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期中国任何朝代成功建立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在地方士绅与中央官僚间进行结盟。历史上士绅阶层在朝代更迭之际仍能保持相当的稳定。一些人或家族在遗民反抗中丧生，也有人在新王朝中成功地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总体来说他们仍顽固地支持自身的地方利益。帝国晚期的士绅并不认为自己可坐上皇帝的位子，这点他们不像同时期日本的武士阶层。因此新的王朝要不是像明朝一样由反抗的群众所组成，就是如同清朝一样由侵略的外族所建立。然而无论谁取得帝位，在许多层面上士绅阶级绝对为巩固新朝所必需。
除了作为帝国官员的人才库之外，经由教书、公众宣讲、执行祭祀与其他公开仪式，士绅是展现在地势力的控制者，因此他们是建立新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声音。更实际的说，他们通过慈善活动、领导地方事务等来稳定地方社会；通过官方与半官方的管道对政府在地方上的税收体制也很重要。对于有野心的王朝来说，与这些团体有效地结盟是最根本的，清朝也在初创的数十年间努力地经营彼此的关系。
在文化领域，清朝即刻重新开始科举考试，提供了升迁流动的机会，同时对愿意进场考试的人来说，相当于是取得他们对政权正统性的支持。1679年，清朝在原有的科举名额外开博学宏词科，特别想取得心向明朝之学者的拥戴。1658年清朝仪式性地重建翰林院。翰林院在历史上是政治批评的温床，而在明末逐渐失去作用。在17世纪80年代初期，清朝展开修纂《明史》的庞大计划，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前朝历史，但同时也是让这些对已覆灭之前朝具有特别知识或怀旧之情的士人消磨其精力。
清朝善任官员，因而在这个文化纳降的计划中受益良多。例如扬州，这个长江下游的曾经的大都市，在清军征服明朝之际受到严重的破坏。而17世纪末的扬州地方文人则开始以一连串繁忙的历程重建他们的文化霸权，如赋诗并出版为诗集、兴建亭桥与其他具有真实的或虚构的历史意义之景点、集会饮酒咏景并审察彼此展现出来的文化优越感。许多这类活动都是由来自山东的王士祯（1643—1711）所策划、安排。王士祯被清廷任命为扬州推官，他的文学天赋、个人魅力，以及对这些精英重建文化地位的支持，使其在这个重要的地方推动清朝统治的概念。至少在短时间之内，1645年的扬州屠城几乎在地方的记忆中磨灭消失。
清朝继续以更为实际的方式与地主精英建立联系，其中最显著的是清朝选择不去做的事。明朝曾以“归田于民”的政策取得权力，迅速地没收许多大地主的私有土地，重新以小块地分配给家庭规模的耕作者。而清朝不做这样的事。虽然在北京周围与华北其他地方，清朝圈出皇家、旗人与官方的庄田，但主要都位于李自成叛乱中毁掉的区域。然而在其他地方，清朝宣布有意尊重现有产权，并且帮助因战乱流离的地主重新找回他们的财产。
清朝同时也帮助精英重新取得对劳动力的控制。例如在河南南部高地的光山县与商城县，农作中惯常有家奴作为劳动力。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改朝换代即意味着受奴役者的反抗浪潮。在1658年，有传言说，朝廷宣布了全面解放，家奴最终联合起来反抗。然而新来的清朝知府迅速地澄清这不实的谣言，派出军队支持地方团练，残忍地镇压对地主的挑战。这个关键事件确立了地主与国家间利益一致，特别是在帝国内部前明遗民及地方反抗势力仍在顽抗的棘手区域。
对于这个王朝——士绅联盟最严重的考验，不出所料来自税收区域，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反清的巨富家族。虽然此地可能是中国最有生产力的耕地，却也不合比例地被课征重税。明朝的建立者曾在14世纪于该地制定相当于没收充公的税率，以支持其在南京的新首都，而在其承继者迁都北京之后，意料中地这些税制仍留在账册中。几百年来，地方上的地主与官员对此的响应是每年协调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税额，而宣称征收不到的额度是因为荒歉或其他种种因素所致。这样安排的结果，使清初此区域在记录上有大量积累的逋税，地方政府已没有任何意图想要征讨这些未收的税额。
然而在1661年鳌拜摄政之时，清廷突然宣布要理清这些逋欠。因为对江南士绅在政治上的质疑，以及希望打破其自主的经济权力，清朝宣布了需付税额的时程，指派官员到江南清理税赋，而当地方上的地主表示无法或不愿支付这些税额时，便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士绅投入监牢。这起事件引起全国士绅的愤怒，而清廷很快就体认到错误。清廷释放了被拘禁的士绅，另拟定一套财政协议让双方都保持颜面，并将此归罪于受清廷指派清理逋税的官员，将之撤职甚至下狱。在这个艰困的开始之后，江南的王朝——士绅联盟终于在征服之下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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