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明帝国——帝国专制与士子精英：大祀



在其长期在位的过程中，明太祖及其士子顾问们，对于官方宗教怀有多少有些不同的观点，这种情况变得明显起来。尽管需要征询作为礼仪专家的学者的意见，但他却表现出改变他们的建议的很大的决心，这一般是提高他本人的威望而削弱他们的权力的方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首先必须规定一个宗教的立足点，从中他可以攻击比他更精通经典和历史学识的人所占据的位置。他的策略主要是，宣称他主要通过内省已经获得了一种高人一等的智慧。如果一个仪式不利于他，对他来说就有足够的理由而对经典权威的最有学识的阐述置之不理。因为他是天子，是圣人统治者的传统中在世的继承人。他的洞识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而且，他研究星象学以及对预兆的解释，由此他能够从观察到的宇宙反应中，去判断一次举行的仪式的正确性。

皇帝与文士们之间有关官方宗教的对抗，　从对于历代帝王的崇拜与孔子崇拜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历代帝王的祭拜是作为一位朝代的缔造者的明太祖所关心的问题，他明确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而孔子崇拜则是文士们的行业宗教，并被供奉在他们的学庙之中。

首先，明太祖把祭拜孔子贬低到一种由官方承认的地方祭拜的地位，献祭给孔子的供奉，仅限在孔子的出生地曲阜举行。但他不久即屈服于文士们的抗议，并准许在从国子监到县学的所有孔庙中进行祭祀。然而，在1371年，相对较低级的孔庙祭祀被明确而永久性地确定下来。著名学者宋濂，在回应皇帝的诏令时，对于孔庙的明确规定，提出了建议。除了一些技术性的祭拜仪式和事务，并从从祀名单中删除了一些有疑问的弟子们，这些祭祀包括了补充古代的圣人统治者，他们被认为是孔子之前的儒家之道的阐释者。规定还指出，通过把三皇（伏羲、神农和黄帝）移入孔庙，这些神祇就可以不再充当民间药神的角色。对它们祭拜的民间仪式，在元代就已获得了官方的允许，但在明初就可以压制了。

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播可以追溯到伏羲之时，此说曾在晚唐和宋代时受到士子们的支持。最初可能作为一种把其传统与佛教污染隔离起来的方式。然而，明太祖认为这种学说有着另一种意义：它把孔子及其门徒们提高到了与历代帝王平起平坐的地位，并暗示着这就把他本人的文士顾问提高到了接近于他本人的地位。出于对这一建议的不满，皇帝拒绝了它，并于不久后找到了一个借口，解除了宋濂在翰林院的职位，并把他贬职为一个县令。

正当宋濂提出建议时，明太祖就已经开始系统地恢复历代统治者们的陵墓祀庙，并已经拟定了一个名单，列出了应受官方祭拜的36位历代统治者的名单。在这36位帝王中，有宋濂曾仓促地提出要求儒家祭祀的所有的古代圣王。 1373年，皇帝为17位这类神祇修建了历代帝王庙。这些人都是圣王及主要朝代的缔造者。这17位帝王及其他19位帝王还都在其寝陵中受到祭祀。在主庙中的祭拜仪式，于1388年得到了扩展，增补了将受到从祀的大臣们。

洪武皇帝在把古代圣人的礼仪转用于祭祀其帝王先辈们，其隐藏的动机是确信在他与历代帝王之间具有一种特殊而相当神秘的关系。虽然他明白文士们一直都是把圣人学说保存下来的典籍监护者，但他似乎曾经相信，有一种由老子所传授的一种玄秘的圣人学说，而他作为有关道家经典《道德经》的一部注疏的撰著者，已经掌握了这种密旨。

通过把他本人公开地置于历代帝王的继承者的地位，并且使他自己信服他拥有他们的智慧，明太祖显然相信，其解决宗教问题的内省方法，并非独断专横，而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这正是真理的源泉。1377年，当他修正大祀典礼时，他断定人类情感（人情）乃是圣人们在其创设的文明生活原则所运用的尺度。

天地祭祀

皇帝们及其文士顾问们，有时对于天地祭祀的正确形式而争吵不休，这种形式可能要么分祀，要么合祀。在礼仪的分祀形式中，天地分别都有其自身露天的祭坛：天坛，圆形的祭坛，在帝国首都的南部；地坛，方形的祭坛，则在首都的北部。天地各自都有献祭。供奉天的祭祀，在冬至日举行，而对地的献祭则在夏至日举行。在合祀的形式下，天地神位被共同地安置在京城南边的一座神殿中，时间在农历正月，共同接受献祭。这一议题，在明代初期并未被人提起。宋代新儒家理学派的阐释者朱熹，曾维护分祀形式，而反对明代实行的合祀形式。每当他们讨论这一议题时，他的名字时常被他在明代的追随者们所提起。洪武皇帝起初被说服采纳分祀形式；但到了1377年，出于他自身的原因，他对大祀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并确定了天地合祀的制度。1530年，嘉靖皇帝显然被他要发扬他在统治家庭中旁系的决心所激励，并决心给王朝带来新的繁荣，便着手推行他本人对大祀的全面改革。其措施之一，就是重新建立作为分祀的天地祭祀。他还设置了堂式的天帝祭祀，以仿效相当神秘的神堂，即明堂，明堂据称曾被周代统治者们用以提高他们的权威。在新设的厅堂中举行礼仪，只行于嘉靖皇帝一朝，但露天分祭的祀仪则被保留下来。

圆坛和方坛于1367年的设置，暗示着推行礼仪的分祀形式，但洪武皇帝那时可能尚未考虑到另一种可选择的形式。当他于1367年12月视察南坛时，他只是询问他的侍从们，它们是否符合古代的设计要求。人们使他相信，它这些符合古代的设计，但存在着许多足以表示新朝代显著特征的差异。大概在不久后，他就想到了合祀的可能性。因为在1368年1月23日，在其皇帝登基的典礼上，他在圆坛顶层同时祭祀天地；在第二层祭坛上祭祀日月；在周围的封口处，祭祀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城煌。

登基一周后，中书省臣李善长（1314—1360年）和一位翰林学士陶安（1312？一1368年）奉旨向皇帝呈送了《郊社宗庙议》。这项奏议考察了大祀的经典基础及其历史先例，在每一个方面都提出了建议，当时为明太祖所采纳。郊祀部分（在市郊举行的帝国祭祀），正如《明实录》中概括那样，构成了分祀形式的一种概要。作者们得出结论说，天地分祀曾用于夏、商、周三代。引这一主张出典于《周礼》，特别是《大司乐》和《大宗伯》两章；《孝经》也被引证。然而，所有这些仅证实在周代流行。奏疏随后指出，这种经典形式，在秦代时，被戎蛮对白、青、黄、赤四位天帝的祭拜取而代之。汉代由于增加了第五位天帝黑帝及其他非经典的祀仪，加重了秦代的错误。合祭的设置，据说最初曾由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在元始年间（公元1—5年）所倡导。据传回复到经典形式的祭祀是三国魏时的经学家王肃，他反对东汉的郑玄学派（127—200年），重申了天的独一无二的本性。唐代、宋代和元代多次反反复复地用分祭和合祭；而且在元代期间，甚至出现了最后的一种上天的多神崇拜的恢复。对于分祀形式的争论，乃是基于其传说中的古制和经典中的形态；或许是为了使其观点更具说服力，奏疏者声称，在郊祀的分祀仪式中，帝国的一位祖先总是被尊为天的配祀。

虽然后来据传皇帝于1377年采纳了合祀之举，是仓促和考虑不周的。但有证据表明，作出这个决定的过程由来已久。从一开始，明太祖也许曾对这些礼仪有所顾虑。1368年春，他诏令编纂一部著作，该著作完成于1371年，名为《存心录》。这部著作，既是一部大祀的历史，也是一部诸神满意或不满意礼仪的可见标志的记录。正当《存心录》可能尚在编纂时，皇帝查阅了手稿本，以确定一次长达六天的日斑的意义，并得出结论，认为它们源自于圆坛祭祀中的一些不妥之处，他提出增补几次从祀。

在《明实录》中关于一年一度在圆丘上对诸帝的最早祭祀是在1368年冬至日，诸种名单，包括独在顶层的昊天上帝；在第二层上，是面对西方的太阳和星辰，以及面对东方的月亮与太岁。对于方坛上的最初的诸神的名单，出现在1369年夏至日举行的祭祀，其中包括了在第一层上面对西方的皇地祇、五岳、四海，在第二层上则是面对东方的五镇、四渎。在这些神祇中，于1370年增补了明太祖父亲的神位作为天的配祀，并在圆坛的封口处，在配祀中增设了风、云、雷、雨。次年，出于没有解释的原因，圆丘以较小的规模被重修。到1374年祭祀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似乎成为走向合祀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就在那一年，除了与昊天上帝有关的天神外，它在圆丘上的配祀，现在包括了通常作为皇地祇配祀的所有成员，在配祀时，一般都与皇地祇相关联，但没有其配偶。其目的是要明确地体现出天神掌握高于地祇的直接权威，尽管继续在二座祭坛上分祀天地。 1375年冬至日，相同的神祇祭祀名册被再次列出来，而祀仪则包括了名义上由明太祖本人亲自谱曲的赞颂词。

除了合祭的愿望，洪武帝还希望采用厅堂的形式来举行祭祀仪式，他在几个场合都曾表达了这一愿望。在1369年，皇帝提出修造包括所有帝国郊祀的建筑，以便庇护活着的祭祀参加者和诸神，免遭风雨之苦。虽然人们说服了他，在这种时候，可以留在祭坛附近所修建的建筑物内，观看祭祀（望祭），但大致在同时，他与礼部尚书崔亮（　？—1370年）就寿星的祭坛以及四位天上星宿（司中、司命、司民、司禄）的祭祀，进行了一次更加公开的交锋。尽管崔亮坚持认为，四天神坛的祭祀必须在露天进行，由与雨、霜、露等相关联的物质能量来渗透，而且认为将它们封闭起来会违反礼仪，但洪武皇帝表示不同意，他说：风、雨、雪及星辰的物质能量渗透到天地之间。它们无处不见。故设若建有一座祭殿让诸神可以“栖身”其中，那么即便遇到风雨之时，祭祀亦可顺利进行。

随后，他诏令为“星宿”修建封闭的神龛。在1376年初，随着一座祭祀太岁的综合仪式殿的修建，以厅堂形式的祭殿设置迈出了更远的一步。风云雷雨诸神、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南京的山坛）、京城地区的山川、四季月将和南京的城隍神，总共有13座祭坛在那里修建，祭坛都可容纳在一座殿堂之内。

明太祖于1377年9月走出了合祭的最后一步，当时他诏令修造一座祭祀的综合殿。主建筑即成为大祀殿。然而，这一新型的合祀礼仪将要在冬至日首次举行，由于新建筑尚未竣工，祭祀改在奉先殿举行。在其献给诸神的祈祷文中，皇帝概述了他之所以采用新的祭祀形式，并反对文士们照本宣科的原因：

曩昔建国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邻，周旋九年，于心未安。诚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载生，成三恩之一也。及其严奉礼祀，则有南北之异。揆以人事，人正事亲，曷敢异处？窃惟典礼其分祀者，礼之文也；其合祀者，礼之情也。徒泯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谓礼。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绪。今朝堂适成，时当冬至，讲合祀于殿，迁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为定礼。谨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上帝、皇地祇，鉴之！

1378年秋，新祀殿与祭坛宣告竣工。主殿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前殿有20根圆柱。四根中间的圆柱上被涂上了金漆；而其余的柱子则用三种颜色的油漆。外表以代表树木的绿色的瓦润饰，象征了举行祭祀的农历正月中处于上升的基本力量。在大殿的中央，在旧圆坛的地基上修建了一张石台。

在1379年1月首次祭祀时，17座祭坛安排如下。在大殿的石台上是三座祭坛：昊天上帝与皇地祇的祭坛，二者都面向南面；在上述二座祭坛的前方，是为皇帝的父亲而设立的祭坛，面西而向。自主殿而下的阶梯的东侧，是一座为日神而设的祭坛，西向而立，而在其阶梯的西侧，则是一座朝东的为月神而设的祭坛。

两条长廊，各有六座祭坛。12座祭坛都因此而成双地相对排列。在东长廊，是为五大行星而设立的祭坛，面对的是通过固定星体的木星十二辰轨道的祭坛；为太岁而设的祭坛，则面对为风、云、雷、雨而设的祭坛；为五岳而设的祭坛，面向为五镇而设的祭坛；为四海而设的祭坛，面向为四大渎而设的祭坛；为天下诸山而设的祭坛，面向为天下诸河而设的祭坛；而为世上天神而设的祭坛，则面向为地上诸神而设的祭坛。

在他就如何管理新礼仪而给太常寺的诏令中，皇帝再次表明了他的改革的正当性。他宣称，分别崇拜宇宙进程的终极表现，即阳的一面和阴的一面（也就是天和地）是荒谬的，也是违背“礼”（宇宙秩序）的原则的，因为阳和阴正处于其力量的顶峰。尽管承认这曾是古代圣王们的做法，但他仍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更好地认识这一点。他接着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观念，说它是进步的一个障碍：如果百姓们不愿意改革，执古而不变，那么他们就将继续饮用地穴中的污水，仍然住在树上，茹毛饮血为生。

1379年1月29日，合祀祭仪在大祀殿首次举行。祭仪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祭祀，因为从参加祭祀者宣誓禁斋时起，晴空万里；而正当他们登上祭坛时，夜空星光灿烂，一阵阵“吉祥之风”吹拂着他们，一片片“吉祥之云”绚丽多彩。祭祀完毕后的庆贺酒会上，皇帝重复了他对文士们的抨击。在其对朝臣们的演讲中，他说：“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悦。”

10年后，即1387年，在一次由气象学的征象所证实的特别成功的祭祀典礼之后，他对参加祭祀的朝臣们，发表了如下冗长而乏味的说教：“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焉。……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

第二年，合祀祭仪完成了最终形式。1388年，如下祭祀的神坛都被重新修建，而且它们的数量从14座增加到了24座：两座有关星辰的祭坛被移入了内院；20座石坛，每一座都有台阶与护栏，则在外院修建；每座五岳、五镇和四海都有其祭坛；一座祭坛，现在则提供给历代帝王们。历代帝王坛包括于自然界的伟大神祇的祭坛之中，再次表明了明太祖宗教思想中的拟人化的倾向：这种混合的倾向显然并未使人感到他的异常。

在1398年至1402年的内战期间，合祀的祭仪一直得到保持。建文皇帝曾于1399年和1402年两度举行合祀，都以洪武皇帝为配祀；而永乐皇帝则从1403年至1413年间，亲自举行合祀，从1417年到1424年间，则曾五度举行合祀。1420年，一座新的大祀殿建于北京，它完全仿制原先建于南京的大祀殿。不过，皇帝曾数次派人代替他举行祭祀的事实，却表明他或许不再像他的父亲那样重视祭祀。

15世纪期间，皇帝亲自举行的合祀相当定期；从1425年到1505年的80年间，指派代表举行祭祀仅发生过八次。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以恰如其分的尊敬态度对待祭祀的这种功能。而缺乏新的建筑或改革，则表明这些祭仪可能已经成为例行公事。祭祀必须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事实（如果它们要适当地进行），就使祭祀成了对他的善良意志的要挟。在正德皇帝统治年间，这显然已成为令他深感痛苦之事，在其统治的晚年期间，他成功地把祭祀仪式降低到一种拙劣的模仿。每当祭祀结束之时，他就急匆匆地赶往他的狩猎之处，而不是留下来出席惯例的宴会，而且他拒绝亲自举行检查大祀献祭的牺牲的仪式。在1518年到1519年的冬季期间，正德皇帝正外出巡幸，他无视于他的朝臣们让他及时返回京城参加大祀的恳请。钦天监为此不得不两次预测以后大祀的日期，祭祀仪式终于推迟了一个月后举行。这就需要依次推迟其他的祭祀仪式，因为必须保持它们的合适顺序。当仪式结束时，像往常一样，皇帝离开而前往原野，但这一次，京城遭受了一次地震及一场沙尘暴的袭击。人们劝说皇帝返回京城，就在他祇达京城的第二天晚上，沙尘暴就平息了下来。 1520年，一件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皇帝正在再次巡幸的途中，他为了方便，却想让仪式改在南京举行。然而，这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数个月过去了，文武百官都正在焦急地等候他返回北京。到了秋天，一位大学士写信给他说：“或者因郊祀未举，庙祭未亲，太皇太后升祔未行，祖宗之心容有未安，在天之灵以此警示陛下，未可知也。”（引见《明通鉴》第1821页。——译者注）

这一请求和所有其他请求，都被置若罔闻，皇帝最终在年末才返回北京，受到了一批逢迎官员的欢迎。在11个月后，才作出了举行大祀的一次安排，但就在大祀结束之前，朝臣们的预言得到了应验。皇帝突然病到，口吐鲜血。不到两个月，他就驾崩了。

由于正德皇帝拒不合作，扰乱了大祀。他的继承人，嘉靖皇帝，面对来自于他的朝臣们的强烈反对而改革祭祀，再次扰乱了大祀。在此期间的过火行为的原因，可能是出于这一事实，那就是他的已故父亲虽然从未登位，但嘉靖皇帝却坚持认为，他的父亲死后应该被视同他曾经登位。由于不同意这一出于孝道的错谬，一位年长资深的大臣大学士杨廷和（1459—1529年）提出了一个合法的设定，年轻的皇帝作为其亲堂兄（已故的正德帝）的弟弟和其亲伯父（弘治帝）的儿子的身份登基。争论在嘉靖皇帝于1522年登基时提出，并一直持续到了1538年。此时，其大多数早先的反对者皆已谢世，或者是被逐出了朝廷。到了最后，出于孝道的错谬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合法的设定。

原先作为改革帝室祖先崇拜的一种尝试，在1530年扩展成为一场官方宗教的全面改革。对此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虽然皇帝已经得到了许多为他的父亲争取的东西，但仍有许多目的尚未实现。这些目标之一，就是想让他的父亲在大祀中成为天的配祀。为了妥善地做到这一点，鉴于每一位主神仅有一位配祀者，他要么从这一角色中取代朝代的缔造者明太祖，要么他必须为昊天上帝设置两种有所不同的祭祀，朝代的缔造者明太祖为其中的一位配祀，而他本人的父亲则成为另一位配祀。使这可能取得成功的方法，就是恢复分祀，同时也保留祀殿的形式。他发现在《孝经》中的一段话，暗示说周代曾经有一座献祭上帝的明堂，同时还有一座献祭天的郊礼坛，这是一种完全适合他的需要的模式。至少在两个场合上，他求助于占卜，以确定明太祖在这件事情上的意愿，但死去的祖先的神明却两次都否决了这一计划。此事就被搁下，直到夏言（1482—1548年），当时在吏部任职的一位给事中，发现了恢复这一论题的一种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法。他指出，在古代，皇后曾在北郊祭坛主祭桑蚕神的祭祀，而在南郊祭祀坛由君主主祭每年一度的春耕仪式。这一资料支持了皇帝全面恢复分祀的意图，他诏令大学士张璁（1475—1539年），与夏言共同商议此事。夏言随后呈送了另一道奏疏，在奏疏中，他抨击了现存的大祀仪式，内容是把洪武皇帝和永乐皇帝一同作为配祀，并在正月而不是在至日时举行祭祀，都违背了经典的标准。随后他建议，对《诗经》、《尚书》和《周礼》作一次新的研究，这项研究还将包括研究从汉代的匡衡到宋代的朱熹的所有这些经典的注疏，以及包括明太祖对于分祀的最初设想。

甚至早在皇帝展读这份奏疏，并把它传送给礼部进行商议之前，吏部侍郎王汝梅（约1517年进士）就送呈了一道奏疏以回应夏言的奏疏。这道奏疏的抄本，显然已经落入王的手中。王指控夏言犯了大错。然而，皇帝却驳斥王氏的奏议说：“（王）汝梅等举《召诏》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或谓（周代时）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此即北郊祭地）也。”

与这些考察报告一道，皇帝随即把夏言的奏议转给礼部加以商议。当张孚敬（即张璁）呈送一篇《郊祀考议》时，皇帝也把它转给礼部，就如何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提供更进一步的意见。勇敢无畏的大监察官霍韬（1487—1540年），深非张的报告，认为分祀之说，仅见于《周礼》，那是王莽的一部伪书，根本不足为据。夏言随即指控霍进行秘密的派系活动，而皇帝则出于对这一罪状，把霍关进监狱，不顾张璁为他说情。

现在到了最终的面对面的对抗的阶段。皇帝召集朝臣们进行一次表决。当表决结果上报时，据称有82人同意分祭；84人赞同分祭，但出于对现存法规的尊重而不愿大胆地明言；26人同意分祭，并同意采用以往的山川坛为方丘；206人主张合祭，但并不认为分祭是错误的；198人则没有发表意见。尽管反对者206人占多数，而赞成者为192人，但礼部仍同意恢复分祭礼仪。不过，为了削减改革的花费，礼部建议，现存的大祀殿，仍然适用于对昊天上帝的祭祀，而山川坛则可用作皇地祇的祭祀。

皇帝并不满意于这份报告，而采纳了夏言的建议，把大祀殿保留为昊天上帝的大享（秋收献祭）祭祀地，而就在大享殿的南侧，为祭天新建了一座圆坛。在北郊增建了一座方丘，而为日月分别修建东郊和西郊祭坛，从而完成了基本的设置，这个设置一直使用到明朝的覆灭为止。

隆庆皇帝可能曾短暂地把大祀恢复到正常状态。他废除了秋收（大享）的祭祀，并经常主持圆丘的祭祀。然而，他的直接继承人万历皇帝，却在他在位的47年间，仅亲自主持过三次祭祀；一位奏疏者曾指出某些预兆乃是来自于上天对他的行为的一种警告，却为此而遭到了指责。1575年，大学士张居正，基于下述四个理由，敦促年轻的皇帝恢复合祭：第一，适合于在至日举行的祭祀，天气十分寒冷或酷热；第二，当在露天祭坛举行祭祀时，朝臣们将饱受恶劣天气之苦；第三，恢复合祀，将使永乐皇帝再次与洪武皇帝一道，作为昊天上帝的配祀；第四，合祀将使祭祀符合人类情感。虽然记载说，皇帝赞同这一建议，但他从未让它实施，而分祭则继续被采用。

帝国的祖先崇拜

引论

皇帝直接从上天接受不可见的委托统治权，但他却继承他的皇位。皇帝的祭祀，被天所接受，证实了这一委托统治权；而由祖先接受其祭祀，则表明了他是一位值得继位的儿子。然而，在原则上，皇帝作为天之子的角色，及其作为乃父之子的角色，却并非处于相互矛盾之中，因为，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虔敬之人而实现了这两个角色。确实，在死亡中，历代统治者的神祇，父亲们与儿子们，都将登临昊天上帝的天庭，明太祖大概就是如此相信的。明太祖于1368年对他的祖先们的祈祷中，提供了一位明代皇帝恳请他的先人们向昊天上帝传达讯息的一个罕见但意义重大的例子。

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上帝于南郊，先告祖考监知，历代有天下者，未尝不以祖配天。兹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犹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惧有责焉。况去年上天垂戒，早暮兢汤，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恐上帝有问，愿以此言敷奏帝前，善恶无隐……

在设置对一位祖先的祭祀作为昊天上帝的配祀者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即帝室祖先与昊天上帝一道形成了一个合作的共同体。然而，实际上，事情却更为复杂。帝国的祭祖仪式，是在皇位继承从父亲传到儿子的设定上组织而成的，但在一种情形下，它却是从侄子传给叔父（永乐皇帝的篡位）；在另一种情形下，皇位则从兄长传给了弟弟（从英宗传给代宗）；在第三种情形下，皇位则从堂兄传给了堂弟（从武宗到世宗）。上述的每一种情形的解决办法，都会与规定发生祇牾。从存在二种不同形式的祖先崇拜中，产生了其他一些问题：宫殿的形式和单堂的形式；每种形式都有其拥戴者。有些皇帝倾向于超越合理的界限，以抬高其祖先的地位，有时还导致了他们与其文士顾问之间的冲突。

帝室的祖先崇拜区别于处于较低层次的仪式，主要由于它更大的复杂性，以及它更易受到官员的积极干预，但人们却发现它是基于同一个原则。宫廷争议反映了在人死后的两种灵魂存在的普遍坚持的信仰：两者都必须得到后代的供奉。魂在家中的一座神龛中，由后代每天供奉，存在着常规的和不定时的特殊仪式，或在家中的神龛前举行，如果家族地位较高，就在扩大的祖庙（宗庙）中举行。

在祭祖仪式中，祖先们都被认为是神，一个宽泛的概括性的名词，涵盖着男性与女性的诸神，以及祖先神。每一位祖先神都有一块木制的牌位被安放在神龛或宗庙中，在牌位上刻着神的名字和正式的社会职务等级。每一位毕恭毕敬的祭祖仪式参拜者，都被指望感受到神明的不可见的降临，而这种现身将集中于牌位上。神的牌位，据说是神明们的“栖居地”，而牌位的底座，则被称之为神明们的“宝座”。诸如出生、死亡、婚礼或是家庭危机之类的重要的家庭事务，都要向祖先们汇报，而祖先们的建议，则可通过占卜而获悉。

对保存在尸体中的灵魂（魄），在其葬身之地以常规的供奉献祭。魄，有时被称为鬼，以表示与神明的区别。

祖先们被认为能够主动地进入他的活着的子孙后代的生活之中。像其他神明一样，他们能够允准或是拒绝后人的祈求。由于他们一直都被想像为曾经活着的那样，对祖先们的祭拜也被相应地设计。他们的宗庙是房屋，或者是宫殿，献祭品则是食物和衣服；而在穷人家，供祭品则是纸钱，祈祷者和誓言都被传达给特定的祖先。

当其全面展开时，帝室的祖先崇拜就在宫墙之外的太庙中举行；在宫墙之内的奉先殿，则被作为室内的祖庙。明太祖的寝陵在南京，而后来13位皇帝最终都被安葬在北京的北部的一座山谷中。建文皇帝在南京有一个简单的葬地，而代宗则被安葬在北京附近西山上的一处中型的陵墓中，离十三陵相当远。

在宫殿形式的宗庙中，总数达九位祖先，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祭庙；在单殿形式的宗庙中，九位祖先，每一位都在一幢共同的建筑物中，都被安排有一室。从1367年到1375年，以及从1536年到1545年1间，使用宫殿形式的宗庙。单殿形式的宗庙，则从1375年到1536年，以及从1545年到1644年间推行。在宫殿形式中个别庙的安排，以及在单殿形式中室的安排，都由相继的一代代分类为昭（明亮）和穆（阴暗）来加以编排。这种做法，可能源自于史前后期或是历史纪元早期的在一个分支众多的氏族中的母系之间的婚姻制度。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昭和穆的设计，反映了孙子与祖父，作为同一支系的女性的儿子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要比不同支系的女姓所生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明代朝廷的讨论中，却表明并没有意识到昭穆范畴的起源，而且它们现在则被机械地运用于相继的一代一代的关系之中。因此，有人作出一种尝试，区分一、三、五代的祖先为昭代，并把他们的牌位安放在缔造者的牌位的更受尊敬的东侧；而二、四、六代的祖先则归类为穆代，他们的牌位则安放在西侧。这种一代一代之间更替的原则产生了一些问题，当继位者并非从父亲传到儿子时，建文皇帝和明代宗都被简单地排除在宗庙之外。嘉靖皇帝成功地把他的从未登过基的父亲安放在宗庙的昭代，尽管他实际上属于穆代。

祖庙，无论是属于宫殿的形式，还是属于单殿的形式，都由二或三个部分构成。殿堂在前，在殿堂的后面是受祭者的“寝”。第三幢建筑，被称为“祧”，用来安置较远的祖先们，则坐落在单殿“寝”的后边，如果是宫殿形式，坐落在太庙的“寝”之后。当“寝”完全排满九位祖先时，在每一代皇帝死后，占位的一个牌位将被移至“祧”，以便为死去的皇帝的牌位腾出空间。

标准的设计由于永久性祖庙（世庙）的增加而被修改，或者在单殿的形式下，增加永久性的寝室（世室）以容纳某些祖先的牌位，以显对他们表示与众不同的敬意。这些牌位永不会被移入“祧”。除此之外，从明太祖时期开始，帝室亲属的重要支系的牌位，都被安置在主殿的东侧，而功勋贵族的牌位则安置在西侧，以便使所有的牌位都在每三年一度的集体祭祀（袷）中被人供奉献祭。

四季祭祀（四享）被供奉给主庙和分庙的神祇，在单殿的形式下，则供奉给“寝”中的神祇。每三年一度的集体祭祀（袷），则包括“祧”中的神祇。尚有另外一种祭祀，被称之为褅（帝的一种变形），有人建议设立，但遭到了洪武皇帝的反对。这种祭祀，在古代曾供奉统治之家的根本祖先。明太祖拒绝了这一设想，因为不可能鉴定这类皇族成员的身份。嘉靖皇帝于1531年恢复了这一设想。据称，朱姓家族的根本祖先，是神话传说中的圣人颛顼，还有人建议设一块空白的无名神位，可用于第一位祖先的位子，无论他可能是谁。虽然这二种提议都遭到了负责礼仪事务的官员们的反对，但皇帝仍采纳了空牌位的建议，并把帝室祖先的祭祀（褅）设置为一种常规的每五年一度的祭祀仪式，在祭祀时，无名的第一位祖先的牌位面南而设，而明太祖的神位则作为配祀，面西而设。褅的祭祀仪式，在1531年和1536年至少举行过两次。

历史

在明太祖崛起时，共有四代祖先。他的双亲不曾举行葬礼，就于1344年被安葬在由一位同情他们的邻居所提供的一处地点。他的出生地濠州，长期被敌人占领，于1355年收复，而明太祖，当时为吴王，才能返乡探亲。他打算掘出双亲的尸体，并给予他们以一个适合他们身后提高的地位的葬礼，但他被人说服并劝阻，认为如果他掘开他们的坟墓，与他们的遗骨相关联的神圣的物质力量（灵气）就将漏失。这就可能削弱他们维持他及其子孙后代的能力。因此，他满足于抬高他的双亲的坟头，并征募了20户当地家庭作为世袭的墓地守护者。由明太祖修建的其他家族的坟墓，还有他的祖父的坟墓，他的外祖父的坟墓，以及马皇后的父亲的坟墓。作为其皇帝登基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就在宫城外边的午门东侧修建了一座祖庙。这座新建的祖庙属于宫殿类型，有四座单独的庙，每座庙分别属于开国皇帝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和太祖父（分别为仁祖、熙祖、懿祖和德祖）。德祖庙坐落于宫城围墙的北端；懿祖庙和仁祖庙则在德祖的前方，位于东侧，这是昭位；熙祖庙在西侧，即穆位。

李善长负责的研究直到1368年1月才正式提交，但其结论却事先运用在祖庙设计之中。宫殿形式源自于周代时期，而被弃之不用的单殿形式，则是源自于汉代时期的一种后起的发明。当祭祖与郊祀一起举行时，选择的基础似乎一直是相对古老的称之为宫殿的形式。

在洪武初年，每年一度的祭祖仪式被复杂化了。朝臣百官被派往在泗州的熙祖墓和在凤阳的仁祖墓，供奉太牢祭祀（一种一头牛、一只羊和一只猪的祭祀）。供奉牛、羊、猪（太牢）的日期是元旦、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以及冬至日和夏至日。此外，显然当地官员，在每一个伏日、每一个腊日、所有社神供奉的日子以及每一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供奉一只羊，但这些日子正好与重大节日相一致时则例外。在南京的祖庙当供奉祖先的祭祀单独举行时，则在他们各自的宗庙中进行，时间是春季的第一个月；而集体举行时，则在德祖庙中进行，时间是夏季、秋季和冬季的第一个月，以及每年的最后一天。每个季节的新鲜供奉（荐新），则在每个月的初一，以及在清明节、端午节（五月初五）、七月十五和冬至日等重大节日进行。经典制定的每三年一度的祭祀（袷），在1368年后也按定期举行。

在1370年末，皇帝诏令，在宫殿的地基上修建奉先殿。早些时候，他就曾欶令礼部考虑兴建第二座庙堂的问题。他认为，作为一处外宫的设置，太庙仅仅适合于四季的礼仪及岁末的祭祀，并且提出，他需要一处内宫的祖庙，这将适合于更亲密的家庭仪式。在这里，他可以更充分地表述自己孝顺虔诚之情。礼部尚书陶凯，找到了对于所提修建祖先庙堂的一个宋代时的先例，说宋代的皇帝们每日及在节日期间在他们的家中祖庙中举行祭拜，并使用其帝室祖先们的画像。当修建奉先殿时，宫殿中提供“衣冠神位”代表四代皇帝和皇后（即明太祖皇帝的四代祖先）。由于把祖先牌位安置在太庙的寝堂中，奉先殿可能也同样设置了祖先们的画像，与宋代时的先例保持一致。洪武皇帝及皇子们在此每天早晚都可以进行祭拜，而皇后与宫妃们则可以在每月初一与十五举行荐新。所有这一切，都“一如百姓之所为”。这种祭拜殿堂的修建，如同在1378年重建的大祀殿，可能在士子支持的正规的非人格化模式面前，体现出他统治帝国的主要的个人性格一面。

1367年，就在明太祖激进地改革天地祭祀的前一年，他废除了他原先的宫殿式的太庙，并修建了一座单堂形式的新的太庙。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在《明实录》中并没有记载。但是太庙，现在经过整顿，在设计上基本上类似于奉先殿的形式。在经历三天的斋戒，并委派朝臣、权贵们前往各地通报京城举行所有主要神祇的新仪式后，皇帝及其皇太子把四位祖先的神牌位安放在主殿的中央的神龛中，21位旁系亲戚的牌位安放在东廊，12位功臣的牌位则安置在西廊。在诸神的祭祀之后，皇帝及太子接着就把诸神的牌位移入九室“寝”，每一个“寝”都配有床、床罩、席子、柜子和衣帽架，“就像是在服侍生者一样”。从那时起，五年一度集体拜祭诸神的祭祀举行了五次。

明太祖本人陵墓在南京东部的钟山上，马皇后于1382年在一场佛教式的葬礼后被葬于此处时，她是第一位入葬者。她的牌位随后被安放在太庙中。洪武皇帝于1398年随她而去，而明代一个记载称，40位宫妃被要求自杀以伴随他的驾崩。其中两位随洪武皇帝一道安葬在他的寝陵——明孝陵。

建文皇帝把他的祖父的牌位安放在太庙的穆侧，紧挨着熙祖的穆位，当他于1399年和1401年举行祭天大祀时，他都让他的祖父配祀。他还把他自己的父亲，已故的皇位继承人朱标，抬高到了已故皇帝的行列。然而，永乐皇帝却把朱标降级到太子的行列，并且删除了建文皇帝的年号，通过宣称1399年至1402年这几年，为洪武皇帝在位的最后三年。

永乐皇帝于1420年在北京兴建了一座新的太庙，这座太庙在设计上类似于在南京已有的那座祖庙。各牌位于1421年被安放。皇帝为在两京重复修建祭坛和太庙找到了一个先例，即周代成王时曾在洛邑兴建了第二首都。永乐皇帝，由16位宫妃伴随，于1424年安葬在北京附近，是首位葬在后来称为明代十三陵的皇帝。

在永乐皇帝与嘉靖皇帝统治期间，对祖先的祭拜有了其他方面的修改。这些变革，包括洪武皇帝与永乐皇帝这两位皇帝，被安排为在祭天中一同配祀的制度；明英宗废除了残杀宫妃的殉葬制度；1489年在太庙寝陵后边增加了一座“祧”庙。懿祖，明太祖的曾祖父的牌位第一个进入这座新庙，他移迁而空出的寝室，安放了死去的成化皇帝的牌位。德祖，尽管比懿祖更高一辈，但他作为家族的族长，仍保留在寝堂的中央寝室。

嘉靖皇帝对于祖先崇拜的改革，促发了一场重大的宫廷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断断续续地持续于他统治的最初20年。正德皇帝死于1521年，那年他29岁，没有留下皇位的直接继承人。大学士杨廷和决定由朱厚熜、即死去的皇帝的13岁的亲堂弟为皇位继承人。杨廷和认为，他可以作为他的伯父弘治皇帝的养子，并作为其堂兄正德皇帝的弟弟而登位。但出于对朝廷官员的恐惧，那个年轻的男孩拒绝了，并且开始了一场长达20年的争斗，即把死后的全部荣誉赐给其生父的斗争。如果他顺从于他的顾问们的愿望，那么统治家族的主系与帝位继承之间的一致性就将得以继续保存。但年轻的皇帝的行动路线是宣称他的父亲是一个死去的皇帝，这令人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即皇位现在传到了另一个支系。如果皇帝取得成功，那么这将意味着其褊狭的家族利益就必须战胜抽象的普遍性的原则，对此原则，绝大多数朝臣们当时是一致的。

其计划的第一个阶段，到1526年已经得以实现。皇帝要求朝臣们推认他的母亲为皇太后，追谥他的父亲（他已于1519年去世）以兴献皇帝的称号，把他的牌位安放在奉先殿的东廊，并在北京太庙的地基上为他兴建一座永久性的庙宇。他与文士们之间的对峙，于1524年达到了顶峰，此时数以百计的朝臣们举行了一场情绪激昂的聚会，在紫禁城抗议他决定正式停止称他的父亲和母亲为他的本生父母。这一似乎无伤大雅的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皇帝就在一个月后所采取的下一步铺平了道路，当时他最终平息了这场关系名称的论争，正式接受弘治皇帝为“皇叔”，他的双亲则为“皇父和圣母”。与此同时，聚集在大门口的抗议者们，则遭到了被关进监狱和在某些情形下可能致死的鞭答的粗暴惩处。

这些改革，于1525年编纂的两个官方文件，即《明伦大典》（在1528年修订颁布）和《大礼集义》，得到了朝廷的批准。然而，皇帝却仍然远未满足。一个困难是，为他的父亲兴建一座永久性的庙，乃是意欲平息皇帝的一种妥协，并且阻止他提出更为激进的建议，那就是他把父亲的牌位安放在太庙的主殿中，在那里，它将占据为死去的皇帝保留的一个昭位或穆位，这种前景是如此扰人，以至于即使在皇帝最为坚决的支持者中间，也几乎找不到任何支持者。皇帝还不时地遭到劝阻，不能把他父亲的遗骸从安陆的家族封地中移出去，并埋葬在北京北部的明朝的陵墓群中一处新修的帝室墓地中。

当皇帝于1530年兴建一处新的郊祀祭坛时，他是把此事作为一个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而进行的，计划包括恢复明堂，或者是类似于明堂的建筑；但在1530年到1538年间，他却不得不勉强接受一场在大祀殿举行的每年一度的求得丰收的祈祷。在第一次举行祭祀献祭中，洪武皇帝和永乐皇帝都是昊天上帝的配祀，然而，自此以后，永乐皇帝就被弃置不用。1530年，张孚敬就曾提出，大祀殿并不像明堂一样，而丰收祈祷并不是周代传统中的一场大享。 1538年，扬州的行政官员丰坊，提出在首都为祭祀昊天上帝兴建一座明堂，以皇帝的父亲作为配祀，同时在各个府县修建数百座规模较小的明堂，以祭拜皇帝并称颂他的朝廷。③这一建议的后半部分被忽视了，但皇帝却迫切要求在北京建明堂。户部侍郎唐胄，大胆反对这一建议，他认为，如果有人成为昊天上帝的配祀，那他就应该是永乐皇帝。为了支持他的观点，他征引了宋代哲学家朱熹的意见，那就是配祀的荣誉应该归于值得享受的统治者们。唐胄被关进了监狱，并削职为民，而皇帝则继续设置以他的父亲为配祀的新礼仪。这种新的祭礼在宫殿的一个殿堂中举行，直到大享殿于1545年在过去的大祀殿的基础上修建完成，后者于1539年为大享殿留出空间而已被拆除。

随着大享殿的观念引入，太庙正在被改变。1531年，皇帝打算再次重修太庙，它应具有分庙的宫殿形式，但这个计划遭到了反对，因为太庙的地基不够大，而且在每一座庙中分别举行献祭，这将花太长的时间。1534年，南京太庙毁于大火。夏言使皇帝相信，原先那座单殿祖庙的被毁，正是上天同意他在北京兴建一座宫殿形式的太庙计划的一个信号。这种论调占了上风，至少赢得了皇帝的同意。既有的单殿祖庙被夷为平地，并于1536年，分庙挤进了旧庙址的地基。太庙集中在原址的北部，朝南而建。在它的前方，是两座永久性的庙堂，一座为永乐皇帝而建，另一座则虚位以待。在这两座庙堂的前方，是三座在东侧的昭庙，和三座在西方的穆庙。祖庙有一座主殿、寝室和祧庙，而较小的庙则每座都有一个殿和一个寝室。

1538年，皇帝恐吓他的反对者们，并再次提高他的父亲的地位，授予他庙号睿宗，因此为他提供一座正规的昭庙或穆庙扫清了道路。与此同时，他提高了永乐皇帝的地位，通过把他的庙号从太宗改称为成祖，皇帝使他成为一位祖先，并在特权上与明太祖平起平坐，这暗示着他是帝系的开创者。然而，灾难于1541年降临了。在一次风暴中，一场大火从睿宗庙开始，蔓延到永乐皇帝庙和太庙，并因此而殃及其他宗庙。只有睿宗的坟墓从这场大火中幸存下来。

直到1543年，皇帝采用了建造新太庙的计划，这一次，太庙再次具有单殿的形式。皇帝考虑到自己的情感，并得出结论说，礼仪并不出自于天；它们出自于人情，我的帝室祖先们希望能够聚集一堂。在此环境下，这确实遵循了正确的礼仪。新的太庙完成于1545年，明太祖占据了“寝”的中央室。在他的左侧，是在一座永久性的寝室中的永乐皇帝，还有宣德皇帝（明宣宗）、成化皇帝（明宪宗）以及嘉靖皇帝的父亲；而在明太祖的右侧，则是洪熙皇帝（明仁宗）、正统皇帝（明英宗）、弘治皇帝（明孝宗）和正德皇帝（明武宗）。嘉靖皇帝以孝道为幌子的把戏此时得以完成。他的从未登上皇位的父亲此时被放在昭位诸帝之末而在其父之兄（弘治）之后（弘治被置于其父之前的穆位）。这样就公然违反了按辈分的排列，因为兄弟被排在不同的辈分是不恰当的。

在1550年，嘉靖皇帝在有关1550年太庙祭拜的论题上再次激怒了士子们，当时他把洪熙皇帝的牌位移入祧庙，以便在“寝”室中穆位的最后一排为他所喜爱的嫔妃孝烈皇后的牌位腾出地方。这是他本人大约17年后在她旁边将占据的位置。

皇帝的母亲于1538年的去世，恢复了他的父亲最终的安息之处的论题，这是一个他在1524年就曾最先提出的议题。直接的问题是，他的父母双亲是否应该被安葬在一起，如果应该如此，那么他们的共同安葬地是否应该是在北京，还是在安陆（现在则被称为承天府，以与两个首都应天府和顺天府相对应，作为适合于一个新的帝室支系的发源地）。

当皇帝开始准备把他的父亲的尸骨迁到北京时，这正是他喜欢的解决方法，御史陈让警告他不要泄漏在坟墓中的灵气，并提出代之以一处复制的衣冠冢。他的父亲将留在承天府，他的母亲则将在北京安葬，而他可以把他父亲的衣冠与母亲安葬在一起，他的母亲的衣冠则随他的父亲一起安葬。根据身体的灵魂（魄）既与衣服相关联，同时也与死者的身体相关联的信仰，这种做法将把皇帝双亲在精神上联结起来，因此没有必要迁移其中一位的尸骨。皇帝对于这一建议几乎没有加以考虑，他把奏疏者斥责为他的阻挠者，并把他削职为民。不过，皇帝在他作出决定时，却犹豫不决，并称他曾整夜辗转反侧、通宵达旦地考虑他父亲的“魄”，在一直安居了将近20年后，现在却将暴露在风尘中，并被漫长的旅途所震动。他还推测，他的父母双亲的神明将被这一前景所困扰。因此，他决定让他的母亲南下承天府。礼仪官员指出，这个计划并不是一种改善了的计划，因为就像前面那个计划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皇帝随即前往承天府，考察那里的坟墓，随后返回北京视察北京附近的墓群，最终决定让他的父亲平静安息，而决定把他的母亲安葬在北方。他以这种想法安慰自己，即尧帝的母亲与父亲也被分开安葬。

在嘉靖初年期间，常见的冲突遍及到了有关祭祀的每个方面，朝臣们起初都曾普遍地力图阻止形成一种新支系，而在这一点上失利后，他们则力图限制它的扩展。因此，尽管谈论这一议题仅仅是政治性的，但更多的东西都涉及到了。朝臣们自身对于论题存在着分歧，而至少那些支持皇帝的人不参加争论，仅仅是出于利己的理由。皇帝的早期反对者包括从1517年到1524年任大学士的杨廷和、从1517年到1524年任大学士的毛纪，以及从1517年到1523年任礼部尚书的毛澄。他们三人都在正德年间担任过高官，并曾帮助过渡到嘉靖朝。正是他们提出了合法的虚构，即使嘉靖作为弘治皇帝的养子，但遭到了年轻的皇帝的反对，并在他登位后的三年之内，把他们全都降职或罢官。在开始时，皇帝还有十多位杰出的支持者。这些人包括，从1515年到1516年和从1525年到1529年任大学士的杨一清；从1527年到1532年任大学士的张孚敬；1527年任礼部尚书和从1530年到1531年任大学士的桂萼；从1524年到1526年任礼部尚书的席书；从1527年到1529年任礼部尚书和从1532年到1534年任大学士的方献夫；1523年任南京都察史的黄绾；以及霍韬，他于1521年到1540年期间断断续续地在北京，主要是在国子监任职。

在当时白热化的争论中，皇帝的支持者们经常被指责为阿谀奉承者，或者是被指控为王莽例子的仿效者，但有证据表明，对于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争论的是哲学性的原则。所有皇帝的支持者，除了张孚敬之外，都在某种程度上与王阳明相一致，要么作为他的支持者，要么作为他的追随者。其中有些人，特别是杨一清和桂萼，都曾与王阳明分道扬濂，当时恰在后者去世前不久。这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但有些人，包括霍韬与方献夫，他们后来都反对皇帝，当时他试图重新确立天地分祭的制度。在这一点上，嘉靖皇帝背离了在为其孝道的主张辩护时所利用的内省的伦理前提，而霍与方则仍坚持忠实于这一前提。另一方面，至少有些皇帝的反对者，可能一直完全忠实于他们所援用的相当抽象的合法性原则，并忠实于宋儒之学的传统。正如方献夫于1522年阐明自己的立场所说：“先王制礼，本缘人情；君子论事，当究名实。窃见近日中所议，有未合乎人情，未当于名实。一则守《礼经》之言，一则循宋儒之说也。臣独不以为然。”

然而，大致上在1530年后，基于哲学论题的结盟变得更加难以找到；结党和党争加剧了，而出于对皇帝的专制行为的恐惧，除最为勇敢的朝臣之外，势必无人敢去反对他。

社稷祭坛

大祀的第三种类型是社稷双神的祭祀，它们的祭坛有时被人作为是意指朝代的国家的祭坛。作为两种祭祀之一，社神处于这种祭拜的意义的中心。社坛象征着大地神圣的创造力，它可能从起初作为一处神圣的小树丛，逐渐形成它的历史上的熟悉形式：方形的、平坦的、稍高的祭坛。社神对于农业的重要性，使它处于中国集体生活的中心地位，并说明了它用于“社会”这一近代名词的原因。

正当社会在前帝国时期大规模地被等级化地组织起来时，随着在皇宫的祭坛上所提供的祭祀，在封建诸侯和官方权威的封地的祭祀，以及在乡村及其邻近地区的祭祀，祭拜本身在形式上变成了等级化。社神祭拜与一种权力的等级制度的结合，改变了它的性质，给与它以一种双重的性格：社神拜祭既是集体的，同时也是政治性的。在周代后期和汉代初期的典籍中，皇社（大地神坛）在祭坛四边及其顶端，由不同颜色的泥土所构成，相当于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向和中央。当一种新的封建食邑地被确立起来时，其边侧朝向食邑地的泥土被采掘出来，装入代表帝王的黄土箱中，并送往被封的贵族，作为他的社坛的核心。在这种意义上，从较小的社团联合成为较大的社团而形成疆域，同时还自上而下地与从王室至食邑地的君主权威相辅相成。

政治权威从在其中深深扎根的集体等级制度中部分地分离出来，这也被汉代初期的三合坛所证实，三合坛是一种在《礼记》的《祭法》篇中所描述并体现出来的祭坛。除了代表着封闭社团的太社之外，还有一个保卫统治者家族利益的社，以及一处围着墙的、代表着前一个政体的权力祭坛，这种祭坛由于有顶而成为无效。这种政治权威的分离，随着采用严格的皇地祇的帝室祭拜而被进一步地实现。皇地祇就是天帝的宇宙对应者。汉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在位）采用了这种祭拜方式，才使崇高的社的等级制度免受干扰，同时又完成了天、地、人的宇宙性的三位一体。至少到了后汉时期，皇地祇已明确地从男性神中分别出来，这基于一个事实，即社是一位明确无疑的女性神祇。这种性别类型的分属，把天地并立与物质能量的阴阳状态相结合。这可能反映了汉代思想中的主导的宇宙观念。因此，有理由认为，自汉代以来，在官方宗教中，社与皇地祇显然是累赘而不必要的。但前者对表达作为一个伟大的社团的中国人的世界的古代神话，则是必要的，而后者则体现表达帝王的统治权的普遍意义。

在古典传统中，宗庙与社坛，代表着皇室与官方权威的两种根本的基础。在举行仪式时，帝王及其朝臣们都表示了他们的虔敬，并理解为他们本人及其子民获得了神的庇护。明太祖的社坛完成于1367年9月3日。他开始使用的祭祀仪式是社稷分祭，但他不久就改变了他的想法，而支持合祭。合祭形式一直保持到1550年，当时嘉靖皇帝为了寻求朝代的复兴以及他的支系的更大的荣耀，恢复了他推认为古制的分祭。

正如士子们基于他们对经典的阅读而作出的描述，社稷祭坛应被一个挨一个的排列（分别位于东和西）。社稷坛的每座圈地，占据了宫门西侧的一块空地，并与宫门东侧的宗庙相对称。这两座北向的祭坛，是五丈（50尺；15.24米）见方的正方形，高度为五尺（1.524米），在每一侧都有五级台阶。两座祭坛之间的距离为50尺（五丈；15.24米）。正如在古典模式中，社（地神坛）的泥土的颜色，分别对应于东南西北四种基本方向和中央。《明史》记载了有关建于中都（今凤阳，明太祖在安徽的出生地）社坛的有关社土来源的特殊资料：黄土来自于直隶地区和河南；红土取自于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白土取自于江西、湖广和陕西；青土取自于山东；黑土则取自于北京（北平）。黄土，作为中央和至高无上的象征，被用作装饰涂层，围着祭坛。松树，作为集权中央的代表，被种植在每座祭坛的南边。两座祭坛都用内墙和外墙围起来，配有一个用以燃烤的坑、圈动物的圈栏和厨房。社神以一根代表“生活起源”的石柱为标志，这根石柱长五尺、宽二尺，顶端窄小，而它的一半长度被埋在社坛的中央。对于数字五与二的信奉，可以用它们分别与地和阴之间的术数学上的关联来说明。对于稷坛，此时没有提供神的牌位。社稷祭祀由皇帝亲自供祭，时间是春季与秋季的第二个月的戊日。祭祀仪式分别为对丰收的一场祝祷和感恩的祈祷。

社稷祭坛的原初设计和理由是李善长在1368年呈送的奏疏中提出的，这道奏疏还描述了其他大祀的形式。据我们曾经看到的材料，奏疏者们坚持在北郊举行皇地祇的祭祀古制，而这需要他们相信古代统治者们曾经使用祭拜大地的郊祀和社祭。他们还发现，在古代所供奉的祭祀中，社和稷的配祀有：句龙（后土，共工之子）；弃（周稷、后稷，“黍主”，周王室的远祖）。奏疏的撰者们坚持认为，在周代以后，只有大社及地方上的相应祭祀被使用。王社祭祀可能已经因采用皇地祇的帝国祭拜而被认为不必要，而“胜国（亡国）社”亦已经消失不见。

皇帝坚持希望在祭坛上建立一座建筑，以防天气变化。但这一次他改变了主意，有人劝他，这样会断绝风雨的滋润而对神的力量起破坏作用。他被说服了，就在祭坛的北边修建一座宫殿，以便在恶劣的天气中作“望祭”之用。然而，皇帝对此仍不感到满意。大致在同时，其时他正主张实行天地与祖先合祀，他决定重新设计社稷祭坛，以适合于社稷二神合祀的形式。他诏令礼部尚书张筹再次翻检祭拜的历史，并提供所需要的经典根据。张筹注意到了《尚书》《召诰》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描述了周公供奉牛、羊和猪（太牢）在新都洛邑的祭祀。在此，没有任何资料提到稷神，他认为，这意味着祭祀是一种供奉社稷双神的联合祭祀。另一个问题，也随着建议为社稷双神都设置木牌（尽管社的石柱仍将保存在其通常所在的位置上）而得以解决，这样稷神也有了其归宿。这种补充，得到了由朱熹所认可的一条资料的支持，他觉得稷神从未曾有一块神牌是不可理解的。最后，根据不太可靠的理由，即以往的帝王们曾偶尔以其他神话人物配祀取代句龙和后稷，但张筹认为，取消他们是为了在礼仪上给皇帝父亲留出空位。所有这些建议都有利于明太祖，为此他当即诏令开始重建社稷坛。这种新的设计在原则上类似于以往古老的设计，除了起初的双坛被一座双层的单坛所代替，其顶端为50尺（五丈；15.24米）见方的正方形，底部则为53尺（16.15米）见方的正方形。

社稷 祭祀在150年间基本上保持不变，除了明太祖的神位于1399年取代他的父亲的神位作为配祀，并于1425年由永乐皇帝加入配祀。永乐皇帝在北京所修建的新坛完成于1421年，同样基于南京祭坛的设计。不过，嘉靖皇帝，在其改革中包括了社稷改革。1530年正月，他发现，尽管社稷祭祀仪式不如天地祭祀那样重要，但洪武皇帝与永乐皇帝都享受了两种祭祀的配祀待遇，这似乎有违于他的秩序感。于是，他诏令回复到古代（及洪武初年）崇祭句龙和后稷的配祀惯例。他还在一种古制的形式下恢复了源自于周王朝的礼俗，即保持用来支持王室的双坛。他在宫城的西苑设社坛和稷坛，它们以俗称土谷坛而广为人知。皇帝决定重新命名它们为帝社坛和帝稷坛，以仿照据信早在周代时就已经出现的王社坛和王稷坛。那里的祭祀在太社和太稷祭祀后第二天举行。他的继位者隆庆皇帝被人们说服，认为这些新仪式是多余的，就废止了它们。

有关社稷形式的争论集中于京城的大坛，但社稷祭拜作为官方宗教的一部分的重要意义，却在于其等级制的特征。不同于对天地的郊祀，社稷崇拜在全国普遍地举行。皇子们的封地、各府、各州、各县都有社稷祭坛。修筑每一座祭坛所需要的一百方土，都要从附近名山的顶端采挖。祭坛的大小及符合每个行政级别的祀仪所需物品，全都由法律详细而明确地加以规定。这些仪式与在首都举行的祭祀仪式同时，由在任的地方官员们主持。除了规模稍小之外，地方仪式与帝国仪式之间的主要差别是，配祀的供祭仅仅在大坛举行。在县级以下，每个村庄都要求保持它们自身的社稷祭坛，以其民俗的形式供奉五土之神和五谷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