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大汉400年的兴衰



大汉400年的兴衰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但要是没有汉朝，“汉”就只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至多只会产生一些得名于这条河流的地名。

汉元年（公元前204年）夏四月，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的刘邦率领三万军队和自愿随从的数万官吏百姓离开关中，翻越秦岭，前往他的王都——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去统治自己的封地——汉中、巴、蜀三郡（约相当于今秦岭以南的陕西省、长江沿岸以北的四川省和相邻的湖北、甘肃一小部分）。“汉”的国名显然来自汉中，而汉中又得名于长江的支流汉水（又名沔水）。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汉”即将成为一个延续400年的朝代。

刘邦（前256～前195年），字季，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出身农家，成年后当了泗水亭长，负责乡一级治安、文件传送和刑徒的押送。一次，他押送县里的刑徒去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为秦始皇建陵墓，才到丰邑西面刑徒就逃跑了不少。刘邦自知到达后也无法交差，干脆把刑徒们都放了，然后挑选愿意跟随他的十余名壮士，隐蔽在芒县（今河南永城县北）和砀县（今河南夏邑县东南）之间的山野中。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起义，附近农民纷纷斩木揭竿响应，起义军声势日盛。六国贵族旧臣、“群盗”、儒生游士或投奔陈胜，或乘机自立。陈胜在陈（今河南淮阳县）自立为张楚王，出兵三路攻秦：以吴广为“假王”（代理王）西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周市夺取魏地，又进军齐地；南路以召平攻广陵，邓宗攻九江。吴广军不利，又加派周文西进。周文军进抵咸阳附近的戏（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刘邦像）时，已有车千乘、卒十万。秦二世派章邯率在骊山修陵墓的刑徒为兵应战，击败周文。武臣占领邯郸后，自立为赵王，又派韩广略取燕地，韩广也自立为燕王。齐国旧贵族田儋在齐地自立为齐王，击退周市。周市在魏地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任魏丞相。

九月，沛县令眼看周围一些县的百姓杀了县官响应义军，迫于形势，也想响应陈胜，召属吏萧何、曹参商议。萧、曹是刘邦密友，就对县令说：“你是秦朝的官吏，现在率领百姓造反，恐怕没有人会听从你。不如召回逃亡在外的人，可以有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了。”县令派樊哙去召刘邦。

当时刘邦已集合了数百人，但就在他们接近沛县时，萧何、曹参从城内逃出报告：县令恐刘邦到后无法控制，突然改变主意，下令关闭城门防守，并企图杀掉萧、曹。于是刘邦写了一篇给城内百姓的告示，用箭射进沛城。告示上写着：“天下人受够了秦朝的苦，巴不得它快灭亡。你们替县令守城，起义军一来，必定把城里人杀个干净。你们如一起把县令杀了，再拥立合适的人率领你们响应起义军，生命财产就能保全。何必为县令送死呢!”城中父老带领子弟杀了县令，开门迎接刘邦，请他担任县令。刘邦谦让一番后，同意担任首领，按楚国制度称“沛公”，以服从已称楚王的陈胜。他还宣布，他曾斩了一条白蛇，是赤帝子杀白帝子的象征，白帝子代表秦朝，所以旗帜都用赤（红）色。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协助下，刘邦在沛县组织起一支3000人的队伍。

同月，楚将项燕之子项梁，与侄子项羽（项籍）起兵于吴（今江苏苏州市），不久率8000江东子弟渡江北上。

称王后的陈胜却自我陶醉，疏远故旧，丧失了时机。秦二世二年十月（秦以十月为新年正月，仍为公元前209年），章邯率秦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秦军又逼近荥阳，吴广被部将所杀。十二月（前208年），章邯进抵陈。陈胜败退，被为他驾车的庄贾杀害。后陈胜部将吕臣率“苍头军”收复陈，杀了庄贾。

六月，项梁与刘邦在薛（今山东滕州市南）会合，拥立楚怀王的孙子为楚怀王，都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东北）。项梁、刘邦两军联合击败章邯，又杀了秦三川郡守、李斯之子李由。但获胜后的项梁骄傲轻敌，被章邯夜袭所杀。项羽收拾余部，与刘邦暂时退却，将楚怀王迁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尽管章邯不断取胜，但反秦势力此伏彼起，日益高涨。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攻入关中，谁就当关中的王。”

李斯等大臣劝秦二世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二世不听，反将李斯下狱。赵高诬李斯谋反，将他处死灭族；又指鹿为马，完全控制了二世。项羽在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大破秦军，成为诸侯的统帅。章邯战败投降，被项羽立为雍王，率降兵西进。赵高迫使二世自杀，立其侄子婴为秦王，子婴设计杀赵高。刘邦在攻占宛（今河南南阳市）后，乘虚而入，越过武关，进驻咸阳附近的灞上。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三年、汉元年十月）子婴出降，刘邦入咸阳，秦朝亡。项羽闻讯，率军连夜西进，刘邦自知不是项羽对手，听从谋士建议，在封存了秦朝的宫室府库后，退回灞上。又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约法三章，赢得了人心。不久，项羽在新安（今河南新安县西）抗秦降卒20万，率军入关，驻于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刘邦至鸿门与项羽相会，虽脱险而归，但不得不承认项羽的盟主地位。项羽在咸阳烧杀掠夺后东归。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立刘邦为汉王，封秦朝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统治秦国故地，阻挡刘邦东进。又调整诸侯王的辖地，将自己的亲信封于各王国的中心地区或富庶地方，而将原来的王改封于各国的边远地区。这样，除了项羽自己的统治区外，还有18个王国并存。项羽表面上尊楚怀王为“义帝”，迁都于郴（今湖南郴州市），在途中即将他杀死。

刘邦及其部属对项羽违反对楚怀王的诺言，依仗武力称霸的行径十分不满，但他们深知自己的实力还远不能与项羽抗衡，所以听从萧何的劝告，接受封号，去汉中就位，以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到达汉中后，刘邦采用张良的计策，将来时所经过的栈道放火烧断，表示不想再返回关中，进一步麻痹项羽。

实际上刘邦一直在进行夺取天下的准备，经萧何推荐，他拜韩信为大将。韩信为刘邦谋划，部署回师关中，围章邯于废丘，司马欣、董翳降汉。刘邦还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巩固了关中，又多方出击，扩大势力范围。

六国旧贵族起兵的目的是复国和占据更多的土地，项羽的分封自然引起诸侯的不满，不久战火复燃，项羽废杀韩王信，田荣逐走齐王田都，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又攻杀济北王田安。燕王臧荼杀辽东王韩广，吞并了他的封地。项羽忙于镇压齐地的反抗，兵力受到牵制。

刘邦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项羽。汉军一度攻占彭城，但以后遭到楚军反击，大败而归，连刘邦的父亲、妻子都被楚军俘虏。由于刘邦注意巩固后方，任用贤能，利用敌方内部矛盾，因此尽管有过多次失败，还是逐渐占据了优势。汉四年（前203年）九月，汉、楚间停战议和，划鸿沟为界。但在项羽撤兵后，刘邦立即发动进攻。汉五年十二月，楚军被围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突围南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被汉军围困，自刎身亡。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刘邦在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县境内）即皇帝位，定都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同年迁都关中。因秦都咸阳已完全毁坏，新建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为首都。

当初为了击败项羽，刘邦不得不利用实力强大的部将和项羽降将，满足他们拥兵封王的要求。消灭项羽后，刘邦集中了兵权，但还保留了七个异姓诸侯国。为了与这些异姓诸侯国抗衡，刘邦又分封子弟，建立了九个同姓诸侯国。这样，诸侯国的封地占了国土的大部分。经过镇压和调整，到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时，异姓诸侯中的韩信、彭越、黥布、卢绾等都已被杀或被废，只剩下一个安分守己、地僻国穷的吴氏长沙国，同姓诸侯与中央集权的较量成为主要矛盾。

刘邦临终前，对后事做了安排，规定由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相继为丞相。刘邦死后，其子惠帝（刘盈，前195～前188年在位）软弱无能，太后吕雉专政，成为实际统治者。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直接执政。吕后对刘邦的其他姬妾和她们的儿子是相当残忍的，她毒死赵王如意，杀害了其母戚夫人，又害死赵王友。惠帝无子，吕后将宫中美人之子冒充惠帝皇后所生，立为太子，又将其生母杀死。惠帝死后，太子名义上已经即位，实际被吕后幽禁后杀害。吕后又玩弄权术，大封吕氏王侯，并让吕禄、吕产、吕台等掌握兵权，控制了皇宫内外的警卫。但吕后“政不出户”，并没有改变刘邦的政策。加上萧何、曹参等连续担任丞相，国内社会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刑罚有所减轻，农业生产受到重视，产量增加。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在此前太尉周勃、右丞相陈平已做了应变准备。齐王刘襄得知诸吕阴谋，起兵西进，与拥重兵屯驻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的颍阴侯灌婴相约，一旦吕氏有变就合兵讨伐，这起了很大的威慑作用。陈平、周勃与朱虚侯刘章（刘邦之孙、齐王襄之弟）等设计夺取吕禄的兵权，由周勃指挥北军，清除吕氏势力。大臣商议，拥立刘邦庶子、代王刘恒（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为帝。

文帝和其后的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在位的41年间，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注意“与民休息”，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相对较轻，刑罚也比较宽大。经济有了发展，国力逐渐加强，史称“文景之治”。

同姓诸侯的势力恶性膨胀，终于在景帝三年（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濞、楚王戊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出兵镇压，在三个月内击败叛军。此后，朝廷不断采取削弱诸侯国的措施，彻底消除了分裂割据的威胁。

到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初，汉朝的统治已相当稳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物资储备充足。汉武帝改变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发动反击，不仅收复了秦末汉初的失地，还夺取了河西走廊、湟水流域等地，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在西南夷地区，汉朝扩大了行政区域，将众多少数民族纳入自己的统治。自秦末以来保持着割据的东瓯、闽越、南越政权先后被灭，置为郡县。灭朝鲜后，朝鲜半岛北部成为汉朝的政区。至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时，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降汉，汉匈间恢复和平，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府。西汉的疆域达到极盛。

汉武帝像汉武帝时连年的战争、大规模的工程、巡游求仙和挥霍浪费，耗尽了历年的积蓄，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官僚豪强的兼并和剥削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沦为奴婢、佃客、佣工或流民，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为了弥补空虚的国库，武帝实行统一货币、盐铁专卖和平准、均输制度；还发动算缗和告缗，直接剥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富。并任用酷吏，实行严刑峻法。武帝晚年对政策有所调整，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尖锐的社会矛盾稍有缓和。

昭帝（刘弗陵，前87～前74年在位）即位时只有8岁，由霍光等接受武帝遗诏辅政。在这13年间，霍光对外不轻易发动军事行动，对内多次减免赋税，节约开支，取消武帝时的一些弊政和苛法，使社会趋于稳定。

昭帝死时尚无子嗣，霍光与大臣商议，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但据说刘贺即位之初就昏乱无道，霍光与丞相杨敞、大司农田延年等决定废昌邑王，迎立武帝曾孙刘洵为帝（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宣帝初年，大权仍由霍光执掌，神爵三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亲政。

宣帝多次下诏征召贤能，安置流民，减免田赋，赈济灾民，还一再派人到各地考察吏治，查处不法官员，并亲自审核疑案大案。由于他来自民间，“知民事之艰难”，了解“间里奸邪，吏治得失”，所以注重对地方官的任命和考核，对成绩突出的官员及时进行奖励和提拔。魏相、丙吉、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都是当时的名相良吏，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也都称职，“汉世良吏，以是（宣帝时）为盛”。宣帝对匈奴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没有乘人之危，而是以隆重的礼节和丰厚的资助接纳呼韩邪单于的归附，并帮助匈奴内部恢复秩序，保持匈奴基本独立的地位，使汉匈边界维持了60年的和平安宁。宣帝时期实现了西汉的中兴，成为与“文景之治”相似的又一个恢复和发展阶段。但宣帝对外戚的过度封赏，对宦官的任用，都为此后外戚和宦官势力的膨胀留下了伏笔。

即位的元帝（刘奭，前49～前33年在位）改变了宣帝“王霸道杂用”的策略，重用名儒学者，虽有宽政减刑、治国安邦的愿望，却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更没有打击地主豪强的势力，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政治日益腐败。成帝（刘骜，前33～前7年在位）时外戚王氏开始控制朝政，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成帝软弱无能，只能听任外戚专政。哀帝（刘欣，前7～前1年）即位后，傅、丁二家外戚取代王氏，外戚专政的情况依然如故。哀帝重用嬖臣董贤，赏赐无度，诛杀规劝的大臣。哀帝死后，王氏外戚重新执政，9岁的平帝即位，政权实际已由王莽执掌。公元5年平帝死，据说是喝了王莽献上的椒酒。次年，王莽立二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自己摄政（称居摄）。至公元8年，王莽即皇帝位，国号新，西汉亡。

新朝的建立没有给社会带来生机，王莽的改制接连失败，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速了新朝的覆灭。

最先对王莽政权发动反抗的，是受害深重的北方边民。不久，各地相继出现农民暴动。天凤四年（17年），荆州饥荒，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聚集数百人于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中，各地流民纷纷投奔，数月间达到七八千人，被称为绿林军。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率军镇压，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扩大到五万余人。次年绿林山瘟疫流行，绿林军分路出山，一支西入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江陵），称下江兵；一支北上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市），称新市兵。平林人陈牧等率众响应，称平林军，其中有西汉宗室刘玄。宗室刘绩、刘秀兄弟也组成舂陵军，与下江兵合作。绿林军为扩大影响，拥立刘玄为皇帝，恢复汉朝，称更始元年（23年）。王莽派数十万大军阻击，前锋十多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说服众将坚守，自己突围求援，其后以三千援兵击毙敌军主帅。与城中合兵，取得大胜。昆阳大捷后，绿林军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攻克洛阳，一路西入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南），直取长安。王莽危急，率群臣至南郊，告天大哭，有数千儒生、百姓因哭得悲哀而被封官。九月，更始军入长安，王莽逃至宫内的渐台，被暴动的民众杀死。公元24年初，更始帝由洛阳迁都长安。

另一支起义军赤眉军是由琅琊（今山东东南一带）人樊崇发动的，最初在莒县（今属山东莒）起义，在泰山、北海（今山东境内）一带活动。地皇三年（22年），王莽派廉丹等率十多万军队镇压，为在战斗中与敌军相区别，他们将眉毛涂红，因而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县境）击败王莽军，杀廉丹，势力大振。更始帝在洛阳时，樊崇等曾接受了他的封号，但因受到排斥，又脱离了更始。当时赤眉军部众想返回故乡，军心不稳，为防止瓦解，樊崇等决定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在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东）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而更始内部一片混乱，演变为兵变火拼。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等先后投降。

更始帝在洛阳时，派刘秀镇慰河北。刘秀收编地主武装，消灭农民起义军和敌对力量，在河北建立基地，脱离了更始帝。在赤眉与更始厮杀之际，刘秀乘机遣部将攻城略地。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部（今河北柏乡县北）南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恢复汉朝，史称东汉或后汉，刘秀死后被称为世祖光武帝。同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建武三年（27年），赤眉军的主力在离长安东归途中向刘秀投降。同年，割据中原的梁王刘永从被刘秀包围的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县南）出逃，被部下所杀。建武四年，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县南），至六年初攻克，李宪被俘。建武五年，刘秀的部将吴汉杀刘永之子刘纡于郯（今山东郯城县），张步杀苏茂后投降。建武六年，吴汉克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俘董宪、庞萌。至此，刘永势力全部肃清。同时，割据黎丘（今湖北枝城市北）的秦丰被俘。占有武当（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的延岑和田戎等逃亡，投公孙述。割据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的彭宠被其苍头（家奴）所杀。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东汉所有。

建武五年，据有河西的窦融归附东汉，使割据陇西的隗嚣处于孤立境地，致使其向据有巴蜀的公孙述称臣，合力抗汉。建武八年，刘秀与窦融两路夹击，消灭了隗嚣的主力。建武九年正月隗嚣死，十年十月，其子隗纯降，陇西平定。建武十一年，汉军两路大军攻蜀，十二年十一月公孙述战败受伤身亡，成都降，巴蜀平，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消灭。至此，除了一些边疆地区外，全国重新统一。

光武帝（25～57年在位）实行“务用安静”（务必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政策，“以柔道行之”（实行富有弹性而灵活的政策）。他注意减轻赋税徭役，提倡节俭，放宽刑法，释放奴婢，并省郡县，精简官吏，任用良吏，打击豪强，使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到恢复。明帝（刘庄，57～75年在位）、章帝（刘炟，75～88年在位）、和帝（刘肇，88～105年在位）时，基本继承了光武帝的政策，同时对诸侯王加强控制，防范外戚专政，所以政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在此期间，南匈奴降汉南迁，东汉初的失地收复。北匈奴被击败，西域都护府重建。

但即使是在东汉的全盛时期，也没能再造西汉的辉煌。和帝以后，东汉初就预伏着的危机很快暴露出来，而且日益严重。

光武帝是依靠地主豪强的支持才登上帝位的，特别是他故乡南阳一带的宗室、豪族，是他主要的依靠力量。东汉初，官僚豪强拥有大量土地，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他们大多凭借权势隐匿不报。户口隐漏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其中一部分就隐匿在官僚豪强名下。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各州郡认真清查核实垦田数和户口登记，就是为了将被隐漏的土地和户口清查出来。但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员和豪强地主勾结起来，以“度田”为名，对农民实行苛刻的清丈，连屋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也要计算，而对豪强却百般优待庇护，百姓怨声载道。光武帝得知后，将有舞弊行为的十余名高官处死，但各地都出现了“大姓”、兵痞和“群盗”（一部分为起义农民，一部分为盗匪）的武装反抗，袭击行政机构，杀死官吏。地方政府加以追剿，军队一到就不见踪影，军队撤退后又重新集结。光武帝只能采取变通办法，“度田”不了了之。

古代青铜器连开国皇帝也无法触动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以后的皇帝就更无能为力了。正因为如此，东汉期间豪强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被他们隐匿的田地和户口也越来越多，转嫁到在籍的农民头上的负担必然越来越重，而东汉的国力却越来越弱。

章帝死后，就接连出现少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秉政的局面。而少主一旦成年，就依靠宦官夺回权力，清除外戚。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一次次重演，成为东汉无法摆脱的轮回，直到覆灭。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制造出一次次权力斗争，使大批文武官员和无辜平民成为牺牲品，而且导致吏治腐败，国势衰落。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清议”之风，即评议鉴品人物。善于清议的名士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领袖，他们的贬褒左右着舆论，影响着士大夫的进退。清议起了扬清激浊、发扬正气、揭露黑暗的作用，但往往失之偏激、矫枉过正，甚至故作姿态、哗众取宠，名士中混杂了不少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士人的太学，很自然地成为清议的中心。而当权的宦官集团是清议的主要目标。这种斗争又与朝廷的权力斗争、外戚与宦官之争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变为桓帝（刘志，146～167年在位）、灵帝（刘宏，167～189年在位）时发生的“党锢”事件。

使东汉衰落的另一个因素是民族矛盾。地方官吏对羌人的残暴统治，引起他们一次次的反抗，朝廷屡次出兵镇压，并将一部分羌人迁至陇西、陇东和关中。羌人的反抗波及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迫使朝廷将西北和关中的行政机构内迁，还强迫百姓随同迁移，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对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长期镇压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加剧了民族矛盾。

灵帝时，钜鹿人张角传播太平道，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其徒众迅速增加到几十万，遍布八州。中平元年（184年）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起义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爆发，并迅速得到各地响应。尽管黄巾军的主力在9个月后就被镇压下去，但余部仍在各地坚持，张鲁以“五斗米道”为基础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在汉中存在了二十多年。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一些将领和地方官乘机掌握了军政权力，形成与朝廷抗衡和分裂割据的基础。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外戚何进联合官僚、名士，与宦官集团做了最后一场较量，结果两败俱伤。地方军阀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协（献帝），控制朝政。关东州郡联兵讨伐，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但董卓实际控制的范围有限，统一的东汉政权已不复存在。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王允计杀，但其旧部又杀了王允，仍控制着朝廷。不久，董卓旧将自相冲突。献帝逃出关中，依附曹操，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市东）。曹操先后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刘备占有巴蜀、汉中和西南，孙权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和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合，在赤壁（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击败曹操，从此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20年，曹丕迫使献帝禅位，名义上的汉朝至此也结束了。

一般史书上将西汉的起迄时间定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东汉则自公元25年至220年。严格地说，公元前206年刘邦自己只称汉王，统治区范围也有限，至公元前202年才称帝，至此汉朝才开始。这样算来，西汉有210年，东汉有195年，合起来共405年。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至清朝被推翻，在这2132年间，比较长的宋朝（北宋、南宋合计，算至1276年宋廷降元）是316年，唐朝是289年，明朝是276年，清朝是267年，没有一个能超过汉朝。

如果我们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发现：西汉所拥有的稳定疆域基本保持到了清朝前期，尽管在边疆的局部地区有所盈缩，但主体部分并没有变化。

“汉承秦制”，但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它的制度还来不及经受时间的考验，秦朝的短命更给它的制度蒙上了一层不祥的色彩。真正使秦朝的制度得到保持、发展和完善的还是汉朝，而只有经过了汉朝四百年的检验，这些制度的适用性才得到了确认，这就是当时很多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原因。

传世的文献资料使我们了解到，汉朝曾经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强大而富足的国度，拥有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灿烂丰富的文化。考古的发现，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书、地图、帛画和大量实物，长安和其它古城遗址，居延和河西其它地方的汉简、连云港尹湾出土的汉简、中山王墓中的金缕玉衣、南越王墓、徐州楚王墓等等，更证实了文献记载。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汉”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绝不是偶然的。

汉朝为什么会建立?为什么会延续四百年?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又为什么会走向覆灭?读了本书后，你必定会找到一些答案。楚汉之争的胜者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秦朝失掉了它的帝位，天下人一齐争夺，本领强的人先抢到。）

公元前202年初，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被汉王刘邦和各路诸侯的联军牢牢地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入夜，四周传来一片楚歌，使项羽大吃一惊：“莫非汉军已经占了楚国?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他知道大势已去，再也睡不着觉，在营帐中喝着闷酒。喝着喝着，项羽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唱起一曲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我有盖世的勇气，有撼山的伟力），时不利兮骓不逝（可惜时机不利，连宝马也跑不快），骓不逝兮可奈何（宝马也跑不快，我奈何它不得），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啊虞姬，我怎样才对得起你）!

在左右的哭声中，项羽泣别爱姬，趁黑夜率领800骑兵突围南奔。黎明时分，汉军发觉，立即派灌婴率5000骑兵紧追不舍。渡过淮河后，项羽的随从已逃得只剩下百余人。到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时，项羽迷了路，向一位农夫问路，他指点往左走，使项羽一行陷于一片沼泽，让汉军追上了。项羽且战且奔，到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时只剩下28骑。在数千汉军骑兵的追击下，项羽自知不免，感到老天爷实在不保佑他，对部下说：“我起兵到现在八年了，亲自打了七十多仗，所向无敌，从来没有败过，所以才称霸天下。可是今天却被困在这里，这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作战的过失。现在我要决一死战，快速打三次胜仗给你们看看，每次都要杀掉对方的将领，砍断汉军的军旗。让你们明白这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仗打得不好。”果然，项羽所向披靡，三次在汉军中夺旗斩将，但却无法摆脱汉军的追击。

项羽像项羽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亭长请他上船过江，劝道：“江东（江南）还有地方千里，数十万民众，也足以称王。现在只有我有船，大王快上来过江，汉军无法渡江。”项羽笑道：“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况且我当初与八千江东子弟一起渡江而西，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回去，就是江东父老可怜我，还尊我为王，我有什么脸再见他们?纵然他们不骂我，我心里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项羽将坐骑送给亭长，用短刀与汉军搏斗，又杀了数百汉军，自己也受伤数十处。这时，他见到了熟人吕马童，问：“这不是老朋友吗?听说汉王用一千斤金子和一万户封邑买我的头，就成全了你吧!”说着举刀自刎。王翳抢上去砍了他的头，将士一哄而上争夺他的尸体，自相残杀，死了数十人。最后，吕马童等四人各抢到一块请功，于是封他们五人为侯。

项羽死后，楚地全部降汉，只有他的封地鲁城（今山东曲阜市）还在坚守。汉军扬言要屠城也不起作用，直到将项羽的头拿来，城内人确信项羽已死，才开门投降。至此，楚汉之争以汉王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自从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出咸阳城投降，交出皇帝玺绶，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秦朝失去的“鹿”终于被刘邦夺得。

实际上，在秦末参与逐鹿的群雄中，刘邦一开始并不具有“高材”的资格。

在刘邦成为汉朝的“太祖高皇帝”后，尽管史臣给他编造了一系列神话，却无法掩盖他出身“细微”的事实。刘邦出身在一个普通农家，父母连名字都没有，史书上只能称为“太公”和“刘媪”（刘大娘）；本人只担任过亭长，是最低级的吏。而项羽家世代楚将，是名将项燕的孙子、项梁的侄子。参与角逐的其他诸侯中，章邯是秦朝大将，曾经统率数十万大军；司马欣是章邯的长史（相当秘书长兼参谋长）；董翳是都尉；魏咎、魏豹是原魏国王族；韩王成是原韩国公子；赵王歇是原赵国王族；田儋、田市、田都、田安、田假都是原齐国王族；张耳、陈余是原魏国的名士。论出身和家庭背景，都比刘邦有更大的号召力。

起兵前的刘邦没有什么能耐，好吃懒做，不治家业。有一次他拉了朋友来家吃饭，大嫂很讨厌，故意将锅底括得很响，使他们以为锅里已经没有什么羹了。他爱喝酒，却没有钱，经常向王媪、武负家赊账。据说王、武二人见他醉卧时上面有龙，常常将他的账一笔勾销。这是他当了皇帝后的记载，实际可能是他经常赖账。他好色，大儿子刘肥就是他和一位“外妇”（姘妇）曹氏生的。刘邦当亭长后，与同事吃吃喝喝，关系拉得不错，但押送刑徒去咸阳时，还没有出县境就让不少人逃跑了。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吕公是沛县令的朋友，来到沛县后贺客盈门，负责收贺仪的萧何只能规定：“礼钱不满一千的人，请在堂下就坐。”刘邦登门后声称“贺钱万”，吕公闻讯大惊，连忙起身迎候，招呼他就座。其实刘邦身上一文不名，萧何知道他的底细，怕自己为难，就说：“刘邦一向好说大话，办不成正经事。”刘邦却仗着人头熟，大模大样坐了上座。这居然引起吕公的好感，将女儿（吕雉，以后的吕后）许配给了他。正因为如此，刘邦的父亲称他为“亡（无）赖”，其行为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项羽年轻时虽不愿读书学剑，却希望能学“万人敌”（能对付万人的本领），并粗通兵法。他身长8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武功不可谓不强；见到秦始皇巡游的排场后，竟说“他可以被取而代之”，比刘邦在咸阳说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更有气派，志向不可谓不高。从他的作战记录，特别是最后的垓下之战看，他称得上是当时最勇猛的将领，当然远在刘邦之上。他自杀时31岁，没有后人，仅与虞姬的泣别见于记载，大概不像刘邦那样寻花问柳。笃信儒家礼仪的鲁城父老居然愿意为他死守，作为一位失败者而没有留下个人丑闻，项羽的人品看来比刘邦要好得多。

刘邦起兵时，只在沛县征集到二三千人，而项梁、项羽渡江时已有子弟兵8000。刘邦连故乡丰邑也攻不下，得到项梁资助的5000士卒和10名“五大夫将”后才取胜。项梁在时，刘邦听从他的调遣。项梁死后，对付秦军主力章邯的是项羽。刘邦打的硬仗不多。入关后，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而项羽拥有40万大军。刘邦去汉中时，项羽只拨给他3万士卒，沿途还有不少人逃亡。就是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也屡次失败，父母妻子被俘，胸口中箭，几次死里逃生。

但是历史恰恰让刘邦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给项羽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我们当然可以说，推翻秦朝的统治，重新建立统一政权，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推翻秦朝的起义是由陈胜、吴广发动的，在刘邦之前已有很多人参加，项梁、项羽是与刘邦同时起兵的。实际上，消灭或牵制秦军主力的并不是刘邦，要是没有刘邦参与，秦朝也不可能再延续。刘邦入关后废除了秦朝的暴政，但在其他诸侯控制的地区似乎也没有再继续实行秦朝的政策。如果由包括项羽在内的其他人来重新统一中国，并不一定比刘邦建立的汉朝差。所以，秦朝的覆灭和新朝代的建立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并没有注定非得由刘邦来完成。

还有人说，项羽的失败是因为他分封诸侯，从秦始皇的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倒退了。可是刘邦在与项羽抗争时也是大封诸侯，汉朝建立之初又加封了不少同姓诸侯，如果说这是权宜之计，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也权宜一下呢?

以前还有人说，项羽出身楚国贵族，而刘邦出身劳动人民，所以刘邦能继承农民起义的事业。那就更可笑了。且不说刘邦的最终目标也是当皇帝，他所建立的汉朝与秦朝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使真是如此，陈胜、吴广，还有诸侯中的黥布、韩信、彭越、卢绾等的出身都属于劳动人民，也未必轮到刘邦。

所以说，历史提供了一种机遇，但并非只给刘邦一人，却让刘邦争取到了。从这一角度看，刘邦的成功自然不是偶然的。

刘邦初登帝位时，曾经让列侯诸将说出他所以得天下、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要求他们直言无隐。高起和王陵说：“陛下为人傲慢，对人没有礼貌。项羽讲仁义，又爱护别人。但您派人去攻城略地后，战利品和俘虏都赏给了他们，有利益与大家共享。项羽妒贤嫉能，陷害有功劳的人，怀疑有本领的人，打了胜仗的人不给记功，得了土地的人不给予好处，这就是他失天下的原因。”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说运筹决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良）；主持行政机构，管理百姓，保证供应，使粮食的运输线不断绝，我不如萧何；率领百万大军，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人物，我能使用他们，这才是我得到天下的原因。而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会败在我手里。”

刘邦与韩信也有过两次对话，一次是他刚拜韩信为大将，韩信问他：“大王自料勇悍仁强比项羽怎样?”刘邦沉默了好久，只得承认“弗如”。另一次，刘邦与已被剥夺了兵权和王位的韩信讨论诸将带兵的本领，问道：“像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刘邦问：“那你呢?”答：“像臣这样，多多益办（善），带得越多越好。”刘邦笑道：“多多益办!那怎么会被我利用呢?”韩信说：“陛下不能带兵，而能带将，所以我会被你利用。况且您的本领是上天赋予的，非人力可比。”

看来，刘邦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的本领有限，远不如项羽，所以如要战胜项羽，只能重用杰出人物，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克敌制胜。韩信的评价虽有溢美之处，但也说明刘邦的用将本领比他自己带兵要强，所以尽管他本人的武功和指挥能力远不如项羽，却能利用韩信等将领去战胜项羽。

或许正因为刘邦明白自己没有多大能耐，所以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开始的决定往往很成问题，但得到正确的意见后就不再坚持己见，楚汉之争中几次关键性的决策都是他采纳别人意见的结果。

郦食其去见刘邦时，他正让两个侍女替他洗脚，郦食其数落他道：“要是你真想消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对长者如此无礼。”刘邦立即起身，整理好衣服致歉，请他上坐，并采纳他的建议袭击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获得了秦朝的储备粮。

出游图刘邦的军队攻至南阳郡时，秦朝的郡守死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他准备绕过宛城继续西进。张良劝道：“你虽然急于入关，但秦兵尚多，又占据了险要。现在如不攻下宛城，它在后面袭击，强大的秦军又在前面，是很危险的。”于是刘邦连夜引兵返回，到黎明就完成了对宛城的包围。当南阳郡守派舍人来讲了一番道理后，刘邦及时接受他的投降，赢得了首先进入关中的宝贵时机。

进入咸阳后，刘邦原来打算住在宫中，听了樊哙、张良的劝阻后，就将秦朝的重宝财物府库全部封存，回到城外灞上驻扎。他误听了别人意见，派军队封锁武关，以便阻挡诸侯入关，独霸关中。被激怒了的项羽不仅攻破武关，还准备发动攻击，消灭刘邦。刘邦闻讯后，完全听从张良的安排，结交项羽的叔父项伯，通过他向项羽疏通，又亲赴鸿门宴，在张良、项伯的协助下消解了这场灾难，死里逃生。

项羽背约封刘邦为汉王，刘邦气得想与项羽拼命，周勃、灌婴、樊哙等也劝刘邦动手，萧何却加以劝阻：“现在兵力不如人家，百战百败，岂不是白白送死?”他劝刘邦接受汉王的封地，以汉中、巴蜀为基地，还定关中，进而统一天下。

萧何多次推荐韩信，没有受到刘邦重视。萧何亲自追回韩信后，再次向刘邦推荐：“您如果打算长期统治汉中，韩信没有什么用；如果一定要争天下，不用韩信就没有人可以商量，您自己打主意吧!”刘邦立即同意用韩信为大将。萧何说：“您一向傲慢无礼，现在拜大将就像找个小孩来玩玩，怪不得韩信要走。如果您真想拜他为大将，必须选个好日子，斋戒，专门建拜将坛，举行隆重的仪式。”刘邦一一照办，这才获得了韩信这员大将，赢得了还定三秦的胜利。

以后，刘邦一度听信郦食其立六国的后人为诸侯的建议，连印都刻好了，听了张良的八点反对理由，刘邦又气又急，大骂：“这臭小子，差点坏了老子的大事。”立即将印销毁。在荥阳被围时，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使项羽失去了范增。刘邦准备再次东进时，听从袁生的计谋，改为出武关，进军南阳盆地，调动项军南下。韩信灭齐后不听调遣，刘邦想以武力镇压，经张良劝阻后改为封韩信为齐王，赢得韩信在关键时刻的支持。项羽同意以鸿沟划定双方界线，释放了刘邦的父母妻子，刘邦心满意足准备退兵回关中，又是张良、陈平进策，刘邦才转而追击项羽。在最后决战时，兵力最强的诸侯韩信、彭越按兵不动，汉军被楚军击败，只能深沟高垒固守，刘邦接受张良建议，调整扩大韩彭的封地，换来他们的出兵，形成对项羽的合围。要是刘邦像项羽那样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以上每一步都可能失误，都会导致无可挽救的失败。

不过，仅仅能用人，能从善如流是得不了天下的。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刘邦还有他独特的本领。或许他不愿当众表白，以往的史家似乎也没有充分注意，那就是他在“争天下”的坚定目标下，实行相当灵活的策略，甘冒风险，又能屈能伸，甚至不择手段，从来不讲究光明正大、说话算数，不愧为“亡（无）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刘邦这样一个出身“细微”的人来说，这是取得成功的唯一办法，别无选择。

就拿他见吕公的事来说，按他的家境是拿不出一千钱作贺仪的，要是按规矩办事，只能老老实实坐在堂下看热闹；就算咬咬牙，凑上一千钱，也不过在堂上当陪客。而一句“贺钱万”使他轻而易举坐了首席，成为吕公嘉宾，还娶到了有身份的妻子。这个险是值得冒的，也无伤大雅。就算被揭穿了真相，问题也不大，萧何定的办法毕竟不是法律，算不上犯法。刘邦本来就是无赖，也不怕在同事面前丢脸。

楚怀王派军队入关伐秦时，秦军还很强大，诸将都不敢争这个先，刘邦却敢于接受“西略地入关”的命令，说明他有胆略，不怕死。但项羽想与刘邦一起入关，却始终没有被准许，原因是怀王身边的“诸老”反对。诸老认为项羽“为人慓悍猾贼”，经过的地方都被他烧杀破坏，而刘邦一向是“宽大长者”。其实，诸老对刘邦的了解并不全面，也不深入，只是刘邦的表面文章做得更好，又重视公关。

诸老对项羽的坏印象之一是他曾将襄城（今河南襄城县）的人全部杀光，但刘邦初起兵时就曾威胁沛县百姓，要不响应他，就会“父子俱屠”；西进时攻下颍阳（今河南许昌市西南）后也“屠之”，杀了个一干二净，也有过很残暴的表现。

就是刘邦最受人称道的入关后的表现，更多的也是宣传手段。他不是不想住豪华的宫殿，只是张良等加以劝阻。他封了秦朝的珍宝府库，但在进咸阳之初，“诸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已接管了秦朝丞相和御史收藏的“律令图书”（均见《汉书·萧何传》），鸿门宴时刘邦送给项羽的璧和送范增的玉斗，当然也是秦宫中的珍宝，只是刘邦没有像项羽那样明火执仗抢掠破坏，也没有将府库搬空，留下一部分应付项羽和其他诸侯。“约法三章”的主要意义是废除秦朝的苛法，但这一点谁入关后都会实行，而“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三条法令实际是无法执行的。因为一方面，要确定杀人、伤人、盗窃罪并非容易，伤人与盗窃程度相差很大，如何抵罪?不同的罪执行什么刑罚?另一方面，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很多，远非上述三种，百姓犯其他罪怎么办?现在能看到的秦律还很多，难道当时都废了?况且从刘邦入关到项羽入关不足两个月，“约法三章”不会有实际效果。至于刘邦谢绝百姓的牛羊酒食慰劳，正如他自己所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仓库中粮食充足，不缺，不想麻烦别人。）算不上是什么德政，却换来了百姓的喜悦，唯恐他不能当关中的王。

刘邦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当然是要当关中王，所以才派兵守关，想阻挡项羽和诸侯入关，只是兵力不济，被项羽一冲就垮。到了项羽大兵压境，刘邦把守关的责任都推给了出主意的“鲰生”，又向项羽表白守关只是为了防止盗贼和治安需要，“我日夜在盼望将军来关中，怎么敢背叛呢?”以后又忍着一肚子怨气，听任项羽背约，接受边远地区的封地。

等到刘邦回师攻占关中时，深恐项羽趁他立脚未稳，发动反击，特意让张良带信：“汉王只是想取得关中作为自己的封地，只要恢复原来的协定就会停止军事行动，不敢向东扩展。”又将齐国、韩国的“反书”送给项羽，上面写着“齐国准备与赵国一起灭楚国”。项羽果然上当，没有入关对付刘邦，却集中兵力进攻齐国，使刘邦占有整个关中，并巩固了后方。

刘邦不能再打关中牌，就利用项羽杀了义帝的借口，打出“伐无道”的旗号。刘邦为义帝发丧，连续三天去义帝灵前号啕大哭，派使者通告各路诸侯：“义帝是天下共同所立，大家一致臣服，现在被项羽放逐到江南杀害，真是大逆无道!寡人亲自为义帝发丧，全军戴孝，出古代瓷人动全部兵力，愿随着各位一起讨伐楚国杀害义帝的凶手。”就这样，为自己争夺天下变成了替义帝伸张正义。

在荥阳被围，无法逃脱时，他让纪信乘上汉王的车，装成汉王出东门投降，自己趁机从西门逃走了。要是项羽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宁死不走的。项羽作战不利，将刘邦的父亲放在一个高木墩子上，警告刘邦：“再不退兵，就将你老子下油锅。”刘邦答复：“我与你曾经在楚怀王前结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一定要烹你父亲，希望能分碗肉羹尝尝。”这样的话，自然只有刘邦才说得出。项羽最终没有杀刘太公，固然是有项伯的劝阻，但正如项伯所说“为天下者不顾家”，刘邦做到了这一步，杀了他父亲又会有什么作用?

韩信攻灭齐国后，借口形势复杂，没有一个“假王”（代理国王）就难以统治，要求立他为“假王”。当时刘邦正被楚军围在荥阳，见到使者送来的信后气得破口大骂：“我被围在这里，日夜在盼你来帮我，你倒想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赶快在背后暗示，在他耳边说：“现在我们处境不利，哪能阻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主动立了他，与他搞好关系。要不，会出乱子。”刘邦也醒悟了，索性骂下去：“大丈夫平定了一个诸侯国，就该当真王，还当什么假王!”派张良封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兵力进攻楚军。要是刘邦不耍点花招，直截了当地拒绝韩信的非分之想，韩信肯定不会出兵相助，至多只会自立为齐王后隔岸观火，听任项羽灭掉刘邦，甚至会投入项羽一边。

要是刘邦恪守儒家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他绝不会成为以上这些较量的胜利者，也就当不成汉朝的太祖高皇帝了。有人说，开国皇帝十之八九是流氓无赖，只有流氓无赖才能成功，并非没有道理。刘邦如此，其他出身低微的开国皇帝莫不如此。

道理很简单，在任何一个专制社会中，一个出身低微的人按照正常的途径是绝对不可能进入权力中心的；而在家天下的世袭制下，更不可能合法地当上皇帝。非正常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是武力，一是阴谋。武力是不可少的，但光有武力还不够，得武力和阴谋结合。问题是出身低微的人在开始时不可能有很大的武力，像刘邦起兵时只有二三千人，这还得益于他当过亭长，在草莽中啸聚了数百人，还有萧何、曹参等现职县吏的帮助。凭这二三千人几乎不能与其他任何一支反秦武装匹敌，更不用说最终将它们一一收编或消灭。

当然还可以用实行“仁义”的办法，至少可以达到争取人心的目的。但讲仁义得有条件，即大家都讲仁义，单方面讲仁义就只能当东郭先生，下场往往比东郭先生还惨。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是比较讲仁义的，但对手胡亥（秦二世）和赵高却不讲仁义。面对伪造的秦始皇的诏书，扶苏只能选择自杀。在与刘邦的争斗中，项羽不止一次有过消灭刘邦的机会。项羽入关之初，已经部署了对刘邦的攻击，以当时的力量对比，刘邦毫无活路。而且刘邦守关阻拦诸侯，已经给了项羽很合适的借口，可以取得其他诸侯的支持。但项羽听了刘邦的辩解后放弃了袭击。在鸿门宴上又迟迟不实行与范增商定的行动，刘邦秘密回营后也就不了了之，固然是由于他有优柔寡断的缺点，但主要还是范增所批评的“不忍”，即没有完全不顾“仁义”，而刘邦对付他时就没有那么多“仁义”了。再说，即使是为了争取人心而实行的“仁义”。也得有实行的条件，施行者得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拥有一定的地位。像刘邦宣布约法三章，前提就是他进了咸阳，成了关中的实际统治者，否则不是被当做空头支票，就是会被人视为痴人说梦。比较而言，“仁义”只对已经拥有权势者、当道者有利。出身低微的人要靠行仁义得天下是绝对不可能的。

唯一可以找到的理论根据是“天命”。有了天命就不怕出身低微，也不怕别人指责你手段不光明正大，因为天命在身的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替天行道，代表天意。可是天命并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不是一只真正的鹿，古往今来，声称自己得天命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最终被承认的只是少数成功者。所以那些人的得天命，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预言，而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是出于事后的追认和伪造。相反，失败者即使原来拥有过一些得天命的迹象，也会随着失败的来到而使之荡然无存，因为失败本身就证明是“天之所厌”，是天命的丧失。

就拿刘邦来说，汉朝的史官记载了他很多得天命的征兆和事迹，实际都经不起深究。《史记·高祖本纪》说，他母亲刘媪在湖边睡觉，梦中与神仙发生性关系，当时天色昏暗，电闪雷鸣，刘太公去找她时，见到有蛟龙在上面盘旋，刘媪就此怀孕，生下了刘邦。这样的故事本来是母系社会“知母不知父”的残余，后来成了真命天子出世的公式。但这种事要编造也再简单不过，因为除了刘太公夫妇外，没有谁能够证明。据说刘邦的相貌是“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也就是高鼻子，高额骨，长脖子，大胡子，相貌或许有点异常，但在没有摄影技术的情况下，真正见过刘邦的人毕竟有限，到了他死后，就随便史官自由描绘了。至于说他左大腿上有72颗黑痣，就更玄了，因为当时不兴在公共场所穿三角裤或裸体，除了他的父母妻妾，谁能看到这些痣并数一下究竟有几颗?

其它三个故事，一是老人看相。刘邦当亭长时，请假回家种田。一天，妻子吕雉带着两个孩子在地里干农活，一位老人路过，向她要些吃的，吕雉给了他。他看了吕雉的相说：“夫人是天下的贵人。”吕雉让他看两个孩子，他看了儿子后说：“夫人之所以能当贵人，就在于这个孩子。”看了女儿后也说是贵人。老人走后，刘邦恰好从邻居家过来，吕雉详细告诉了他，刘邦听说老人走了不远，赶快追上去，让老人给自己看看。老人说：“刚才夫人与小孩都与你相似，你的相贵不可言。”刘邦连声道谢：“要真像你说的，我一定不忘你的恩德。”刘邦发迹，却再也没有找到这位老人。

二是斩白蛇。刘邦将刑徒放走后，喝足了酒，走在野地小路上，让一位随行在前面探路，那人来报告：“前面有一条大蛇挡着道，退回去吧!”酒醉了的刘邦说：“壮士行路，有什么好怕的?”于是走上前去，拔出佩剑向蛇砍去，蛇被斩为两段，路通了。又走了几里，刘邦醉得就地睡着了。后面有人走过那里，见一位老太在黑夜里哭，问她为了什么事，老太说：“有人杀了我儿子，所以哭。”问她：“你儿子为什么被人杀了?”老太说：“我儿子是白帝子，化成蛇横在路上，现在被赤帝子斩了，所以哭。”那人以为这老太在胡说，想给她点厉害看看，老太忽然不见了。那人遇到刘邦，告诉了他这件事。刘邦心中暗暗高兴，以赤帝子自居，随从的人对他越来越畏惧服从。

另一个故事，是秦始皇曾说：“东南有天子气。”所以亲自东游，想凭着自己皇帝的身份将这股天子气镇压下去。刘邦听说后，就怀疑“天子气”是指自己，于是就隐匿在芒、砀二县相交的山野间。但他的妻子吕雉经常能找到他，刘邦很奇怪，问吕雉是怎么回事。吕说：“你所在的地方上面一直有云气，所以只要往有云气的地方就能找到你。”刘邦心中大喜。有的沛县子弟听说，都想投奔刘邦。

鼎这些故事显然是事后编造的。像看相的事，只有刘邦一家知道，反正随便他们怎么说都行。醉后砍死一条白蛇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也不能说必无其事，但将此事说成是赤帝子斩白帝子就只有一个人为证，偏偏此人像那位老人一样，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在刘邦当皇帝后再也没有露面。第三件事唯一的证人是刘邦的妻子吕雉，荒野地方有云雾很普通，天晓得吕雉是不是碰巧找到了丈夫。但秦始皇东游并不是为了什么“天子气”，刘邦藏匿是因为放跑刑徒又弃职潜逃，是够得上死罪的逃犯，就是秦始皇不东游他也不敢露面。总之，这些故事没有一个能自圆其说，但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不由臣民们不信。就是心里不信，又有谁敢冒着犯“大不敬”罪的风险说三道四呢?

不过，指出刘邦的无赖行径，并不是要否定他的历史贡献。一个人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应该得到肯定还是被否定，主要不在于他的个人品德，而取决于他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不在于他用什么手段达到了目的，而取决于这一目的是否与历史进程一致；不在于他这样做的动机，而取决于他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最终能得到鹿的只有一人。但在鹿死谁手还没有决定之前，统一政权不复存在，战乱不断，生命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所以重要的是尽快结束争夺，至于谁是胜利者倒是其次的。而要真正结束战争，占有优势的一方就得不惜一切手段地将另一方彻底消灭。

青铜器如果项羽听从了范增的建议，在鸿门宴上杀了刘邦，尽管他会受到道义的谴责，却消灭了一个劲敌。如果他亲自统治关中，或者他在刘邦毛羽未丰时就回师关中，刘邦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基地。在他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张良、韩信以至萧何、曹参未必不能为他所用。一旦他取得最后胜利，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绝不会像《史记》一样。可惜项羽一次次错过了机会，他的失败只能说是咎由自取。项羽的下场或许能博得人们道义上的同情，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刘邦只满足于统治关中，不主动出关进攻项羽，或许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但对他个人和历史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他将面临项羽或其他关东诸侯的进攻，不是出现旷日持久的战争，就是他被项羽等消灭。即使项羽等承认刘邦对关中的统治，也不过是回到了战国时代，当另一位“秦始皇”出现时，又得付出多少代价?

在楚河汉界划定后，项羽老老实实解甲东归，刘邦却出其不意发动追击。但正是刘邦的毁约，使战争在短短数月间结束，统一重新恢复。如果刘邦讲究信用，恪守协议，等到项羽喘过气来，少不了又是几年战争。无论谁获胜，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都是无法避免的。

在楚汉之间最艰难的相持阶段，项羽曾经对刘邦说过：“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全国已经有几年不得安宁了，都是为了我们两人，我愿意向汉王挑战，与你决一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百姓为我们受苦了。）但他既没有置刘邦于死地，也不愿意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而退出历史舞台，而志在得天下的刘邦却不计一时的荣辱，百折不挠地夺取了最后的胜利。

当然，夺取了秦朝失去的“鹿”，如何保持也还是个问题。但在西汉王朝持续了200年以后，历史学家对刘邦的成功早已毫无疑问了。刘邦和儒生陆贾是位儒生，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他们不可能有良好的治学条件，不可能安心地从事学术活动。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改朝换代、革故鼎新之际，知识分子获得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比在太平盛世碌碌无为，终老于书斋中要强得多。

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并没有杀掉所有的儒生，也没有能烧掉所有的书籍，但对儒生和儒家经典无疑是一场空前浩劫。幸存的儒生或逆来顺受，甘当顺民；或避居山野，远走他乡。有的人守护着藏匿的书籍，有的人背熟了经典从事口头传播，也有的人投身反秦活动。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群雄并起，儒生们也纷纷响应，连孔子的后代孔鲋也背着祖传的礼器投奔陈胜，被封为博士，不久随陈胜而死。但当时各路反秦首领和诸侯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败秦军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对纯粹的儒生并无多大兴趣。孔鲋即使不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其他毫无知名度的儒生。

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武将，骁勇善战、能指挥军队的将才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如韩信由小军官提拔为统帅，三年内就成为大国诸侯。英（黥）布出身群盗，以军功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是楚汉之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降汉后被封为淮南王。刘邦部下中得到重用，以后被封为秦始皇像王、侯、大臣的人中不少是群盗、小贩、农夫出身，他们的发迹靠的就是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军功。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像后世那么的纯，依然有“六艺”本色，文武兼资，这类人完全可以优先发挥武的功能，或者以武为主，也不愁没有出路。

知识分子中最吃香的是谋士。他们了解形势，谙熟韬略，能为主子出谋划策，有的还能调度和指挥军队。像张良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又如陈平，原来是个“好读书”的知识分子，但投奔刘邦后主要是起参谋作用，曾经“六出奇计”。项羽的谋士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也是这类人物。

另一类是辩士。他们继承春秋战国以来辩士说客纵横睥睨、翻云覆雨的传统，或充当使者，或担任说客，在刘、项和各诸侯间大显身手。

再一类是行政管理人才。刘邦、项羽与各诸侯国都需要这类知识分子，在秦朝覆灭，各诸侯国处于草创，又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这类人物不可或缺。他们能维持日常行政机构，安定后方，征调戍卒，筹集、输送粮食和物资。刘邦手下要是没有萧何这样的角色，他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这类人中的绝大部分是默默无闻的，他们既不上前线，又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史籍上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在当时的条件下，纯粹的儒生的确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不想改行，就得老老实实守住自己的学术传统，为保存文化尽力。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如鲁（今山东曲阜市）的诸生，他们即使在刘邦军队的包围之下，照样“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所以鲁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丧失。又如济南人伏生，曾经担任秦朝的博士，《书经》被禁毁后，他将书藏在墙壁中，战乱中外逃，回家后发现藏着的书缺少了几十篇，但还剩下29篇，他就在齐、鲁一带传授。汉文帝时征召懂《尚书》的人，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无法再进京，就让晁错去他家学习。儒家文化和《尚书》能够流传下来，离不开鲁诸生和伏生的努力。尽管他们在楚汉之争中没有为哪一方面建功立业，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永存的。像孔鲋那样，明知自己既无勇力，又无奇计，既当不了说客，又管不了行政，却要背上礼器投奔陈胜，实在是走错了门路。

汉高祖刘邦从小没有读过《诗经》、《书经》一类儒家经典，只是上过识字班。家庭出身和当小亭长的经历使他没有机会结识大知识分子，他的密友萧何是沛县“主吏”，大约相当于现在县政府的秘书长；曹参是县狱掾，相当于县警察局长；樊哙则是卖狗肉的小贩。萧何、曹参在县里虽然称得上“豪吏”，有不小的权势，但他们熟悉的是吏治法规，应对上司，而不是诗书礼仪。所以刘邦养成了轻视儒生的习惯，在他起兵以后更讨厌投奔他的儒生，认为他们只会添麻烦，一概不予理睬。对那些死皮赖脸求见的儒生，刘邦干脆当众摘下他的儒生帽子，当成尿壶解小便。谁向他介绍儒生，就会招来一顿臭骂。正因为如此，投奔他的儒生不得不作一番包装，将自己的信仰、主张以至服装掩盖起来，以避免刘邦的恶感。

就是这样一位主子，还是有知识分子去投奔他，并且也取得了成功。下面就举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三人为例。

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郦食其是个“好读书”的儒生，虽然“家贫落魄，无衣食业”，却志向远大，瞧不起路过高阳的数以十计的反秦将领，因为他们都缺乏“听大度之言”的气魄，相反他对那位傲慢无礼但“有大略”的刘邦却情有独钟，决心追随。起初他不知道刘邦的好恶，让一位在刘邦部下当骑兵的同乡通报：“我有位同乡郦生六十多岁了，身长八尺，别人都称他为狂生，自己却说不狂。”同乡告诉他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就让同乡将见刘邦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件件详细告诉他。

郦食其求见时，刘邦正靠在床边让两个女人给他洗脚。门房通报后，刘邦问：“来的是什么人?”门房说：“样子看起来像个大儒，穿儒服，戴着一顶高山冠。”刘邦马上说：“给我回绝他，就说我正忙着打天下，没有闲功夫见儒生。”郦食其一听，瞪圆了眼睛，手按着剑柄，怒喝道：“滚进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门房被吓得没有报告就进了刘邦的房间，把郦食其的话重复了一遍，刘邦这才说：“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见刘邦后没有下拜，只是作揖施礼，问道：“足下是想帮助秦朝攻诸侯，还是率领诸侯灭秦朝呢?”刘邦骂道：“混账儒生!天下受秦朝的害那么久了，所以诸侯联合起来攻秦，怎么说我帮助秦朝?”郦食其说：“你真要结聚民众组成义军，去消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在见长者时如此无礼。”刘邦赶快停止洗脚，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坐，并向他道歉。郦食其说了一番六国合纵连横的情况，刘邦大喜，请他吃饭，并虚心求教。郦食其说：“足下不过集合了一些乌合之众，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不满万人，用这些力量直接去进攻强大的秦军，真是所谓探老虎口。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地处冲要，四通八达，城里又有许多储备粮，我与县令关系很好，请派我去与他联络，让他听命于你。如果他不听，你就发兵攻打，我做内应。”攻下陈留后，刘邦封郦食其为广野君，经常派他出使诸侯，充当说客。要是郦食其不知深浅，开口就谈儒生的一套，早就给刘邦骂走了，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了。

另一位叔孙通也是饱学的儒生，秦二世时受到征召，充当待诏博士。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二世召见博士和儒生，问道：“楚地的戍卒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南）起兵，攻占了陈（今河南淮阳县），诸位有何高见?”30位博士和儒生都说：“臣子违背命令就是造反，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赶快发兵消灭他们。”二世听了怒形于色。叔孙通站出来说：“他们所说都不对。如今天下合为一家，郡县城墙已经拆除，武器已经销毁，明确告诉天下百姓不再用兵。何况上面有英明的陛下，下面有完整的法令，使得人人尽自己的职责，四面八方都同心同德。哪里还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些盗贼和小偷小摸的家伙，哪里值得在这里讨论?让郡里的官吏抓起来法办就行了，何足忧虑!”二世大喜称是，又一一问了儒生，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一批盗贼。于是二世命令御史将认为是造反的儒生押入监狱审讯，因为他们发表了错误言论；将认为是盗贼的儒生都释放了。二世赐给叔孙通20匹帛、一套衣服，封为博士。出宫回到住处，儒生们指责他：“先生怎么这样当面拍马屁?”叔孙通说：“你们不懂，我差一点脱不了虎口。”他立即逃出咸阳，回到故乡薛（今山东滕州市南），投奔了项梁，以后又在项羽部下。刘邦攻占彭城，叔孙通降汉。但不久刘邦兵败西撤，叔孙通认准刘邦必胜，率领弟子们继续追随。

古代瓷器叔孙通穿的是儒服，刘邦见了就生气。他知道刘邦是楚人，就换上了按照楚地式样裁缝的短衣，刘邦大喜。叔孙通了解刘邦的需要，向刘邦推荐的都是一些当过盗贼的壮士。刘邦非常满意，封他为博士，称为稷嗣君。随他降汉的百余个弟子恨得在私下骂他：“跟了你几年，好不容易降了汉王，可是从来不举荐我们，倒专门介绍那些江洋大盗，不知道安的什么心眼?”叔孙通知道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枪林弹雨争夺天下，你们能打仗吗?所以我要先推荐能斩将夺旗的勇士。你们好好等着，我忘不了你们。”

郦食其和叔孙通其实都没有抛弃儒生本色，只是为了适应刘邦的现实需要，暂时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所不同的是，郦食其没有等到刘邦最终夺取天下，就给齐王田广扔进油锅“烹”了，所以只留下了说客辩士的形象；而叔孙通却在刘邦巩固汉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他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举行后，叔孙通奉命制定朝廷的仪式制度。但刘邦嫌秦朝留下的礼仪太繁琐，全部删除，只求简易。结果一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宝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见实在不成体统，担心没法收拾。机会终于来了，叔孙通知道刘邦心里已经非常讨厌这种现象，就提出建议：“读书人在打天下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和他们一起守城。我可以召来鲁地（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儒生，与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制定上朝的仪式。”刘邦问：“会不会太难办呢?”叔孙通说：“五帝所用的音乐都有差异，三王不采用同样的礼制。礼制应该根据时代和人情的需要来制定，所以夏、殷（商）、周的礼制都有所增减，并不相同。我可以广泛采纳古礼与秦仪，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新的。”刘邦同意试一试，并要求“一定要容易学，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来定”。

叔孙通从鲁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加上自己的弟子和刘邦派来学习的人，一百多人在野外布置的场地上排练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见练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来看。刘邦让他们演习了一遍，觉得自己能掌握，就下令群臣学习排练，到十月一日（当时的元旦）举行大朝会时正式采用。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十月一日，诸侯和文武百官齐集新宫，完全按照新的朝仪举行朝会。天刚亮，警卫宫殿的兵车、骑兵、步兵就在庭院中排列整齐，举着武器和旗帜。负责指挥调度的官员——谒者，在检查合格后，将诸侯百官依次序领进殿门。大殿的台阶两旁排列着数百名郎中，“趋”（快步轻声上前）一声令下，百官鱼贯而入，功臣、列侯、诸将和其他武官排列在西面，东向站定；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列在东面，西向而站。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殿上的典礼官接受百官的逐级报告，又接力传声，请皇帝起驾。皇帝坐着轿子离开住所，由仪仗队开道，沿途警戒。皇帝在大殿坐定后，典礼官引导诸侯王至六百石（年俸）以上的官员依次拜贺，诸侯王和百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一个不毕恭毕敬。朝见后，皇帝赐酒，有资格坐在殿上的大臣都低着头，俯着身子，依照地位尊卑、官职高低，分九次向皇帝祝酒，然后谒者下令“罢酒”。在饮酒过程中，始终有御史在监督，发现有不遵守仪式的人就立即将他带出，整个朝堂中没有人敢喧哗失礼。

刘邦好不得意，说：“我今天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他龙颜大悦，封叔孙通为太常，赏给他500斤金子。叔孙通说：“我这些儒生弟子跟随我很久了，与我一起排练了朝仪，希望陛下封他们为官。”刘邦全部封为郎。叔孙通将刘邦赏他的金子都分给了弟子们，这批儒生又当了官又有了钱，皆大欢喜：“叔孙先生真是圣人，懂得什么是当今最重要的事务。”

汉高祖死后，即位的惠帝调叔孙通担任“奉常”（主管祭祀的官员），让他制定宗庙的礼仪，并继续制定各种礼仪制度。

如果说叔孙通所制定的还只是表面的礼仪，可以立竿见影地让刘邦见到成效的话，那么陆贾所坚持的就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通过他的努力，刘邦也接受了他的观点。

陆贾早就投奔刘邦，以宾客的身份随同出征，但他是以口才出众而闻名的辩士，不仅一直在刘邦身边，还经常出使诸侯。西汉初，陆贾奉命出使南越，成功地说服赵佗接受汉朝南越王的封号，向汉朝称臣，回朝后被刘邦封为太中大夫。

陆贾认为，要使新建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使刘邦了解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况且商汤和周武王都是以臣子的身份夺取王位的，但也都是以君主的身份维持政权的，文武并用，才是他们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以往吴王夫差、智伯一味讲求武力，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秦王一贯使用严刑峻法，却灭了赵氏。要是秦国统一天下后，实行仁义，效法前代圣人，陛下怎么可能夺取秦朝的政权呢?”刘邦哑口无言。心中虽不乐意，却也感到内疚，就对陆贾说：“请为我写一点秦朝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国成败的经验教训。”于是陆贾就概括地论述了兴衰的规律，写成12篇。每奏上一篇，刘邦没有不说好的，左右见皇帝高兴，一齐高呼万岁。陆贾奏上的书被称为《新语》。

在吕后当政时，吕氏家族大权在握，挟持了年幼的傀儡皇帝。右丞相陈平既为国事担忧，感到无能为力，又恐怕将来连累自己，经常深居简出、苦思索对策。当时陆贾已托病辞职，但还是主动求见陈平，为他出谋划策。陆贾直截了当指出：“足下身为首相，享受着三万户的一个侯国，富贵已到了极点，没有什么再需要追求了。之所以整天忧虑，无非是为了吕氏诸人和幼小的皇帝罢了。”陈平见他说得是，便问他有什么办法，陆贾说：“天下太平时，主要靠相；天下危难时，主要靠将。将和相能团结协调，就能得到士人的支持和拥护，就是出现什么变乱，政权也不会动摇。国家的安危，就在你们两位的掌握之中了。我与太尉绛侯（周勃）很熟悉，经常与他交谈，他也听我的话。你何不结交太尉，建立密切的关系呢?”陈平采纳了他的建议，赠送500斤金子给周勃，为他举行丰盛的宴会；周勃也设宴赠礼答谢。陈平和周勃公开结盟的姿态使吕氏不能吕后不有所顾忌，他们的阴谋受到挫折。陈平又拨给陆贾奴婢百人、50辆车和马、500万钱，作为他的活动经费，陆贾广泛结交公卿大臣，做了大量工作。有了这些准备，吕后死后，陈平与周勃就清除诸吕，拥立文帝，恢复了刘氏政权。

文帝元年（前179年），陆贾被封为太中大夫，奉命再次出使南越。由于在吕后当政时，有关部门作出了禁止向南越出口铁器的决定，导致关系恶化，双方在边境兵戎相见。南越王赵佗软硬兼施，使在今福建的闽越和在今广西的瓯骆服从他的统治，自称南武帝，采用与汉朝皇帝相似的仪仗和制度，表示自己已与汉朝平起平坐，不再承认臣服关系。汉文帝以登位为契机，在陆贾出使前就派人整修了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的祖坟，专门安排了守陵户，每年定期祭祀；还将赵佗的堂兄弟召来，给予高官厚禄。文帝让陆贾带给赵佗一封信，词意恳切，但很有分寸，表示了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也劝赵佗放弃称帝。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帝这些措施很可能是出于曾经出使过南越的陆贾的建议。

陆贾的使命圆满完成，赵佗宣布取消帝号，停止使用“黄屋左纛”的仪仗，恢复南越王的地位，臣服于汉朝。

这三人中，叔孙通最有代表性。他选择刘邦以前，已经当过秦朝的博士，为项梁、项羽效过力，但在投降刘邦以后，即使刘邦兵败逃跑，他也没有重新回到项羽一边。这说明他已经作过比较，下了决心，所以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继续追随刘邦。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可以暂时不戴儒生帽子，不穿儒生服装，甚至穿上楚式短衣来迎合刘邦，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学识。他知道自己的学问和学生暂时没有用处，就尽量向刘邦推荐合适的将材，但并没有遣散学生或让他们也改行。一旦发现刘邦对礼仪有了需要，他就及时提出建议，终于奠定了汉朝的礼仪制度。

或许有人认为叔孙通确定的无非是一些繁琐的跪拜仪式，有什么了不起?那就不妨看看另一个例子：陈胜称王以后，原来和他一起当长工种田的伙伴来看他，见到宫里一进进的殿堂，一层层的帷帐，不禁高叫：“好大的气派!陈胜这王做得真够味。”他们在宫中进进出出，越来越没有规距，还大谈陈胜以前的事。有人向陈胜建议：“这批客人愚昧无知，老是胡说八道，影响您的威望。”陈胜下令将这几个人全部斩了，吓得投奔他的故人都逃走了，更没有人再去投奔他。

刘邦做皇帝以后面临的局面比这更严重，文武大臣中既有亲戚朋友，也有患难与共的同事邻居，还有居功自傲的功臣猛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低微，或者本来就是盗匪，根本不知道朝廷礼仪为何物。刘邦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朝见时毫无规矩，在朝堂上酗酒斗殴，更担心皇帝的权威无法树立，长此以往必定削弱自己的统治力。但他又苦于没有办法，因为大臣中没有几个像样的，连他自己也不懂以往的朝仪。如果有人向他建议应该杀掉几个人树威，刘邦多半是会采纳的。后果如何虽不能假设，但肯定不会是积极的。

叔孙通的努力不仅解决了刘邦的难题，而且为整个汉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自己的礼仪制度，与秦朝同样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汉朝自然不能例外。但叔孙通并没有照搬秦朝的一套，而是根据刘邦的需要与可能，“损益之”（作了删减或增加）。从西汉初的君臣关系看，叔孙通制定的朝仪肯定比秦始皇那一套简易；而从汉初定的朝仪基本不变地延续了400年来看，这套朝仪足以满足维持皇帝权威的需要，是相当成功的。

捕鱼图更重要的是，叔孙通通过朝仪的制定，使刘邦认识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君权维护者。如果说此前的刘邦还只是以武力夺取天下为己任的话，此后的刘邦就真正进入了皇帝的角色。西汉初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君权的措施，对于防止国家再次出现分裂割据，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无疑是有益的。

朝仪的制定和实行的成功，使刘邦对儒生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而儒生们也更加主动地争取刘邦的支持。在刘邦声称自己是“马上得天下”后，陆贾就敢于进行争辩，说明文治的重要性，使自己所写的《新书》有了推销的机会，为刘邦所接受。

要是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因为刘邦不喜欢儒生，就放弃自己的知识和信仰；要是他们见到刘邦将儒生帽子当尿壶后立即欢呼为革命行动，并把自己的帽子改为尿壶以示拥护；要是他们在刘邦声称“马上得天下”后就唯唯诺诺，不敢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汉朝的文治就得推迟很多年。

但要是他们在见刘邦时坚持自称儒生，戴儒冠，穿儒服，那么不是被刘邦赶走，就是会被闲置一边。要是在楚汉之争胜负未卜时向刘邦建议实行文治，要是在刘邦会集诸侯联合进攻项羽时就提出要制定礼仪，那肯定会碰上一鼻子的灰，或许从此不再会受到重用。

这些看来简单的道理，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叔孙通为了排练朝仪，到鲁征召三十多位儒生时，就有两位拒绝接受，他们说：“你效忠的主子差不多有十位了，都是靠当面说好话来获得亲近和地位。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死者的尸体尚未埋葬，受伤的人还没有恢复健康，又要搞什么礼乐。礼乐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需要积下百年的功德才能具备。我不忍心像你那样行事，你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古法，我坚决不干。你走吧，别糟蹋我。”叔孙通一笑了之：“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

这两位儒生表面上看来很有骨气，其实是毫无道理的，真是“鄙儒”之见。叔孙通的确先后有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和刘邦这些主子，或许还可以加上秦始皇，但他真正效忠的大概只有刘邦。因为秦二世显然是不值得效忠的，而项梁、楚怀王存在的时间很短，留在项羽那里又并不得已，等见到刘邦后叔孙通就再也没有背叛，说明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原则。至于当面说秦二世的好话，显然是为了寻求脱身之计，他获得二世的奖赏，拜为博士后，并没有贪恋荣华富贵，而是立即逃归故乡，投奔反秦的项梁。难道非要像其他儒生那样，坚决要求秦二世出兵镇压陈胜，不惜被投入监狱，才符合儒家的信条吗?把“礼乐”看得那么神圣，非要积百年的功德才能讲礼乐，死守着“古法”一成不变，实际上是使儒家的理论变成僵化了的教条，对社会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是依了这两位儒生的意见，汉朝最早也得到武帝时代才能制定朝仪，说不定等不到那么大殿久，就会因为正常的君权无法确立而不复存在。退一步说，即使两位儒生坚持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大家都优游林下，不愿意出来说服统治者实行，对历史、对社会又有什么作用?

不过，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刘邦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好骂人的习惯至死也没有改变。但作为一位志在得天下的领袖人物，只要对自己的天下有利，就会毫不犹豫地重用并不喜欢的儒生，听从他们的意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建议，即使与他原来的想法不一致，只要言之有理，他就会改变初衷。一旦他认识自己没有道理，虽然不会认错，却能在实际上改正。刘邦对待郦食其、叔孙通和陆贾都是如此，随何和娄敬的例子也能说明问题。

随何本是刘邦的“谒者”（侍从），汉三年（前204年）刘邦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打了败仗，退驻虞县（今河南虞城县东北）。刘邦对左右说：“像你们这些人，没有人能够商量天下大事。”随何问：“不知大王是什么意思?”刘邦说：“能不能替我出使淮南，让英布起兵背叛项羽，只要能将项羽拖在齐国几个月，我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得天下。”随何请求出使，带了20名随员去淮南。项羽所封的九江王英布一直在隔岸观火，随何将他说服，答应背楚归汉，但还没有公开。这时楚王的使者又来催英布出兵，随何闯入营帐，当着英布的面对楚使说：“九江王已经归顺汉王，楚王凭什么命令他出兵?”他又向英布建议：“事情已到这一地步，不能再让楚使回去，把他杀了，马上起兵与汉王会合。”英布起兵攻楚，使楚汉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折。

到战胜项羽，天下平定，刘邦大宴群臣。刘邦喝多了酒，就贬低随何的功劳，称他为“腐儒”，还说天下哪里用得到你这种腐儒。随何从坐席上挺起身子说：“当陛下带兵攻打彭城，楚王（项羽）还没有离开齐地时，如果陛下出动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能不能夺取淮南?”刘邦说不可能。随何说：“陛下让我带二十人出使淮南，达到了你的目的，说明我的功劳比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还大。可是你称我为腐儒，还说天下哪里用得到腐儒，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刘邦无言可答，就说：“我正要报答你的功劳呢!”于是封随何为护军中尉。

娄敬是齐人，从他的言行看，原来也是位知识分子，但作为一介平民，按法律规定得去边疆服役。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他前往陇西服役，路过洛阳，刚登帝位的刘邦就住在那里。娄敬通过同乡人虞将军求见刘邦，表示要提出重要建议。虞将军让他换上新衣，他说你平时穿什么衣服，见皇帝时也该穿什么衣服，于是他就披一件毛皮袄进了宫。娄敬详细说明了刘邦得天下的过程与周朝完全不同，不能像周公那样，通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建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接着他建议：

秦地依托山脉，有黄河相通，地形四面封闭，相当稳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征召百万之众，利用秦地的现有条件，依靠那里肥沃的土地，真是所谓天府（天然的库房，比喻物资丰富）。陛下要能入关，在那里建立首都，即使山东出现叛乱，秦国的旧地可以得到保全。好比与别人格斗，要是不扼住他的喉咙，不按住他的背，就没有获胜的把握。现在陛下入关去建都，直接统治秦国旧地，好比就是扼住了天下的喉咙，按住了天下的背了。

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他们都是山东人，争着说定都洛阳的好处：“周朝定都洛阳，延续几百年；秦朝定都关中，二世而亡，不如学周朝。”刘邦犹豫不决，但张良肯定了入关的优越性，刘邦当天就起驾西迁。他不忘娄敬的功绩，封为郎中，赐姓刘。

山水画高祖七年，刘邦亲率大军北征，派出侦察的人回来都说匈奴虚弱，可以进攻，娄敬却认为这是匈奴故意制造的假相，千万打不得。刘邦气得大骂：“齐虏（该死的齐国奴才）!靠花言巧语当了官，竟敢胡说八道动摇军心。”下令将娄敬戴上枷锁关起来。但刘邦大败而归，事实证明娄敬的意见完全正确，刘邦立即将他释放，并向他表示：“我不听你的话，以至被困在平城。当时在你前面说可以进攻的十几个人都让我给斩了。”娄敬被封为关内侯。

此后，娄敬又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将关东六国的世家大族十余万人迁到关中，都得到刘邦的同意。和亲政策延续到武帝初年，而“实关中”更成为西汉一代的根本国策。

娄敬虽然没有参加刘邦夺取天下的战斗，但为刘邦安天下所作的贡献，没有哪一位功臣可以与他相比。要是刘邦没有虚心听取这位“齐虏”的意见，没有及时向他认错的雅量，娄敬固然无法名垂青史，汉家的江山也未必能坐稳。

刘邦一开始并没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甚至仇视知识分子，但一旦他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会改变态度，至少会抑制个人情绪，先考虑“得天下”的目标，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得天下、保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恰当作出自我估价，适应现实形势，坚持正确立场，同时又采取灵活手段的知识分子，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为汉朝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飞将军”李广年轻时，以勇猛善战受到汉文帝的赞扬，但文帝也感慨他生不逢时：“要是生在高帝时，封个万户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武将如此，文官也是如此，可惜汉高祖那样的皇帝太少了，可惜汉高祖的时代太短了。西汉初的诸侯王国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封自己的侄子刘濞为吴王，让他统治三个郡共五十三个县。封王仪式结束后，刘邦召见刘濞，端详了他的相貌后，不禁微微吃惊：“你的样子有反相。”刘邦心中后悔，但不便收回成命，于是摸着刘濞的背说：“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要是发生叛乱，难道会是你吗?但天下的同姓诸侯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造反呀!”刘濞叩着头说：“我不敢。”

半年后，刘邦就离开人间，但他的预感不幸成为事实。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了“七国之乱”。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刚登上帝位的刘邦剖符分封七位异姓功臣为诸侯王。所谓剖符，就是将一片刻着红字的铁片（丹书铁券）“符”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功臣各执一半，作为凭据。皇帝收执的一半郑重地保管在宗庙中的金匮石室。铁券上的誓词是：“使黄河如带，泰山如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国家像黄河、泰山一样永存，你们的爵位传给子子孙孙。）

与其说是分封，倒不如说是承认现状，因为在没有分封时，这些诸侯早已拥兵割据，或者就是刘邦所封。

最先被封的是韩信（与另一韩信同名，故史书上称为韩王信）。他是战国韩襄王的孙子，韩信像跟着刘邦进关中，入汉中，又劝刘邦率兵东归。刘邦返回关中后，就许诺他当韩王。汉二年（前205年），韩信夺取了韩地，被刘邦封为韩王。韩王信一直率军随刘邦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另一位韩信是刘邦回师关中的主将，立下赫赫战功。汉四年他攻灭齐国，就以齐国反复无常，又紧靠着楚国，需要有一位王来统治为由，要求立他为“假王”（代理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在荥阳，日夜在盼望韩信出兵解围，只得封他为真齐王。汉五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在固陵（今河南太康县南）会师，结果他们都没有到达，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退回固守。刘邦只得采用张良的计策，答应韩信，破楚后，从陈（今河南淮阳县）以东直到海滨的土地都归齐王所有，才换来韩信出兵。但刘邦在垓下之战后，出其不意夺了他的兵权，并以他是楚人，熟悉楚地风俗为由，改封为楚王。

淮南王英布本是项羽封的九江王，是项羽的主要依靠力量。刘邦派随何说服他叛楚归汉，汉四年封他为淮南王，让他收复原来的封地，率领当地军队参加对项羽的最后一仗。

张耳是项羽所封常山王，被陈余驱逐后投奔刘邦。他与韩信一起攻下赵地，于汉四年被立为赵王。张耳之子敖娶刘邦长女。第二年张耳死，刘邦的女婿张敖即位。

群盗出身的彭越是一员勇将，早在入关前就帮助过刘邦。汉三年，彭越率三万人归汉，率兵略定梁地。在刘邦与项羽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彭越两次攻占梁地，还将缴获的十余万斛谷供应汉军。为了换取他出兵会师，刘邦答应灭楚后将睢阳（今河南商丘县西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县南）间的土地作为酬劳。五年正月，彭越被封为梁王。

燕王臧荼也是项羽所封，因原来占有燕的韩广不愿改当辽东王，臧荼杀了韩广，并了他的地方。他归汉后，刘邦鞭长莫及，继续封为燕王。

长沙王吴芮本是秦朝的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令，后率越人起兵反秦，从项羽入关，被封为衡山王。刘邦灭项羽后，他与其他诸侯一起拥戴刘邦登基，被改封为长沙王。

这七个异姓诸侯王的封地占当时汉朝疆域的一大半，太行山以东原六国旧地只有齐国（约相当今山东）的地方还属朝廷，其他最富庶的地方都在诸侯统治之下，汉朝的直辖区只有15个郡。加上有的诸侯重兵在握，不受朝廷约束，这些诸侯国的存在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分封异姓本来就非刘邦所愿，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第一个被开刀的是燕王臧荼。当年七月，臧荼反，刘邦亲自出师征讨，九月就俘虏了臧荼。考虑到北方边疆面临匈奴的侵扰，需要有大将驻守，刘邦破例封卢绾为燕王。卢绾与刘邦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俩的父亲就是好朋友，两人同日出生，从小亲密无间，卢绾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刘邦的反秦活动，在刘项之争中已被封为太尉，与刘邦的亲密程度远在萧何、曹参之上。功臣受封时，刘邦就想封卢绾为王。只是怕引起群臣心态的不平衡才封他为长安侯。一般侯的封地都在关东，至少不能在关中，卢绾的封地却在秦朝首都咸阳的郊外，不久建为新的首都。所以等臧荼被废，刘邦就迫不及待地将燕国封给卢绾。

史料中有关臧荼的记载非常简略，他的“反”是很令人怀疑的。在刘邦忙于与项羽争夺、胜负未卜时他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到了天下已定却匆匆造反，反了后又不堪一击，两三个月就让刘邦活捉。对比刘邦给其他异姓王一一套上的“谋反”证据，我们不难想象臧荼事件的真相。

文人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有人告楚王韩信谋反。实际原因是韩信藏匿了遭到通缉的项羽旧将、自己的老朋友钟离昧。钟离昧是刘邦的仇人，听说他逃亡在楚国，刘邦下诏追捕，大概是为了保护钟离昧，韩信出行时都出动军队警卫，这成了“谋反”的口实。刘邦得报后，根据陈平的计策，通报各国诸侯，声称自己要南游云梦（在今湖北中部长江以北一带），命令他们到陈县（今河南淮阳县）会合。眼看刘邦快入楚境，韩信还是拿不定主意，要发兵造反吧，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又没有犯什么罪；要去见刘邦吧，怕当场被扣押。有人向他建议：“拿了钟离昧的头去见皇上，他一定欢喜，你也就没事了。”韩信便与钟离昧商量，钟知道韩信的打算，当他面自杀了。韩信到陈县向刘邦献上钟离昧的头，还是被当场逮捕。回到洛阳后，刘邦赦了韩信的罪，降为淮阴侯，楚国被取消。

韩王信的王都在颍川（今河南禹州市），封地处于中原要地，刘邦很不放心，将他改封到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山西中部、北部），让他防御匈奴。六年，韩信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被匈奴包围，投降匈奴，反而率军攻打太原。七年十月，刘邦亲征，韩信逃亡匈奴，而令部将曼丘臣、王黄立赵利为王，与匈奴军队联合抵抗汉军。刘邦进至平城，被匈奴大军包围，好不容易才脱险，大败而归。

刘邦归途中过赵国，赵王张敖对皇帝丈人毕恭毕敬，亲自日夜侍候，刘邦却动不动骂人，一点不给他面子。赵国的相贯高、赵午是张耳的旧属，六十多岁了，气得忍耐不住，向张敖建议杀了刘邦。张敖又惊又急，咬破手指，表达对刘邦的忠诚，要他们千万不能再讲这样的话。贯高和赵午等决定背着张敖行动，以便在失败时不连累他。八年冬，刘邦路过赵国的柏人县（今河北隆尧县西北），贯高等事先在宾馆的夹墙中埋伏了刺客。刘邦警觉，没有留宿就离开了。第二年，贯高的仇家向朝廷揭发，赵王、贯高等全部被捕。贯高等人不顾将被族诛的警告，以家奴的身份跟随张敖至长安。贯高被严刑拷打，体无完肤，始终坚持张敖没有参与他们的阴谋，并在得知张敖被无罪释放后自杀身亡。张敖因是刘邦女婿，释放后被封为宣平侯。

山水风景图刘邦自平城归长安后，任命陈稀为代国的相，负责指挥代、赵二国的边防军。有人揭发，陈稀临行前曾与韩信密谋，陈稀在边境反，韩信为内应。赵国相周昌也求见刘邦，说陈稀拥兵在外，宾客众多，应谨防有变。十年秋，刘邦以“太上皇崩（刘邦父亲死）”为由召陈稀回京。陈稀知道回去决无善终，就称病不至，并与曼丘臣、王黄等公开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至邯郸部署讨伐，用“羽檄”（特急军令）征调彭越、英布等，彭越称病，只派部将；英布也没有应召。当时陈稀部将四出攻击，形势十分危急。刘邦只得用重金收买陈稀部将，引诱他们投降。汉军又分两路出击，太尉周勃从太原入代，叛乱才被平定，陈稀被周勃斩于灵丘（今河北蔚县）。

在刘邦出兵期间，韩信一位舍人的弟弟向吕后密告，韩信将假造诏书放出官奴刑徒，袭击吕后与太子。吕后与萧何策划，声称得到刘邦的消息，陈稀已死，于是列侯和群臣都进宫祝贺。萧何还带信给韩信：“你虽然有病，这样的大喜事也应该尽量到一下。”韩信进宫后，就被预伏的武士逮捕，在长乐宫的钟室被杀。韩信的尸体被剁成肉酱，遍赐群臣，三族全部被杀。

刘邦因彭越不应召去邯郸，派人去责问，彭越很恐慌，准备亲自去向刘邦谢罪。部将扈辄劝他：“你开始时没有去，受到责问后再去，到那里后一定会被捕，不如先发兵反了。”彭越不愿意，继续称病。一位得罪了彭越的太仆逃出梁国，上告彭越与扈辄谋反，刘邦派人秘密到达梁国都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出其不意地逮捕了彭越，囚禁在洛阳。经过审讯，有关方面认定彭越已构成谋反罪，要求依法惩处。刘邦赦了彭越的罪，降为庶人，迁往蜀郡青衣县（今四川名山县北）。途中到达郑县（今陕西华县），正遇上由长安去洛阳的吕后，彭越向吕后哭诉自己无罪，希望能回故乡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吕后答应了，带他回到洛阳，却对刘邦说：“彭越是壮士，现在将他迁到蜀地去，是给自己留了后患，不如把他杀了。”于是吕后指使彭越的舍人揭发他继续谋反，刘邦批准廷尉（主管刑事的长官）的意见，将彭越和他的宗族全部处死。

田园山水画淮南王英布见韩信被杀，害怕哪一天会轮到自己。彭越被杀后，刘邦也将他剁为肉酱，遍赐诸侯。那天英布正在打猎，见到送来的肉酱，更加惊恐，暗中调集军队，并加强了对邻郡的警戒。英布一位宠姬得病就医，医生家与中大夫贲赫家对门。贲赫以为是讨好英布的机会，向宠姬赠送厚礼，又参加了医生家的宴请。宠姬在英布前说起贲赫的好处，英布怀疑宠姬与贲赫有不正当关系，吓得贲赫称病不出。英布更生气，要逮捕贲赫，贲赫就向地方官表示要揭发谋反大罪，立即被用官方提供的交通工具送往长安，英布追赶不及。贲赫到长安后，说英布的叛乱已经开始实施，应该趁他尚未发动就镇压。萧何认为英布还不至于谋反，恐怕是仇人诬陷，建议将贲赫监禁，派人暗中去淮南调查。但英布得知贲赫揭发，已经怀疑他将自己私下的举措报告了刘邦，朝廷派来调查的人又抓到了一些把柄，就杀了贲赫全家，发兵反汉。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现在都已被杀，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有恃无恐。刘邦也知道诸将对付不了英布，只得抱病东征。

出发前，刘邦听说有位楚国前任令尹薛公很有主见，就去听取他的意见。薛公认为英布有三种选择：上计是东取吴国，西取楚国，北取齐、鲁，争取燕、赵的支持，然后固守，那么山东就不属于汉朝了。中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北取韩、魏，占据敖仓的粮食储备，控制成皋的通道，胜败难以预料。下计是东取吴。西取下蔡（今安徽凤台县），以越地为基础，自己去据守长沙，那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汉朝不会有危险。刘邦问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薛公说可以按下计部署。刘邦问为什么，薛公说：“英布是骊山的刑徒出身，凭自己的本领当了万乘之主，都是为了自己，不会考虑到百姓和长远利益的，所以必定会用下计。”

英布果然先攻破吴、楚，然后率军西进，在蕲（今安徽宿州市东南）以西与汉军遭遇，英布的军队虽然精锐，但还是被刘邦亲自指挥的汉军击溃。退至淮南后，英布又打了几次败仗，只带了百余人逃往江南。英布是长沙王吴芮的女婿，想投奔长沙国。吴芮的儿子派人将他诱至番阳，当地人将他杀死。

刘邦征讨陈稀时，卢绾曾攻击陈稀东北加以配合。陈稀派人向匈奴求援，卢绾也派张胜去匈奴，说明陈稀已经兵败，劝匈奴不要支持他。但张胜在匈奴见到臧荼的儿子臧衍，臧衍对他说：“你在燕王身边受到重用，是因为你熟悉匈奴的情况；而燕王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诸侯相继反叛，战事不断。如今你要为燕国加紧消灭陈稀等人，到他们被灭了，就该轮到燕国，你们这些人就快当俘虏了。你何不让燕缓解对陈稀的进攻，而与匈奴讲和呢?形势缓和了，可以长期当燕王，要是汉朝采取军事行动，也可以使燕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张胜觉得很有道理，就私下请匈奴帮助陈稀进攻燕军。卢绾怀疑张胜勾结匈奴谋反。上书刘邦要求将他合族处死。张胜回来后，将这样做的理由详细报告，卢绾醒悟过来，就找了一个人冒充张胜杀了，又释放了他的家属，让他当与匈奴的联络人，又秘密派遣范齐驻在陈稀的总部，让陈稀一直逃亡在外，使战事延续。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陈稀的裨将降汉，交代了卢绾派范齐与陈稀秘密联络的事。刘邦派人召见卢绾，他称病不去。刘邦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去请他，并向他左右查问，他更加害怕，躲了起来。卢绾对左右说：“现在不是刘氏当王的，只剩下我与长沙王了。去年春杀韩信一家，夏天杀彭越一家，都是吕后的主意。眼下皇上病了，把权交给吕后，她是妇道人家，一心要杀异姓王和大功臣。”卢绾始终称病不出，连左右也躲藏起来，这些话传出来，审食其回去做了详细报告，刘邦更加愤怒。匈奴的降人又说，张胜逃亡在匈奴，充当卢绾的代表，于是刘邦断定卢绾果然造反了，派樊哙出兵燕国。卢绾将家属宫人和数千骑兵转移到长城边，一边打听情况，希望等刘邦病好后亲自去向他解释。四月，刘邦去世，卢绾就带着部众逃入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卢绾在匈奴处境困难，经常想回汉朝，一年多后死去。

到刘邦死时，异姓王中只剩下一个长沙国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沙国处在边远地区，人口稀少，全国只有两万多户，又与南越交界；另一方面长沙王吴芮及其后人小心谨慎，绝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英布谋反败走时，长沙王吴芮还大义灭亲，将他诱杀。所以长沙国延续到了文帝初年，才因吴氏无人继承而取消。但长沙国是刘邦留下的唯一例外，所以他宫殿内明确规定，今后不许再封异姓诸侯：“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不是姓刘的人当了王，天下人应该共同消灭他。）

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七个异姓王（臧荼加六国）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尽管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都是经过汉朝史臣裁剪过的史料，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卢绾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哉枉也。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有善终。

这些异姓王都曾重兵在握，有过辉煌的战绩，在楚汉之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出于自身的目的，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兵力或战略地位与刘邦讨价还价，索取王位或土地，或者在关键时刻不服从刘邦的调度，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国事之前，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背叛刘邦，或者自己夺取天下。倒不是他们毫无野心，而是由于刘邦的豁达大度和明智举措，赢得了他们的效忠；刘项之争中刘邦的发展趋势，使他们越来越相信他是天命所在，不敢再轻举妄动。

韩信是最典型的例子。还在韩信刚当齐王时，项羽就派武涉做说客，劝韩信在楚汉之争中保持中立，三分天下。武涉的话说得很明白：

虽然足下自以为与汉王的交情很深，为他尽力用兵，但最终还是会败在他手里。足下之所以能存在至今，是由于项王还在。现在项王与汉王的命运就操在足下手中，你向右转就汉王胜。你向左转就项王胜。不过项王今天亡，下一个就轮到足下了。足下与项王是老朋友，何不反汉而与楚结盟，三分天下，自己做王？错过了这样的时机，一定要为汉王灭楚，难道是聪明人的做法吗?

韩信的答复很实在：

我在项王手下时，官不过郎中，干的事不过是执戟（身边的警卫），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才叛楚归汉。汉王授予我上将军印，给我带数万兵，将自己的衣服给我穿，将自己的饭给我吃，言听计从，我才能有今天的地位。人家对我如此信用，我要背叛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死也不会改变。谢谢项王的好意。

齐人蒯通深知韩信的重要性，想方设法要说动他。蒯通先替韩信看相，说：“相你的面，不过封侯，而且又有风险；相你的背，却贵不可言。”韩信问是怎么回事，蒯通把他的策划和盘托出：

现在楚汉纷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的尸骨同时抛在荒野的不计其数。三年下来，楚汉双方都智勇俱困，无法取胜，战斗的锐气受挫，粮食消耗殆尽，百姓疲于奔命，怨声载道。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是天下的圣贤肯定无法消除天下的大祸。当今二主的命运就取决于足下，你为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我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只恐怕足下不能用。如真能听我的计策，不如让楚汉并存，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样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以足下的圣贤，有这么多军队，占据着强大的齐国，联合燕、赵，控制后方，根据百姓的愿望，请汉王停止战争，为百姓请命，天下都会迅速响应，汉王怎么敢不听!到时再调整诸侯国的疆界，诸侯建立，天下就都会感谢齐国，服从齐国。齐国本来就有充足的土地，再善待诸侯，谦虚谨慎，天下的君王就都会来齐国朝拜。上天给予而不接受，会受到指责；时机成熟了不行动，必定会遭殃。愿足下深思熟虑。

韩信还是这几句话：

汉王待我那么好，让我乘他的车，与他穿一样的衣，与他吃同样的饭。我听说，乘了人家的车就该分担他的患难，穿了人家的衣就得与他共享忧乐，吃了人家的饭就得为他而死，我岂能为了个人的利益就违背道义!

蒯通不以为然，举了张耳、陈余从布衣时结下刎颈之交，最后相争相杀的例子，还以文种、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称霸而不得善终为例，说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他说：

吕后像我听说一个人的勇略能使主子震惊，自己就危险了。功盖天下，君王就无法行赏了。足下渡黄河西进，俘虏魏王，活捉夏说；引兵下井陉口，杀成安君（陈余）；夺取赵国，威胁燕国，平定齐国，向南击败楚军二十万，东征杀了龙且。这就是所谓天下独一无二的功绩、世上不再有的伟略。现在足下拥有震主之威，立了无法行赏的大功，要归楚，楚人不会信任；要归汉，汉人感到震恐。足下该怎么办?处在臣子的位置上而拥有震主的威望，名高天下，我真为足下担心呀!

这一番话真使韩信受到了震动，他表示要考虑一下。几天后，蒯通又力劝韩信当机立断，但韩信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认为自己功劳大，汉王肯定不会夺走他齐王的位置，最后回绝了蒯通。

此后，刘邦果然在消灭项羽后就剥夺了韩信的兵权，登上帝位后就改变了他的封地，但韩信都服从了。以韩信的智谋，不是不知道刘邦“南游云梦”的骗局，但他还是以老朋友钟离昧的人头为代价，委曲求全。被降为淮阴侯后，至多也只是称病不朝，发发牢骚而已。史书上说他与陈稀策划里应外合，显然是吕后一伙捏造的。陈稀其人来历不明，直到刘邦从平城归来才以郎中的身份被封为列侯，担任赵相国，与韩并无深交。韩信真要造反，以往不知有多少机会；要寻求同谋者，忠诚得力的部下肯定不少。何至于在落到闲居长安的地步时再与陈稀合作谋反呢?从刘邦得知韩信的死讯后“且喜且怜”的记载看，刘邦心里也是一清二楚的。

就是最终发动叛乱，并与刘邦对阵的英布，也是到最后一刻才下决心的。他被封为淮南王后，连续三年朝见，没有任何想谋反的迹象，就是在见到彭越的肉酱后，也只是采取防御措施。即使有了贲赫的揭发，连萧何也不相信英布会造反。要是刘邦稍作一些抚慰，或者不是故意激化矛盾，英布绝不会铤而走险。

毫无疑问，刘邦、吕后早就下了彻底消灭异姓王的决心，所以要千方百计制造借口，激化矛盾，必欲除之而后快。明知彭越、韩信并非蓄意谋反，却要斩草除根，满门杀尽。根据当时的法律，对彭越、韩信这样犯“谋反大逆”罪的人要用“五刑”，即先在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掉两脚的脚趾，用板子活活打死，然后割下头颅，再将尸体剁成肉酱。而对他们还加上了一条：将肉酱遍赐诸侯群臣，作为警戒他们的反面教材。异姓王已如惊弓之鸟，就连刘邦最亲密的伙伴卢绾，也只能违心地投降匈奴，魂断异域。

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这就提醒我们，这一段血腥的历史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首先，大部分异姓王的存在既无必要，也非刘邦所愿。韩信之封齐王，彭越之封梁王，都是拥兵要挟的结果。韩王信是刘邦有言在先，不得不履约，但将天下之中的冲要之地给他当封地实在不合适。英布封王也是刘邦不得不做的交换。臧荼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可封，只是鞭长莫及，暂时维持原状。既然这些王位是靠武力、靠刘邦一时之需换来的，一旦武力被解除或刘邦不再有需要，它们就不会再有存在的理由。可惜韩信等一味贪恋王位，迷信“丹书铁券”，没有人谦让，更没有人主动辞位，这就为自己留下了祸根。

其次，作为君主的刘邦不得不考虑汉朝的长远利益。刘邦死时已有五六十岁，在当时已不算寿短。他深知太子刘盈懦弱无能，但与吕后是患难夫妻，太子又没有什么过错，加上吕后通过张良等的帮助，一次次巩固了太子的地位，使刘邦一度想立戚夫人之子的打算无法实现。在继承人远不如自己的情况下，要保证他能够驾驭群臣，唯一的办法就是铲除其中的强者、不顺从者，首选的目标当然是那几位拥有大片封地和人口的异姓王了。彭越、英布不响应紧急征召既给了刘邦口实，也给刘邦敲起了警钟——若是现在不消灭他们，自己死后还有谁能对付他们?

再者，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欲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尽管异姓王当时不想谋反，但不能保证他们今后不会谋反，更不能杜绝有人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像蒯通、武涉、扈辄这样的说客、辩士，劝主子反叛的大有人在，荣华富贵和绝对权力的巨大诱惑随时都会驱使一些人不惜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即使是异姓王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也足以构成对国家的威胁。如卢绾听了张胜的劝告后，实际上已与匈奴和叛臣陈稀结盟，尽管他本人并不想反叛，但发展下去，局势就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

可以设想，如果韩信听从了蒯通的劝告，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鹿死谁手的确难以预料。但不管谁是胜利者，统一的进程必定会延长，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会更大。同样，如果彭越采纳了扈辄的意见，起兵反叛。虽然他不可能推翻汉朝，但一场恶战不可避免。要是彭越迁至蜀地，或许会不安分地制造事端，或许会被其他反对派所利用，吕后的手段虽然毒辣，却消除了这些风险。如果从这一角度考虑，尽管刘邦、吕后对异姓王的手段是过度的、不道德的，但却没有更好的、更可靠的选择。一些异姓王的死是无辜的，尤其是他们数以百计的家属纯粹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避免了更多生命的牺牲和财产的损失，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经济文化的破坏。

汉朝以后，几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会杀功臣，像宋太祖赵匡胤这样不开杀戒的几乎绝无仅有，但前提是他的“杯酒释兵权”等政策没有受到抵制，其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得以顺利执行。所以，杀功臣一类事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品质，而应该看成为专制集权制度的必然产物。

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的同时，却在“众建诸侯”，大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王，同姓王国不断增加。

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就封了第一批同姓诸侯国。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后，齐国旧地未设诸侯国，当年正月刘邦立子肥为齐王，辖7郡73县，规定凡是百姓说齐方言的地区都划归齐国。韩信的楚国被废后，刘邦将其一分为二，以淮河东南的52县立同宗兄刘贾为荆王，以淮河西北的36县立弟刘交为楚王。又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立兄刘喜（仲）为代王，但这些地方大多为匈奴所占，只是名义上拥有。九年，刘邦废了赵王张敖，立子如意为赵王。十一年，立子恒（以后的文帝）为代王。梁王彭越被杀后，立子恢为梁王，将东郡划给梁国。又立子友为淮阳王，辖陈郡和颍川郡。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立子长为淮南王。十二年二月，燕王卢绾反，立子建为燕王。当年十月，因荆王刘贾被英布军杀死，无人继承，改荆国为吴国，立兄刘仲之子濞为吴王。到刘邦死时，已有9个同姓诸侯国，加上吴氏长沙国，所占面积仍超过全国疆域的一半，直属朝廷的郡仍然只有15个，甚至比刘邦初年还小。

刘邦大封同姓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人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灭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传之千秋，自己的家属又人数有限，所以凡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姓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

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受其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在这些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命郡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徭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已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刘邦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些子弟竟也会像异姓王一样谋反叛乱。或许他已经想到了，但为时已晚，或者没有更好的选择。刘邦的大哥已死，二哥刘喜（仲）封了代王，奉命为刘氏镇守北边。可是这位被他父亲称赞为会治产业的老兄实在胆小，匈奴人进攻代国时非但不能坚守，而且吓得偷偷地逃到了洛阳。按法律应该杀，但看在兄弟份上，刘邦把他降为列侯。刘邦的异母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他喜欢读书，找了一帮著名学者研读《诗经》。刘邦做了一年多皇帝，大哥的儿子刘信还没有获得封赏，太上皇替孙子说话，刘邦说倒不是忘记了这位侄子，而是因为他妈的行为太不厚道了。刘邦始终没有忘记大嫂故意括锅底，不让他朋友吃羹的往事，所以封刘信为羹颉侯。刘贾是刘邦的同宗，因有战功也封了荆王，可惜无后，战死后王位就无人继承了。当时刘邦自己的儿子年纪太小，子侄中找不出一位年轻力壮的人来统治吴、会稽（今江苏大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一带。而刘喜之子濞，年方20岁，有勇力，参加过平定英布之战，所以才选择了他为吴王。封王仪式一结束，刘邦就预感到自己的子孙将来可能控制不了这位“壮王”，于是告诫他侄子：“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千万不要造反）!”

以开国皇帝的绝对权威，加上年龄、辈分、能力、经验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刘邦对付这些子弟王绰绰有余。但到了他的儿子文帝、孙子景帝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最突出的是吴王刘濞，刘邦和楚元王死后，他就成了最年长的同姓王，是文帝的堂兄、景帝的堂叔。文帝时，吴国的太子进京，侍候皇太子下棋。吴太子平时骄横惯了，师傅们又没有教好他规矩。刘邦率师见项羽对皇太子就像小兄弟一样，下棋时居然与太子吵了起来。皇太子一生气，抓起棋盘就往他头上砸去，不料把他砸死了。吴太子的棺木运回吴国后，吴王极其怨恨，说：“既然天下是一家人，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吧，何必还葬回来呢。”下令将棺木运回长安，并从此称病不朝。拖了几年，文帝难以对付，只得赐吴王“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因年老而不必朝见。

诸侯国与代表中央集权的朝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西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有七个郡，小的也有三四郡。由于王国的赋税收入归国王所有，又不必负担中央政府的开支，与直属朝廷的郡相比，财政负担较轻。国民在本国就近服役，不像其他郡那样，得千里迢迢去长安或边疆服役，也得到百姓的拥护。王国还垄断了国内的资源，如果盐、铜、铁等资源丰富，还能减免百姓的赋税。所以王国对郡县的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诸侯也利用这一点与朝廷争夺民户，诸侯王公然接受其他郡的逃亡者，甚至庇护朝廷通缉的逃犯。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财富供养大批宾客，集中了一批文武人才，其中不乏失意文人、辩士说客、流氓恶棍。他们翻云覆雨，拨弄是非，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给主子出各种坏主意，唯恐天下不乱。

吕后执政时，为了用吕氏取代刘氏，曾对刘氏诸侯王予以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了吕氏8个王国。吕后死后，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诸吕，恢复刘氏政权，立了大功，似乎更证明了汉高祖“众建诸侯”的正确性。汉文帝是以外藩即位的，原来在朝廷毫无基础，被拥立的条件只是年长和母亲薄氏家是“君子长者”，登基后只能先恢复齐、楚、赵诸国故地，并分封有功宗室作为酬答，对同姓王也优礼有加。同姓王国的势力更为膨胀，居功自傲，目无朝廷，以致谋反作乱的事也随之发生。

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今山东西北部）王兴居趁文帝去太原之机，准备发兵西袭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随即兵败自杀。他谋反的原因是自以为诛诸吕有功，文帝封他的济北国地方太小，心怀不满。

同年，淮南王长入朝，他自以为是皇帝的弟弟，关系最亲，平时不守法度，文帝一次次予以宽恕，他却更加肆无忌惮。在与文帝去打猎时，他公然坐上皇帝的车子，不时称文帝为“大兄”。刘长身强力壮，能把鼎举起。他身带一把铜锥去见辟阳侯审食其，见面后就一锥砸去，令随从将他杀了。原来20年前刘邦路过赵国时，赵王派一位美人侍候。刘邦走后，赵王发现美人已怀孕，就将她送到宫外。不久刘邦下令逮捕赵王全家，美人亦未幸免，被拘留在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南）狱中。美人的弟弟赵兼通过审食其报告吕后，吕后因忌妒不愿告诉刘邦，审食其不敢坚持。美人生下刘长后，见仍未得到承认。忿恨自杀。刘长认为审食其没有尽职力争，对其母的死负有责任，就擅自杀了他。当朝大臣在光天化日下被亲王所杀，引起朝野震惊，但刘长声称是“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文帝只得免予处罚。当时，上至薄太后，下至太子、大臣都害怕刘长，他归国后更加骄横不法，甚至不用汉朝法令，不顾规定的礼仪。文帝亲自下诏责备，仍然无效，就让自己的舅父、将军薄昭以长辈的身份给他写了一封措词严厉而恳切的信，劝他改过自新。刘长接信后很不愉快，在文帝六年与人密谋策划，准备用40辆车装载武器，在长安西北的谷口作乱，还派人与匈奴、闽越联系。阴谋败露后，刘长的王位被废，遣送蜀郡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刘长在车中绝食自杀，沿途接送的官员一直不敢打开车门，直到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才被发现。

汉景帝针对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一些对策。他指出：在对付异姓王时朝廷幸而获得胜利，但朝廷与诸侯王矛盾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同姓诸侯王与朝廷的对抗已见征兆，发展下去必然会是同样结果。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原因在于大国的王大多还没有成年，朝廷为他们配备的傅（国王的老师）、相（王国的行政长官）能够掌权。几年以后，诸侯王都成年了，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傅、相都到了退休年龄，王国在丞、尉（县一级行政官员）以上都用上自己的人，那时与济北王、淮南王还会有什么不同?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难以控制，“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小腿粗得像腰，手指大得像大腿），平时就无法屈伸，再有这样一二个指头乱动就更受不了了。今天再不治疗，就会成为不治之症，到时纵然有扁鹊再世，也会无能为力。从异姓王的情况分析，“大抵强者先反”，而长沙王“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功劳最小而存在时间最长，关系最疏远却对朝廷最忠诚），这并不仅仅是他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主要是形势所造成的。所以要使诸侯忠诚，必须造成像长沙王那样的形势。他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多设置诸侯国来减弱他们的实力），实力弱了就容易使他们遵守法制，国小了就没有邪心。这样就能使全国的形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运动手指一样，没有不服从的。诸侯们不敢有异心，争着朝见听命于天子。

贾谊的建议在生前尚未付诸实现。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死，无子，文帝追思贾谊的意见，乘机将齐国一分为六，分封为齐、济北、淄川、胶东、胶西、济南六国，将剩下的琅琊郡收归朝廷；又将淮南王喜改封为城阳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立刘长三子为淮南、衡山、庐江王。原来两国分成了九国，辖境自然缩小，力量也必定分散。从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成为汉朝处置诸侯的一项基本政策。

但这个方法也有局限，分诸侯国得有借口，如果诸侯王健在就难以实施，特别是对诸侯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威胁最大的吴王奈何不得。所以，太子家令（太子的总管兼生活秘书）晁错几次上书，建议应对吴国削地，这无疑会激化朝廷与吴国的矛盾，所以文帝没有采纳。

景帝初，吴王更加飞扬跋扈，已担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向景帝提议实行削藩，因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曾经误杀吴太子的景帝自然明白，在他当皇帝后，这位吴王伯父必定会越来越难对付。因而在三年（前154年）冬削了楚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则削了六个县。下面自然要轮到吴国了，吴王濞联合楚、胶西等国准备采取行动。正在此时，朝廷削吴国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到达，吴王就宣布起兵，杀掉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六国一齐响应，发兵西进。赵王还秘密派遣使者，联络匈奴出兵。齐王本来已参加谋反，因后悔而退出，在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西北）固守。济北王也是同谋，但损坏的城墙来不及修好，被手下的一位郎中令挟持，不许他发兵。吴王下令全国总动员：“寡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亲自指挥。我小儿子十六岁，带头当兵。国内年龄在六十二岁与十六岁之间的全部征召入伍。”征集到二十余万人，东越和闽越也发兵随从。

正月甲子（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正月为每年第四个月），吴军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西渡淮河，与楚军会合。吴王向诸侯发布文告，号召各国一起举兵诛“贼臣晁错”，并公然声称：“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还定下赏格，各国凡能斩捕汉朝大小武将文官，都可按规定级别领赏。“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不必都回吴国拿），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吴、楚合兵进攻忠于朝廷的梁国（景帝之弟），攻破棘壁（在今河南拓城县西北），杀数万人。

消息传到长安，朝廷震动。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36将东进迎战吴军，郦寄击赵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策应前方。景帝一时乱了方寸，原吴王相袁盎献计，说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吴楚起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杀晁错，恢复削地。现在只要杀晁错，派使者赦免七国，恢复它们的旧地，就可兵不血刃，结束事变。景帝同意，封他为太常（主管宗庙祭祀的官员），派他秘密出使吴国。十几天后，丞相青翟等就照事先安排弹劾晁错，称他大逆不道，要求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处死。晁错还蒙在鼓里，被召来后立即被押赴东市，穿着朝服就被斩了。其实晁错不是不知道上“削藩策”将付出的代价，听到他向景帝建议削藩的消息后，他父亲就从故乡颍川赶来，对他说明利害关系。晁错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这样做。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亲说：“刘氏安了，而晁氏危了。我不忍心受到牵连，先走一步了。”就喝毒药自杀了。晁错没有动摇，不过他绝不会想到，景帝会如此轻易地将他抛弃。

袁盎到达吴国时，吴楚联军已进攻梁国的防御工事。听说袁盎要让他拜受诏书，刘濞笑道：“我已经当了东帝，还拜谁?”将他扣在军中，根本不见，继续进攻。

校尉邓公从前线回长安，向景帝汇报军事。景帝问道：“听到晁错被杀，吴楚收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几十年了，因为削地而发怒，以杀晁错为名，目的并不在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紧嘴巴不再说话了。”景帝问是何原因，邓公说：“晁错怕诸侯强大不可制服，所以建议削地，以巩固朝廷，是万世之利。计划刚实行，自己就被杀了，对内使忠臣不敢再说话，对外正好为诸侯报了仇。我以为陛下不该如此。”景帝追悔莫及。

古代瓷器周亚夫日夜兼程赶往荥阳，到达洛阳时，见到了名声很大的游侠剧孟，周亚夫顿时信心倍增：“七国反后我飞速赶来，想不到洛阳还能保全。我以为诸侯已经请到了剧孟，他竟还在这里。我只要能守住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周亚夫听从父亲周勃的旧部邓都尉的建议，东北进至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坚壁固守，不与吴楚军交锋。让梁国吸引吴楚主力，自己只派轻兵控制淮泗口（淮水与泗水相交处，在今洪泽湖中），切断了吴国的粮食供应线。梁国受到吴楚军的正面攻击，不断向周亚夫求援。他坚守不动，不派援兵。梁王上书景帝，让景帝多次下诏令周亚夫救梁，周亚夫以他的部署事先得到景帝特许为由，拒不奉诏。梁王只得全力防守，并派韩安国等出战，吴军始终无法西进。吴军转攻昌邑，几次挑战，周亚夫也坚守不出。吴军远离后方，得不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饥疲不堪，叛逃不断，开始退却。此时，养精蓄锐的汉军全线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只带着数千壮士逃往丹徒（今江苏丹徒县），准备退保东越（今浙江南部）。汉军乘胜追上，吴军全部被俘，吴王濞却不知去向。汉军悬赏千金，一个多月后，东越人送来了刘濞的头。楚王戊也兵败自杀，其余各王或自杀，或被杀，无一幸免。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景帝之弟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少子，一向极受宠爱，封地有四十余县，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加上太后、皇帝不断大量赏赐，梁国的珠玉宝器比皇宫还多。梁王建造了规模空前的宫殿和东苑，广招四方豪杰，名流枚乘、严忌、司马相如等都曾是梁王座上客。景帝初，尚未立太子，曾表示死后将传位于他，梁王好不得意。吴楚之乱中梁王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因而更加骄纵，在国内都用天子仪仗，到长安与景帝同车出入。景帝废了太子后，窦太后要景帝立梁王为继承人，被袁盎等劝阻。梁王得知后，竟派出十几批刺客，将袁盎和其他十几位官员暗杀。景帝查明真相后，虽因窦太后的庇护，无法处置，但从此疏远了梁王。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梁孝王死，景帝立其五子为王，梁国一分为五。加上景帝先后封自己十三子为王，王国数量达到25个，创西汉一代最高纪录。但此时的王国已非昔日可比，除了江都国外，都只有一郡之地，所以王国的总面积反而缩小了。

梁孝王的情况说明，只要诸侯王存在，一旦势力膨胀，或凭借某些特殊因素，就可能形成对朝廷的威胁。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武帝时继续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并采纳主父偃提出的“推恩”办法，找到了使王国不断自行缩小的途径。

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扩散）到自己的子孙，提名封他们为列侯，但所需封邑（侯国）得从自己王国的疆士划出。由于置为侯国后，这块地方就不再属王国所有，而要划归相邻的汉郡管辖，所以侯国置得越多，王国留下的面积就越小。诸侯王一般都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原来只有太子、太孙才能即位，现在其他子孙都能封侯，自然拒绝不了，子孙越多，恩推得越广，王国缩小得越快。到西汉末年，不少王国只剩下三四个县，分封出去的侯国一般也不过数百户，甚至不满百户。推恩法的实行犹如釜底抽薪，使王国再也不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从发展趋势看，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日益巩固，诸侯国地位的下降已成定局，但推恩法的实施无疑使这一过程大大加速，并且不再出现反复，朝廷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也没有产生什么后遗症。可见一项创造性的政策，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