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崔骃　王符　仲长统

崔　骃（？—92）　字亭伯，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曾祖舒，历四郡太守；祖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候补京官，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崔篆却认为儒士不宜担任武职，他自劾有过，辞归故里。当时崔篆兄崔发以佞巧得宠于王莽，位至大司空，篆母师氏通经学及百家之言，王莽待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王莽后以崔篆为建新大尹（即千乘太守，治所在今山东高青县），崔篆被迫就职，托病不理政事，三年未至郡内各县视察。后因门下掾倪敞谏，崔篆才勉强颁布春令。他所至各县，监狱皆人满为患。崔篆颇为感慨地说：“刑罚失当，使无辜者遭殃。这些人有何罪过，竟然落入如此悲惨的境地？”于是他甄别案情，释放了二千余人。掾吏担心他因此获罪，他却坦然回答：“如果我一人被杀而使二千人得救，我是心甘情愿的。”随后称病离职。

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许多朝官举荐崔篆，但他因为自己的家族曾获王莽重用，有愧于汉朝，所以一直没有出来做官。崔篆死后，其子崔毅也始终隐居不仕。

崔骃即毅之子，他十三岁已通《诗》《易》《春秋》，亦明百家之说，而且善于撰写文章。崔骃年轻时游历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由于他专心读书，对仕途未曾留意，所以当时有人讥笑他过于超脱。他仿照扬雄《解嘲》，作《达旨》一文，表示不愿与追逐名利之徒同流合污。

元和年间，章帝依循古理，巡行四方。崔骃作《四巡颂》，文辞典雅优美。章帝一向喜欢文章，对崔骃的颂文极为欣赏，他问侍中窦宪是否知道崔骃，并批评窦宪看重班固而忽视崔骃的做法，如同叶公好龙。崔骃借此机会去拜访窦宪，窦宪匆忙出门迎接。他笑着对崔骃说：“亭伯，我奉诏与您交往，您可不要对我太冷淡啊。”随后，他请崔骃入座为上宾。不久，章帝至窦宪宅，恰好崔骃也在窦家，章帝要召见崔骃，窦宪认为皇帝不应会见平民。章帝猛然醒悟道：“我能让崔骃天天在身旁，何必想见而不可得。”打算授予崔骃官职，令其经常在宫中，但事未施行，章帝就去世了。

和帝即位之初，窦太后临朝，窦宪以国舅身份执掌大权。崔骃致书窦宪，劝其以前朝外戚王莽诸家倾覆之事为鉴，力戒骄傲，保族全身。

窦宪拜车骑将军，辟崔骃为掾，宪府权重一时，掾属三十人，皆为故刺史、二千石，只有崔骃是处士，而且年纪又轻。窦宪恣意妄为，崔骃屡次劝谏。窦宪远征匈奴，崔骃为其主簿。窦宪于途中多有违法之事，崔骃前后数十次奏记，给予严厉的批评。窦宪对此难于容忍，与崔骃逐渐疏远。他察崔骃高第，将其改任长岑（今朝鲜长渊北）长。崔骃受到窦宪排斥，心情颇为不快。他拒绝赴长岑就任，径自返回故乡。永元四年（92），崔骃死于家中。

王　符　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少好学，有志操，与当时名儒马融等人关系密切。安定有轻视妾子之俗，而王符之母地位微贱，因此他为乡人所鄙薄。

东汉和、安之后，世人以做官为荣，当权者互相提携。王符为人耿介，不愿随波逐流，所以一直官运不畅。他胸怀积愤，隐居著述，针砭时弊，成书三十余篇。他不肯显露姓名，故将此书定名为《潜夫论》。

王符在《潜夫论》中认为万物出于“元气”：上古时元气无形，万精混一，此后元气自化，生成天地万物。王符反对东汉以来流行的谶纬之学，指出依赖符瑞治国，终将导致覆亡。他抨击时弊，指斥世风，声言：“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提出“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希望统治者崇本抑末，爱惜民力。

东汉名将、度辽将军皇甫规籍贯也在安定，他于桓帝延熹年间解官还乡。皇甫规的一位同乡靠行贿做了雁门（治所在今山西代县西北）太守，当时也去职返家。此人拜访皇甫规时，皇甫规坐在屋里不肯出迎，两人见面后，皇甫规又对他冷嘲热讽。不久，仆人通报王符来访。皇甫规早已闻知王符的名声，慌忙起身迎接，甚至来不及穿好衣鞋。皇甫规拉着王符的手，将其请进室内同坐，气氛极为欢悦。时人议论此事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儒生。”赞许王符、皇甫规之间的情义。然而王符最终未能入仕，死于家中。

仲长统　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西北）人。他年轻时十分好学，广泛涉猎了各种书籍，文章也写得很出色。二十多岁时，游学青、徐、并、冀诸州，与他交往的人，大多对他的才学颇为惊异。

并州刺史高干是袁绍的外甥，一向名气很大。他招揽四方游士，归附者人数甚多。仲长统也到了并州，高干给他优厚的待遇，并向他询问对形势的看法。仲长统说：“您有大志却无雄才，好士却不能择人，令人颇为担忧。”高干自视甚高，根本听不进仲长统的意见，仲长统于是离他而去。不久，高干在并州叛乱，为曹操所败，并、冀之士因此都极为钦佩仲长统的远见。

仲长统为人洒脱，不拘小节，有人称他为“狂生”。州郡每次征辟，他都托病不出。他认为那些追随帝王的人，都是打算立身扬名，然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只有悠闲自得地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愉快，所以他有意寻找清旷之地，并撰文描述其理想中的住处。

尚书令荀彧对仲长统大为赞赏，将其举为尚书郎。此后，仲长统又参丞相曹操军事。他谈古论今，感慨颇多。他将自己的看法汇集成书，名曰《昌言》。《昌言》一书分为三十四篇，共计十余万字。

仲长统在《昌言》中，为曹操以宰相身份独揽大权积极制造舆论。他回顾了周秦以来宰相制度的发展，提出“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他认为东汉光武帝虽然设置三公，但实际权力却归于尚书台，此后三公之职，只是备员而已。外戚、宦官交替擅权，更加剧了汉王朝的政治危机。而且东汉选举三公，看重清悫谨慎，因此所选多为平庸之辈，难于承担拯国救民的大业。

《昌言》尖锐指出：光武防范外戚，数世之后便无法实行。帝王任人唯亲，信用“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所以“未若置宰相自总之”。而且，帝王委人以政务，就不应与之联姻；一旦联姻，便不可再使执政。对于东汉一朝政治上的教训，做出了深刻的总结。

他反复为曹操时期的政治结构辩护，批驳了那种认为“政在一人，权势太重”的说法。他明确提出：“人实难得，何重之嫌？”东汉窦宪、梁冀等人权重一时，然而汉帝一言之诏，就将他们迅速清除，可见大臣权重并不可怕。东汉一朝，屡屡重用宦官、外戚，如果对此听之任之，反而去责备宰相专权，那是完全讲不通的。

评：东汉安、桓之际，政治风气逐渐败坏，王符不屑迎合权贵，仕途滞碍不畅，他以“潜夫”自居，激烈抨击时弊，表达了士大夫群体的愤懑之情。仲长统主张扩大相权，抑制外戚势力膨胀，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汉魏之际的政治变局。仲长统本人，也成为曹操集团的主要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