杀身之险将他的灵柩偷运到上海华泾，葬在自己的地里。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秋　瑾（1877—1907）　原名闰瑾，字璿卿，号旦吾、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秋瑾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秋嘉禾担任过福建厦门海防厅同知和云霄县知县，父亲秋寿南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她生于厦门，长于厦门，从四五岁起即在家塾读书，到十几岁时已读了不少经书和史书，还学会了作诗填词。她的祖父看到她聪明好学，常叹息道：“可惜阿瑾是个女孩子，如果是男孩，日后定能科举仕宦。”可她并不认为女子就应该比男子差，在一首《满江红》词中她写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特别爱读描写古代游侠的作品，崇拜荆轲、朱家、郭解等古代侠士，更景仰花木兰等女中豪杰。读书之余，她也酷爱武术，光绪十七年（1891）随母去萧山外婆家时，曾向表兄学习骑马击剑、使棒舞枪，此后每日闻鸡起舞，苦练武艺，不仅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而且养成了一种豪爽奔放的性格。

大约在光绪十八年时，她的父亲在湖南湘潭厘金局谋得一份差事，全家也随之到了湖南。光绪二十一年，她遵从父母之命嫁给湘潭富绅王黻丞之子王廷钧。王廷钧是个纨绔子弟，与秋瑾情趣极不相投，因而秋瑾婚后感到十分压抑。约在光绪二十四年前后，王廷钧花钱捐了个户部主事，秋瑾也随他来到京城。在那里，她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之役，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在一篇题为《杞人忧》的诗中，她悲愤地写道：“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光绪二十九年，秋瑾在京城结识了吴芝瑛，并很快结为盟姐妹，同时结交的还有日本女子陶荻子、服部繁子。吴芝瑛不但书法和诗文出众，而且思想也倾向进步，秋瑾从她那里读到了许多宣传维新的书刊，眼界大为开阔。在这段时间里写下的《宝刀歌》、《宝剑歌》中，秋瑾已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世界没有公理，只有强权，要想赢得平等和自由，惟有靠铁和血。她再也不甘心守在家中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也为了争得女性的独立和平等，她决定赴日本留学。此举虽受到王廷钧的极力阻挠，但她仍不顾一切，毅然变卖首饰，改扮男装，于光绪三十年五月来到了东京。

在东京，秋瑾一面进入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一面投身于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光绪三十年夏秋间，她和王时泽、刘道一等十人专程前往横滨，加入了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并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该会是由冯自由等受孙中山委派而成立的，宗旨为“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与此同时，她又与陈撷芬一道，将留日女生组织“共爱会”改组为“实行共爱会”，宣传和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同年冬，秋瑾从日语讲习所毕业，准备报考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速成师范专修科。为了筹措留学经费和探望儿女，她于光绪三十一年春一度回国。就在回国前夕，她结识了光复会创始人之一的陶成章。回国后，她便持陶成章的亲笔介绍信，在上海会见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绍兴会见了光复会另一领导人徐锡麟，并经由徐锡麟介绍入会。

光绪三十一年夏，秋瑾再次来到日本，考入青山女校。不久，同盟会成立。半月后，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最早的女会员，并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分会主盟人。在那段日子里，她广为结纳革命志士，到处宣讲革命道理，平日或穿着日本和服，或身着西装革履，头戴蓝色鸭舌帽，有时还佩带锋利的倭刀，并改名竞雄，自号鉴湖女侠，成了留日学生中颇富传奇色彩的女中豪杰。光绪三十一年十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查禁留日中国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极大不满，八千多名留日学生为此举行停课抗议。在浙江同学会举行的一次演说会上，秋瑾慷慨激昂地跳上讲台，号召大家一起辍学回国，发动反清革命，讲到动情处，她禁不住从靴筒里取出倭刀，插入讲台，厉声喝道：“如有人回国后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同年年底，秋瑾和一部分留学生毅然回国，投身反清革命运动。

回国后，秋瑾先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安置留日归国学生。光绪三十二年二三月间由陶成章辗转介绍，前往浙江南浔浔溪女学担任教员。同年暑假辞职赴上海，与尹锐志、陈伯平等成立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联络会党的机构，并与浙江平阳党领袖竺绍康、王金发等人密谋反清起义。八月间，她与陈伯平在虹口寓所试制炸药，不慎爆炸，惊动了租界当局。脱险后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宣传男女平权和妇女解放，号召妇女参加反清斗争。

当年冬天，光复会骨干和会党首领在上海聚会，决定起兵响应湖南革命党人刘道一等发动的萍浏醴起义。时徐锡麟捐得道台正准备赴安庆任职，遂与秋瑾约定在安徽和浙江同时发动起义。光绪三十三年正月，秋瑾回到绍兴，接任由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督办。她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金华、兰溪、杭州等地，联络当地会党进行起义准备，运动驻杭新军以及浙江武备学堂、弁目学堂师生加入光复会，又在学堂设立了体育专修科，从上海等地买来枪支弹药，请来革命党人担任教官，培训会党骨干。同年三月，秋瑾将全体光复会职员编为十六级，分别以七律诗“黄祸溯源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的前十六个字为标识，以“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祸”字为协领，由自己充任，以下各级多由会党首领担任。四月间，她又将浙江会党和光复会会员组成光复军，按军队编制定为八个军，分别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作为表记，并亲自拟定了《光复军军制》和《光复军起义檄稿》。经过周密准备，她与会党首领吕熊祥、王金发、竺绍康等议定，先由金华府起兵发难，处州府继起响应，将杭州清军吸引出城后，再由绍兴光复军渡江直攻省城，如无法得手，则将起义队伍辗转带赴安庆，与徐锡麟会合，攻打南京。

当约定起义的日期接近时，清政府得到了风声。五月中、下旬，嵊县、武义、金华、兰溪等地的光复军和会党有的仓促起事而失败，有的尚未及起事便遭破坏，清朝官吏开始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徐锡麟在接到秋瑾通报后，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安庆趁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仓促发动起义，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占领安庆军械库，但当天就告失败，徐锡麟本人也慷慨就义。清政府从徐锡麟之弟徐伟的招供中获悉秋瑾为徐同党，并正准备在绍兴发动起义，遂从杭州派出重兵前往绍兴。六月初三日，杭州光复会会员遣人密告清兵出动的消息，秋瑾的同志和亲友见事态紧迫，力劝她离乡出走，她执意不从，决心充当为革命流血的第一个中国妇女，以一洗“女界之羞”。六月初四日上午，王金发从嵊县乔装来到绍兴，再劝她暂避一时，仍为她拒绝。下午，绍兴知府贵福、清军管带徐方绍率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遣散了最后一批同志，自己仍留守学堂，不幸被捕。在审讯中，秋瑾顶住贵福等严刑逼供和巧言诱骗，拒不吐露革命机密。六月初六日，秋瑾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遗言，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评：章太炎、邹容、秋瑾三人都是反清革命的健将。章太炎的一支笔，邹容的一本书，秋瑾的一把刀，曾唤起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反清革命的行列，邹容、秋瑾为之献出了生命，章太炎也七被缉捕、三年系狱。可是，一旦满清统治被推翻，章太炎便祭起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旗号，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一时之雄骏”袁世凯身上。现实自然是无情的。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他失望了，进而颓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