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对外交流



在西汉以前，秦国故地与西方的联系可能已经存在，但没有形成稳定的交通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华夏诸族与外界隔着众多非华夏族，从中原通向西方必须经过戎人、羌人、匈奴、西域诸族的地区，向西南则要经过西南夷诸族的地区，在各民族间还处于隔绝或仇杀的状态下，利用和穿越对方地区自然是非常困难的。直到汉武帝初，这样的条件还没有改变。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大月氏原来生活在敦煌和祁连山间，后在匈奴的攻击下被迫西迁，匈奴将大月氏王的头割下，制成盛酒的容器。在乌孙的驱逐下，大月氏又迁至妫水（今阿姆河）。大月氏恨透了匈奴，但因无人援助，无法报仇。汉武帝得知后，就产生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想法，下令招募出使大月氏的使者。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率领甘父等一百多随行人员出使，从陇西郡出境。在经过匈奴地区时，张骞一行就被扣留了，送往单于驻地。单于说：“月氏在我们北面，汉朝怎么可以派使者去呢?要是我派使者到南越去，汉朝能让我过吗?”风景画鉴赏他将张骞留下，还给他娶妻，以便他不再离开。张骞虽然有了妻儿，但始终保持着朝廷颁发给他的使节，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甘父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堂邑侯的一名家奴，他善于骑射，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十多年后，匈奴人已放松了监视，张骞和甘父等人终于得到了逃脱的机会，继续西行，经过几十天的艰难跋涉，终于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达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大宛王早已听说汉朝十分富强，却一直无法交往，对张骞的到来很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宛王将他们送往月氏，答应回汉朝后将给予厚礼报答。大宛王派向导和翻译，将他们送至康居，又由康居送至月氏（今阿富汗北部）。这时月氏人已打败了大夏，在此安居乐业，对向匈奴复仇毫无兴趣，张骞逗留一年多仍不得要领，只好返国。他们经河西走廊，想通过羌人地区回国，但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单于死，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匈奴妻子和甘父逃回汉朝，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长安。

尽管张骞没有能完成联络大月氏的使命，但他为汉朝提供了大量的前所未闻的信息，也在西域传播了汉朝的情况。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就是根据张骞的见闻编写的。

张骞直接向武帝报告了他在西域的见闻，介绍了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的情况，使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闻所未闻，大开眼界：

大宛产蒲陶（葡萄）酒，多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

于阗以西的河流都向西流，注入西海；于阗以东的河流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的水在地下暗流，向南流出地面后就成为黄河源。这一带盛产玉石，黄河流入中国。

乌孙与匈奴风俗相同，能弯弓射箭的有几万人，勇敢善战。以前服从匈奴，现在强大了，对匈奴不即不离，不肯再去参加朝会。

安息在大月氏西数千里，百姓定居，从事农业，种稻麦，产蒲陶酒。像大宛一样有城市，大小有数百个，疆域有数千里，是那一带最大的国家。在妫水（阿姆河）流域，有市场，百姓用车、船做买卖，贸易的国家远达数千里。用银币，上面铸着国王的像，国王死了银币也要更换。文字写在皮革上，都用横写。安息西面是条枝，北面有奄蔡、黎轩。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面临西海（地中海），气候湿热，百姓种稻。有一种大鸟，产的蛋像瓮那么大。国人善于变幻术。安息的长老传说条枝有弱水和西王母，但没有见过。

但由于匈奴还挡在汉朝与西域之间，武帝一时难以有所作为。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向武帝提出招引乌孙人回河西故地的建议，他说：“现在匈奴刚被我们击败，河西的昆邪王旧地空着，‘蛮夷’都贪图汉朝的财物，如果此时能够花大钱笼络乌孙，招引它东归故地，与汉朝结为兄弟，它肯定乐意听从，这样就断了匈奴的右臂。一旦与乌孙结盟，它西面的大夏等国就都可以招来当属国。”武帝封张骞为中郎将，派他再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300人，每人备马两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织品，还有多名副使随行，准备在交通方便的情况下，分别派往周围各国。张骞到达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正值该国内乱，乌孙人也不愿与匈奴为敌，但愿意与汉朝联系，派使者随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回长安。张骞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扦弥等国（今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新疆西部），一年多后也陆续带各国的使者返回。此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不绝。

张骞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但建立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直接联系，他“凿空”（开通）西域的功绩受到朝野的高度赞扬，张骞在西域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各国都知道“博望侯”（张骞的封爵）的大名。“丝绸之路”从此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

丝绸之路的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是指两汉时期与中亚河中地区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以后的研究成果又将这条道路的西部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

中国的特产丝绸传入中亚和印度，远在秦汉之前，但直接的贸易道路却开始于张骞第二次从西域返回以后，不过直到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才保持畅通。

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西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达今罗布泊西北的楼兰。至此分南北二道：北道向西沿今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经乌垒、轮台、龟兹（今库车县）、姑墨（今阿克苏市）至疏勒（今喀什市）；南道经鄯善扜泥城（今若羌县），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和田市）、皮山（今皮山县一带）、莎车（今莎车县）至疏勒。东汉迫使北匈奴西迁后，开辟了“北新道”，即由敦煌北至伊吾，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龟兹，再循北道至疏勒。自疏勒西行越葱岭，经今费尔干纳盆地，渡阿姆河，直到地中海滨。由此沿地中海西南行，可达犁轩（黎轩，今埃及亚历山大）。自疏勒直接西穿阿莱高原，经今阿富汗，也可与上述一路会合。另一条沿南道从皮山西南，经悬度（今达丽尔）、睘宾（今阿富汗喀布尔）至乌弋山离国（今锡斯坦），东汉时称为“睘宾乌弋山离道”。以下或沿陆路西行至波斯湾，或南下至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出海。

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丝绸之路不仅用于丝绸贸易，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香料、珠玑、皮毛、良马、橐驼等源源东来，中原的工艺品、金属制品、铁器、纸由此西运；西域的音乐、舞蹈、杂技、佛教和佛教艺术以及中原的打井、铸铁、农技都由此而传播交流。

但汉朝与罗马帝国的直接联系却失之交臂。东汉永元九年（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他的下属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从西域都护府驻地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西南）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条支国的海滨（今波斯湾）。就在他准备渡海时，安息国（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船员对他说：“海面非常辽阔，遇到顺风也要三个月时间才能渡过，如果遇到逆风就得两年，所以入海的人都要备足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航行很容易患思乡病，经常有人死在海上。”听了这话，甘英不敢渡海，只得返回。就这样，汉朝和罗马帝国失之交臂，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的直接交往至少推迟了70年。要是甘英能有张骞那样的冒险精神的话，中国的官方使者到达欧洲、非洲的历史就应该开始于公元1世纪末，而不是一千多年以后。

安息人阻止汉朝与罗马帝国直接来往的目的，是为了垄断丝绸转口贸易的利益。但当时汉朝击败了北匈奴，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慑于汉朝的威力，安息人不敢直接阻拦，偏偏甘英被这一番话吓住了。

张骞在大夏时，曾见到过产于今四川盆地的邛杖和蜀布，并得知这些物品是通过身毒（印度）运到大夏的。这说明这一交通路线至迟在公元前126年就已存在了。汉武帝曾派使者从蜀地分四路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但由于当地民族不合作，只到达了滇（今云南滇池一带）。以后，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开通后，汉武帝对西南的道路不再发生兴趣。

实际上，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派頞整治了由四川盆地通往今云南的道路——“五尺道”。“五尺道”所经是崎岖险峻的山区，能在短期间开通只能是利用原已存在的便道、小道，这说明这条交通线的存在已有很多年代。由“五尺道”而下，就可以连接“身毒道”，即民间一直在使用的由云南经今缅甸通向印度的交通线。邛杖和蜀布并不是十分贵重的物资，如果运输成本过高，商人就会无利可图，所以这条交通线应该是比较畅通和便利的。

东汉永元九年（97年），掸国国王雍由调与汉朝联系；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将海西（大秦，罗马帝国）的幻人（杂技演员）献至洛阳。罗马人经今缅甸入境，证明的确存在着一条由今四川、云南经缅甸、印度通向西方的重要道路。这条交通线也向西方输出丝绸等物资，尤其是在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和逐渐衰落的情况下，这条交通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有的学者称它为西南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由中国大陆通往朝鲜半岛的航路早已存在，战国后期至秦朝已成为相当便捷的交通线，所以在半岛的北部和南部都有大批在当时迁入的移民。尽管徐福定居于日本的传说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早在秦朝以前，从中国大陆通往日本列岛就已存在多条航路，汉朝时从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浙江、福建都可驶往日本。东汉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的使者到达洛阳，光武帝赐以印绶。1784年，这枚金质的“汉委（倭）奴国王印”在日本福冈县出土，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

《汉书·地理志》还记载了西汉与南方海外的航路：

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沿海）障塞、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南）、合浦（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今海南岛东北部）相类。

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境）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山水画鉴赏对这些地名的今地有不同的理解，文中的一些内容也还难以正确解释，但大致可以肯定，当时从今越南中南部、广西沿海、雷州半岛出海，可以通向东南亚和南亚各地。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玳）瑁”。虽然这完全可能是罗马商人使用了使者的名义，但毕竟是罗马帝国与汉朝的首次正式交往。“使者”显然是从海路经日南进入汉朝的。

汉代与境外的交流，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物质产品，又引入了外来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发源于印度的佛教。

对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比较可信的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的一种，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博士弟子也愿意接受异国使者传经，可见这种信仰在当时已引起社会中层以上人士的注意，可以看成佛教已经传入的证据。

东汉初年，来自天竺国（印度）的僧人已经到达洛阳传播佛教。据说，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曾梦见金人飞空而来，召群臣占梦。傅毅说：“臣听说西域有神，称为‘佛’，陛下所梦，想必就是佛。”明帝派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去天竺寻访佛法，在那里遇见摄摩腾、竺法兰，邀他们来汉朝。摄摩腾与蔡情等来到洛阳，明帝亲自接见，并在城西门外建造寺院，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白马寺。竺法兰不久也到达洛阳，他很快就学会了汉语。他们都死于洛阳。当时，上层人士已有人信奉佛教，如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就奉佛。但当时还将佛教视为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

1世纪中叶，大月氏（贵霜王国）战乱不绝，大批难民东迁西域诸国，一部分迁至敦煌一带定居，另一部分人继续东迁，如高僧支谦的祖父支法度在汉灵帝时率数百人到洛阳，被封为率善中郎将。所以以后支谦被称为“河南支恭明（字）”，支氏家属在东汉末战乱中迁至江南。

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间的粟特人（或称为康居、康国）善于经商，游踪甚广，一些粟特人在天竺成为高僧，又随经商的粟特人（当时称为商胡）来到汉地，传播佛法。如灵帝、献帝时有康巨、康孟祥来洛阳，从事佛经汉译。来自康国的释昙谛在灵帝时来中原，献帝时南迁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一带）。这样，大乘佛教般若学传入中国，大量佛经被翻译为汉文。

初平四年（193年），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粮，利用公款大起浮屠寺，造铜浮屠像，用减免徭役的手段招致信徒。这是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的最早记载。

佛教传入和佛教徒来中国的主要路线是西北经河西走廊的陆路，但南方海路也是一个重要来源。如康居人康僧会，世代住在天竺，父亲因经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中部）。康僧会十余岁就出家，成为高僧后，于吴赤乌十年（247年）到达建业（今江苏南京）。康僧会显然是从海路到达交趾后再北上的。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证实，佛教由南路传入中国的时间还应大大提前。

经过汉代二百多年的传播，佛教在中原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基础，终于在南北朝时成为最主要的宗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展，周边不少少数民族人口迁入内地，境外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地区的移民也迁入内地。从事贸易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他们被称为“商胡”。由商胡输入的珍奇货物已成为达官贵人的爱好和收藏品。东汉后期，洛阳等大城市的商胡数量已相当可观。执政的外戚梁冀为了收集兔毛，曾规定百姓不许杀兔，违者处死。一位西域商胡不了解，误杀了一只兔子，结果在追查时牵连被杀的有十多人。可见商胡在洛阳人数不少，已经与一般居民无异。东汉辛延年所作乐府词《羽林郎》中描述了一位15岁的“酒家胡”（卖酒的胡人女子）受贵戚家奴调笑的事，说明胡人已在洛阳开酒店，“胡姬”已开始受人青睐。

东汉末的灵帝对“胡”有特殊的爱好，凡是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无不喜欢。在他的影响下，京城的贵族竞相仿效，成为一时风尚。这些来自境外的服饰、家具、饮食、乐器、音乐、舞蹈要引起皇帝和贵族如此嗜好，如果没有大量的传播载体——移民和流动人口，是不可能形成的。但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巨大的冲击，所以《后汉书》等正史的作者称之为“服妖”，认为是导致动乱和亡国的“不祥之兆”。

和唐朝一样，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吸引外来文化较多的时代。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开放还是相当有限的，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开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这种开放给汉朝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影响。

梅花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和乌孙对付匈奴；用兵西南夷是为了获得境外的“奇货”，在军事上牵制匈奴和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而发动对大宛的战争，除了要掠夺当地的宝马之外，还想给李广利提供封侯的机会。这些举措尽管在客观上起了开疆拓土的作用，打通了与西域、西南的交通，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但丝毫没有改变汉武帝和汉朝人的观念。更没有使汉朝得到经济上的利益，相反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汉武帝派往外国的使者一年多达十几批，每批百余人至数百人不等。这些使者除了搜罗珍宝、编造异瑞来引起武帝新的兴趣外，就是跑到外国招摇过市摆阔气，将大把大把的钱花掉，或者假公济私，自己捞好处。由他们招来的“外国客”受到武帝的特别优待，为了显示汉朝的“富厚”，武帝让他们跟着自己到处巡游，给他们大量财帛作为赏赐，甚至办起酒池肉林，大演杂技、魔术、摔跤，观看者人人有赏。又让他们到处参观粮仓库房，让他们爱什么就拿什么，也好使这些外国人在汉朝庞大的物质财富面前吓得发抖。武帝后期人口下降、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与这种挥霍性的开放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汉武帝“外事四夷”、包括派张骞通西域在内，在当时都会受到臣民的批评和反对；为什么东汉初光武帝坚决不愿恢复西域都护府，以后的君臣经常要考虑放弃西域。

山水风景图在西域商胡大批来汉朝经商牟利的同时，却没有汉朝的商人外出经商或推销商品，靠丝绸之路赚钱的是西域人和其他外国人，而不是汉朝人。除了官方的使者外，汉朝人被严格禁止出境。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汉朝为了政治、军事以外目的而派人出国的记录，也没有发现汉朝人认为需要向外国学习的言论，佛教也许是唯一的例外。

所以，甘英与罗马帝国失之交臂，看似出于偶然，其实却是必然的。即使甘英真的到了大秦，历史就会重写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因为无论西汉还是东汉，都还没有产生与境外的文明中心沟通的要求。何况甘英只是一位地方官派出的代表，并不负有正式使命，所以他半途而归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追究或舆论的不满。要是他真的到了罗马帝国，大概也不会比张骞有更大的作为。

我们不应该苛求汉武帝或其他汉朝人，因为在当时的东方，汉朝的确是国力最强大、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汉朝的资源足以供养全部人口，满足农业文明发展的全部需求，不必向外界寻求资源和市场。在张骞和其他使者行踪所及的范围内，事实上也不存在总体上比汉朝更优越、更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化文明。他们的报告使汉武帝和汉朝人更相信自己处于天下之中，是人世间最富裕、最文明、最先进的地方，也是完全正常的。

但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必须看到这些局限。如果以为汉朝的“开放，，值得我们继承，抱着汉武帝的心态看待今天的开放，那就适得其反了。汉武帝的晚年在清朝康熙皇帝之前，活到70虚岁的皇帝屈指可数，其中一位就是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间也数汉武帝最长——整整54年。与秦始皇、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相比，只有明太祖比他多活了一岁，但当皇帝的时间比他短得多。不过，这位皇帝的晚年并不如意。

在武帝时期，汉朝先后灭东瓯、南越、闽越、朝鲜，平西南夷，击败匈奴，设河西四郡，通西域，奠定了汉朝极盛疆域的基础。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完全消除了割据的威胁，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他亲自指挥堵塞了长期泛滥的黄河决口，使黄河恢复故道；兴修水利，扩大农田；修建了通向西南、西北边疆的道路。汉朝出现了开国以来最强盛繁荣的局面，武帝的功业也达到了巅峰。但在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延续数十年的帝位使武帝本来就存在的好大喜功、挥霍浪费、迷信鬼神、刑法严酷等缺点在他晚年恶性膨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国库中的钱财曾经非常充足。陈粮还未用完，新粮又入库了，结果陈陈相因，粮食腐烂而不能食用。大量的铜钱放在仓库中长久不用，串钱的绳子烂了，铜钱散落无法统计。但这些由上千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一年年聚集起来的物资很快就被武帝消耗完了，因为无论是战争、筑路、建城、移民、治河，都需要大笔开支和大量人力，而且由于原来的粮食生产者成为消费者，新产的粮食必然会减少。随着战线的延长和疆域的扩展，粮食输送的距离越来越远，成本高得惊人。因为从东部产粮区至北方和西北边疆只能依靠人力或畜力在陆路运输，在遥远的路途中人和牲口本身就要吃掉大量粮食和饲料，能运到的是极少数。据主父偃统计，秦始皇时从今山东半岛渤海沿岸将粮食运往河套，结果是“三十锺而致一石”，到达目的地的粮食是输出量的1／192。汉朝的水平大致相同，而目的地更远达云货币贵高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甚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武帝曾调集10万人到朔方筑城据守，将关东72万贫民迁至西北，征60万士兵去边郡屯田，数万人向西南夷筑路，安置数万匈奴降人，这些人员至少在最初阶段必须完全由政府供应粮食和必需的生活、生产物资。当时每人每年大约需要18斛食粮，72万人就要1296万斛，而从关东输入关中的粮食最多的一年也只有600万斛。这样大的消耗，国库如何能不空?

郑当时任大司农（农业主管官员）时，建议从渭河引水开一条漕渠，穿过长安城，沿秦岭入黄河，既可方便漕运，又能使上万顷农田得到灌溉。数万人干了三年，漕渠开通，效益不错。这引发了武帝和群臣大办水利的积极性，大项目纷纷上马。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太守的计划是引汾水连接黄河，既可取代底柱（原三门峡中险石）以东的漕运，又可增加5000顷田、每年增产200万石谷。武帝投入数万士兵开垦这些“渠田”，由于这一带的黄河经常改道，渠道根本不能使用，渠田连种子都收不回，只能任其荒废。又有人建议，从褒斜道运漕粮，御史大夫张汤认为可以斜水通渭水，褒水通汉水，都可以运粮，而两水间相隔的百余里可以用车转送，这样一来，汉中的谷能运到关中，关东的粮食可以从汉水运来，不必再通过黄河底柱天险。武帝很听得进去，就封张汤的儿子为汉中太守，负责开褒斜道。几万人筑成了五百余里道路，固然距离较近，交通方便，但褒水、斜水都十分湍急，水浅多石，从褒水向关中又是溯流而上，根本没有办法行船。关中花了十几年才开成的龙首渠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益，“未得其饶”。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亲自主持堵塞了泛滥23年的黄河决口，取得了一项空前的成就。这再次引发了大办水利的高潮，一时间“用事者争言水利”，西北边疆的朔方、西河、酒泉都引黄河及川谷水灌田，关中上马的工程有灵轵、成国、伟渠，汝南、九江（今淮河南北）引淮水，东海郡（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引钜定泽，泰山下引汶水，规模都有万余顷，其他小规模的工程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工程中，像成国渠和以后建成的白渠是成功的。发挥了长期效益，但多数只是应付政治任务，劳民伤财。如在朔方开渠，花费上亿，却毫无成效。在这种气候下，齐人延年提出了一个更惊人的计划：将黄河引入匈奴地区，关东再也不会有水灾，匈奴不战自灭。总算武帝的头脑还清醒，虽然对延年的气魄颇为赞许，表扬他“计议甚深”，却没有采纳。

如果说水利工程多少还有为百姓着想的成分，那么另一些花费就纯粹出于武帝的个人需要了。如武帝给功臣、将士、宠幸的赏赐不计其数，元朔五年赐卫青军黄金二十余万斤，元狩四年赐卫青、霍去病黄金50万斤，骗子栾大一次就获赏黄金10万斤。当然这些“黄金”并不真是金子，可能只是纯度高的铜，但即使如此，价值也是巨大的。至于对“外国客”和“使者”的接待和赏赐，是作为意义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对待的，自然更是不算经济账了。武帝在关中大建宫殿楼台，在各地到处建离宫别馆。他先后建了甘泉宫、柏梁台、承露仙人掌等，所谓仙人掌是用铜制的巨盘，高20丈，大7围，耗费可想而知。以后又在长安建飞廉、桂馆，在甘泉宫建益寿、延寿馆，通天台，扩建甘泉宫。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为了在甘泉宫接受诸侯和各地的“上计”（报告当地户口、赋税、粮食产量等基本情况），专门建造接待诸侯的宾馆。又下令造建章宫，规模宏大，千门万户，前殿比未央殿还高，东面的凤阙高20余丈，西面有一个方圆数十里的虎圈。北面开一个大水池，称为太液池，中间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等岛，还有一个高20余丈的渐台。南面有玉堂、壁门，雕塑的大鸟等，还有高50丈的神明台和井干楼，用走廊互相连接。

有的浪费是制度造成的，但数额巨大。根据汉朝的惯例，皇帝登位后就开始卜地修陵，所以属皇帝私产的“少府”，以年收入的1／3修陵。由于陵墓工程浩大，在位时间短的皇帝往往等不到完全修好就死了。武帝在位时间长达54年，到后来陪葬品已塞满陵中，无法再容纳每年新增加的部分，但这种制度又有谁敢改变呢?

武帝的挥霍浪费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迷信和虚荣有关。如元封元年（前110年）去泰山举行春游封禅大典，就被认为是“存亡继绝”的大事，是“受命于天”的象征。主管天文观测、国家历史和档案的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没有能躬逢其盛，竟一病不起。但武帝更多进行的是求仙、求长生不老药、炼黄金术和满足个人的欲望。武帝即位之初就特别敬重鬼神，于是一伙骗子也应运而生。

首先出笼的是深泽（今河北深泽县）人李少君。他本是深泽侯家的医生，一直自称70岁，能以意志使物体改变和长生不老，并经常留下一些金钱和衣食。大家见他从来不治产业却如此富裕，又不知道他的来历，更相信他是异人，争着侍奉他。有一次在武安侯的宴会上遇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说曾经与老人的祖父在某处游玩，老人小时候的确随祖父到那里去过，还记得，在座的人大吃一惊。他见武帝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件旧铜器，就说：“这是齐桓公十年放在柏寝的。”武帝一看上面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时的器皿，宫里人都以为他是几百岁的神仙。他向武帝建议“祀灶”（祭灶神），说这样就能“致物”（按意志使物体改变），丹砂就能变成黄金，使用黄金制成饮食器皿就能益寿，这样就能见到海上的神仙，再封禅就能不死，像黄帝一样。他说：“我曾在海上遇见安期生，他给我吃的枣子大如瓜。安期生是仙人，住在蓬莱，但高兴时就见人，不高兴时就隐而不见。”武帝对他十分尊敬，亲自按他的办法祀灶，派人入海见安期生，用丹砂炼黄金。后来这位仙人病死了，武帝以为他不会死，只是化去了。于是齐、燕一带的方士更加活跃了。

宠妃李夫人死后，武帝日夜思念，齐人少翁说有办法让武帝再见到李夫人。到了夜间，他让武帝躲在帐帷中，在远处也放了一顶帐子，果然在幽暗的灯光中，帐子中出现了一个很像李夫人的美女，少翁说这是他召来的李夫人的神灵。武帝封少翁为文成将军，给予大量赏赐，以客礼相待。少翁说：“皇上真想与神仙来往，除非宫室和用具都像神仙一样，否则他们是不会来的。”武帝立即下令对所住的甘泉宫重新布置装修，画上各路神仙。连平时坐的车上也画上云气。少翁这样混了一年多，再也没有什么新招，神仙却一直没有来。他灵机一动，在一块帛上写上一些字，与饲料一起喂入牛肚子，然后假装不知，说这头牛肚子里有奇物。武帝让人杀了牛，果然见有一块帛，上面写着一些看不懂的话。武帝一看，认出是少翁的笔迹，经审讯，少翁只得交代。武帝将他杀了，但没有公开。

第二年，武帝在鼎湖宫病得很厉害，医生、巫师都没有办法治。有人推荐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市东南）有位巫师能召神君驱鬼治病，就想让他将神君请到甘泉宫，问有什么办法。巫师传达神君的话说：“天子不必为病担忧，稍好一些就到甘泉宫来与我相见。”武帝去甘泉宫后，病果然好了。以后就在甘泉宫专门建立了神君寿宫，据说神君（太一）来时有太禁、司命等随从，但都住在帷中，见不到相貌，只听见声音，与人差不多，具体都通过巫师联络。武帝要见神君时，先得沐浴斋戒，然后才能进去。武帝将神君说的话记下来，与一般人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武帝却深信不疑。

元鼎四年（前113年），胶东康王的内弟乐成侯向武帝推荐栾大。栾大与少翁同出一门，武帝杀了少翁后，一直后悔没有能将他的方术都弄到手，见了栾大，龙颜大悦。栾大长得高大俊俏，会说话，敢吹牛，说得武帝神魂颠倒。他说：“我常往来海上，见安期生、羡门等，但因为我身份低贱，他们不相信我；又认为胶东康王只是诸侯，不值得将方子交给他，再说康王也不重视我。我老师说‘黄金可炼成，黄河决口可堵塞，不死药可以得到，仙人可以请来’，但我恐怕像文成将军一样下场，现在方士都掩口不言，怎么还敢说方术呢!”武帝忙说：“文成是吃了马肝死的。先生要是能修成方术，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给你!”栾大说：“我老师不是要求人，是人家求他。陛下一定要请他来，就得提高使者的规格，让他当你亲属，以宾客的礼节对待，让他们佩带印信，才能使他们向神人传话。还不知神人肯不肯来，但尊重使者后才能请来。”武帝让栾大试试小方术，他将一副棋子放着，棋子居然互相斗起来了。武帝正担心黄河决口堵不了，黄金炼不成，就拜栾大为五利将军，给了他四颗印，封为乐通侯，为他备了一所豪华住宅，1000名仆人，一切用品都由公费置办，将卫皇后生的长女嫁给他，赐黄金10万斤，武帝亲自上门，自武帝姑母以下皇族、文武百官全部登门赴宴送礼。武帝又授予他“天道将军”的玉印，让使者和他都在夜里站在白茅草上交接，表示不将他当臣子。于是每当夜深人静，栾大就在家中举行仪式，但神仙一直没有光临。他就准备行装，说要入海见老师了。

当年六月，汾阴的一位巫师在魏国留下的后土堆旁发现了一只鼎，比一般鼎大得多，没有文字款识。武帝派人核实无误，就举行隆重的仪式，将鼎迎到甘泉宫，又随武帝一起运至长安。过中山时，出现一片黄云，有一只鹿经过，被武帝射死，正好当了祭品。武帝召集公卿大夫，问道：“因为黄河决口，连年歉收，所以我巡祭后土，为百姓祈谷。今年并没有丰收，鼎为什么会出现?”有关专家论证为吉兆，应将宝鼎祭告宗庙，然后收藏在皇宫。齐人公孙卿报告称，宝鼎出现的时刻与黄帝时相同，黄帝得鼎后380年就升天成仙了。武帝听到后大悦，立即召见，公孙卿说自己的老师是申公，已死，原与安期生来往，听到黄帝的话，但没有书面记录。安期生说：“汉朝的圣人出现在高祖的孙子与曾孙间，宝鼎出现后就能与神来往，封禅。封过禅的有七十二王，但只有黄帝封了泰山。”申公说：“汉帝也应该封禅，封了就能成仙升天。黄帝经常游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又借着申公说了一通黄帝升天的过程，武帝听了大为感叹：“真能像黄帝那样，我把扔掉老婆孩子当做脱鞋那么方便。”（实际上武帝时后宫已增加到数千人。）他封公孙卿为郎，让他在太室山等候神仙。

五利将军栾大到泰山转了一圈回来，骗武帝说他在海上遇见了老师。不料武帝派人暗中监视，知道他根本没有出海，他的方术也不灵了，就将他杀了。可是到了那年冬天，公孙卿又报告，在缑氏（今河南巩义市西南）城上出现了仙人的足迹，见到像野鸡一样的东西在城上来往。武帝亲自上城察看，还警告他：“是不是要学文成、五利将军?”公孙卿答道：“仙人无求于皇帝，是皇帝求他，所以没有充分的时间是不会来的。神仙的事看似迂阔荒诞，时间长了，自然会请来。”于是武帝下令全国各地整修道路，修缮名山的神祠，迎接神仙的到来。这位公孙卿一再以神人的踪迹为诱饵，武帝至死不悟。齐地上报的神怪奇方更是数以万计，数千人如醉如痴地求仙。

风景画鉴赏从元狩元年（前122年）开始，武帝外出祀神、求仙、巡游、封禅共29次，行踪北至朔方北河（今内蒙古黄河），南至九嶷山附近（今湖南南部），西至安定、北地（今宁夏、甘肃东北一带），东至辽西（渤海北部沿岸）。元封元年（前110年）至泰山封禅，沿着渤海到达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境），花了四个多月。第二年的巡游长达五个月。可以想象，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这样“千乘万骑”、“舳舻千里”的长途、长时间巡游，会耗费多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又会给各地正常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武帝实行严刑峻法，任用酷吏，不断增加镇压手段。如张汤、赵禹等秉承武帝的旨意，在原来比较宽松的法律上增加了很多新的罪名，如“见知故纵”（知道情况故意不举报、放纵）、“监临部主”（下属犯罪，负有监察责任的上级连坐），减轻犯“深故”（蓄意使用重刑、故意将无罪判成有罪）官吏的处分，加重对“急纵”（轻率释放）罪的惩办，使一般官员宁滥不漏，谁也不敢冒灭族的风险为“囚犯”伸冤。律令增加到359章，其中“大辟”（斩首或腰斩）有409条、1882项，可以比照死刑处理的事例有13472项。元狩六年（前117年），张汤甚至创造了“腹诽”（在心里说坏话）罪，并据此将位居九卿的大农令颜异判处死刑，使之成为案例。另一位酷吏杜周担任廷尉时，“诏狱”（国家监狱）中的在押犯大量增加，其中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经常不下百人，各郡上报廷尉的案子每年有一千多件。大案涉及数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远的数千里，近的也有几百里。审讯时，官吏就根据控告的罪名逼供，不服就用鞭打。所以一听说官府抓人，无论是否有罪，都尽量逃避。有的案子十几年后还在追查，罪名大多是“不道”，所以都要上报廷尉或中央机关，诏狱中关押的犯人多达六七万，其他监狱中增加的犯人也有十余万。有人指责杜周不照“三尺法”（写在三尺竹简上的成文法）办事，专门揣摩皇帝的意图定案，杜周直言不讳：“‘三尺法’从哪里来的?前朝皇帝定的就是律，后来的皇帝定的就是令，当时的就对，干吗要照古法办?”杜周曾被罢官，以后又被起用为执金吾，在搜捕桑弘羊、卫皇后兄弟家属时相当坚决彻底，武帝认为他尽力无私，升为御史大夫。义纵出任定襄太守，到任那天就将狱中的重罪犯二百余人与私自去探监的宾客、家属二百余人全部杀光。王温舒出任河内太守时，准备了50匹快马，分段等在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南）至长安途中。他到任后将郡中“豪猾”千余家定为灭族或死罪，立即接力传送，两天内取回批文，把这些人杀得一干二净。十二月过去，按规定春天停刑，王温舒顿足感叹：“要是冬天再增加一个月，我就把事情办完了。”武帝听说后，肯定他有本领，提升为中尉。当然，被这些酷吏杀掉的有一部分是该打击的地方豪强，但一味好杀，并且随意更改法律，无辜遭殃者更多。

本来，在文帝时就取消了肉刑，以笞刑代替劓（割鼻子）和斩左脚趾。以后因为笞刑还是不断将人打死，几次减少了笞数，景帝中六年（前144年）又做了更具体的规定：笞刑的刑具长五尺，宽一寸，厚半寸，用竹片。中间的节要刨平，只许打在屁股上，最多打200下，打的过程中不许换人，打完一名犯人后才能换。但实际上，酷吏根本不遵守这些制度，“榜掠千数”，法外施刑或采用各种酷刑逼供的比比皆是。

卫青像就是对大臣和亲戚也是如此。元狩二年（前121年）李蔡继公孙弘任丞相，五年有罪自杀；严青翟继任，元鼎二年（前115年）有罪自杀；赵周继任，五年死在狱中；石庆继任，太初元年（前103年）病死；公孙贺继任，征和二年（前91年）死在狱中；刘屈氂继任，一年后就被腰斩。31年间的6位丞相，只有石庆一人善终。石庆是汉初功臣、著名的“万石君”（本人和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石奋之子，为人极其小心谨慎。他当太仆时为武帝赶车，武帝问他拉车的有几匹马，他数了一遍后才报告说是6匹。但石庆在职时也多次受到武帝谴责，差一点自杀。所以，这个大臣中的最高官职被一些人视为畏途。

公孙贺是武帝当太子时的下属，又娶了卫皇后的姐姐，是武帝的连襟。但听说要拜他为相，吓得连连叩头，痛哭流涕，不肯接受相印，说：“臣本是边远鄙人，靠鞍马骑射当了官，不是做丞相的材料。”武帝与左右见他如此伤心，也都感动得流下眼泪，忙叫左右将他扶起。公孙贺不肯起来，武帝起身走了，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后来他儿子太仆公孙敬声擅自动用了1900万军费，关在监狱。正好武帝下诏追捕阳陵（今陕西成阳市东北）人“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主动请命，如能捕获，则请求释放儿子，武帝同意了。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抓获，朱安世知道是公孙贺想以他为儿子赎罪，就从狱中上书，控告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人行使巫术，以恶毒的语言诅咒武帝，在去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象征武帝的偶人（小木人）。武帝令有关部门审讯，将公孙贺父子在狱中杀死，并灭族，武帝两位女儿阳石、诸邑公主，卫青（武帝的姐夫）的儿子、卫皇后的外甥卫伉等都被杀。公孙氏和卫氏因骄奢犯法完全可能，但要咒武帝早死却是万万不敢的，这当然纯粹是一起冤案。这一点，连武帝心里也不是不明白，所以在诏书中公布他的罪行都是贪污受贿，不顾百姓死活，擅自改变政策，加重百姓负担等方面，而对要害的“巫蛊”罪只含糊不清地提了一句“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

继任的刘屈氂死得更惨。他是武帝的庶兄中山靖王之子，公孙贺死时他还在涿郡（治今河北涿州市）太守任上。从陈平、周勃以后汉朝已不设左右丞相了，此时武帝却任命刘屈氂为左丞相，而将右丞相位置空着，“以待天下远方之选”（等待更合适的人）。这一措施既可以解释为武帝对宗室的谦抑，也可以理解为对刘屈氂的预防，但刘屈氂看来毫无察觉，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被“亲亲任贤”、封侯拜相的他，一年后就步了公孙贺的后尘。当年秋天就发生了太子杀江充后起兵的事件，尽管刘屈氂最终指挥军队镇压了变乱，却已经得罪了武帝。当太子发兵进入丞相府时，刘屈氂“挺身逃”，连印绶也丢了。长史在报告武帝时替他掩盖，说“丞相为了保密，没有敢发兵”，武帝大怒：“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还保什么密?”后来因为覆盎门的值班官员田仁没有截住太子，刘屈氂要杀他，御史大夫暴胜之说田仁是二千石级别，不能擅自处死，应该先请示。武帝又大怒，将暴胜之抓起来责问，他惶恐自杀。刘屈氂虽一时无事，但武帝在表彰“元功”时对他毫无表示。实际上，在武帝对儿子的死悔恨不已时，这位“平乱”的统帅迟早是要成为替罪羊的。

第二年初，李广利出师匈奴，刘屈氂到郊外饯行。李广利建议他应该争取早日立昌邑王为太子，等太子即位后就可高枕无忧了。昌邑王是李广利的外甥，而李、刘二人又是儿女亲家，刘屈氂当然满口答应。但还没有等他有任何行动，内者令郭穰已经揭发丞相夫人让巫师到社祠用恶言咒诅武帝，丞相本人与李广利一起在祠庙祷告，想让昌邑王当皇帝。有关部门要求对刘屈氂夫妇审讯，很快定下了大逆不道罪。武帝下了一道史无前例的诏令：将刘屈氂装在“厨车”（装食品的小货车）上，押到东市当众腰斩，刘妻在华阳街斩首示众。武帝对这位侄儿和现职丞相如此狠毒，显然并不仅是为了子虚乌有的“巫蛊”。

太史令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获罪，据他给任安的信中所说，在押期间“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垂”（手脚被绳索捆绑，身上套着木枷，被剥光衣服，用木棍和竹板打），以后又受“腐刑”（割去生殖器）。这还是从轻处罚，比起那些被腰斩、灭族的人来说已经幸运多了。

武帝后期的社会矛盾已相当严重，各地不断出现暴动，南阳、楚、齐、燕等各地都有发生。大的暴动有数千人参加，首领往往称王称将，攻城略地，取走仓库中的武器，释放监狱中的罪犯，抓住郡太守、都尉，或将其杀掉，还向周围的县筹集粮食。武帝派出酷吏，调动军队，连续几年加以镇压，但此伏彼起，杀不胜杀。武帝又颁布“沈命法”：“群盗”四起不发觉，发觉了而没有全部抓获，二千石以下到最低级的官吏一律处死。这样一来，地方官干脆不上报，上下互相隐瞒，实际上“盗贼”越来越多。武帝初全国已有约3600万人，到末年只剩下3200万，由于流亡严重，在籍户口减少了一半。

武帝虽然贵为天子，个人生活并不幸福。他的第一位皇后陈氏，是汉初功臣陈婴的曾孙女，又是武帝的姑母、长公主刘嫖的女儿。武帝能被立为太子，刘嫖是出过力的，所以等武帝一即位，这位太子妃就被立为皇后。陈皇后仗着长公主的权势擅宠骄贵，自己十多年生不了孩子，听说卫子夫得到武帝宠幸后，几次想陷她于死地。武帝大怒，元光五年（前130年），当有人揭发陈后在背后用巫术咒诅他时，他就下令彻底追查，将替陈后作巫术的妇女楚服等三百多人杀了，陈后被废入长门宫。

农家小院卫子夫本来是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武帝在平阳公主家看中带回宫中的，但进宫后就被武帝忘了。一年多后，武帝选一些无用的宫女出宫，卫子夫哭哭啼啼请求放出，武帝见她可怜，就留在身边，结果给他生下了三个女儿。元朔元年又生了太子刘据，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卫子夫的哥哥卫长君、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以后霍去病立功封侯，卫青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娶了平阳公主，卫氏有五人封侯。

但生了太子几年后，卫皇后色衰失宠，武帝又爱上了来自赵国的王夫人和来自中山的李夫人，可是两位夫人都年轻早卒。李夫人本是舞女，武帝一见情钟，死后怀念不已，让人画了她的像挂在甘泉宫。方士少翁用法术让武帝见到李夫人的形象，却可望不可及。武帝更感悲切，亲自作了一篇悼亡赋。但以后，李夫人的弟弟获罪、哥哥李广利投降匈奴，李氏被灭族。

晚年的武帝在巡游时过河间郡（治今河北献县东南），又得到一位“奇女”赵氏，封为婕妤，大受宠幸。武帝62岁时，她怀孕14个月后生下一子。

对晚年武帝打击最大的，是由江充一手炮制的“巫蛊”冤案。

江充是赵王的上等门客，为了报赵太子丹杀其父兄之仇，到长安告了御状。武帝将赵太子定罪处死，江充得宠，被封为“直接绣衣使者”，负责督察首都特区的治安和查禁贵戚近臣的违法行为及超标准享受。当时权贵不守法纪的现象很严重，江充征得武帝同意，将一批违法的近臣贵戚的车马没收，让他们去北军报到，参加征伐匈奴，又禁止他们进宫求情。他们的子弟十分恐慌，向武帝请求交钱赎罪，一下子收到数千万罚款。武帝认为江充为人忠直，奉法不阿，对他言听计从。江充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中发现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立即查问，公主说是奉了太后的诏书，江充说：“只有公主可以通行，其他车马都不许过。”将其余车马都上报没收。江充随武帝在甘泉宫时，见到太子属员的马车在驰道上行走，扣留后送交主管部门处理。太子闻讯后，派人向江充说情：“不是舍不得车马，实在是不想让皇上知道，怪我没有管教好下属，请江先生饶了他。”江充不听，照样报告武帝。武帝称赞他：“当人臣的就该如此。”更加信用。

武帝在甘泉宫得病，江充见他已年老，怕他死了后被太子报复，就上奏，称武帝的疾病是有人以巫咒作祟所致，武帝任命他为巫蛊专案负责人。在此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卫皇后的外甥，已因被诬陷以巫蛊咒诅武帝而被杀。江充找来一位有巫术的胡人，让他挖地三尺，寻找用作咒诅目标的偶人，捉拿搞巫蛊的人。抓到嫌疑犯后就用酷刑逼供，使百姓相互诬陷牵连，官府都以大逆不道定罪，先后杀了几万人。武帝年老多疑，怀疑身边的人用巫蛊咒诅他，所以对被牵连的人，没有人敢为他们鸣冤叫屈。江充摸清了武帝的意图，就说宫里有益气。武帝信以为真，特意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当江充的助手。他们先从后宫失宠的妃嫔人手追查，再查到皇后，从武帝的御座下挖起，最后在太子的宫中挖出了用于巫蛊的桐木偶。

当时，武帝因病正在甘泉宫避暑，只有卫皇后和太子在长安。少傅（太子老师）石德劝太子假传武帝命令逮捕江充，彻底查清他的奸诈罪行，否则自己说不清，何况武帝在甘泉宫生死不明。“太子就不想想秦始皇长子扶苏的事吗?”情急的太子顾不得仔细考虑，与皇后商议后，于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初九派人收捕江充等人，韩说怀疑有诈，拒捕被杀；江充被抓来，太子亲自监斩；但章赣受伤后逃往甘泉宫。

太子杀江充后，宣布武帝在甘泉病危，奸臣企图作乱，下令征调军队，发兵占据各重要机构。太子赦免了在中都官服役的囚徒，将武库的武器发给他们，命石德等人率领。丞相府被占后，丞相刘屈氂逃跑，长史火速赶往甘泉宫报告，武帝下亲笔诏令：“斩捕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用牛车作掩护），毋短兵接（不要用短武器交战），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别让造反的人出去）。”武帝还从甘泉宫回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督战，下诏征发三辅近县兵，由刘屈氂指挥镇压。

至此，形势急转直下。太子征调驻在长水和宣曲的胡骑未成，北军也闭门不出，只得从长安四个市上召来了数万人。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部队与刘屈氂的军队在长乐宫西阙下相遇，激战了五天，血流成河。刘屈氂的援军源源而来，太子见大势已去，出覆盎门逃亡。石德等人和太子宾客全部被杀，参与发兵的还被灭族，受牵连的官吏、士卒被流放敦煌郡。武帝派人废卫皇后，逼令自杀，卫氏被灭族。太子夫人史良娣、一子、一女和家属全部被杀，只有一位在襁褓中的孙子被狱官冒死保护下来，18年后即位（宣帝）。

太子不知所终，但武帝震怒，臣下没有人敢进言。壶关县（今山西长治市北）一位“三老”县乡负责教化的官员，一般由有德行的长者担任）毅然上书，指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他揭露江充的奸计，请求武帝宽恕太子，停止追捕，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以期武帝有所感悟。

太子和二位皇孙藏匿在湖县泉鸠里（今河南灵宝市西北）一户穷人家，主人靠卖草鞋得来的钱供养他们。太子想到自己有位朋友在湖县，听说他很有钱，就让人去找他，走漏了消息。地方官带兵围捕，太子自知无法逃脱，堵住房门上了吊。士兵张富昌一脚踢开房门，新安县（今河南渑池县东南）令史李寿奔来解开绳子，将太子抱下，可是早已气绝身亡。主人格斗而死，两位皇孙被杀。武帝闻报无比伤感，封李寿和张富昌为侯。

日子一长，事实证明，所谓巫蛊纯属冤案，武帝也知道太子实在是因为害怕至极，并无其他意图，但又不便公开认错。正在此时，高寝郎（高祖庙值勤官员）田千秋紧急上书为太子申诉：“儿子玩了父亲的兵，应有的惩罚是打一顿板子；天子的儿子过失杀人，算得了什么大罪!我梦见一位白头老翁教我说这话。”武帝立即召见田千秋，赞扬他说：“父子之间的事，别人是难说话的，你却能讲清楚，这是高祖庙的神灵让你来教我的。”立即封他为大鸿鸳鸯胪，几个月后又任命为丞相。武帝将江充家灭族。将参与追查巫蛊的苏文在渭水桥边活活烧死，在泉鸠里对太子动武的军官已升为北地太守，也被灭族。武帝造了一座思子宫，还在湖县筑归来望思台，寄托自己的哀思，为太子招魂。

晚年的武帝极其孤独，毫无天伦之乐，所以对身边出现的孩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喜爱。侍中金日碑有两个小儿子。常常在武帝身边玩耍，成为武帝的“弄儿”，深得他欢心。有次孩子在背后搂着武帝的脖子玩，被金日碑看见，狠狠瞪了一眼，小孩吓得赶快放手，边走边哭说：“爸爸发脾气了。”武帝立即指责金日碑：“干吗对我的孩子发脾气?”后来大儿子长大了，不守规矩，有一次与宫女在殿下开玩笑，被金日碑见到，他怕以后闹出事来，把儿子杀了。武帝得知后大发雷霆，金日碑叩头谢罪，说明了杀儿子的本意。武帝非常伤心，流下了眼泪。他也是一位老人，像普通老人一样爱孩子；但他是一位皇帝，他不得不用沉重的代价来维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不可侵犯的尊严，以致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孙，并且不能像普通老人那样喜欢身边的孩子。

除了太子外，王夫人为武帝生过刘闳，被封为齐王，但8年后就夭折了。李姬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分别被封为燕王和广陵王。燕王有野心，在太子死后，认为该轮到自己了，上书要求从封地回长安，以后又隐匿逃亡者，引起武帝的厌恶。广陵王力大无穷，却喜欢吃喝玩乐，很不成器。李夫人为他生一子，被封为昌邑王，但只比武帝晚一年去世。从他的儿子刘贺即位37天就被废掉看，这位昌邑王大概不会好到哪里去。武帝不得不考虑立最小的儿子为继承人。但想到吕后的教训，担心出现年轻的太后专政的局面，犹豫再三，终于在孩子五六岁时找个借口将赵婕妤杀了。这位无辜的妇女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从西汉末年和东汉的外戚之祸看，武帝此举不能不说是一片苦心，是不得不采取的防范措施，尽管当时看不出任何迹象。从个人情感说，武帝是残酷的；从汉朝的千秋大业着眼，他是英明的。不知是汲取了汉族统治集团外戚介入权力斗争的教训，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以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甚至在开国之初就定下了一条更残酷的规定：凡儿子被立为太子，其母一律赐死。

太子之死终于使武帝的头脑变得清醒了些，在他的最后三年内采取了一些弥补的措施。

征和四年（前89年），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兵进攻匈奴，开陵侯率西域楼兰等六国攻打依附于匈奴的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车师王投降。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请增派军队去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并招募百姓去耕种，在沿途建造亭障。此前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使汉军损失很大。于是汉武帝下诏：

先前有关部门上奏，要将百姓的口赋钱每人增加三十，以筹集边防费用，这会使老弱孤独更加困苦。现在又要求派士兵去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西面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攻击车师时，先派危须、尉犁、楼兰等六国在首都的子弟回国，让他们征集牲口和粮食迎接汉军，又由各国国王亲自率领军队共数万人配合，一起包围车师，使它的国王投降。各国的军队已很疲劳，没有能力在沿途供应汉军的粮食。汉军攻破车师城后，缴获的粮食很多，但士兵自己负载不了足够路上吃的粮食，身体强壮的吃牲畜的肉，体弱的在路上死了几千。朕征发酒泉郡的驴子、骆驼背了粮食出玉门关去迎接。官兵是从张掖郡出发的，路不是很远，但还是有很多人掉了队。

以前朕不了解情况，因为一位叫弘的军侯上书，说什么“匈奴人将马的前后脚缚住，扔在长城下，骑着马高叫：‘秦人（匈奴对汉人的称呼）!这马就赏给你们了。’”又因为汉朝的使者被扣留在匈奴，很久没有能返回，所以就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想作为使者的后盾，加强他们的地位。

古时候的卿大夫参与策划，都根据龟版占卜，不吉利就不行动。那次将匈奴人缚马脚的报告给丞相、御史、二千石级别的各位大夫、饱学的郎官，以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都传阅了，他们都认为“敌人自己缚住马脚，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也有人认为“这是故意要显示他们的强大，表示对付我们足足有余，将马脚缚住也比我们强”。根据《易经》占卜，得到的是《大过》中的卦，九五的爻，表明匈奴必败。民间征召来的方士、太史（国家天文台专职官员）观星望气，太卜（皇家占卜师）根据龟版占卜，都认为是吉兆，匈奴必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卜辞上又说“北伐行军，到釜山必胜”。让他们为诸将打卦，贰师将军最吉利。所以朕亲自命令贰师将军向釜山进军，还特意下诏，要他一定不要深入敌境。现在证明这些意见和卜卦都是错误的、相反的，重合侯抓回来的匈奴侦察兵说：“听说汉军将要进攻，匈奴派巫师在必经之路和水源埋下牛羊，咒诅汉军。单于送给天子的马匹和裘皮，也总是让巫师先咒诅一番。缚住马脚，也是咒诅汉军。”又让人占卜，结果说“汉军有一位将军不吉利”。匈奴人常说：“汉朝极大，但汉人耐不得饥渴。缺了一条狼，就会跑走一千只羊。”（丧失一名将军，就会损失一千名士兵。）

那次贰师将军战败，士兵或战死，或被俘，或流失，朕心中一直深感悲痛。现在又要求在遥远的轮台屯田，沿途还要建兵站和供应点，这是使全国百姓背上包袱，受到骚扰，不是爱民的措施，朕不忍心听到这样的建议。大鸿胪等又提议，想募集囚徒送匈奴使者回去，给他们定下封侯的赏格，让他们到匈奴后为汉朝出气。这是连春秋五霸都不会采用的卑鄙手段，堂堂大汉怎么可以干?何况匈奴获得汉朝的降人后，总要仔细搜查，反复盘问，了解情况。

现在边塞管理松弛，出入没有严格禁止，边防哨所的长官为了得到皮毛兽肉，让士兵外出捕猎，士兵非常辛苦，但烽火传送却经常缺少。下面报上来的文书中从来看不到这些现象，以后有匈奴降人来了，或者俘虏了敌方人员后，才知道存在这些弊病。

当今最重要的是禁止对百姓苛刻残暴，制止擅自增加赋税，努力开展农业生产，切实执行养马可以减免赋税的政策，以弥补军马的缺口，使国防力量不至于削弱。各郡、国的长官都应提出增加马匹和巩固边防的具体措施，由上计吏带到朝廷来。

尽管武帝将主要责任都推给了臣下，但作为一位长期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君主能够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规定了切实的纠正措施，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作为“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的象征。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以提高粮食产量。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虽不大，但标志着国家政策的重要转折，至少是将“苛暴”、“擅增赋”的势头制止住了。

司马光武帝自知不久于人世，想到了已在身边二十多年的大臣霍光，让人绘了一幅周公抱着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图画赐给他。后元二年（前87年）春，武帝在五柞宫病危。霍光哭着请示：“陛下如不幸，谁应该为继承人?”武帝说：“你没有懂我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立小儿子，你像周公一样行事。”霍光叩头推让：“我不如金日碑。”金日碑说：“我是外国（匈奴）人，不如霍光，再说别让匈奴人看不起汉朝。”于是，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碑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接受遗诏辅佐少主。第二天，武帝死，八岁的太子即位，就是昭帝。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作的评论所指出的，汉武帝的晚年与秦始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汉朝没有亡，而且在昭帝、宣帝时能够中兴，原因在于武帝“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前面这些优点其实并不明显，而且武帝的改过不过三年，国内的严重危机并没有消除。关键的一点还是他“顾托得人”，对身后事做了正确的安排。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比秦始皇高明得多。

秦始皇在将长子扶苏赶到边疆去后，对继承人没有作出明确安排，却让少子胡亥随自己巡游。由于他“恶言死”（忌讳别人说到他的死），连丞相李斯等大臣都不敢问他后事。当他病重时，只是下诏令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让他到咸阳参加葬礼，却没有明确让他即位。这份诏书固然被赵高串通李斯篡改了。但即使照样发到扶苏那里，扶苏遵诏到了咸阳，继承问题也没有最终解决。而他信用赵高，对李斯又诸多限制，更为胡亥的篡位和赵高的专权准备了条件。

而武帝从杀赵婕妤，选定霍光为首席顾命大臣。赐画，立太子，确定辅佐大臣，一步步都有计划。霍光敢请示他死后怎么办，说明他在霍光等的心目中并不是“恶言死”的秦始皇。武帝死后，燕王刘旦就声称他收到的玺书规格不对，“京师疑有变”，立即派心腹到长安活动，又串联其他宗室，谎称受了武帝遗诏。要是武帝临终前不作出明确的指示，要是武帝像秦始皇那样，那么一场内乱就不可避免。

霍光和金日碑并不是朝廷中级别和资历最高的官员，此前也没有太大的功绩，金日碑还是匈奴休屠王之子，是武帝从俘虏中提拔出来的，但两人都在武帝身边多年，武帝了解他们的人品和能力。事实证明，武帝“顾托得人”，使汉朝得以延续和中兴。即位的昭帝才八岁，执行什么政策主要靠霍光等大臣决定和维持。昭帝死后，霍光又毅然决定废掉刚立的昌邑王，另立宣帝，也体现了武帝的遗愿，使昭帝时的休养生息政策得以继续执行。

武帝宁可不立已成年的燕王、昌邑王，却立八岁幼儿，显然是深知两个大儿子的弱点，又是出于对霍光的绝对信任。因为一旦不成器的成年儿子登位，霍光的作用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会毫无影响，武帝的意图自然无法保证。而不预先排除母后的影响，霍光也未必能得心应手。这样的安排，的确显示了武帝的雄才大略，使他已经暗淡的晚年重新发出光彩。王莽的结局公元9年1月15日，长安未央宫的前殿中正在举行隆重的仪式，宣布一个新的朝代——它的名称就是“新”——已经取代汉朝。新皇帝王莽穿戴着古怪的服饰，正在亲自宣读策命，封西汉的最后一位名义上的君主刘婴为安定公。读完后，王莽走到这个5岁的幼儿面前，拉着他的手，嘘唏地哭了起来：“古代周公摄政，最后还是让成王恢复了王位。可是我被皇天的威命所迫，由不得我呀!”他絮絮叨叨，竟不肯放手，孩子被他这些莫名其妙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孩子的老师将他搀下殿来，教他跪下叩头谢恩。在场的文武百官深受感动，人群中响起了一阵抽泣声。

王莽，字巨君，初元四年（前45年）出身在一个煊赫的家庭。当时他的姑母王政君已被元帝立为皇后。13岁那年元帝死，成帝（王政君之子）即位，王莽的伯父王凤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执掌朝廷大权。河平二年（前27年），王莽的五位叔伯在同一天被封为侯。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本人却十分不幸，他的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连他的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在向沛郡学者陈参学《礼经》时非常勤奋，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没有什么不同。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阳朔三年（前22年），伯父大将军王凤病重，王莽悉心侍奉，王凤每次用药前他都亲自尝过，成月不脱衣睡觉，经常蓬头垢面。王凤深为感动，临终前托太后和成帝照顾他。王莽被封为黄门郎，不久升为射声校尉，踏进仕途，几年后，王莽的名声越来越大，当代名士戴崇、金涉、箕闳、阳并、陈汤等都在成帝面前赞扬他，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愿意将自己的封邑分出来封给他。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车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常常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将他的侄儿王光送到博士门下读书。每次休假回家，王莽总要带上羊和酒，赶着车去慰劳他的老师，所有的同学都能获得他送的礼物，学生们纷纷围观，老人都感叹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事。王莽的儿子王宇年纪比王光大，但王莽一定要让他等王光一起结婚。办喜事那天贺客盈门，忽然仆人报告：太夫人不舒服，要饮某药。王莽立即起身入内，宴会中断好几次。有一次，兄弟辈听说王莽私下买了一个侍婢，王莽却说：“后将军朱博没有儿子，听说这位姑娘能生儿子，我是替他买的。”当天就将侍婢送到朱博家。

当时，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已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但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任侍中卫尉，名列九卿之首，资历比王莽深，按惯例应由他继任大司马。王凤病重时，淳于长也曾日夜侍奉，王凤临终也向太后和成帝推荐过，被成荷花帝任用，升迁很快。成帝想立宠妃赵飞燕为皇后，但太后嫌她出身微贱，经过淳于长在太后面前多次疏通，一年多后成帝如愿以偿。成帝感激淳于长，以他曾劝阻修昌陵为由，封为定陵侯，大加信用，贵倾公卿。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

淳于长纳的妾中有一位是寡居的侯爵夫人许孊，她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后想让皇帝给她复位，通过许孊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孊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王莽打听清楚此事后，就利用探望王根的机会做了详细报告，还说：“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送回侯国。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在成帝面前替淳于长说话，引起了成帝的怀疑。原来王立没有当上大司马，曾以为是由于淳于长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对淳于长十分痛恨，但淳于长下台后却通过王立的儿子王融给他送了大批珍宝。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准备逮捕王融，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有大的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朝廷设在地方的监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大逆不道的罪行，在狱中杀死。王立被勒令“就国”（回封地），受牵连被撤职的朝廷和地方官有数十人。王莽主动揭发表兄，大义灭亲，顺理成章，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38岁。王莽执政后更加克己奉公，聘任贤良担任下属，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都分送给士人，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一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子出来迎接，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驾崩，太子即位（哀帝）。成帝无子，太子是元帝的庶孙定陶王刘欣。哀帝即位后，按惯例，他的母家就成了新的外戚。必定会受到封赏和重用，所以被尊为“太皇太后”的王太后命令王莽“就第”（回家，即辞职），给新的外戚让路，王莽立即上疏“乞骸骨”（年老或有病，请求辞职以保全性命）。刚登位的哀帝不允，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报告太后：“大司马如果不到职，皇帝就不敢听政。”太后顺水推舟，令王莽复职。事后看来，这不过是哀帝作出的一个小小姿态。果然，高昌侯董宏上书，援用《春秋》“母以子贵”的理论，认为哀帝的生母丁姬应该上尊号。但他举了秦庄襄王生母和养母都称太后的例子，被王莽和师丹抓住把柄，联合控告他“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大不道”。哀帝羽毛未丰，为表示谦让，将董宏免为庶人。哀帝的祖母定陶共王傅太后大怒，逼着哀帝给她上尊号。正好未央宫有宴会，典礼官在太皇太后的位置旁为傅太后挂起了帷帐。王莽检查时发现，指责典礼官：“定陶太后是藩王的妾，怎么可以与至尊一样待遇?”下令撤掉，重新安排座位。傅太后一气之下，没有赴宴，恨透了王莽。王莽知道形势不利，再次“乞骸骨”，在祖母和母亲的压力下，哀帝恩准，赐他黄金500斤和安车（老人乘的卧车）驷马，让他罢官“就第”。但公卿大臣纷纷上书，盛赞王莽对国家的贡献，哀帝只得又扩大他的封邑，给予最高礼遇。

不出王莽所料，一年多后傅太后被尊为皇太太后，丁姬被尊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成帝赵皇后）的地位相同，丁、傅两家能封侯的都封了，能当官的都当了，成了暴发户。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曲阳侯王根被遣就国；成都侯王况被免为庶人，遣送回乡；历年来由王家荐举的官员统统革职。有关部门又追究王莽阻止给傅、丁太后上尊号，“亏损孝道”的严重罪行，认为应该处死刑，幸而得到赦免，也不应再享受封地，要求将他免为庶人。总算哀帝看在太皇太后的份上，没有免他的侯，仅遣就国。

王莽完全明白自己面临的危险，所以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后一直闭门不出。他的一个儿子王获杀了奴婢，这在当时本来是很普通的事，他却将王获痛骂一顿，逼他自杀了。侯国所属的南阳太守派孔休担任新都相，孔休求见时，王莽对他毕恭毕敬。一次王莽生病，孔休去探望，王莽为了与他结交，送他一把玉柄宝剑。孔休不肯接受，王莽说：“我是见您脸上有瘢，而美玉可以去瘢，所以想把这玉柄给您用。”孔休还是推辞，王莽说：“您大概嫌它值钱吧!”当场将玉柄砸碎，包起来送上，孔休只得收下。三年间，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元寿元年（前2年）发生日蚀，这被看成上天对皇帝的警告，贤良周护和宋崇等人在答复哀帝的询问时极力颂扬王莽的功德，为他受到的错误处置伸冤，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召王莽回京。

一年多后，25岁的哀帝病死，此时傅、丁太后已死，哀帝又没有儿子，太皇太后当天就到未央宫收了皇帝的玺绶，急召王莽进宫，诏令尚书，包括调兵遣将和拱卫京师等一切事务均由王莽掌管。王莽建议免去哀帝的男宠、大司马董贤的职务，董贤当天自杀。太皇太后让大臣推荐大司马人选，大司徒孔光和大司空彭宣荐王莽，前将军何武与后将军公孙禄相互推荐。王莽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平帝作为成帝之后即位后，太皇太后重新成为太后，临朝称制，让王莽执政。王莽向太后报告，成帝赵皇后曾杀害皇子，傅氏骄横不守制度。太后下令废赵后和哀帝傅皇后（傅太后堂侄女），勒令自杀。傅、丁太后被追贬尊号，称定陶共王母和丁姬。

大司徒孔光是孔子后裔，是三朝元老，得到太后敬重，很得人心。王莽对孔光极其尊敬，提拔他女婿甄邯当侍中奉车都尉。王莽想撤掉哀帝外戚和自己不喜欢的大臣，就拟成奏章后让甄邯交给孔光，孔光一向怕王莽，不敢不上报，王莽请太后一律照准。丁、傅、董贤的亲属全部免官，流放远方。曾经相互推荐的何武和公孙禄免职。红阳侯王立是太后亲弟，是王莽的叔父，王莽怕他在太后面前多说话，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又让孔光上书追究他接受淳于长贿赂等罪行，要求遣他就国。太后不听，王莽说：“现在汉家衰落，连续几代没有儿子继承，太后独自代幼子执政。真值得畏惧，尽力公正办事作天下的榜样，还唯恐来不及。现在为了私恩而不接受大臣的建议，使臣子们离心，今后必定出乱子。不妨暂时将他遣就国，以后再召回来。”太后不得已，只得听从。

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菜、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从此，王莽实行他的计划时更加得心应手：他表现得非常正直。说得冠冕堂皇，而把自己的意思暗示给党羽，由他们提出要求或着手进行，然后王莽叩头流涕，坚决推让，对上可迷惑太后，对下可向百姓显示他的诚意。

当年底，在有关方面的启发下，益州塞外（今云南或缅甸）的少数民族献来一头白雉，此事引起了朝野轰动。原来根据经典的记载，在周公摄政，辅佐成王时，遥远的越裳氏为他的德行所感动，不远千里送来白雉，王莽刚开始执政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迹，其意义不言自明。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根据王莽的建议，太后下诏，将白雉作为宗庙的供品。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72岁的太后倒不糊涂，她问公卿们：“真是大司马有这么大的功劳?还是因为是我的亲戚才特别抬高他?”群臣纷纷赞颂王莽的功德与周公没有什么不同，这才有了白雉这样的祥瑞。他有“定国安汉家”的大功，应该封为安汉公，扩大封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惯例），以顺人心”。

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不要放在一起。甄邯让太后下诏，王莽有“安宗庙”的大功，不能因为亲戚关系而回避起来，不加表扬，请他不必推辞。王莽再次上书辞让。太后让人带王莽到大殿东厢等待任命，他称病不去。太后派尚书令下诏，要王莽赶快去，他坚决推辞。太后又派长信太仆代表皇帝召王莽进宫，他还是说有病。左右向太后建议，还是不要强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会答应。太后下诏，封孔光为太师，增加1万户封邑；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广阳侯，封邑5000户；甄邯为承阳侯，封邑2400户；前三人还各赐一所住宅。四人受封后，王莽还是不肯出来，群臣又建议，王莽虽然极尽谦让，应该表彰，但及时加赏，才能证明朝廷重视大功，不能让百官和百姓失望。于是太后不等王莽进宫，就下诏：王莽“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增加封邑2．8万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相国（何）的故居作为安汉公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深感惶恐，不得已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群臣却坚持“原则”，不同意王莽退还，太后下诏：接受王莽的辞让，但将他的俸禄、办公人员和赏赐都增加一倍，什么时候百姓达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负责上报。王莽连这一点也不接受，建议应该首先考虑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最后朝廷下令：

王莽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二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吏，不论是否试用期满，全部转正。封东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孙36人为列侯；封太仆王恽等25人及右将军孙建等为关内侯；平帝从中山国到长安途经各地的大小官吏都有赏。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也可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公、列侯的继承人犯了罪，凡判处“耐”（剃去须发服劳役）以上的都应先经上级批准。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宗室担任官吏被举为“廉佐史”的，可以补为四百石级别的官员。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1／3。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

全国上下皆大欢喜，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他向太后进言：“眼看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做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100万、田30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10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左右报告太后，太后派使者命令王莽要“爱身为国”，不必不吃肉。元始二年全国大旱、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动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1000套住房。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提出，皇帝即位已三年，应该吸取前几位皇帝没有儿子的教训，及时选立皇后。有关部门上报的一份候选名单中，王家女子有好几位，王莽怕她们与自己的女儿争夺，就报告太后说：“我没有德行，女儿才能低，不适合与其他女子一样列为候选人。”太后以为王莽诚心诚意，就下诏：“王氏女子是我外家，不要挑选。”消息传出，庶民、学生、基层官吏到宫门前上书的每天超过1000人，公卿大夫有的守在殿上，有的伏在门外，一致请求，让王莽的女儿当“天下母”。王莽派下属分别劝阻公卿和学生，但上书的人越来越多，太后不得已，只得同意公卿选王莽的女儿。王莽又要求广泛选取，公卿争辩说不应该选其他女子以影响正统。王莽表示，即使如此，也该先考察一下他的女儿。由长乐少府、宗正（皇室族长）等官员组成的考察组报告：完全合适。太后下诏进行最后一道手续，派大司徒、大司空去宗庙向祖宗报告，并占卜，结果也是“康强”、“逢吉”，正式确定王莽的女儿当皇后。有关部门提出，古代天子封王后之父百里封地，应该将新野25600顷地封给王莽，使他的封地达到百里，被王莽谢绝。按惯例，皇后的聘金是黄金2万斤、钱2万万。王莽只愿接受4000万钱，而将其中3300万分给同时挑选到的其他11位女子。群臣认为，这样一来，皇后的聘金与妃子差不了多少。太后下诏再加2300万，合起来共3000万，王莽又将其中1000万分给王氏九族中的穷人。全国官民深受感动，先后有487572人上书；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了太后就叩头，一致要求增加对王莽的赏赐。名臣张敞的孙子、博学多才的张竦，为大司徒司直（大司徒的首席属官）陈崇起草了一份长篇奏章，极力歌颂王莽的功德，引经据典，要求皇帝效法周成王，给予王莽像周公一样的褒赏。太后交群臣讨论，却发生了吕宽事件。

王莽立平帝后，以防止再次出现外戚丁、傅那样危害国家的事情为由，封平帝的生母为中山孝王太后，两位舅父卫宝和卫玄为关内侯，都留在中山国（都卢奴，今河北定州市），不许来长安。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平帝长大后会怨恨，私下派人与卫宝联系。让平帝的母亲上书要求来京，被王莽拒绝。王宇与老师吴章、内弟吕宽商议，吴章认为王莽是不会听从别人意见的，但迷信鬼神，可以制造怪现象吓他一下，然后再讲道理让他把权力交给卫氏。王宇觉得有理。让吕宽在半夜将血洒在王府门上，想不到被门卫发觉。王莽将王宇送进监狱，令他喝毒药而死。王宇的妻子已经怀孕，便关押起来，等产后处死。王莽奏明太后，将卫氏灭族，又通过吕宽穷追猛打，将各地非议自己的豪强杀了几百个，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红阳侯王立（莽叔父）、平阿侯王仁（莽堂兄）等都迫令自杀。王莽为了教育子孙吸取王宇的教训，亲自写了八篇文章。群臣要求正式发表，天下官吏能背诵的，可以登记取得提升候选资格，享受能背诵《孝经》同样的待遇。

吕宽事件化险为夷，元始四年四月，王莽的女儿被正式立为皇后。为了了解各地民情，王莽派陈直等八人分路采访。太保王舜等上书，鉴于王莽兼有伊尹和周公的作用，应该将两人的称号“阿衡”和“太宰”合起来的“宰衡”，作为王莽的称号。八千多百姓上书赞同。于是确定王莽称宰衡，封他母亲为功显君，两个儿子为列侯，皇后聘礼再增加3700万，满l万万。王莽少不了又是叩头流涕，推辞一番，称病不出。太后没有办法，最后由孔光等提议，将王莽的封邑、称号、母亲功显君的爵位都规定为不世袭，再专门派大司徒、大司空代表太后传达让王莽立即到职的诏书，规定尚书不接受王莽的辞让奏章。王莽这才接受，但还是从补发的钱中拿出1000万，分赠太后身边的侍从。据太保王舜等报告，蜀郡民路建等本来在打民事官司，听说王莽如此辞让爵位、金钱，自觉惭愧，主动撤销了诉讼。周文王的德化，曾令虞、芮两国自动放弃了土地争夺，路建等的事迹说明，王莽的德行已超过了周文王，朝廷下令将这一典型在全国宣传。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典章，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10万人突击，20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明堂举行了祭祀大典。王莽执政不到5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902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即采用与天子相似的仪仗，享受仅次于皇帝而高于任何诸侯的待遇。当年秋，8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3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象刑（违犯了的人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似乎上古的太平盛世就在眼前了。

当年底，14岁的平帝生病。王莽模仿周公为武王祈祷，写了一道策文，请求自己代他死，将策文藏在一个金滕中，放在前殿，要群臣为他保密。但平帝还是死了，当时元帝已经绝后，宣帝的曾孙辈还有5位诸侯王、48位列侯，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因为平帝是宣帝的曾孙，所以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两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令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代理皇帝的工作），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第二年改元居摄，刘婴立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崇与他的相张绍，但他们只拉起了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连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到达山阳（今山东西南一带）时已有十余万人。长安以西23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聚集了十余万人。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王莽调动大军镇压，在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攻灭翟义的部队，翟义逃亡中被捕杀。赵明等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次年初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称：齐郡一位亭长一个晚上做了几次梦，有人告诉他：“我是天公的使者，天公让我告诉你：‘摄皇帝当为真。’如果不信，你可以看到亭里会新出现一口井。”亭长早上起来固然见有一口新井，深百尺。巴郡发现一头石牛，扶风郡雍县发现一块有字的石头，都送到未央宫前殿展览。王莽和王舜等一起去看，刹时间刮起大风，一片昏暗，等风定时在石头前出现了一个铜符和一幅帛图古代瓷器，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些字。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于脆做了个铜匮，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匮里放着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及自己的姓名共11人写上，每人还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捧着匮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匮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接着又根据金匮的指示封官，哀章被封为国将、美新公，成为级别最高的大臣“四辅”之一。王盛、王兴谁也不认识，公开招寻后各有十几人来报到。于是根据问卜的结果挑了两位相貌符合的，一位王兴是前城门管理员，封为卫将军、奉新公；一位是卖饼的王盛，封为前将军、崇新公，位居“四将”。

从阳朔三年（前22年）步入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应该承认，王莽取得了成功。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史料，包括《汉书·王莽传》在内，都是在王莽被作为乱臣贼子、被“篡夺”的汉朝恢复后的官方史料，在这些史料中，王莽完全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出现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史料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武力反抗外，在这31年间都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说前面27年王莽没有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至此也是刚开始出现不满。

且不说旧时代站在正统立场对王莽的批评，就是近年来的论著大多也将王莽作为以虚伪手段篡夺政权的典型，这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宣帝的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临终前，他封外戚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受遗诏与萧望之、周堪共同辅佐元帝，宦官弘恭、石显掌管了朝廷机要。果然，在史高感到自己不受重用时，就与弘、石勾结，唆使元帝逼萧望之自杀，周堪等也受排斥。从此，石显等宦官擅权，反对他们的官员如京房等被杀。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先后10人封侯，5人任大司马，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京兆尹（首都特区长官）王章建议成帝罢大司马王凤，王凤得知后，以辞职相威胁。太后亲自干预，成帝只得将王章下狱处死。从此，公卿对王凤侧目而视，成帝也无可奈何。哀帝即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太后为泄私愤诬陷中山王冯太后，害死冯氏数十人。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男宠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将皇位让给他。丞相王嘉加以规劝，引起了他的不悦。哀帝又假托傅太后遗诏，要增加董贤及其他外戚封邑，王嘉封回诏书，并再次进谏。哀帝大怒，借口其他过失，要大臣议罪，又下诏廷尉诏狱。按当时惯例，现职丞相接到这样的命令，必须立即服毒自杀。王嘉不愿死得不明不白，拒不自杀，被捕入狱，在狱中绝食而死。

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朝廷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43万万。

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王莽在一道诏书中曾描述了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矛盾：“兼吞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强烈的贫富反差，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哀帝下诏，为了顺应谶语的指示，这一年改称太初元将元年，自己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可是，到八月就下诏取消了这些改变，还杀了提建议的贺良。所谓谶语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实际表明连最高统治者也已失去信心，只能用改元和采用不伦不类的称谓来实现“再受命”。建平四年，关东民间盛传西王母“行筹”（拿了治理国家的筹策巡游天下），一路闹到关中长安。百姓聚集起来祭祠西王母，或者在半夜点着火把爬上屋顶，击鼓狂呼。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王莽前期的作为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不能说是伪装或欺骗手段，因为至少他做了不少好事，在当时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括回来。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外戚、前大司马、侯爵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么能不感激他，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人出来翻案。就是被他干掉了的叔伯、堂兄弟，本身也都不是好货。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难道让淳于长或其他外戚执政，会比王莽更好?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在一个乱世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至少比一帮贪官污吏要好得多。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建议的各项措施，使诸侯王、宗室、功臣后代、候选官吏、退休官员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三辅的百姓被横征暴敛的赋税可以得到补偿，而且还派官员检查落实，皇陵中的多数民墓可以不迁，全国百姓和基层官吏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的物资，这些都是少有的实惠，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一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一万套住宅，从全国征召数千有本领的人，又将天下通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数千人征至京师，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数人本来绝不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即便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至于制造符谶、祥瑞，这并不是王莽的发明，此前的汉高祖、此后的汉光武帝、魏文帝曹丕，哪一个不是这样做的?他们难道不是假造出来的吗?

一句话，如果王莽成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他就是新朝的太祖高皇帝，他的本纪里的内容肯定比刘秀、曹操、曹丕更丰富，也会比刘邦更动人。但事实他却失败了。

汉光武帝如果王莽仅仅是为了夺取权力，仅仅是为了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成功了，他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却不知道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本来只是儒家的理想，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当然兴高采烈，把王莽当做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成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的也会如此。到那时，他们就会怀念曾经咒诅过的汉朝，怀念那时并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谓“人心思汉”的舆论。

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无疑是画饼充饥，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诸侯王、列侯、官员、国家供养的学者和人才，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这是绝对难以两者兼顾的。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很明白，自己该依靠谁，打击或抑制谁。刘秀要依靠南阳的宗室豪强，所以对他们一直优待宽容，当了皇帝也不得不与他们有所妥协。所以尽管东汉从一开始就存在田地和户口登记不实的严重问题，但至少得到了地主豪强的支持。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每个男口不满八个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奴婢中不少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或者让他付钱买下。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筅。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1／10。所谓六筅，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定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放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又是完全行不通的。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括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增加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280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殿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总想超过前人，显示自己的功德，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和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50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民始怨矣”。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义，恢复古代的面貌。最容易的复古是改名，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改，不需要什么物质条件，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回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汉书·王莽传》中保留着一段诏书的样本，今译如下：

此诏书命令陈留大尹、太尉：将益岁以南划给新平，新平，原淮阳。将雍兵以东划给陈定，陈定，原梁郡。将封丘以东划给治亭，治亭，原东郡。将陈留以西划给祈隧，祈隧，原荥阳。陈留已不再成为郡了，大尹和太尉都去朝廷临时驻地报到。

其实，诏书中还没有注全。大尹就是原来的郡太守，而益岁就是原郡治圉县。可以想象，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他可以赢得一片赞扬。当他执了政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如“市无二贾（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由于实际根本做不到，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至少在表面上必须如此。但这样高的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自然会纷纷响应，但乐意这样做的人肯定不会多。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情严重，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严重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战火逼近长安，王莽自知大势已去，但还要做最后的努力。他率群臣到南郊告天，仰天长叹：“皇天既然已将天命授予我王莽，为什么不消灭众贼?即使我有不是，用雷霆杀死我就是了。”他捶胸大哭，几乎断气，又伏地叩头，宣读自己作的《告天策》，向上天陈述自己的功劳，希望得到庇佑。成千上万的诸生和百姓昼夜不断地聚集在那里，边哭边朗诵《告天策》，为此设立了临时食堂，为他们供粥。有五千多人因哭得极其悲哀并能背诵策文，被提拔为郎官。

十月初一，更始军入城，攻至宫门。初二，大火延烧到宫中，王莽穿着紫色礼服，佩皇帝玺绶，手里还拿着一把虞帝匕首（自然是好事者投其所好伪造了献给他的）。他让天文郎在他面前测量时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换坐的方向，嘴里不停地说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老天爷给了我德，汉兵又能把我怎么样!）

山水画鉴赏初三天明，群臣扶着王莽走出白虎门，王揖已备好车等在门外。王莽上车来到渐台，他抱着符命、威斗，希望利用台周围的池水阻挡汉军。此时，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就奔入宫中守卫王莽，找到了渐台。这时王邑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汉兵追到，将台团团围住。台上射箭抵抗，汉军一时攻不上。但不久箭就用尽，只能短兵相接。王邑父子等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他的尸体被争夺的士兵肢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被送到南阳宛县，更始帝刘玄见了大喜，说：“王莽要是不这样做，那就应当有霍光一样的地位了。”毫无疑问，汉朝宗室对王莽最大的仇恨就是夺了他们的政权。王莽的头颅被挂在宛县市上，这里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百姓纷纷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了。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这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汉代的商人司马迁热情地讴歌货殖，赞扬杰出的商人，但贾谊、晁错等却严厉地抨击“末业”和从事“末业”的商人。货殖，究竟是功，还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