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武帝增强朝廷经济实力



武帝期间，还将从西汉初就存在的侯国大幅度削减，增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

西汉初，刘邦封萧何、曹参等一百多位功臣为列侯，他们的封邑称为侯国，小的数百户，大的有万余户。侯也是以自己侯国中各户上交的租税作为俸禄的，侯国的行政则由朝廷派侯相治理。侯的地位相当于县，也属郡管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经济上减少了朝廷的收入。由于西汉前期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到武帝初，多数侯国的户数有大幅度增加，大的侯国多达三四万户。武帝用各种借口废除侯国，如无后、犯罪或有过失、改封等。他嫌这样的做法速度太慢，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就利用“酎金律”对列侯大规模开刀。原来汉文帝时规定，诸侯王和列侯每年都要按本国人口数量献黄金助祭宗庙，具体标准为每千口4两，余数超过500的再加4两。如重量或成色不足，王要削县，侯要免国。武帝就以列侯所献酎金重量或成色不足为由，一下子免除了106名列侯。到武帝后期，汉初的功臣侯国基本除尽，以后新封或恢复的侯国，一般只有千余户，小的才二三百户。武帝能够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体制已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开国功臣早已死亡，继承的列侯大多不担任官职，不会有任何阻力。当初功臣受封时也都得到过汉高祖颁发的“丹书铁券”，从道义上说，武帝的做法有违刘邦立下的誓言。但将一大批靠祖宗余荫不劳而获的列侯撤销，无疑增加了朝廷的财源。

西汉最终能消灭异姓、同姓诸侯的分裂割据威胁，还大大得益于从刘邦就开始执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强干弱支（或称为强本弱末）。在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迁都关中后不久，又接受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将关东原六国君主和贵族的后裔、豪强大族和“乱众之民”（有反抗倾向的人或潜在的反对势力）十多万人迁到关中。刘邦死后，他的陵墓——长陵所在地设立了长陵县，关东移民成为该县的基本居民。从此形成了一项制度：新皇帝的陵墓附近设立一个以该陵命名的县，称为陵县；居民主要从关东迁入，称为徙陵县或迁陵县。迁移的对象也扩大到汉初功臣的后裔、一定级别的官员（如二千石以上）、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户（如古代山水画五百万以上）等。到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决定不再设置陵县为止，累计迁入人口超过60万，到西汉末年，移民后裔已达120余万，占首都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关东移民及其后裔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更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所占的比例，“关东出相”，朝廷文职高官几乎都是关东人；关中资产最多，在商业上占有垄断地位的又非关东移民莫属。在关中（代表着朝廷、中央）与关东（代表着诸侯、地方）这架天平上，这批移民无疑是一个分量极大的砝码，所幸从刘邦开始就将它牢牢地置于关中一边了。

一项新制度的推行和最终确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郡县制从它的雏形出现，到由秦始皇推向全国，经历了数百年时间，但与它对立的分封制却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并在西汉初年一度占有半壁江山。不过分封制毕竟已经不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经过数十年的较量，最终被淘汰出局。从汉武帝以后，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王国及王位绵绵不绝，直到清朝末年还保留着王，但除了某些短时期真正具有分封意义，其他阶段的王都只是“衣食租税”，或者只是一种荣誉和级别。从这一意义上说，到汉武帝时分封制已经寿终正寝。

在很多朝代，宗室王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反而是重点防范的对象，被软禁在“王国”中如同高级囚犯。但是在这些朝代，宗室亲王绝不会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专制社会，这种看似不人道的措施，倒是杜绝皇族宗室觊觎皇位的唯一有效办法。宗室的俸禄曾经是明朝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数万皇族人口每年吞噬着国家的巨额财富，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特权，甚至没有择业的自由，然而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亲王武装叛乱——宁王宸濠之叛不到两个月就平息了，影响不出一省。饱食终日的皇室成员中还出现了一流的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和学者。而西晋初年大封宗室诸王，还给他们配备军队，让他们回封地任掌握军政大权的都督，终于酿成八王之乱。

由于中央集权制固有的弊病，在废除分封制的同时，不可能保留在分封情况下存在的合理因素和王国原来合理的政策。如原来王国的百姓可以就近服役，直属中央后就得由中央政府征调，一般都要从关东、江南远赴关中、西北边疆，负担大大加重。又如，原来王国可以自行决定赋税额度和征收赋税，在本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就可以减免赋税，也能量入为出，合理安排财政收支，百姓的负担较轻。王国取消后，作为郡的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自主权。地方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或者成为皇帝的私产，造成极大的浪费。当然，这些并不是分封制的优越性，只是由于分封制的存在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实施。在专制时代，要做到既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自主，顾及百姓的实际利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这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汉匈之间的争斗与融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的铁骑团团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上。505年以后，冒顿单于的后代、匈奴人刘渊在山西左国城宣布自己是汉高祖的后代，建国号为汉。

唐朝的诗人曾经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无数“飞将军”曾经阻挡了胡马的南下，但一部分匈奴人却迁入了中原，并且最终融合在汉族之间。

秦始皇死后，原来驻守在北部边境的大将蒙恬被迫自杀，边防松懈。不久反秦起义爆发，秦军忙于镇压，不再顾及北方边疆。匈奴趁机南侵，移民大多逃亡。在没有军队守卫的情况下，秦始皇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筑起的万里长城根本无法阻挡匈奴的骑兵。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匈奴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冒顿单于。他即位后，率领匈奴各部东征西讨：攻灭了东胡，将其残余的乌桓和鲜卑赶到了大兴安岭；击败了月氏，迫使月氏人从河西走廊的西部迁往中亚；征服了北部的丁零、坚昆等部，扩展到贝加尔湖一带。匈奴不仅全部收复了被蒙恬夺取的土地，而且继续南下，进入战国时秦、燕、赵的旧地。匈奴号称拥有“控弦之士（能挽弓作战的士兵）三十万”，盛极一时。

秦汉之际，楚、汉和各诸侯忙于争夺天下，无暇北顾。等刘邦消灭项羽，匈奴的威胁已经相当严重。高祖六年（前201年），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州市），驻守那里的韩王信投降后，依仗匈奴的势力南下太原（今山西中部），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城下。七汉朝骑兵年冬，刘邦率大军亲征，击败韩王信和匈奴联军，乘胜追击。当时连降大雪，天寒地冻，有的士兵连手指都被冻掉。刘邦为了了解实际状况，不断派使者进入匈奴地区观察。冒顿将计就计，故意将精锐部队和肥壮的牛羊隐藏起来，沿途只留下一些老弱残兵和瘦弱的牲口，十几位使者回来后都说匈奴不堪一击。刘邦又派刘敬（即娄敬）去复查，他的报告与众不同：“两国交战，一般都要壮大声势，但我只见到了老弱的士兵和牲畜，肯定是故意造成假相，将精兵埋伏了起来。我认为匈奴打不得。”但这时30万汉军已经越过句注山（今山西代县西北恒山山脉），争先恐后地北上了。刘邦认为刘敬是动摇军心，将他拘押在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自己率领骑兵到达平城（今大同市东北）。但汉军大部分是步兵，远远落在后面，只有一部分赶到平城。这时冒顿出其不意，以大量骑兵将刘邦团团包围在平城东北的白登山，并且切断了刘邦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整整七天七夜，汉军无法突出重围，几乎弹尽粮绝。刘邦派人突围找到阏氏（单于的夫人），送给她丰厚的礼物，让她在单于面前说好话。正好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等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到达，单于怀疑他们与汉军合谋，于是在包围圈上网开一面，刘邦冲出包围，与大军会合，匈奴军队也撤退了。

但匈奴仍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刘邦苦于应付，听从刘敬的建议，实行和亲。所谓和亲，就是将汉朝的公主（实际上大多是以宗室的女儿或宫女代替）嫁给单于，并馈赠大批物资礼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匈奴的入侵，但汉朝正忙于巩固内部，加上不断有汉将叛逃，成为匈奴的帮凶。如燕王卢绾带着万余部众投降匈奴后，上谷以东（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就经常成为匈奴侵扰的目标。

吕后时，冒顿自恃兵力强盛，有意挑衅，给吕后送去一封信，大意说：“我孤零零生活在荒野地方，很想到中国游玩。陛下是寡妇，想必也很寂寞。大家都不快乐，何不互通有无?”吕后大怒。召集群臣商议，准备杀匈奴使者，出兵问罪。她的妹夫樊哙请战：“给我十万军队，我可以横行匈奴之中。”季布却说：“樊哙应该杀头。当年三十二万汉军出征，樊哙是上将军，高祖被围在平城，樊哙不能解围。到今天伤病者刚刚复原，百姓还在唱着悼念平城士兵的哀歌，樊哙却要让天下震动，胡说用十万军队去横行，不是当面欺骗你吗?况且匈奴人本来就像禽兽一样，听了他们的好话不必高兴，对他们的坏话也犯不着生气。”吕后明白汉朝的实力，就派张泽送去一封复信：“我已年老气衰，头发牙齿都掉了，走路也不成样子，单于不知从哪里听了传闻，实际上完全不必降低身份来找我。敝国没有什么过错，应该能得到你的宽大。奉上御车二辆，骏马二匹，供你日用。”冒顿也派使者致歉，表示自己不懂得中国礼仪，请求原谅，还回赠了马匹，双方恢复和亲。

文帝时（前180～前157年在位），冒顿单于击败月氏，控制了西域的大部分地区，兵力更加强盛；而汉朝经济尚未恢复，又受到内部分裂割据势力的牵制，军事上处于劣势，只能尽可能维持和亲。例如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入侵，文帝亲赴太原，派丞相灌婴率八万车骑迎击右贤王。但济北王兴居发动叛乱，企图袭击荥阳（今河南荥阳市西北），文帝只得召回灌婴的军队，镇压内乱。第二年，冒顿单于致书文帝，表面重申和亲，实际却宣扬灭月氏的战绩，宣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所有使用弓箭的百姓已完全合并为一家），提出“皇帝如不想匈奴靠近边塞，就应该命令你的吏民迁得远远的”。

尽管如此，匈奴还是不时入侵。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冒顿单于之子）率14万骑兵进入萧关（在今甘肃固原县南），派出巡逻和侦察的骑兵到达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和甘泉（今旬邑县南），逼近首都长安。汉军紧急动员，单于在塞内留驻月余才撤退，汉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军队出塞，却无法消灭敌人。匈奴更加肆无忌惮，每年入侵边境杀人掠夺，受害最严重的云中（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和辽东（在今辽河下游和辽东半岛）二郡每年要损失万余人口。

汉朝一方面仍然只能争取与匈奴和亲，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边境的防卫和报警。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分两路侵入云中和上郡（今陕西北部），各有三万骑兵，文帝派三支军队分别把守北地（今甘肃东部）、句注山和飞狐口（今河北蔚县南），又调集军队驻守长安郊外。匈奴军一度直逼句注山，报警的烽火直达甘泉、长安。数月后，汉军推进到边境，匈奴军也退回塞外。

在景帝和武帝初年，汉朝始终执行和亲政策。在与匈奴的边境贸易中实行优惠，给了匈奴不少好处，长城沿线成为汉、匈奴间交易的场所。自单于以下的匈奴贵族、首领都喜欢与汉朝交往，长城下人员来往络绎不绝。但匈奴小规模的杀掠依然不断，汉朝内部的阴谋分子也想利用匈奴的武力。景帝即位后，赵王遂暗底下与匈奴勾结。吴楚七国之乱时，赵王企图引匈奴兵入境，但因汉军很快平息叛乱，赵王被围自杀，匈奴才停止行动。

在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后，从汉初以来长期制约着中央政权的诸侯割据危机彻底消除，朝廷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外患了。加上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积累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人口也增加了一倍有余，对匈奴发动反击的条件趋于成熟。

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豪富聂壹向武帝献计，引诱单于入塞，以重兵围歼。于是武帝派聂壹假装私自出塞贸易，引诱单于夺取马邑城（今山西朔州市），单于贪图马邑的财富，亲自率领10万骑兵进入武州塞（在今山西左云县），30万汉军已经埋伏在马邑四周，只等单于进入伏击圈。在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单于见牛羊遍布，却不见有人放牧，觉得可疑，就袭击了汉朝一个亭，抓住了正在巡视的雁门尉史（边境巡视员）。怕死的尉史将汉军的部署一五一十告诉了单于，单于大惊，立即退兵，汉军一无所获。从此匈奴断绝和亲，经常攻打边塞，入侵杀掠。但匈奴已对来自汉朝的物资产生了依赖性，还是要来边关购买，汉朝也利用贸易缓和局势，双方的边境贸易继续进行。

马邑之围虽然没有成功，但汉军并未受损，经过几年的训练准备，已经具备了打击匈奴的实力。元光六年秋，四位汉将各率一万骑兵向关市下的匈奴人发动袭击，并攻入匈奴境内。但第一仗打得并不顺手，除了上谷一路的卫青获得杀死、俘虏700人的战果外，公孙贺无功古代山水而返，公孙敖损失了7000人，李广还被匈奴俘获，好不容易才逃脱。元朔元年（前128年），匈奴二万骑兵分几路入侵，武帝派卫青率三万骑兵出雁门郡，李息出代郡，主动攻击匈奴。结果消灭数千人，取得初步胜利。第二年，卫青从云中出击，直至陇西（今甘肃东部），又杀、俘匈奴数千人。收复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汉朝整修了蒙恬所筑的长城的关隘，恢复了秦朝的边境线。当年还在内地招募了十万移民，迁入新设的朔方郡。

元朔三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军臣单于之子於单被打败，投降汉朝。匈奴又接连在边境入侵杀掠，河套一带本是右贤王的属地，所以他不断在朔方缘边杀掠。元朔五年，卫青率六将军共10万军队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阴山），深入六七百里后，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虽然逃脱，但其部属1.5万人被俘，再也不能对朔方构成威胁。第二年，卫青又率六将军与10万骑兵从定襄出击，杀、俘匈奴1.9万多，但汉军也损失了3000多骑兵，前将军赵信被俘。赵信本来降汉的匈奴小王，熟悉双方情况，他建议单于将主力后撤，引诱汉军长途出击，以便待汉军疲劳后捕捉战机。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武帝封年轻骁勇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1万骑兵从陇西向河西走廊进军，一路杀、俘8000余人，还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当年夏天，霍去病又从北地出击，过居延泽（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北），南下至祁连山，前后杀、俘3万余人。单于因休屠王、昆邪王损失惨重，准备召来杀掉，休屠王与昆邪王闻讯后准备降汉，汉朝派霍去病率军迎接。昆邪王杀死临时变卦的休屠王，合并了他的部众，4万余人一起降汉，使汉朝获得了整个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匈奴的重要畜牧基地，走廊中段的焉支山出产的颜料是匈奴妇女的化妆品，它们的丧失引起匈奴人极大的哀伤，他们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第二年，关东大水。汉武帝将72万多灾民迁至西北边疆和河西走廊，以后陆续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朝稳固地占有河西走廊后，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通向西域的大门。

元狩四年，汉朝出动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率领，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发远征，约定在沙漠以北会师。由于汉军接连获胜，百姓纷纷随军出征，以便建功立业，出塞的私马有14万匹，还不包括装运粮食的。单于撤退了辎重，率精兵在漠北迎战，被卫青一路汉军包抄，仅与数百骑突围而逃，部众1.9万人被杀、俘。霍去病一路也杀、俘了数万匈奴人，在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举行了祭祀仪式，直到接近瀚海（今贝加尔湖）才返回。这次战役迫使匈奴远离，大漠以南不再有匈奴的王庭，汉朝的疆域扩展到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泽一带，在那里设置田官，组织五六万军人屯田。但汉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损失万余人和十余万匹马。汉朝一时无法增加战马，加上霍去病于元狩六年逝世，对匈奴的战事停顿了多年。

由于汉军无法在匈奴地区久驻，匈奴的流动性又大，所以汉匈间战事仍不时发生，但规模不太大，对汉朝没有什么威胁。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朝派徐自为在五原塞外数百里至千余里间修筑了一系列防御设施，派路博德在居延泽边建筑障塞。当年秋，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将徐自为筑的城障全部破坏。此后，汉军仍不断出击，但多次失利，损失不小。征和三年（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汉军损失数万，元气大伤，不再出兵。但经过汉军二十多年的持续打击，匈奴人畜大减，加上天灾，濒于困境，自单于以下都希望与汉朝恢复和亲。

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匈奴狐鹿姑单于死，其子壶衍鞮单于立，左贤王、右谷蠡王不服，不参加每年的祭天大会，匈奴势力更加衰落。由于汉朝边境已建起完备的防卫系统，烽火台报警及时，匈奴的入侵难以得逞。

昭帝末年，匈奴转而攻打西域的乌孙国，声称要得到汉朝嫁去的乌孙公主，公主向汉朝求援。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大规模征发士兵，派范明友、赵充国等五位将军率二十余万军队分路出击匈奴。救援乌孙。乌孙也派五万军队，由西向东接应。匈奴闻风而逃，汉军追至一二千里之外。派驻西域的常惠与乌孙军队攻至右谷蠡王庭，俘获单于亲属及将士近四万和大批牛羊，从此匈奴更加一蹶不振。当年冬天，单于为了复仇，率万骑进攻乌孙，俘获一些老弱人员，可是在归途遇到罕见的大雪。人畜冻死，返回的不足1／10。于是乌孙、丁零、乌桓从西、北、东三方合力进攻，匈奴无力招架。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匈奴的人口只剩下3／10，牲畜损失一半。汉朝出动三千骑兵就能俘获数千匈奴人返回，匈奴也不敢进行报复。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部众降汉。匈奴内乱不止，两年后分裂为五部，各自拥立单于，相互攻击。呼韩邪单于一再受到攻击，甚至被其弟郅支单于逐出了单于庭，所属左伊秩訾王劝他向汉朝称臣，寻求支持。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与大臣商议，大臣们一致反对：“我们匈奴的风俗一向崇尚武力，鄙视降服，靠马上战斗立国，所以能威震各族。战死是壮士的光荣。现在兄弟争国，不是兄胜就是弟胜，就是战死了也有威名，子孙还能当各国的将帅。汉朝虽然强大，也无法吞并匈奴。何必违背古制，臣服于汉，使先单于受到侮辱，让各国耻笑!这样就算能得到安定，怎么还能领导各族呢?”左伊秩訾力排众议：“不然!一个国家有时强有时弱是正常的，现在汉朝正强，乌孙等西域各国都当了它的属国，而且从鞮侯单于以来匈奴一天天削弱，无法恢复，就是这样也没有一天能安稳。现在臣服汉朝就能安全生存，否则就会灭亡，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争论了很久，呼韩邪决定听从他的意见，率领部众南下至汉朝边塞附近，派儿子右贤王到长安侍奉皇帝（充当人质，以示忠诚），并准备到长安朝见。郅支单于闻讯，也将儿子送到长安。

第二年，呼韩邪从五原塞入境，宣帝派车骑都尉韩昌专程迎接，沿途七个郡出动两千多骑兵在大道列队迎送。甘露三年正月一日，呼韩邪在甘泉宫朝见，宣帝做了特殊安排，让他享受诸侯王以上的隆重礼仪，并给予大量赏赐。呼韩邪在长安居留月余后回国，要求率部众驻守光禄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附近，一旦有急可以利用汉朝的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北）自保。宣帝派长乐卫尉董忠和韩昌率1.6万骑兵，又征发边郡的数千人马，送单于出塞，董忠等留在那里维护呼韩邪的统治地位，资助的粮食多达3.4万斛。

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韩昌与光禄大夫张猛将呼韩邪留在长安的侍子送回，并消除了单于的误会。他们见呼韩邪的部众日益强盛，足以自卫了，不必再畏惧郅支单于，而塞下的资源已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大臣们也劝呼韩邪北归。他们恐怕呼韩邪北归后难以约束，就与单于、大臣们登上诺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东山，杀白马，饮血酒立下誓盟：“从今以后，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代代不得相互欺骗和攻击。有进入对方盗窃的，互相通报，将盗贼杀死后赃物归还对方。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发兵相助。谁先违背盟约，将受天的惩罚。让子子孙孙都遵守。”不久，呼韩邪单于率部众回到蒙古高原今乌兰巴托一带的单于庭，部众逐渐增加，国内安定。韩昌、张猛回长安后，公卿大臣认为他们与匈奴结盟超出了职权，并且降低了汉朝的地位，损害了国家利益，应该派使者去重新祭天，解除盟约，两人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应处死刑。元帝减轻了韩昌、张猛的罪名，只处以罚款，命令维持与匈奴的盟约。

古代扇面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表示愿意当汉朝的女婿，元帝以后宫宫女嫱（昭君）相赐。呼韩邪十分感激，表示愿意永远替汉朝守卫从上谷至敦煌的边疆，建议撤销边塞，以节省人力物力。元帝让大臣商议，大家都认为可行，只有熟悉边境情况的侯应反对。他向元帝详细说明了十点理由：塞外的阴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放弃防守就使汉朝失去了屏障；匈奴一旦强大了还会骄横，这是它的本性，要居安思危；中国有礼义刑法，愚民百姓还会犯法，单于难道就能完全约束他的部下?边防并非单为匈奴而设，也为了防止其他属国的降民逃亡；羌人移居塞下，与吏民已有冲突，也需要防止；以往军队中有不少因被俘或投降留在匈奴的人，他们的贫困子孙想去投奔；边疆地区的奴婢想逃亡匈奴；盗贼罪犯往远处躲藏，如能逃亡出境，就不易对付；边防线建设了百余年，所用人力物力不计其数，一旦废弃就再也无法恢复；真的让单于替汉朝守边，他一定会对汉朝居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要不满足他，后果就不堪设想。

元帝听后，下诏不再讨论此事，并派前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为特使向单于通报：“单于的好意我毫不怀疑，但中国四方都设置关塞，并不单是防御匈奴，也是为了不使中国内部的罪犯歹徒出来害人，以便严格执行法律，统一民心。”单于表示自己考虑不周，接受了元帝的解释。直到王莽代汉，边境牛羊遍野，人口繁衍，城门经常到很晚才关闭，三代人听不到战争警报，百姓不必再服兵役，汉匈间保持了60年的和平局面。

郅支单于见呼韩邪归附汉朝，无法取胜，于黄龙元年（前49年）西迁坚昆（今俄罗斯叶塞河上游一带），以后又迁至康居，建昭三年（前36年）在康居东部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被汉将陈汤、甘延寿所杀。

绥和元年（前8年），成帝的舅父王根执政，有人向他建议：“匈奴有一块土地突出，插入张掖郡，出产上等木材，适合制箭杆，如能得到，可以增加边境的财富。国家扩大了领土，您也建了大功，名垂千古。”王根让夏侯藩出使匈奴索取。单于两次推辞，最后上书朝廷报告此事，朝廷只得表明是夏侯藩擅自盗用朝廷名义索要土地，已予处罚。平帝（公元前1～公元5年在位）初，因匈奴接受了西域车师后王等叛逃者，引起汉朝不满，特意颁布了四条规定：匈奴不得接受汉朝、乌孙、西域佩汉朝印绶诸国和乌桓的降人。原来匈奴向乌桓收皮布税，汉朝监护乌桓的官员让乌桓人不要向匈奴纳税，匈奴兴师问罪，俘虏了不少乌桓人。这些都给汉匈关系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公元8年王莽代汉后，派五威将王骏等出使匈奴，将汉朝颁发给单于的“匈奴单于玺”收回，另发“新匈奴单于章”。他们收回旧印后，因恐怕单于发现印文不同后会索回，当天就用斧头将旧印砸坏。单于认为将“玺”改为“章”是把他的地位降到了诸王一级，大为不满，上书要求恢复旧印。同时以送回乌桓人为名，调集一万骑兵，陈兵朔方塞下。第二年（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西域车师后王企图逃往匈奴，被汉西域都护但钦所杀，其兄率两千余人投奔匈奴。驻在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的戊己校尉刁护被部属陈良等人杀死，陈良等劫持吏士和家属两千余人，在匈奴骑兵的接应下到达单于庭。于是王莽下令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又宣布将匈奴分为15部，派人携带珍宝至塞下招引呼韩邪单于子孙当各部单于。从此，匈奴不断入塞杀掠，雁门和朔方郡的太守、都尉被杀，被掠的牲畜和财物不计其数。王莽派遣12名将军，征集30万军队，准备分10路对匈奴发动全面进攻，为部队筹集的粮食、物资由江淮、海滨运往北部边疆，弄得天下骚动。为了同时出兵，先到的部队驻在边境等待，但等了几年，部队还没有集合起来，搞得边境一片萧条。

东汉初，割据安定的卢芳在匈奴支持下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使匈奴乘势南侵。光武帝无力对抗，不得不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的疆域，将当地行政机构和百姓内迁。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发生严重旱、蝗灾，赤地数千里，人畜大量死亡。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比为南单于，仍用呼韩邪称号。他们派人至五原塞向东汉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得到接受。同年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五年，南匈奴袭击并俘虏了北单于之弟左贤王，又攻至北单于帐下，俘获万余人、五千匹马、上万头牛羊，北单于不得不退却了千余里地。南单于的地位初步稳定，汉朝也将内撤的8个郡迁回旧地，汉匈奴边界恢复到西汉后期的态势。南单于派使者去洛阳，寻求汉朝的支持，请求恢复汉宣帝与匈奴的协议。建武二十六年，汉朝中郎将段郴等去南匈奴，立单于庭于五原（今包头市西）西部塞80里处，并允许其部众迁入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朝廷调运去大批粮食和牛羊给予救济，还派了常驻联络官员。由于南匈奴的实力还抵不住北匈奴的攻击，当年冬，又将单于庭南迁至西河郡美稷县（今准噶尔旗西北）一带，段郴和副校尉王郁留驻监护，设立了行政机构，每年由西河郡派2000骑兵和500名由缓刑犯充当的士兵担任卫护。南单于接受汉朝的监护，同时助汉守边，将部属分别派驻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约自今宁夏、甘肃至河北北部），为当地政府充当耳目，汉朝每年供应南匈奴大量财物、粮食、布帛、牛羊。

风景画鉴赏北匈奴控制着西域，不时侵扰河西和北方边境，掳掠南匈奴和汉人。南匈奴中也有些人与北匈奴勾结。为了断绝南、北匈奴间的交通，汉朝设置度辽将军，在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一带屯兵。永平十六年（73年），汉军分4路出击，窦固、耿忠一路追至天山、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夺回伊吾（今哈密市西）。北匈奴四面受敌，南匈奴从南面做正面攻击，丁零在北边抄它的后路，鲜卑和西域各国从东、西两面左右夹击，加上接连发生饥荒和内乱，不断有人南下投汉。

永元元年（89年），汉将窦宪、耿秉率军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遁，降者二十余万，汉军一直推进到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第二年，汉军夺回了由北匈奴据守的伊吾卢，并派兵与南匈奴军一起出鸡鹿塞（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进攻匈奴，北单于受伤后只身逃遁。永元三年，耿夔率汉军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单于率一部分部众逃往乌孙，北匈奴彻底溃败，从此离开蒙古高原西迁。4世纪70年代，匈奴出现在欧洲，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但东汉的北部边境并没有因为北匈奴的溃败和西迁而安宁，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很快填补了匈奴留下的空白，成为蒙古高原的新主人，他们与汉朝的冲突也随之开始。

从中国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始，中原的农业民族与北方牧业民族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只是激烈程度和冲突范围而已。以往人们往往把冲突的出现归咎于牧业民族的野蛮落后、侵略好战，或者认为是农业民族软弱无能所致，这是相当片面的。

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牧业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黄河流域一度是东亚大陆最适宜生产和生活的地区，牧业民族曾经与农业民族一样生活在这一地区。但随着农业民族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牧业民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到战国后期已被挤出了黄河中下游，迁到了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之外。

在正常情况下，牧业民族的迁移范围并不大，所谓“逐水草而居”，主要是季节性的或周期性的。但在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的条件下，他们的迁移范围必定会扩大。一般说来，要获得了足够的生存条件或有了充分的安全后，他们的迁移才会告一段落。

秦长城秦始皇筑起万里长城以后，匈奴的生存空间被限制在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尽管北方还有大片处女地，但由于气候寒冷，匈奴人不可能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公元前3至前2世纪开始，气候逐渐变冷，严寒、干旱、大雪、蝗灾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要灾害。东西向的迁移往往同样难以躲避由北而来的灾害，还会遇到其他游牧民族的抵制，向南方的迁移就成为他们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们的迁移受到限制，殊死的搏斗就不可避免。由于牧业民族的生产技能——为放牧和狩猎需要锻炼出来的骑马和射箭——非常容易转化为军事需要，在与农业民族的战争中他们拥有天然的优势，尤其富有攻击性和机动性，使他们稳操胜券。

在占有农业民族的土地的同时，牧业民族往往也夺得了粮食、纺织品、生产工具、其他物资、妇女和劳动力。这些战利品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度过了灾难，而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有了积蓄。这使他们意识到，用武力从南方农业区掠夺物资和人口是趋避灾害、获得财富的最容易的手段。而与其他游牧民族的争夺，付出的代价很大，收获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南方农业区缺乏有力的防卫，牧业民族就会经常性地进行袭击性的掠夺。每当秋高马肥，牧业民族的战斗力最强，又最需要准备过冬的粮食和物资，这类掠夺也最频繁。

无论是正常的交换，还是掠夺所得，一旦牧业民族开始消费粮食、食品、纺织品，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更适宜的生活用具，就会产生更大的需求，逐渐形成依赖性。原始的牧业民族可以完全依靠畜产品为生，但在食用粮食，穿上纺织品，使用了铁制工具或武器后，就再也无法断绝。当茶叶传入牧业民族以后，也很快变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但牧区不能生产这些物资，至少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将这些物资的供应视为生命线，中原王朝的供应、在边境开设的“关市”和“互市”对他们来说至关紧要，甚至不可或缺。中原的统治者不了解牧业民族的需要，或者故意将这些物资的供应作为对付他们的手段，这往往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尽管的确存在着先进和落后，但从本质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物质基础相适应的，没有优劣之分。然而，处于东亚大陆中心、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农业民族——华夏诸族（以后的汉族）中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他们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在春秋时就集中表现在儒家的“夷夏之辨”——中原的农业民族、华夏诸族是夏；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族是夷。夏是中心，是文明，是先进；夷是附庸，是野蛮，是落后。夏和夷的界线绝不能混淆。正因为如此，汉朝从皇帝到臣民都很难理解和同情匈奴人，汉朝和匈奴也不容易建立起正常的睦邻关系。

汉文帝时一位宦官中行说在出使匈奴时投降，他留在匈奴后，对双方的情况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来代表匈奴与汉使做了一场有意义的辩论：

汉使：“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驳斥道：“那么就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戍边或当兵出发时，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明确以战斗进攻为主要任务，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就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没有衣冠服饰，也没有宫廷礼节。”

中行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制度太烦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通过耕地栽桑获得粮食和衣服，修筑城墙作为防卫，所以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中行说的话虽不无强词夺理之嫌，却比汉使更加理直气壮，他懂得了站在汉人立场上所无法理解的道理：匈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适应了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绝不能用农业民族的标准来衡量，而汉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汉朝的政治制度不适应匈奴的条件。可惜当时懂得这样的道理的人太少了，特别是在汉朝方面。

古代山水画中行说也明白匈奴文化的弱点：他们也要追求物质享受，但本地的产品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汉地产的“缯絮食物”对匈奴贵族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中行说向单于建议，将来自汉地的丝织品放在棘草地上践踏，衣服都撕破，以表明它们不如匈奴的裘皮耐久实用；将汉地运来的食品统统扔掉，以证明它们不如匈奴的奶酪味美，从而防止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产生对汉人的依赖性。在这一点上，中行说显然没有真正理解匈奴人，他的建议自然是徒劳的。

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匈奴入侵汉朝，在边境杀掠，当然是侵略，是非正义的，但并非不可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汉朝防卫自己的边界完全是正义的，适当予以回击，以保证边界不受侵犯，也有其必要。即使对匈奴的打击超出了防卫的限度，同样有其不得已的一面。

在汉匈之争中，汉朝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匈奴人的生存条件比汉民低，汉民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而匈奴人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一般都能变为牧地，匈奴人南下后可以将农牧界线南移，汉人北上后却不能将农业区向北扩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阴山山脉已是农业区的极限。

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匈奴人都曾占有过阴山以南的土地，他们照样可以在那里放牧和生活。而汉朝的军队尽管曾一次次深入蒙古高原，甚至将匈奴人驱逐到蒙古高原之外，却无法在那里久驻，更不能将那里变为自己的疆域，设置郡县等行政区域。因为军队或移民都无法就地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全部要从遥远的后方运来。在匈奴人与他们的牲畜全部转移后，他们既没有统治的对象，也没有作战或掠夺的目标。即使是给匈奴以重创的战争，实际损失往往是汉朝一方面更大。

所以，在汉匈冲突中，汉朝往往只能取守势，匈奴却一直采用攻势。匈奴的每次入侵，都会给汉朝造成很大的损失，汉朝的反击倒经常是得不偿失，因为在匈奴远遁时，汉军出兵再远，也不会有任何战果，却要赔上大量粮食、物资和人员的损失。在汉朝的军事实力不如匈奴的情况下，采取“和亲”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和现实的政策，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换来和平，避免更大的损失。

我们应该肯定汉武帝反击匈奴入侵的贡献，这一努力巩固了西汉的疆域，也为以后的和平局面奠定了基础。但还应该注意到，真正给边境带来持久和平和安宁的是汉宣帝的正确方针。当呼韩邪单于兵败投降时，他不仅没有趁机消灭匈奴政权，而且给予基本平等的政治待遇和充分的物资供应，使匈奴能享受体面的和平。汉元帝继承了宣帝的政策，并且承认了使者未经授权与匈奴立下的平等盟约，支持呼韩邪返回匈奴故地复国。否则的话，60年的安定是不会出现的。在汉朝400年的历史中，与北方游牧民族保持长达60年的安定局面是空前绝后的，其意义于此可见。

山水画鉴赏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大批匈奴人因被俘或归降而被迁入汉境，大部分被安置在边疆地区专门为他们而设置的“属国”中，“因其故俗”，依然过着游牧生活。少数被安置在内地，逐渐融合于汉族。有的还担任汉朝大臣或将领，如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金日碑，就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以后金氏繁衍为著名的士族。不过，多数迁入内地的匈奴人都没有留下进一步的记录，他们融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

东汉时入居塞内的南匈奴，一度有3.4万户、23.73万人，还有很多散居各地的南匈奴人和北匈奴降俘人员未列入统计。长期定居后，匈奴人开始从事农业，以后又渡过黄河进入今山西省，在汾水流域定居。匈奴的上层人物迅速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东汉末年已与汉族士人无异；而底层贫民则被作为奴婢，大量掠卖到中原各地。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将迁入河东的匈奴部众编为五部，又在并州刺史的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设匈奴中郎将，监护五部，因此匈奴不少上层人士迁居晋阳，其中一些人以后又迁至曹魏和西晋的首都洛阳。汉化了的匈奴贵族为了证明自己的高贵，以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冒顿单于和亲为由，自认为刘邦之后，取刘氏为姓。这一支匈奴人中的刘渊在西晋末年建立汉国，刘曜建立赵（前赵）。

匈奴是“乱华”的“五胡”之首（匈奴、鲜卑、羯、氐、羌），而刘氏匈奴又是匈奴中首先建立政权的一支。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这支“乱华”的匈奴人在文化上与被“乱”的华夏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据《晋书，载记》所载，刘渊（元海）七岁遭母丧后，“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哪里还有一点匈奴人的痕迹?就是他习武，也不是继承了匈奴尚武风尚的结果，而是研读《史记》、《汉书》受到了启发。他对同门的朱纪、范隆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如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帝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我每次阅读史书传记，常瞧不起随何、陆贾缺乏武艺，周勃、灌婴没有文化。道是由人来弘扬的，有一方面不如别人，当是君子的耻辱。随、陆二人遇到汉高祖而不能建功封侯，周、灌二位在汉文帝时代却没有崇教兴学，真是太可惜了!）从此他开始习武，并达到“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的水平。刘渊之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另一个儿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武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的族祖刘宣是五部匈奴的“左贤王”，但也是“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

古代山水人物如果说，这些记载可能出于后人的溢美或蓄意“汉化”的话。我们不妨看一下刘渊即汉王位时发布的文告，这是不可能作假的：

昔我太祖高皇帝（汉高祖刘邦）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义，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周朝）。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汉献帝）委弃万国，昭烈（刘备）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不悔祸，后帝（刘禅）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完全是以刘氏汉朝的继承人自居，一副为祖宗报仇，兴复汉室的姿态。刘渊称汉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当然，刘渊这样做是出于政治目的，但显然已为本族所普遍接受，至少已为上层人士所认同。

由于匈奴曾经活动于东北亚至中西亚的辽阔地带，征服过很多民族，其他一些民族的人口也随匈奴而内迁，如丁零、鲜卑、羯和西域诸族。建立后赵的羯人石勒、建立魏国的丁零人翟氏，他们的先人都是这样迁入中国的。

迁入中原的匈奴人和其他各族，最终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华夏文明，与华夏（汉）族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这是当年汉匈双方都想不到的结果，却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史上值得珍视的光荣一页。两汉的疆域如果我们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西汉的最大疆域与18世纪中叶清朝的极盛疆域相比，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西藏、内外蒙古、东北和台湾以外，汉朝的疆域与清朝的版图不相上下，且还拥有朝鲜半岛、今越南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再看得仔细一点，还可以发现，西汉有一千五百多个县级单位，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县级单位是两千余个。在中原地区，汉县的数量和幅员与今天已大致相同。

中国的疆域就是从汉朝疆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的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是历史上空前的。但不久天下大乱，接着又是连续多年的楚汉之争，所以到公元前202年汉朝初建时，它的版图比秦朝缩小了不少，主要是在边疆地区。

秦始皇在东南越人地区设立闽中郡时，保留了境内的越人君长。这些越人君长在秦末恢复自立，并起兵助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汉朝立闽越首领无诸为闽越王，在今福建境内以闽江下游为中心建立了闽越国，都东冶（今福州市）。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勾践的后人摇被封为东海王，以东瓯（今浙江温州市）为国都，所以又被称为东瓯王。这两个政权表面上服从汉朝，实际上并不受约束。但朝廷面临内外敌对势力，无暇旁顾，只能暂时容忍。吴王濞起兵时曾征召东瓯（东越）和闽越的军队，闽越没有出兵。东瓯虽然参与了叛乱，但在吴王濞兵败出逃后将他杀死，表示继续效忠于汉朝，朝廷没有追究。

兵马俑秦始皇征服南越后，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以中原移民为基础，设立了一些县。陈胜起义爆发后，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市）尉任嚣病重，临终前他召来龙川县（治今广东龙川县东）令、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西南）人赵佗，命代理自己的职位，拥兵自保。任嚣死后，赵佗下令封锁与中原相通的关隘，清洗了秦朝的官员，安排自己的部属控制了南海郡。秦亡后，赵佗出兵并吞了桂林和象郡，在公元前206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灭项羽后，继续忙于对付异姓诸侯和匈奴的入侵，加上岭南与汉朝并无冲突，所以直到十一年（前196年）才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封号，不再自称皇帝，但依然保持着独立地位。大约在公元前181年前后，南越灭安阳王，扩展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直到北纬13度，今巴江一带。

吕后执政时，有关部门要求断绝关市，禁止向南越出口铁器，这对南越的经济有很大损害，引起了赵佗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这一定是与南越相邻的长沙王出的主意，以便吞并南越，因而自称南武帝，并发兵进攻长沙国，破坏了几个县。吕后派隆虑侯率军队还击，因天气炎热，环境潮湿，士兵得了传染病，连南岭也过不了。一年多后，吕后去世，军队撤回。赵佗软硬兼施，使闽越、西瓯骆服从他的控制，还设立了像汉朝皇帝一样的仪仗队。

赵佗通过隆虑侯提出了三项要求：寻找他的亲兄弟，撤退在长沙国的汉军，调整南越与长沙国的边界。文帝即位后立即作出反应，为赵佗在真定的祖坟设立守墓户，逢年过节祭祀，召来他的兄弟，封官赏赐，并派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在给赵佗的信中，文帝说明已经满足了他的前两项要求，对最后一项，即对南越与长沙国之间犬牙交错的边界进行调整，文帝强调这是高皇帝有意的安排，他不能擅自改变，但这并不是贪图岭南的经济利益，希望他能取消帝号，双方捐弃前嫌，恢复友好关系。赵佗向陆贾表示，接受文帝的诏书，下令取消“黄屋左纛”的仪仗。此后，南越对汉朝称臣，但在国内依然以国君自居。

两千多年后，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幅西汉初长沙国南部的地图，证明当时长沙国与南越间的边界的确是犬牙交错，而不是按照南岭的自然地形划分的。这样的划分使汉朝在南岭南侧占有若干突出的据点，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汉朝将东瓯、闽越、南越三国称之为“外诸侯”，以区别于异姓、同姓王这些“内诸侯”。外诸侯实际上是藩属国，接受汉朝宗主国、皇帝的地位，向汉朝称臣，但在国内则保持独立。这三国在秦朝时都已建立郡县，是秦朝的正式行政区，西汉初变为“外诸侯”，使西汉的疆域实际缩小了，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自从刘邦在平城败归后，西汉对匈奴一直取守势。尽管西汉实行“和亲”政策，匈奴的侵扰并没有停止，它的一些部族住地离首都长安只有700里，轻骑兵一昼夜就能到达。西北和北方的边界都没有能恢复到秦始皇时的位置。

在西南地区，秦朝曾经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笮（今峨边县东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駹（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的地区。向南又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但随着秦朝的解体，设置在云贵高原的行政机构撤退到四川盆地，西汉前期一直没有能恢复。

经过“文景之治”，汉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积聚了大批粮食和物资，人口翻了一番。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后，内部分裂割据的威胁已经消除，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外敌了。这些都为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准备了条件。

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向朝廷求救。武帝立即派严助率会稽郡（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的军队渡海前往救援，闽越军队闻风解围。武帝以东瓯怕汉军撤退后闽越会卷土重来而要求内迁为由，将大部分东瓯的越人迁至江淮之间，东瓯国不复存在。

建元六年，闽越王郢进攻南越边境。当时的南越王赵胡是赵佗的孙子，他派人上书汉武帝，表示南越和闽越都是汉朝藩臣，他不敢擅自出兵对付闽越，请天子作出处理。武帝对南越的态度很赞赏，命王恢和韩安国出兵讨伐闽越。汉军还没有到达，闽越王之弟馀善就将闽越王杀死，向朝廷报功。武帝下令罢兵，另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粤）繇王。馀善因杀了郢，在国内很有威信，就自立为王。武帝不愿为这一点事再出兵，就以馀善杀郢有功为理由，立他为东越（粤）王，与繇王并存。但馀善对汉朝态度暖昧，并未真正服从。

山水画鉴赏武帝派严助去南越宣布对闽越的处置结果，示意南越王入朝。赵胡派太子婴齐随严助去长安“宿卫”（藩王表示忠诚的方式，名义上派太子至首都担任皇帝的警卫，实际是作人质），表示自己处理完国内事务后就入朝。严助回去后，大臣纷纷劝阻赵胡入朝，认为汉朝出兵闽越实际是向南越示威，入朝就不可能回来，必定导致亡国。于是赵胡就称病，十余年后去世，太子婴齐归国即位。婴齐在长安与汉女结婚生子，回国后立为太子。汉朝几次派使者劝婴齐入朝，婴齐怕入朝后南越会成为内诸侯，也一直称病，只派儿子次公入宿卫。元鼎四年（前113年）婴齐死，太子赵兴即位，汉朝再次派使者到达南越，并命令卫尉路博德屯兵桂阳（今湖南郴州市），策应使者。赵兴与太后商议，上书武帝，要求像内诸侯一样，3年朝见一次，撤销南越与汉朝间边关。得到批准后，赵兴与太后就着手筹备行装。

南越重臣吕嘉是赵佗以来三位国王的丞相。宗族担任官员的有七十多人，与赵氏王室普遍通婚。吕嘉在国内的威望比赵兴还高，他坚决反对归入汉朝，见国王不听他的意见，就称病不见汉使。太后主张杀吕嘉，但与赵兴、汉使意见不一，无法采取行动。吕嘉密谋策划反叛，但一直在等待时机。元鼎五年，韩千秋请求去南越杀吕嘉，武帝派他与南越太后之弟率2000人前往南越。得知他们入境，吕嘉就发动叛乱，杀掉了赵兴、太后和派驻南越的汉使，并袭击杀害了韩千秋一行，派兵驻守边界。武帝下讨伐令，征调越人和江淮以南十万大军。

当年秋，汉军分五路进攻，伏波将军路博德从桂阳（今湖南郴州市）顺湟水（今连江、北江）而下，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今江西）出发，经横浦关（今江西大余县大庾岭南）入南越；二位归汉的越侯分别被任命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从零陵（今广西全州县西南）进军，一路沿离水（今漓江）而下，一路进入苍梧（今浔江流域）；还派人率领巴蜀士兵，南下征调夜郎（今贵州安顺市一带）军队，顺湟柯江（今北盘江、红水河）而下，最后会师番禺。元鼎六年冬，杨仆一路攻占寻狭（今广东清远市西），突破了南越在石门（今广州市西北）的防线，缴获大批船只和粮食，收编了数万越军。稍后，路博德的军队也到达，两军合围，攻陷番禺城。吕嘉与他所拥立的南越王赵建德逃亡入海，被归降汉军的旧部俘获。南越的苍梧王赵光投降，桂林郡监居翁招降了瓯骆地区，其他三路军队尚未会合，南越全境已经平定。汉朝在南越属地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两郡在今海南岛上。

由于地方官暴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对抗，汉朝在海南岛的统治一直无法稳定。始元五年（前82年），儋耳郡并入珠崖。但当地民族的反抗依然很激烈，地方政府难以维持，因而在初元三年（前46年）又不得不撤销珠崖郡，行政机构和人员全部内迁。虽然大陆政权在岛上的行政机构长期没有恢复，但民间的往来并没有停止，大陆人民还不断迁往岛上，使人口逐渐增加，开发范围日益扩大。

随着境外林邑国的扩张，东汉疆域的南端从今越南富安省南界退至承天省南界。

东越王馀善还是反复无常，元鼎五年他上书武帝，要求率领8000士兵跟随杨仆讨伐吕嘉，但进至揭阳（今广东揭东县西北一带），又以遭遇风暴为由停留，实际上暗中与南越联络，想左右逢源，持观望态度。汉灭南越后，杨仆要求率部队灭闽越，武帝考虑到长途用兵后军队疲劳，没有批准。部队从南越撤回后，武帝令诸将驻扎在豫章梅岭（今江西广昌县西一带）待命。

元鼎六年秋，馀善得知杨仆曾有请出兵的要求，汉军又留驻边境附近，就任命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入白沙（今江西波阳县西）、武林（今余干县北）、梅领（岭），杀了汉朝三位校尉。馀善自称“武帝”，不再归属汉朝。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今浙江余姚市东南）出海南下，楼船将军杨仆从武林出发，中尉王温舒从梅岭出发，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二位山水风景画越侯分别从如邪（今地不详）和白沙出发，在元封元年（前110年）进入闽越。闽越凭借山地抵抗，陆路进攻一度不利。由汉朝派回的原越衍侯吴阳奉命劝馀善投降，馀善拒不接受。这时韩说的部队由海路到达，吴阳发动当地居民起兵，配合汉军。闽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杀了馀善，闽越平定。汉武帝认为闽越地区地形崎岖，土地狭小，闽越人强悍，又曾多次反叛，下令将闽越居民全部北迁，安置在江淮之间，使闽越旧地基本成为无人区，逃避了强迫外迁的越人退居深山。直到西汉后期，遗留下来的越人逐渐出山定居，才重新在今福州设立了冶县，在今椒江市一带设立了回浦县，隶属于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但由于越人外迁，又没有新的移民迁入，这一带一直地广人稀，东汉末年才有新县的设置。

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所谓西南夷，是指今四川西部和西南部，甘肃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和今国境外相邻地区的各个民族。分布在今乌江、金沙江流域的有夜郎、滇、邛都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有比较集中的居民点，“椎结”（发髻扎成椎形）。在今澜沧江上游一带有巂、昆明等族，以游牧为主，人民都“编发”（头发编结后披下）。在今大渡河流域有徒、筰都、冉駹等，有的定居，有的经常迁移。在今甘肃南部白龙江流域有氐族的白马，岷江上游的冉駹等族。西汉初，汉朝的行政机构虽然已撤退到了四川盆地内的蜀郡和巴郡，但民间与西南夷地区的往来并没有断绝，巴蜀的商人还因与这些民族的贸易而致富。

建元六年（前136年），王恢在制止了闽越对南越的入侵后，派番阳（今东西波阳县东北）令唐蒙去南越通报情况。唐蒙在南越吃到了蜀地产的枸酱，问是从哪里运来的。当地人回答：“从西北的牂柯江，江有几里宽，下游流过番禺城下。”唐蒙回长安后就问来自蜀地的商人，得知枸酱是蜀地的特产，有人偷运出境到夜郎，南越用钱财从夜郎购买。夜郎面临牂柯江，那里的江宽百步左右。唐蒙估计到武帝迟早要对南越用兵，就上书武帝：“如果从长沙、豫章进入南越，水路不通，交通困难。我听说夜郎有十万精兵，从那里坐船沿群柯江而下，可以出其不意，是制服南越的一个奇招。以汉朝的强大，巴蜀的富饶，开通往夜郎的道路，设置行政机构，再容易不过了。”武帝任命唐蒙为郎中将，率1000士兵和运载粮食辎重的万余人，从巴郡出苻关（在今四川合江县），到达夜郎。唐蒙向夜郎侯多同宣传汉朝的强大，又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在当地设置了汉朝的地方政府，任命多同的儿子为令（相当内地的县令）。夜郎周围的小城得到了唐蒙分发的缯帛，又认为从汉朝过来道路艰险，汉朝未必真能来统治，所以都表示愿意接受设置行政机构。唐蒙回来后，大约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就下令在这一带设置犍为郡，以焚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安边场）为郡治，发动巴、蜀的士兵修一条从僰道通向牂柯江的道路。蜀人司马相如又上书称“西夷”的邛（今四川西昌市一带）、筰（今四川盐源县一带）也可以设置郡县，被武帝任命为郎中将。司马相如向当地的君长做了一番宣传，结果汉朝在那一带新设了十几个县和一个都尉，划归蜀郡管辖，筑路工程非常艰巨，巴、蜀等四郡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修了几年，道路还没有修通，士兵饥疲交迫，加上天气湿热，死亡的人很多。西南夷君长接连反抗，派兵镇压耗费巨大，却没有什么效果。武帝感到很麻烦，派公孙弘去考察，回去后做了汇报，结论是筑路工程“不便”。不久公孙弘当了御史大夫，当时汉朝正忙于筑朔方城，以河套为基地进攻匈奴，公孙弘等建议西南夷工程危害大，可暂时停止，集中力量对付匈奴，得到武帝的批准。西夷的县取消了，南夷保留了二县和一都尉，由犍为郡自行修建县城。

张骞出使归国后，向武帝报告：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曾见到有蜀地产的布和邛杖，了解它们的来源，说是来自东南的身毒国（今印度），有数千里远，蜀地的商人到那里去做买卖。听说身毒国在邛以西约2000里。张骞说：大夏在汉朝西南，一向仰慕中国，就怕匈奴隔断来往的道路。要真开通了由蜀往身毒国的道路，就又近又方便。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开拓，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人寻找从西南夷通向身毒的道路。滇（在今云南滇池一带）王留住汉使，为他们探路，但由于昆明（在今云南大理市南一带）阻挡，花了四年多时间也没有结果。

南越吕嘉反叛时，武帝命驰义侯从犍为郡征发南夷的军队，且兰（今贵州黄平县西南）的君长怕自己的军队跟随汉军远征后，被周围的部族乘机攻击，就发起反抗，杀了使者与犍为太守。汉朝用原来准备进攻南越的巴蜀罪人和八校尉加以镇压，正好南越已平定，调回的汉军攻入且兰，杀了数万人，在南夷地区设置了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县西南）。夜郎侯见南越被灭，请求入朝，被武帝封为夜郎王。汉军又杀了邛君、筰侯，冉骟等十分恐惧，请求臣服并设置行政机构，于是汉朝在邛都（今四川西昌市东南）设越砉郡，在筰都（今四川汉源县东北）设沈黎郡，冉駹（今四川茂汶县北）设汶山郡，在白马设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县东北）。

张骞像汉武帝派王然于将灭南越和杀南夷反抗的部族首领的情况向滇王通报，劝他入朝，但滇王自恃有数万部众，又有它东北的劳深、莫靡等同姓部族的支持，拒不服从。两年以后的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调巴蜀军队攻灭劳深、莫靡，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请求朝廷设立行政区，于是在滇设益州郡（今云南宁晋县东）。考虑到滇王曾带头拥护朝廷，武帝赐给他“滇王之印”，仍让他统治本部族的百姓。以后降服昆明，将其属地并入了益州郡，汉朝的西南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并与今澜沧江流域和缅甸东北部的哀牢人有了交往。

由于设置时考虑欠周，有的郡辖境有限，人口稀少，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撤销了汶山郡。这两郡的辖境大多并入了相邻的蜀郡，疆域并没有什么减少，但对当地部族的统治相对放松了。

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接受内属，汉朝设置了两个县，又从益州郡划出六县，合并建立了永昌郡。汉朝的疆域不仅已包括今天云贵高原的全部，而且辖有今缅甸东部。

还是在战国后期，燕国就统治过朝鲜半岛北部的朝鲜、真番，在那里设置了行政机构和防御工事。秦始皇灭燕后，将燕国留下的机构划归辽东郡，作为在境外的附属机构。西汉初国力有限，考虑到在朝鲜半岛的机构路途遥远，仅修复了秦朝辽东的长城，以浿水（今朝鲜清川江）为界，归燕国管辖。燕王卢绾投降匈奴后，燕人卫满就聚集了数千人出塞。他们渡过浿水，在秦朝防区的旧地定居，逐渐控制了朝鲜、真番和流亡在那里的燕、齐移民，并在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南）建都。当惠帝时，辽东太守与卫满约定，让他当汉朝的藩属，但不得侵犯边境，也不得阻止朝鲜半岛上其他民族与汉朝的联系，朝廷批准了这项措施。卫满有了汉朝的支持，控制了真番、临屯（朝鲜半岛东海岸中部），其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端、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北部。

但朝鲜半岛上还有不少其他部族，元朔元年（前128年），半岛东北沿海一带的东夷秽君南闾等归属汉朝，武帝在那里设立了苍海郡。但该地与汉朝之间并不相连，通过海路运输耗费巨大。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后并没有获得实际利益，所以两年后就撤销了苍海郡。

到卫满的孙子右渠在位时，朝鲜引诱并接受了很多汉朝的逃亡人口，又从未入朝，而真番、辰国（在半岛南部）请他转达汉朝的书信也不上报。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派涉何向右渠下达诏书，右渠不肯接受。涉何觉得难以向武帝复命，在回到浿水边时命部下刺杀了朝鲜护送他回国的裨王，回来后谎报“杀朝鲜将”。武帝心里明白，却没有追究，任命他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对他十分痛恨，发兵袭击，将他杀了。

武帝下令募集全国罪人从军讨伐朝鲜。当年秋，由楼船将军杨仆率5万军队由齐地（今山东半岛）渡海，左将军苟彘从辽东陆路进军，右渠得知后，发兵据守险要抵抗。荀彘先派一队辽东兵进攻，战败逃散。杨仆率7000齐兵先到达王险城，右渠在城上见杨仆军队人数少，山水画鉴赏就出城袭击。杨仆被击败，与士兵失去联系，在山中躲藏了十几天，才逐渐收罗游兵散勇，重新集结。苟彘进攻浿水西岸的朝鲜军队，也没有获胜。

武帝见两路军队都没有取胜，就派卫山向右渠劝降。右渠表示本来就想投降，只恐中计被杀，现在见到皇帝的使者，请求归降。右渠派太子入朝致歉，献马5000匹，及向汉军送上粮食。由一万多持武器的士兵护送。这支部队正在渡浿水时，使者和荀彘怀疑他们可能会搞阴谋，认为太子既已降服，就应让随行人员不带武器。太子也怀疑使者和荀彘欺骗他，就不渡浿水而退回。接到卫山回来的报告，武帝气得将他杀了。

荀彘军终于攻破朝鲜在浿水防守的军队，攻至王险城下，围住城西北，杨仆转驻城南。由于右渠坚守，几个月也没有攻下。荀彘的部队来自燕、代，又打了胜仗，作风骄悍。杨仆的士兵都是齐人，渡海时已有了损失，与右渠一仗被打得大败，造成士兵恐慌，将领心中惭愧，所以虽然包围着右渠，却希望与他议和。面对荀彘的不断攻打，朝鲜大臣与杨仆秘密协商投降事宜，联系了几次，尚未作出决断。荀彘几次与杨仆约期进攻，杨仆在等朝鲜投降，不采取行动。荀彘也秘密派人向朝鲜劝降，但朝鲜方面希望向杨仆投降而予以回绝。两将之间矛盾很深，荀彘认为杨仆此前已犯过脱离部队的错误，现在与朝鲜相处得很好，朝鲜却不投降，怀疑杨仆有意谋反。武帝等得心焦，派前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督战，并授权他便宜行事。公孙遂到前线后，荀彘向他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朝鲜之所以不能攻下，都是由于杨仆一直不如期会师：“现在如不除掉他，就会与朝鲜一起来消灭我的军队。”公孙遂赞同他的分析，以使节召杨仆来左将军荀彘营地商议军事，等杨仆到后就将他捆绑扣押，由荀彘接管了他的军队。

荀彘集中两军猛攻朝鲜，朝鲜大臣知道守不住，纷纷出城降汉，但右渠又不愿投降。元封三年夏，已经投降汉军的尼溪相参派人杀死右渠。但王险城尚未攻克，右渠的大臣成已继续抵抗，经右渠之子和其他降人向百姓劝告，将成已杀死，战事才最后平息。汉朝在朝鲜设立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辖境南至今汉江流域。

荀彘因争功嫉妒、使用诡计等罪被杀，杨仆则因擅自行动造成损失而定下死罪，赎为庶人。对朝鲜一仗打得如此艰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两位主将的不和是主要因素。

朝鲜半岛北部的人口毕竟有限。很多地方尚未开发，还有一些地方仍由当地民族控制着，所以到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撤销了朝鲜的临屯和真番二郡，它们的辖境放弃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并入了乐浪郡。元凤五年（前76年），又将玄菟郡的东部放弃，治所也从朝鲜半岛上迁到了今辽宁新宾县以西。

昭帝以后，汉朝也没有组织向朝鲜半岛和辽东以东的地区移民，所以在朝鲜半岛的东海岸一带，汉朝的行政区缺乏本民族人口的基础。由于受到当地秽貊人和马韩人的压力，光武帝时放弃了乐浪郡在单单大岭（今朝鲜北大峰山脉）以东的7个县。原来分布在鸭绿江上游的高句丽逐渐摆脱了汉朝的统治，随着高句丽的兴起和扩张，玄菟郡的辖境也完全放弃，郡治迁到了今沈阳市西，辖有从原辽东郡辖境中划出的数县之地。

随着反击匈奴的胜利，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朝收复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汉朝整修了蒙恬所筑的长城的关隘，恢复了秦朝的边境线。元狩二年（前121年），由于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合并了他的部众一起降汉，使汉朝获得了整个河西走廊。以后，汉朝在河西走廊陆续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又在湟水流域设置了金城郡。

当西汉的疆域扩展到河西走廊时，人们就将走廊西端玉门关和阳关（均在今甘肃敦煌市西）以西称为西域。天山山脉横亘于西域，将它分为南北二部。高山、戈壁、沙漠又将一片片绿洲、河谷相互隔离，交通线漫长而艰险，因此形成了数十个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的小国。这些国最大的有数十万人口，小的才数百人。天山以南的诸国大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业、手工业、商业，被称为城郭诸国。少数国处于游牧状态，没有城郭。天山以北的国还是以游牧为主，但也有一些城郭。

西汉初，匈奴迫使原来居住在敦煌、祁连山和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西迁后，又征服了西域诸国，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僮仆都尉。汉朝夺取了河西走廊后，虽然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但匈奴仍控制着西域，所以汉使常受到阻拦和劫掠。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军破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姑师（今吐鲁番盆地内）。六年，汉朝又以宗室女嫁给乌孙王。太初元年（前102年）、三年，汉将李广利两次出征大宛。李广利的出征并不完全必要，又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客观上打破了匈奴对大宛的控制。此后，汉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渠犁（今库尔勒市西南一带）驻兵屯垦，开始设置行政机构。

河西走廊但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天山以北各国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又经过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才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初元元年（前48年），汉朝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设置了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都护府的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其辖区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一方面它与内地的正式政区不同，不设置郡、县，依然保留原来的国，汉朝一般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但掌握它们的兵力和人口等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都护代表朝廷掌管这些国的外交和军事权，可以调动它们的军队，决定它们对外的态度，必要时还可以直接废立它们的君主，甚至取消某一国。可见，西域都护府所辖区域同样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

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内地与西域交通断绝。东汉初，一些西域国家多次寻求汉朝的保护，请求重建都护府，但光武帝限于实力，一再拒绝，各国只得降服于匈奴。永平十六年（73年），汉将窦固等率军进攻匈奴，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线，窦固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仅率吏士36人，但靠着汉朝在西域留下的影响和自己的勇敢智慧，成功地控制了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于阗（今和田市一带）、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一带）等国。第二年，窦固进攻车师。车师前王（都交河城，今吐鲁番市西北）和后王（都务涂谷，今吉木萨尔县南）投降，在断绝了65年以后汉朝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这一大片疆域。但北匈奴势力依然强大，汉军并没有稳定的优势，焉耆（今新疆焉耆县一带）、龟兹（今库车县一带，匈奴所立）攻灭了西域都护陈睦，匈奴和车师包围了戊己校尉（驻高昌壁，今吐鲁番市东南）。章帝建初元年（76年），撤销了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当时，汉朝的军队已全部撤回，章帝怕班超孤立无援，下令将他召回。建初三年又撤回了在伊吾（今哈密市西北）的屯田。班超离开疏勒时，举国震恐，都尉黎弁说：“汉朝人使者抛弃了我们，我们必定会重新被龟兹消灭。”接着就拔刀自杀了。班超到达于阗时，王侯以下的人都号啕大哭，抱住他的马腿不让走。班超本来就不愿无功而还，索性返回疏勒，利用汉朝的威望，运用灵活机智的策略，留在西域孤军奋斗，使依附匈奴的国越来越少，基本保持了天山南道的畅通。永元三年（91年），汉军进至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亡，北匈奴从此西迁。西域都护府再次恢复，驻于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西南大望库木旧城），辖境与西汉时大致相同，班超出任都护。10年后，年近70的班超自觉“老病衰困”，思乡心切，请求召回。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这位在西域奋战了31年、为维护汉朝疆域立下奇功的英雄回到洛阳，一个月后就因病逝世。

班超回内地时，继任者任尚向他请教治理西域的经验，班超说：“在塞外的官吏和士兵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都是因为犯了罪才被押送来，或有过失才被调来。而本地民族与我们的习性不同，难以管理，容易闹事。你的性情太严过急，水清无大鱼，治理太严格了不能得到下级的拥护，应该放松简易，宽恕小过失，管住大事就行了。”任尚心中不以为然，认为班超“所言平平”，没有接受他的忠告，措置不当，激化了与各国的矛盾，受到各国攻击，永初元年（107年），都护府又不得不撤销，班超之子、军司马班勇与他的哥哥班雄奉命接应都护和驻西域的士兵返回。

汉朝的撤退使残留在阿尔泰山的北匈奴卷土重来，占领伊吾，寇掠河西。一些西域国再次寻求汉朝的庇护，大臣们认为应该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执政的邓太后召见班勇，经过与大臣的激烈辩论，他恢复西域建置的建议被采纳。延光二年（123年），朝廷任班勇为西域长史，驻柳中（今鄯善县西南），长史府的职能与都护府相同。班勇击退匈奴的残余势力，使汉朝再次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但与西汉后期相比，汉朝对西域的控制有所削弱。由于乌孙已成为独立政权，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也脱离了汉朝的统治，汉朝的西北界退到了今天山山脉西段以南。东汉末年，汉朝已无力控制西域，长史府不复存在。

山水画鉴赏经过长期开拓，西汉的疆域向西扩展到了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中部，西南据有今云贵高原全部和缅甸的一部分，南边达到今越南中部，成为中国历史上疆域范围最大的王朝之一。尽管东汉的疆域比西汉时有所收缩，但经过秦和西汉的开发，边疆地区基本得到稳定。东汉以后，尽管中原王朝的疆域时有盈缩，内部时有分裂，但这一范围始终是中国的主体，说明它的形成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秦汉疆域的形成是春秋战国以来，各国、各族人民长期交往，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人们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的加强，交通条件得到不断改善的结果；汉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大力开拓的决策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汉朝的疆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这绝不是偶然的。

不可否认，汉朝的开疆拓土主要是以武力征服为手段，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其中有一部分战争并没有正当的理由，完全可以称为侵略。例如，汉武帝对西南夷和西域的用兵毫无军事上的理由，更没有自卫的需要。关于第二次用兵西南夷、打通往身毒道路的目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得很清楚：一是可以用汉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以便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占据西南夷地区，扩大上千里的土地。将各种有不同风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版图，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只有其中的第二点是真正从军事角度考虑的，但却完全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因为此前张骞第一次到达大月氏时，月氏国王因已占有大夏，土地肥饶，生活安定，不愿再报匈奴之仇了。从地理形势看，这样的设想也是绝对行不通的。攻西南夷的直接用意是通过今云贵高原进入身毒（印度），再从身毒往今阿富汗和中亚。结果是连通身毒都没有成功，更不用说通过身毒到达大月氏和康居了。其实武帝的真意是在第一、三两方面，所以在征西南夷没有达到目的以后，又发动了征大宛之战。

如果说对西南夷的战争还有借口可寻，那么征大宛则是赤裸裸的掠夺。事件的导火线虽是大宛杀了汉使，却是汉使强求大宛宝马（天马）不成辱骂对方而挑起的。而且汉朝的“使者”有不少人是“妄言无行之徒”，是谎报情况企图制造事端以便捞一把的，在西域的名声很差。武帝出兵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轻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把这个美差赏给宠妃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封侯。岂料这支数万人的不义之师受到西域各国的抵抗，两年后只剩下十分之一二的人回到敦煌。武帝大怒，调集六万兵力及不少自愿从军的亡命之徒，十几万头牛马牲畜，由十多万人运送粮食补给，令李广利再次出兵，还派使臣守在玉门关，不获胜不许进关。即使如此，这支大军也未能攻入大宛国都的中城，只剩下万余人获得了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进玉门关。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条性命和无数牲畜、粮食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

但历史却对正义和道德做了最大的嘲弄，正是这两场不光彩的战争导致了以后的西域都护府和西南数郡的设置，西域和西南同中原地区属于同一个政权就是这样开始的。要是武帝只满足于抵抗异族入侵，只满足于打击入侵者的有生力量而不乘机扩张，要是武帝真正崇尚正义，爱好和平，尊重其他民族，特别是落后民族的自决权的话，就不会有周边地区的归属，更不会有大汉帝国的极盛疆域。不过，历史也告诉我们另一种结果，要是中国没有汉武帝那样的皇帝的话，当汉武帝式的君主在境外出现时，中国就免不了当年西南夷诸族或大宛国的命运。

显然，我们只能把历史事件置于当时的条件下来认识，而不能用今天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和民族关系原则来评判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既然这是一个没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普遍承认的法律和原则的时代，我们就只能根据哪一种制度、哪一种生产方式、哪一个政权、哪一个民族的胜利对当时和长远的发展更有利来作出评判了。所谓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征服具有进步意义，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而言的。汉武帝和其他君主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的行动促成了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的逐步形成，使包括华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在总体上都得到了进步，而不是他们的个人品质或道德观念。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尽管汉朝的大军不止一次越过大漠，登燕然山，封狼居胥，深人中亚，但汉朝从来没有打算在蒙古高原设立政区，就是对西域都护府也只停留在军事监护，而不是设置郡县。对东瓯和闽越还采取了移民弃地的做法，将今浙江南部和整个福建的人口迁走，土地放弃。但另一方面，同样是新获得的土地，河西走廊先后设置了郡县，并且从此再也没有与汉朝分离；而西域却只能建都护府，并且“三通三绝”，这中间汉朝的大臣曾多次提出应该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政权，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统治完全建立在异族或其他政权的基础之上。在占据了其他民族或政权的地域以后，如果不能够派驻军事和行政人员，不能够实施最低限度的移民，就不可能达到长期占领并进而变为自己领土的目的。但军事和行政人员都需要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如果不能就地生产，运输又非常困难，这样的地点至多只能临时占据，或者只能限于很少的军事据点。否则，政府会不堪负担，官员百姓都会反对。

垂钓《盐铁论》记录了西汉昭帝时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文学”、“贤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学问、品德高尚的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边疆设置新的郡县的批评就很说明问题：

边疆的郡县不是设在山上，就是处于谷中，气候不正常，天冷得土地都会冻裂，大风刮得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现在离开中原去开拓边疆，扩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这等于是放着江河边上的好田不耕，却跑到山上或沼泽地去开垦。用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役，边民苦于守卫，辛勤耕种却收不到什么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连穿衣服都得靠内地的丝和絮棉。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大领土够远了，而现在已经超过了蒙恬的边塞，把郡县建到了异族那里去了。道路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置新郡和修筑长城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还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通向西南夷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东越，荆楚一带为征服瓯、骆而疲于奔命；左将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一带要承担对秽、貉的战争的沉重负担；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倒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外国去了。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帝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大宛，经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别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虽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宝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他们的话自然不无夸大之处，但基本还是事实，也符合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作为一个农业民族，决定一块地方是否适宜作为自己领土的基本条件，就看是否适合农业生产。在菊花完全依靠人力耕种的条件下，一定数量的人口只能耕种一定数量的耕地，在内地或近地还存在宜农荒地时，当然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舍易就难。正因为如此，汉朝正式设置郡县并能稳定维持的疆域，大致就是当时适宜农业生产的范围。在这范围之外的疆域，如西域，更多的是考虑战略的需要。由于路途遥远，交通困难，本地又不能生产大量粮食，所以难以经常保持大批行政和军事人员，只能采用军事监护的特殊形式。一旦遇到外来的侵略和当地民族的反抗，朝廷又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可以支援，就只能放弃。

西汉后期设置郡县的范围约有四百余万平方公里，西域都护府的辖境约二百余万平方公里，奠定了历代中原王朝的基础。统一而辽阔的疆域有利于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化的传播，有利于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增强了抵御外敌和维持社会安定的能力，也是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融合的决定性因素。走向世界的汉帝国当汉高祖刘邦的军队进入咸阳时，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正在进行。公元192年，罗马皇帝康茂德被杀，前期帝国告终。这一年是东汉初平三年，献帝被劫持，国内陷于分裂战乱，东汉帝国实际已经崩溃。

东西两大帝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如果出现某种同步，只能是历史的巧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找到的两大帝国交往的证据非常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