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马礼逊　丁韪良　戴德生

历史大观园近代岁月 2020-07-23 13:39:40 0

马礼逊（1782—1834）　英文名Robert Morrison。他出生于英格兰北部小镇莫佩思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从小家境贫困，1801年在纽开斯尔从当地长老会牧师赖得勒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1803年考入伦敦附近霍克斯顿的一所教会学校。时伦敦传教会正在物色派赴中国传教的人选。1804年5月，马礼逊向伦敦传教会提出赴海外传教的申请，获批准，随即奉命转入英国南部的高斯坡神学院深造。其间，曾赴伦敦一家医院学习医学，到格林威治天文台进修天文学，并向伦敦的一名中国青年杨三德学习中文。1807年1月8日，马礼逊自神学院毕业，随即被封立为牧师，派赴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区。

马礼逊最初准备搭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前往中国，但东印度公司方面有鉴于中国政府正奉行严格的禁教政策，担心马礼逊的传教活动将使公司的在华商业利益受到影响甚至带来危险，因而拒绝让他搭船。于是，他改于1807年1月31日搭乘雷米登兹号商船先赴美国，另寻进入中国的途径。4月20日抵达纽约后，他受到了美国教会方面的热心接待和支持，进而得以谒见美国国务卿麦迪逊，后者当即给了他一封致美国驻广州领事卡林顿的亲笔信函，要求卡林顿在他抵达广州后提供各种便利，使他能够在中国立足。5月12日，马礼逊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出发，经过近四个月的海上颠簸，终于于9月8日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这一年，中国是清嘉庆十二年。

在广州，马礼逊隐瞒了他的传教士身份，藏匿在美国商馆里，暗中随人学习粤语和中国官话。随后，他凭借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巴克斯致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斯当东的亲笔介绍信，与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大班取得联系，并不时随美国商人往来于广州和澳门之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结识了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摩顿的女儿玛丽，并于嘉庆十四年正月成婚。在婚礼仪式上，东印度公司大班赠送了一份他迫切需要的特殊礼物：当场宣布正式聘用他担任公司的翻译。从此，马礼逊获得了在广州公开活动的合法身份。

在广州立足后，马礼逊便着手传教的准备工作，其中主要包括：

第一，翻译《圣经》。在马礼逊以前，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巴设约在1700年选译过《圣经·新约》的部分内容，到十八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贺清泰也从事过《圣经》的汉译工作，可是未能刊行。马礼逊根据伦敦会的指示，从嘉庆十三年起着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前后花了五年时间，终于于嘉庆十八年译完了《新约全书》，并在广州秘密雇人刻版排印。嘉庆十九年后，马礼逊又和伦敦会派来中国的另一名传教士米怜合作，翻译《旧约全书》，嘉庆二十四年完成翻译工作，道光三年（1823）在马六甲正式出版，取中文名为《神天圣书》。从此，《圣经》有了完整的中文译本。此外，马礼逊还用中文撰写了《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养心神诗》、《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祈祷文赞神诗》等布道小册子。

第二，编纂《华英字典》。这项工作也是根据伦敦会的指示进行的，其目的在于为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学习中文的便利。东印度公司对他编纂这部词典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专门向他提供了一万二千英镑的资助。这是一项相当巨大的学术工程，马礼逊独自一人从嘉庆十三年着手编纂，到道光三年方告完成，前后共花了十五年时间。整个字典分为三卷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九页，其中第一卷取名为《字典》，系以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为底本，按汉字笔画为序分为二百一十四个字根，再配以相应的英文；第二卷取名为《五车韵府》，系根据音标按英文字母加以编排而成；第三卷取名为《英汉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附有详细的解释和例句。除此之外，马礼逊还编写了《中文语法》、《中文会话与断句》、《广东土话字汇》等学习中文的工具书。

第三，在南洋建立对华传教基地。由于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道光十年以前除马礼逊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译员身份取得在华居住权外，其他陆续来华的传教士只能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华侨中进行活动，道光十年以后也只有裨治文、郭实腊等少数几名传教士设法进入了广州和澳门。因此，马礼逊根据伦敦会的指示，在邻近中国且华人聚居的南洋建立了最早的对华传教基地，这个基地由几处印刷所和一所学校组成。马六甲印刷所是马礼逊等人经营的第一个出版基地，该印刷所由米怜奉马礼逊之命于嘉庆十九年筹建，嘉庆二十二年正式竣工，负责印刷《圣经》和其他布道书籍，除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外，更多的被偷运到中国大陆散发。到道光二十二年为止，这个印刷所共刻印了中文书刊四十三种。道光元年，另一名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维亚也设立了一处印刷所，到道光二十二年为止先后刻印了中文书刊三十种。嘉庆二十三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所中文学校，取名为英华书院，马礼逊为此个人捐款一千英镑，并认捐每年常费一百英镑。英华书院的招生对象为两种人，一是准备赴中国传教的欧美传教士，一是有可能培养成为基督教徒的华侨青年。所设课程有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地理、伦理、哲学等。该校培养的学生中，日后比较知名的有：基督教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由他撰写、经马礼逊修改的《劝世良言》一书，后来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产生过重大影响；袁德辉，从英华书院毕业后进入北京理藩院任通事，道光十九年被召入林则徐幕下，随林来到广州，成为林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研究外国情况的助手之一。

马礼逊进行上述工作，目的在于开创在华传教事业，可是他在传教方面的进展却很不理想，直到嘉庆十九年，他才吸收了第一个中国信徒、印刷工人蔡高受洗入教，此后信教者也寥寥无几。相比之下，他的上述传教方式在客观上却为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并为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树立了榜样。

在从事传教活动的同时，马礼逊也积极参与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早期对华政治、外交和商务活动。嘉庆十九年，马礼逊在一篇题为《从中国政府对广州东印度公司雇员的举动所想到的》文章中，列举了中国法律制度的种种不健全状况，建议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大班以行政兼司法长官的权力，或者派一名推事专驻广州，负责英国侨民对华交涉事务，这实际上是西方列强要求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最早表述。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马礼逊受命担任了使团的中文翻译。由于在礼仪问题上与清政府发生冲突，这个使团未能与中国方面正式举行谈判便被遣令回国，但在马礼逊的协助下却搜集到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情况。道光十四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英国政府派出律劳卑为首任商务监督来广州管理对华商务，马礼逊又被任命为律劳卑的秘书兼翻译，其地位相当于副领事。

马礼逊的在华活动受到了英国教会和英国政府的肯定和赞扬。道光四年他回国休假时，英国国王通过大臣传旨对他的工作表示“高度嘉奖”，伦敦会选举他担任了委员，并让他到各地去宣传中国情况，鼓动更多的传教士来华，英国皇家学会也吸收他作为会员。道光十四年夏，马礼逊因劳累过度在广州突患急病并很快辞世，终年五十二岁。死后遗体被安葬在澳门。

丁韪良（1827—1916）　英文名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他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沃尼亚，父亲威廉·马丁是当地长老会的牧师，叔父和姐姐都有过去海外传教的经历。1843年丁韪良在家乡中学毕业后，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学习，1846年转入新阿尔巴尼神学院攻读神学，1848年向长老会差会部提出去海外传教的申请，获批准，并被指派去中国传教。1849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封立为牧师。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丁韪良和他的哥哥孟丁元带着各自的妻子从费城踏上前往中国的航程。

1850年4月10日，即清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丁韪良一行抵达香港，在广州、澳门、厦门、福州、台湾、舟山等地作了短期游历后，他们在宁波定居下来，开始了漫长的在华传教生涯。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华活动的主要据点，早在道光二十四年，长老会牧师麦嘉缔就来到这里传教，道光二十五年成立了由七名成员组成的长老会宁波教会，这是在中国大陆建立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教会，道光三十年丁韪良兄弟到达以前，先后已有十名长老会牧师到达宁波。在宁波期间，他首先致力于学习宁波方言和北京官话，并且进步很快，半年后就开始试着用宁波话传教，一年后已能用中文撰写《多谢，多谢，听我圣经》一类的赞美诗。有鉴于宁波方言与汉语书面语言存在着较大差异的状况，他尝试用罗马字母来拼写宁波方言，并且用这种表音方式来编印传教小册子，进而在长老会创办的学校中加以推广。在来华传教士中，丁韪良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文字布道工作，咸丰二年（1852）他和其他传教士合作将《圣经·新约》译成宁波方言，次年在英国传教士协助下又翻译了《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两章，咸丰八年将《旧约》中的大部分诗篇译成了宁波方言。咸丰四年，他用中文编写的《天道溯源》一书正式刊印。针对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抵触情绪，他在这本书中大量引用了四书五经中的有关言论，来附会基督教的教义。该书出版后流传甚广，先后再版数十次，并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与此同时，他还用文言文和宁波方言罗马字母拼音法编写了《喻道传》、《三要录》等多种传教小册子。当他于咸丰十年离开宁波时，他和宁波长老会的其他牧师编印的传道书籍已达三十二种之多。

在从事传教工作的同时，丁韪良也积极介入了美国政府的在华外交活动。他利用自己熟悉中文的优势，先后多年主动无偿地为美国驻宁波领事充当翻译。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他认为“一个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的统治者，总比自封为天子的皇帝更有可能皈依圣父”，因而极力主张由教会派出代表访问天京。在建议未被采纳后，他于咸丰三年六月独自从宁波奔赴上海，并秘密雇船从吴淞沿江而上，准备前往天京，因中途遇阻未能如愿。他的这一行动受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和长老会纽约总部的批评。咸丰六年至七年间，他先后四次在《北华捷报》上发表致美国司法部长、曾经代表美国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的顾盛的公开信，称赞太平军可以和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军队相媲美，呼吁美国政府对太平天国持同情和支持的立场，进而主张美国政府同时承认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利用对立的双方来实规美国的利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丁韪良获悉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准备北上与清政府进行修约交涉，便主动请求担任美国使团的翻译，获准后于咸丰八年三月从宁波赶赴上海，四月在大沽与卫三畏作为列卫廉的代表和清政府派出的直隶布政使钱炘和进行了修约谈判，五月又参与了谈判并签署《天津条约》，在谈判中他还同卫三畏一道胁迫清政府代表桂良在条约中加入了保护自由传教的条款。咸丰九年四月，他作为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的译员，随使团赴北京与中国方面交换了《天津条约》。在给美国长老会差会部的报告中他强调，为美国使团服务的目的是要“在修约过程中推动传教事业的发展”。完成《天津条约》的换文手续后，他曾主动请求留在华北传教，未为差会部批准，遂返回国内作短暂休假。

同治元年（1862）夏，丁韪良再度来华，先在上海传教，第二年夏又举家迁居北京，在蒲安臣和卫三畏等美国外交官员的支持下，开辟了美国长老会新的布道点。他总结以前在宁波传教的经历，认为直接向中国人传播福音将很难收效，相反，采取建学校、办报刊、译西书等世俗手段，更有助于深入中国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进而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在宁波传教期间，他就先后创办过两所小型的教会学校，招收了约四十名当地男孩入校学习。回国休假时，他又向长老会差会部递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在中国创办一所高等学校，培养牧师以及教育、医学和科学人才。进入北京后，他于同治三年春创办了崇实馆，由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每年从海关赞助一千五百两银作为办学经费，他还自行编写了《格物入门》，作为学校的教材。同治四年二月，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傅兰雅离职赴沪后，经蒲安臣和威妥玛的推荐，他又兼任了同文馆的英文教习。

丁韪良的另一项世俗活动是向中国介绍国际法。在上海传教期间，他就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的推荐，着手翻译美国学者惠顿的《国际法原理》一书，该书出版于1836年，是当时在各国外交界享有盛誉的一部权威性著作。来到北京后，他向蒲安臣和赫德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同治二年，总理衙门要求蒲安臣推荐一部为西方国家公认的国际法著作，蒲安臣随即推荐了丁韪良的这部译稿。清政府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等看了译稿后，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根据丁韪良的请求，总理衙门特地指派四名章京协助他修改、润色了译文。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拨银五百两，将这部译稿交付京都崇实印书馆刊行，在正式出版时，丁韪良将原书名改为《万国公法》。长老会纽约总部对于丁韪良的这项与传教无关的活动曾表示怀疑和不满，丁韪良则强调：“我虽然不敢将它的影响和翻译《圣经》相比较，但我敢肯定，让清政府懂得国际规则和国际义务，其结果将是有利于布道工作的。”美国政府则对于他的这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国务卿西华德强调，让中国政府接受万国公法，是对西方文明在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在这以后，丁韪良又在同文馆开设了有关国际法的课程，并与中国学者合作，陆续翻译了《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陆地战役新选》、《公法新编》等一批国际法著作。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国际法成了继西方兵工、格致等学科之后在中国广为传播的一门学科。

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政府根据赫德的推荐，正式任命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他的职责是全面主持学堂的教学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先后工作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极力按照美国的学院模式对同文馆加以改造。他将同文馆的学制改革为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其中五年制学员主要学习数学、物理、国际法等专业课程；八年制学员前三年集中学习外语，后五年转入专业知识学习。在学生来源上，他改变了先前只招收八旗子弟的做法，同时招收汉人子弟入学，并不断扩充办学规模。在专业设置和教学设施的添置方面，同文馆陆续增设了德文馆、格致馆和医学班，设立了藏书阁、博物馆、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以及天文台，成立了翻译处，开设了印刷所。他自称是同文馆的“保姆”，清政府也因为他在任职期间的业绩，于光绪十四年（1888）授予他三品顶戴。光绪二十一年，他因病辞去同文馆总教习职。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期间，清政府决定成立京师大学堂，经李鸿章和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推荐，丁韪良又被任命为西学总教习，并赏加二品顶戴。由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位置上他没能有更多的作为。光绪二十八年，新任管学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校长张百熙以经费困难为由，将他和其他外国教习全部解聘。

丁韪良的上述活动，同样引起了教会内部“基要派”或曰“保守派”的不满，他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命，是因为希望开辟一个比在北京街旁教堂能发挥广泛得多的影响的场所。”同治八年十一月，在接受清政府任命后不久，他向长老会差会部正式提出了辞去传教士职务的申请，但同时他又强调：“在思想上我仍然是一名传教士，并且按照我所认为最有效的方式为教会的利益而工作。”光绪十六年，他将他所认为的这个最有效的方式概括为一个公式，即“孔子加耶稣”，他强调基督教和儒教是相通的而不是对立的，“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一个明智的儒者把基督作为普世之光来接受，而这并不需要他抛弃对孔子的信仰”，一味区分耶稣或孔子，只能将人们排斥于基督之门外。在光绪二十五年京师大学堂开学典礼上，孙家鼐为了照顾外国教习，同意他们不必参加祀孔典礼，但丁韪良还是自愿带着其他外国教习一道向孔子灵位脱帽鞠躬致礼，并强调此举意在“向这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象征表示敬意”。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丁韪良躲进了英国驻华使馆，并在那里发表了一封“告基督教世界各国书”，声称“我们是异教徒狂暴下的牺牲者”，同时提出了“以华制华”的方案，即放逐慈禧，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力；取消戊戌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法令和人事任命，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成立一个各国联合委员会监督清政府；各国划定在华势力范围并指派代表控制势力范围内各省督抚的行动。这个方案的实质是保留清政府中开明、改革的势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将其置于列强的控制之下，以保障列强的在华特权和利益。这个方案清楚地表明了丁韪良在华从事的种种世俗活动，目的并不是中国的文明和进步，而是扩张包括传教在内的西方在华各项权益。

光绪三十二年，丁韪良主动向美国长老会差会部请求，继续去中国担当传教士，为长老会所批准，时年已七十九岁。次年在上海出席基督教来华传教百年大会时，他仍强调：中国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只有接受西方用大炮送来的基督教文明，才能进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

1916年，丁韪良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九岁。

戴德生（1832—1905）　英文名James Hudson Taylor。他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巴因斯力山区，祖父和父亲都是基督教新教卫理公会的会友，母亲是牧师的女儿。当他还在娘胎里时，父母就决定如果生的是男孩，就将他奉献给上帝。他出生后，受到了严格的宗教教育，十七岁时受洗成为基督的信徒，同时遵照父母对上帝的许愿，决心到海外去当一名传教士。在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由英国伦敦会派往中国传教的麦都思牧师撰写的一本名为《中国》的书，对中国有了初步了解，并对书中介绍的借行医以传教的方式产生了兴趣，进而通过姨母介绍，到赫尔市的哈迪医师诊所去当助手，借以学习医药方面的知识。1851年，他主动写信给伦敦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申请前往中国传教。在申请表中，他对自己作了如下介绍：

一，我知道我确已重生。

二，我今年十九岁，未婚。

三，关于健康。我没有害过大病，但也不算强壮。

四，关于职业。除了在银行里当过九个月的学徒外，我都在父亲开的药房里当助手。

五，关于教育程度。我在家里读书到十一岁，然后进学堂读到十三岁，然后进入父亲的药房。除了固定的功课外，我自修了拉丁文、几何、代数，也学了点希腊文、解剖学和生理学。

1852年9月25日，他辞去哈迪医师诊所的工作，在皮尔士的帮助下，来到伦敦一家医院进修。1853年6月4日，中国协会（此时已改称中国布道会）批准了他去中国传教的申请。

1854年3月1日，即清咸丰四年二月初三日，戴德生从利物浦乘船来到上海。当时正值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之际，他没能找到中国布道会的代表，却受到了在上海的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雒魏林的接待和帮助，还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麦都思牧师。初到上海时，他的处境十分窘迫，由于语言隔阂，对外交往很难开展；布道会提供的八十英镑年薪，连像样的房子也租不起；加上处于战争环境中，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一面靠教习英文、替人看病谋生，一面加紧学习中文。当年十月二十二日，他还闯入上海县城，求见小刀会将领陈阿林，营救他的中文老师的亲属，并试图劝说小刀会接受西方提出的调停条件。

从咸丰四年年底开始，戴德生先后十次潜往上海附近的城镇和农村，采用散发布道小册子、施医给药等方式，进行非法的旅行布道。在第六次旅行布道时，他本打算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当行至离镇江约六十英里处时，因船工拒绝继续前行被迫返回上海。为了便于开展活动，自第八次赴浙江海盐布道始，他按照清代习俗剃去了四周的头发，只留下中间一簇圆顶，并染成黑色，再装上一条假辫子拖在身后，并换上一身中国服装。在第九次旅行布道时，他来到了崇明岛，在那里租屋开了一间诊所，准备作为传教据点。当地官员发现后，向英国驻沪领事发出抗议照会，英国副领事赫维福不得不召回了他，并告诫：“按照中英条约规定，英国人只可住在五口通商之地，如有违背，得处以五百美金罚款。”

咸丰六年二月初六日，戴德生和另一名英国长老会牧师宾威廉一道，从上海乘船来到汕头，准备开辟新的传教据点。可是因为汕头当时尚不是通商口岸，他在那里逗留了近四个月仍无法立足，于是又转赴宁波，在另一名英国传教士派克开设的诊所里住了下来，一边行医，一边布道。在那里，他结识了在一所教会女塾教书的玛利亚·戴尔小姐，并于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在宁波英领馆举行了婚礼，主婚人是时任领馆翻译后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

咸丰十年，在中国度过了六个年头后，戴德生因患肺结核病，携妻返回英国。他此次回国的目的，一是度假治病，二是利用《天津条约》给予传教士可自由赴内地传教的特权，动员更多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在经过了长期的活动后，戴德生于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初五日以“中华内地会”的户名向伦敦一家银行存进十个英镑，从而宣告了中华内地会的创立。此后，他陆续募集了数千英镑的捐款，并吸收了二十余名自愿传教人员。同治五年四月十三日，戴德生带着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再次前往中国。

戴德生创立中华内地会的意图是，充分利用中外不平等条约给予传教士的特权，以“前进和深入”为目的，到中国腹地去“树立十字架的旗帜”。为此，他强调：中华内地会是一个跨宗派的差会，任何宗派都可以参加；是一个国际性的差会，任何国家都可以出人、出钱；中华内地会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吸收教徒，而在于以最快的速度将基督福音传播到中国各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要求会员在生活、言语、衣着等方面尽量中国化，以便和中国人打成一片；同时强调会员没有固定工资，必须发扬献身精神。而在活动方式上，他规定会员每进入一个新的省份后，先在省城建立起布道站，然后迅速向周围的府、县扩展，接着再深入到乡村进行活动，而将巩固教会势力的工作留给后继的教派去进行。换言之，中华内地会在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所起的将是先遣队和播种机的作用。

同治五年九月，戴德生带领最早的二十余名内地会会员来到浙江省城杭州，在那里建立了传教基地，然后便向台州、温州、金华等地深入发展传教势力。接着，他又将目标投向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开辟了新的传教据点。同治七年七月，戴德生在扬州强行租赁房屋，设堂传教，引起当地文武生员的强烈不满，愤怒的民众进而包围并捣毁了他的住所，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扬州教案。此后，戴德生不时奔走于英国和中国之间，募集资金，组织新会员来华传教。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十四日，戴德生在伦敦成立了中华内地会谘议委员会。同治十三年夏，他乘船前往武昌，准备开辟华中传教基地，不慎从舷梯上跌落下来，造成下肢突然瘫痪。此后，他便更多地坐镇武昌，指挥会员向各地进军。光绪元年（1875）春，英国政府派遣探险队沿缅甸伊洛瓦底江深入到中国西南边陲省份云南，他获悉后也派出了两名传教士随队前往，准备开辟新的传教据点。第二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他又发出了向中国西北和西南进军的指令，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中华内地会便在山西、陕西、甘肃、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九个省区建立了传教基地。

光绪三年，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德生亲自与会并发表演讲，重申内地会的目标是前进与深入中国内地，强调由内地会开辟的每一个新的传教据点，都可以由任何一个宗派的传教士前往接替，以便让内地会成员再深入开辟更多的新据点，并呼吁基督教各宗派为发展在华教会势力而共同努力。光绪十一年，戴德生再次调整并加强了内地会组织，增设了中国谘议委员会，在上海建立了中国总部，指定了各省的主任，并在安庆开设了一个中央训练所。次年冬，戴德生又主持制定了《内地会工作大纲和施行细则》，分发各地会员一体遵行。光绪十四年夏，戴德生应邀访问美国，与美国有关人士商定设立了中华内地会北美谘议委员会，并接受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此后，戴德生在瑞典、德国等地也陆续设立了内地会的谘议委员会，使内地会成了真正的国际性的差会。光绪十六年，在华基督教各差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戴德生被推举为大会主席。这次会议发出了要求各基督教差会派遣总数为一千名的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呼吁。经过戴德生的不懈努力，中华内地会在中国的势力迅速壮大。到十九世纪末，中华内地会在中国已拥有约六百五十名传教士，二百七十个传教据点，五千余名教徒，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差会。

在基督教会内部，戴德生属于基要派、福音派或曰保守派一类传教士，在神学思想上他十分强调信徒在精神上和灵性上对基督的信仰，而将物质上的需求置于次要地位。因而，当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一批被称作自由派或曰世俗派的传教士沿袭利玛窦、马礼逊等人的传教方式，极力通过兴学、办报、设医、译书来推进传教事业时，戴德生却在世俗事务和神圣事务之间划出了一道严格的界限，即世俗事务只有在能促使人们归主时才值得一做。在布道目标上，他强调应促使人们信仰上帝，以求得“灵魂的得救”。在布道手段上，他主张直接借助于《圣经》和祈祷，拯救中国人的心灵。在布道途径上，他不赞成把文字布道放在首位，而强调应以巡回布道为主，坚持在内地和边远地区向普通民众传教。在布道组织上，他强调服从与统一，反对独立地和自由地从事布道活动，因而在内地会内部，他拥有“新教的教皇”之称。在布道成员的选择上，他虽然不忽略学识因素，但更重视宗教信仰，在他看来，深入内地和下层民众中去传教，更多需要的不是高深的学问，而是宗教热忱和献身精神。在布道原则上，他强调对于耶和华崇拜以外的任何崇拜，都不能加以宽容，反对向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妥协。光绪十六年发生在他和丁韪良之间的一场争论，充分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这一年的上海会议上，丁韪良托李佳白代为宣读了题为《祖先崇拜：一个请予宽容的恳求》的论文，主张准许中国信徒祭祀祖先。戴德生率先表示反对，他慷慨激昂地指出：“祭祖一事，自始至终，自顶及踵，每件相关的事，皆系偶像崇拜，除了耶和华，敬拜任何人物，都是败德和拂逆上帝的做法。”并强调，不但丁韪良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甚至讨论“容忍祭祖”这样一个命题本身也是不能容忍的。他向与会者呼吁，凡是反对丁韪良立场的人均起立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戴德生获得了广泛的响应。

由于年事渐高，活动不便，戴德生于光绪二十八年辞去了内地会主任职务。光绪三十一年赴各地视察教务时，于五月初一日在长沙突然病故，死后遗体埋葬在镇江。这一年，内地会在中国已拥有八百四十九名传教士以及遍布各地的两万余名信徒。

评：教会势力是晚清遍及中国社会的一股特殊势力。马礼逊是开路先锋。戴德生作为基要派的代表，致力于深入内地乡村，用耶稣来拯救中国人的心灵。丁韪良作为世俗派的典型，则活跃于中国官场和士大夫中间，力图采用“孔子加耶稣”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他们的传教方式有异，对晚清中国所起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同。然而，当他们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以条约权益为护符强行闯入中国，进而将他们的传教利益与西方列强在华侵略利益融为一体时，他们的救世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与魔鬼的距离也就不远了。值得肯定的倒是，他们作为传教媒介引进中国的先进的西方文化，对于晚清社会的革新和改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