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明帝国——明朝后期影响中国外贸的货币因素

如前所述，明朝后期，致使中国人对外国白银的强烈需求的因素之一是王朝货币制度的特殊性质。因为中国的白银生产不能满足国内需求，17世纪之初，中国的银价仍保持大大高于世界水平的状况。因此，中国商人乐于寻找愿意用白银交换中国商品的外国商人。正如一个西班牙观察者在1600年记述的，到马尼拉的中国人惟一想要的就是用白银交换他们的产品，“因为在交换中，他们不喜欢金子，也不喜欢其他商品与之交换，他们不把任何商品运回中国”。

中国把白银置于高价地位也有助于解释此时国外对中国商品的极大兴趣。正如J.H.帕里在前些年指出的：“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与阿尔普尔科之间的）贸易在一个高度需要银条的社会与一个有大量白银而且银价便宜的社会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 16世纪70年代早期，西班牙人一开始在马尼拉交易，他们就发现从中国来的商品不但比那些从欧洲来的商品品质优良，而且价格也要低廉一些。例如，在16世纪70年代中期，西班牙菲力浦二世得知：在马尼拉的中国商品的价格如此之低以至于“得到它们几乎不用花钱”。毫不奇怪，这些商品大多数被船运回新大陆，在那里它们很快就结束了西班牙商业利益对该地市场的支配。1594年，秘鲁总督写信给马德里的政府当局说道：

中国商品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如此昂贵，以至于我相信不可能将这种贸易扼杀到没有一件中国商品在这个国家消费的程度。既然一个男人能让他的妻子只花200里亚尔（合25个比索）就穿上中国丝绸，他就不会花200比索给她穿西班牙丝绸。

8年后，有一个报道说，利马的居民身着“最精美和昂贵的丝绸衣服”。“（在利马）妇女的节日礼服和服装如此之多，如此的奢华，以致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其他国家能像这样。”在新西班牙也有相同的情况，在这里丝绸衣服通称为“中国波布拉娜（China Poblana）”，成为（而且依然是）墨西哥妇女的“民族服装”。威廉·L.舒尔茨曾这样描述几乎每年从菲律宾到达阿卡普尔科的“中国船”上的货物：

重要的是……这些是丝绸之船。船上装的最有价值的货物是各个制作阶段的、各种不同的编织法的和各种式样的丝绸。有轻软的薄纱和广州绉绸……丝绒、波纹绸……华丽的锦缎、粗丝织品，以及用金丝和银丝织入奇异图案的重锦缎。船上装着丝织着装，有数千双长袜、裙子、绒胸衣、披风、长袍和晨衣。装在大帆船船舱里的是丝床罩和丝帷、手绢、桌布和餐巾，以及从索诺拉（Sonora）到智利的各个教堂和修道院宗教仪式上所用的华丽的 礼服。几乎全部都是中国手工产品。

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给予新大陆制造业沉重的冲击。例如，西班牙在16世纪早期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后不久，曾在墨西哥鼓励生产丝。到16世纪50年代，丝产业被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在16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丝产业有了大幅度增长。然而，16世纪80年代期间，墨西哥丝绸生产者开始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来自中国的竞争。

关于菲律宾贸易破坏了墨西哥丝绸文化的观点，早在1582年时（一个官员）就提出来了，他写道，因为从菲律宾运来了大量的中国衣服和纱，墨西哥就没有必要在本国生产丝绸。他写这个报道时，（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贸易）只开展了不过9年。1573年11月，装运着中国锦缎、缎及其他各种颜色的丝绸第一次到达（墨西哥）……随后的几年间，大帆船带来了中国的衣物和丝绸，所有货物都很畅销。1579年11月，当商人带着远比过去多得多的丝绸和衣物返回时，获得了更高的利润，贸易迅速增长。

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马尼拉贸易增长，而新西班牙的生丝产量持续下降。然而，与此同时，墨西哥织工的丝产品制造业却明显地增长了。原因之一是数量越来越多的中国生丝进口到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和其他工业中心的丝业行会用这些生丝来为西属美洲，甚至欧洲市场织造多种多样的丝织品。 17世纪30年代，一个西班牙观察者甚至宣称：由于新西班牙国内供应的生丝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与中国的贸易有助于维持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其他城市1.4万个织工的就业。这些织工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中国人，因为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证据显示，在墨西哥城有一个相当可观的中国人社区。其他中国人则经过穿越太平洋的长距离航行，定居于新西班牙的阿卡普尔科，或一些重要的采矿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