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明帝国——道教与大祀

人们说服明太祖，道士们具有与神相沟通的方法，于是，他就把大祀所伴随的音乐和舞蹈全都委托给了道士们。在这一点上，他似乎被他的继任者所遵循。因为，礼仪的效果，不仅依赖于所有参加者们的虔诚，而且还依赖于整个仪式的感染力。因此，音乐和舞蹈被认为是感动诸神的基本手段。基于此，明太祖努力使音乐变得肃穆而崇高，而乐生和舞生都应具有良好的形象，要求技艺高超而训练有素。从他占领南京的早期起，和在他登基之前，他就开始招募道童，并着手训练他们。他在礼仪音乐上的实际兴趣，体现在他召见了为1367年7月举行的祭祀表演而挑选的一群道童。这些道童们被翰林院学士和音乐权威朱升召集起来去见未来的皇帝。皇帝首先敲打出一套乐器上的几个音符，然后让朱升辨识。这位士子把宫音误认作徽音。皇帝随后说：“朱升每言能审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宫作徽耶？”宫廷起居注官员熊鼎回答说：“八音之中，石声最难和。古惟后夔能和磬声。故书日：‘于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皇帝说：“石声固难和，然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即八音谐和矣！”他随即命乐生登歌一曲。当他们演唱完毕时，皇帝叹息道：“古者作乐以和民声，格神人，而与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欲乐和顾不难耶？”熊鼎答复说：“乐音不在外求，实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天地之气和，则乐亦无不和矣。”皇帝据说表示由衷地赞同。

1367年秋，洪武皇帝召道教乐师冷谦，把他从其隐修的道山召至京城作为他的乐师，为乐器调音，并排练表演者。他于1373年进一步招进道士，当时他正挑选朝天宫的道师，以提供大祀中所使用的香和丝物。

道士们在仪式表演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于1379年被加以制度化，当时明太祖正着手兴建一座道教宫观，即在南郊西侧随着大祀殿一道修建的神乐观。神乐观是专门为年轻的表演者修建的住处，并且为了确保他们的独身生活，他们都处于道教天师周元初的掌管之下。在神乐观的基础上，还修建了一座大同殿，道童们可以在每次祭祀之前都在那里进行演练。皇帝通过撰写一篇铭文，表示了他对这种设置的高度重视。这篇铭文被刻在一块碑的正面。为居住在那里的道士们所提供的薪俸的数目，则被刻在石碑的另一面。

乐生和舞生们经常，或者通常，是从具有贵族称号的家族和武官们的家族中招募而来；然而，他们一旦住进神乐观，并服从神乐观的道教戒律，他们就被归类为道士。在这种意义上，明太祖与老兵们之间的团结被得以巩固，而且在战争的胜利与帝国的权威之间的紧密联系被再次得以强调。1384年，当明太祖派遣神乐观的表演者去帮助诸皇子宫中的乐生和舞生的训练时，帝室的团结也得到了加强。

当一座新的神乐观在北京修建起来时，原先的神乐观仍在南京保留，以便在那里举行仪式。后者显然毁于大火，因为，在1497年大学士徐溥曾表示他不赞同这种设置，当时他对皇帝奏称：“神乐观（及其他道教宫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然而，这座道观不久就被重建，因为它在嘉靖年间再次兴盛。1530年，嘉靖皇帝把一套乐器运出皇宫，用于调适正在神乐观使用的乐器。那个时期，乐生的数量可能达最大（2200人），以便满足皇帝复杂的仪式所强加的需要。

一位后来的评论家显然代表乾隆时期的一种官方的观点，把明代宫廷生活中的道士的腐败的责任推到明太祖身上，因为他决定把大祀的表演委托给道士们。虽然还有其他因素，但这种观点并非不合情理。神乐观的设置，可能使任命道教神职人员同时担任朝廷命官变得异常容易，如礼部尚书（崔志端于1504年）、大常寺丞（李孜省于1479年）和大常寺卿（邓常恩于14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