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铁器、灌溉以及规模经济

虽然在秦汉时期，有90%的人口从事着农业生产，但是很少有关于农民的史料记载。知识精英们更喜欢描写五彩斑斓而又充满乐趣的城市生活以及朝廷的明争暗斗。农村的生活维系于土地之上，散发着粗鲁和野蛮的味道。然而，神农氏被称为汉代神话中农业的发明人，战国时期文化传统中的先圣——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靠亲自耕种养活自己。汉代早期的哲学著作《淮南子》认为神农氏是一位制定法律的人：“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

有些作者以这个信条用来支持秦帝国，因为它的立国方针就是建立在对农耕家庭生产力的依靠，以及抑制商人财富的增长之上，而且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汉朝。农耕还被发展为一种极其稀有的“籍田”礼，汉朝皇帝手扶着犁，象征性地犁三下，以表示农耕季节的开始。然后高级官员们也轮流进行，用这种模仿动作来表明朝廷对农业的重视。皇后也有类似的仪式，她模仿嫘祖进行纺织，象征从事蚕桑业的第一人。虽然这两种仪式并非经常举行，但帝国的确在寻求各种政策，来保持一种由小农和自由农构成的农村社会。

在秦帝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好几种重要的技术革新被引进，包括灌溉系统、施肥，以及诸如畜拉犁等铁农具。其中有机肥至关重要，它提高了收成，根据公元前3世纪的论文总集《吕氏春秋》的记载，有机肥能够“变薄田为良田”。但是，新技术的引进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铁犁头能够耕得更深，尤其是用两头牛拉犁的时候，陶砖有助于灌溉井的修建，但是汉朝在采用新技术方面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别。历史文献中记载了那些先进技术仍然没得到使用的地区，以及那些官员们力图发展、鼓励新技术的地方。

比如，在西汉初期，农民们在田地里先用耙子把土块打碎，疏松土壤；然后用一个铁锹挖一个犁沟，或者深渠（即“圳畎”，大约8英寸宽），每两个圳畎之间有一个比较宽的垅（大约65英寸宽）；之后把粟（小米）、小麦或大麦种子播在垅上；之后当庄稼抽枝、立在圳畎中时，除去多余的株茎，或者把它们耨得稀疏一些。这个圳畎也用于对庄稼进行灌溉，水顺着圳畎可以直接渗入庄稼的根部。在这个系统中，除了最初疏松土地之外，牛和犁很少被用到，所以大多数农民并没有这些农业工具。

汉武帝统治时期，赵国推行了一种新的农业方法——“代田法”。庄稼地里的沟渠“圳畎”被加宽，种子播种在圳畎底部，而不再是垅上。在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垅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圳畎中，禾苗根系就可以培壅得很发达，夏天时可耐干旱。到了仲夏时节，垅上的土已经削平，圳垅已经相齐。翌年，圳畎和垅的位置就颠倒过来（因故名之曰“代田”），这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土壤肥力，减少施肥的需要或者抛荒。自此就避免了过去把种子播在垅顶部，结果被风刮走的情况，土壤中的水分也更容易得到保存。耕牛的使用则使得与以往相同的劳力可以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

在都城附近，在那些通常由即将被政府遣散的刑徒们耕作的国有土地上，政府官员引入了这种生产力的改革，需要很大的资本投入。只有有钱使用两头牛和铁犁的农民可能使用它。（图8）虽然在理论上，一群贫穷农民可以集资购买耕牛和铁犁，但是因为所有权、饲养牲口和维护工具的责任等问题的存在，农民集资购买和使用工具在现实中并不可行。因此，富裕农民或者地主在生产力方面就比他们周围贫穷的农民享有更大的优势，贫穷农民每年使用木制工具手工操作，和富农、地主的差距越来越大，有时无法避免地会遇到农业歉收年份，他们几乎就挣扎在死亡线上。

砖内衬砌法的引用意味着水井能够挖得更深，汲取到更多的水。华北平原，特别是黄河冲积平原地区，水利灌溉主要依靠这种井水。这种灌溉技术的进步和铁犁的使用一样对农业产量大有影响。富裕农民能汲取更深的地下水，获得更多的水资源，这使他们获得更好的收成，忍耐较低的降水量。小农户为帝国对外战争缴纳的赋税日益增长，又缺少资本挖掘深井，不久就会负债。借高利贷注定着钱一旦借了，就几乎没可能偿还。因此，很多农民被迫卖掉他们的土地，或者把土地抵押给一位地方权贵，自己则变成这位权贵的佃农。但是，由于新技术使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力需求降低，土地所需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很多农民最终完全被迫离开了土地。

赵过发明的“代田法”需要两头牛和三个人来协同操作，东汉的农民则发明了一个牛鼻环，它能使一个人控制两头牛和犁。当农民们发明了一种复合犁和播种机械“耧车”，一个人就能够在犁地的同时完成播种。但是，问题依旧存在，这些技术进步只有那些富有之家及其佃农能够获得。随着这些相对优势逐步增长，更多的农民被迫离开了土地。

图8 四头牛拉着铁犁，一人扶犁，在他左右还有一个人在担水，一个人在锄地

农业生产方式上只有极少的步骤被机械化了。平整土地、播种、施肥、灌溉、收割等仍然采用陈旧的、高强度的劳作方式，靠双手来完成。通过高资本投入来获得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只对犁地和播种是可能的。

长江流域具有极其不一样的农业和相关的社会历史。潮湿的南方很少经历干旱。这个区域最大的麻烦是水太多，大量土地是泥泞的沼泽，直到东汉灭亡，当新的排水技术得到发展时，这些土地才得以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农民焚烧野草丛林，留下的是肥沃的草木灰，然后在土里种上水稻，再把水灌入这块地。当植物开始长出来一点儿时，清除杂草，继续给水田灌水。当时还没出现后来中国和日本的做法，即把禾苗从育秧的特殊秧田里移植到水田。依靠烧荒来获取肥料的这种做法，使得土地必须每隔一年就进行抛荒，只有这样，庄稼才能长得好。结果是这里的产量相对北方来说是比较低的。

尽管如此，北方地区的农民因水灾而逃荒，或者为躲避战乱，迁徙、定居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南方地区种植水稻的土地面积在逐渐增长。由于这些难民中的多数都是贫穷农民，水稻生产技术很少得到大的投资，地主也没有北方地区那么普遍。一些地方有实力的家族率先引进了一种新的灌溉方法，他们把一个小的峡谷的一端修成水坝，这样就制造了一个湖，这个湖里的水就可以通过水闸放水进行灌溉。然而，主要的问题是排涝，而非灌溉，因此，这种技术变革并没有改变南方的农业。直到公元4世纪早期，当大型灌溉成为可能后，豪强大族数量才出现明显增长。在那以后引进了一种新的排水技术，它使得大片土地得以开发，也鼓励了地主所有制的发展。

秦汉时期几乎所有在后代留有文字作品的人都承认，国家经济发展优先考虑的是刺激农业的发展并保护农民。如同近代欧洲早期的重农主义者，他们认为农业是财富的真正唯一来源。制造业和商业如果不认真加以控制，就会威逼利诱农民远离他们耕种的土地，或者使他们堕落成佃农，而不再向国家提供赋税和劳役。虽然有些思想家强调劳动力分化所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之所以被学者或者官员们强调，也只是用来证明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非商人。

到了战国时期和早期帝国时代，农民向皇族和他们的官僚交纳赋税并服役，为其提供所需的物资和劳力。向商人征税则要困难得多（这在任何社会都一样），因为他们的财富很容易被隐藏。一位农民的土地是可见的，容易测量，不可能转移，而且这块土地每年预计的收成也能够直观地计算出来。一个商人能够把他的财产用商品或货币的方式隐藏起来，或者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根据申报的财产为征税可以临时允许政府从商人中抽税，但是只有让他们投资到土地，或者变成地主时才可能实现。反之，地主所有制减少了登记在册的农业人口，削弱了国家赖以持久的基础。根据申报的财产来强制征税还要冒险在政府和豪强大族之间引发一场战争。到了武帝统治时，这种强制征税的方式就被废除了。

因而，一种关于帝国财政基础的精确观念，伴随着有关生产力基础的错误观念（把农业视为唯一财富来源的观念），促进了旨在削弱商业贸易，约束地主所有制以及保护中小农民的政策，但是该政策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的，却和后两者是相抵触的。

在秦和西汉高祖时期，赋役有好几种形式。每位年龄在15到70岁之间的成年男丁，都由国家登记在册。任何身高比特定身高标准矮的人，都被登记为“侏儒”，只给他们分配较轻的任务，或者被登记为残疾人，免除一切劳役。到公元前186年，男丁在20至24岁时要进行登记，而且要依据他们的父亲在“二十等爵制”中的级别，他们在58至65岁时，国家会在某种程度上免除他们的劳役。其次要依靠他们自己的爵位等级。法律没有规定妇女提供强制劳役，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她们也会被征募为国家建设服务。

被登记在册的男性一生中必须为国家服两年的兵役，一年在都城或者前线为“正卒”，另一年则在他们自己的郡县里担任常规军人，即“戍卒”。被挑选出来的个人都被训练成“材士”（精于弓弩）、“车骑”或“楼船士”。这些士兵都比普通士兵享受到更高的爵位和薪水。在服役结束之后，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每年为国家服役一个月，即“更卒”。每家只有一名成年人真正被征召前去服劳役，而且那些级别高于九级的（也就是官员或贵族），或者向国家交了一定数量钱的人，以及那些被皇帝赦免义务的人，都将被免除劳役。人们并不认为这种强制劳动与军中服役两年没有联系，它们都是帝国义务体系的一部分。

虽然所有自由男丁都要为国家服兵役，但正规军都是从三个精英团体中抽取兵丁：材士、车骑以及楼船士。其他士兵主要从事运输、警戒，或者担任卫兵，但是在战场上拼杀的压力主要由经过特别训练的精英军队承担。把武装力量分成训练有素的、从事关键性拼杀的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军队以及辎重转运的军队，是战国时期流行的做法，秦朝继承了下来。

除了在前线服役之外，军队还担负着守卫疆土之责。每年的第八个月，每个郡县都会在郡（县）尉的指挥下举行阅兵仪式，向郡县的最高长官（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展示他们的军事技艺。历年的训练项目和阅兵，能够保证这支特殊的农民队伍娴熟地使用武器，成为一支地方警察部队，有效打击大规模的流氓犯罪，或者抵抗小规模的敌人入侵。

一个普通农民通常能接触到的国家官员都是地区级的官员。一个地区通常包括一个有城墙环绕的镇，地区人口在1万到2万人之间。虽然人口数量很低，但对官员来说，他们不可能在任上和大部分的民众面对面相遇，因此，他们就依赖于地方显贵大族以取得后者的支持。然而，为了缓解农民的困苦，或者哪怕只是短期内减缓农民濒临破产、沦为佃户的命运，在饥馑的年份，一些地方官也会开仓放粮，在发生灾难的时候，则向百姓散发朝廷赈济的现钱。

这些活动经常被记录在一些石刻上，以赞颂某些官员的美德。比如东汉一位官员曹全，“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抚育鳏寡，以家钱籴米粟，赐癃盲……惠政之流，甚于置邮，百姓襁负，反者如云，辑治屋，市肆列陈，风雨时节，岁获丰年，农夫织妇，百工戴恩。”

虽然这些刻辞都是碑主人（逝者）的亲属或者下属所写，似乎并不可靠，也并非是民众的感受，但是很有可能存在一些地方官员比那些朝廷的长官更能保护他所管辖区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