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明帝国——横冲直撞的荷兰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政治和商业决策集权化及远远超过葡萄牙东印度公司的暴政带到亚洲水域。公司予以印度尼西亚某些地区及葡萄牙竞争对手毁灭性的冲击。在与中国关系方面，他们以在东南亚所吸取的教训为主导的决策集权化使他们难以学会如何与中国人交往。加之，他们将与西班牙—葡萄牙君主国之间的战争带到远东水域，一股劲儿狂暴地瞎冲瞎打，使他们博得了一个与“佛郎机”不相上下的臭名昭著的坏名声——“红毛”。后来，他们又与开辟中国人居住点的沿海的中国人一道在台湾定居，两者共生，关系并不和谐。台湾的开发对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全神贯注于恐怖的王朝崩溃的剧变之中，大多数中国的名流及明朝的统治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进程。

1601年，某个打前哨的公司派出的一艘寻找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被风暴吹过马来半岛上的帕塔尼，最终在澳门附近抛锚停泊。两队派上岸的人被葡萄牙人抓捕。由于不能再上岸传递信息，荷兰人只好扔下被俘的人离开。据《明史》所载，税使太监李道盘查了其中一个俘虏（据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考证，其时李道任湖口税使，《明史》错，应为李凤。——译者注）。20个俘虏被葡萄牙人处决掉17个。《明史》记述了如此细小的一桩事，这告诉我们，相当丰富的有关1600年至1610年这10年间明朝与欧洲关系的中文文献只不过是上层名流关注他们与太监矿税使之间斗争的副产物。

1604年，公司的指挥官韦麻郎（Wijbrand van Waerwijck）在帕塔尼遇到几名福建商人，他们告诉他，如果他们给官员们送丰厚的礼物，他们就可设法让荷兰人得到允许进行贸易。显然，这些商人头脑里特别贪财的官员就是太监高寀。8月，一中队荷兰海军停靠澎湖列岛，派信使往返奔走。高寀传话说，只要送给他4万至5万里亚尔就可获准贸易。然而，10月份，海军官员沈有容率领一支50艘作战帆船组成的舰队到来，告诉荷兰人，他们必须撤离澎湖，因为这里是明朝领土，如果他们停靠到台湾海岸，明朝可以就贸易作出某种安排。荷兰人在那里找不到适宜的港口，最后只得放弃，扔下那几个关在中国监狱中的福建中间人不管，折回帕塔尼。那些中间人中，至少有一个被处决。对于文人和文官来说，这个事件只不过是太监与出海远航的亡命之徒间又一次狼狈为奸，它与1603年的马尼拉事件是如此相同，以至于在同一份奏折中将这两个事件相提并论。

1607年，荷兰人试图在澳门附近通商，这引起中国人的恐慌，担心他们与日本合谋，最终他们被葡萄牙人逐出。此后，荷兰人集中精力巩固他们在香料群岛和爪哇的地位，不得不依靠由中国船只带到东南亚港口的中国货物的供给。1619年至1621年期间，他们对中国海运的攻击是他们对伊比利亚君主制的世界战争的一个部分，这些行动又在福建海港流传下一些有关“红毛”的令人恐怖的事件，但在现存的中国史料中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1622年荷兰人又恢复了对中国沿海的攻击。如前所述，他们对澳门的进攻遭受失败，舰队离开澳门，7月占领澎湖列岛。他们在那里建筑一座堡垒，并派信使到厦门提出令人惊愕的要求：必须允许中国商人到澎湖或台湾贸易；中国商人要获准通过荷兰控制的水路航行到巴达维亚或者暹罗和柬埔寨，但不得前往马尼拉；任何驶往马尼拉的中国船只将成为荷兰抓捕和没收的目标；如果推迟同意上述要求都将导致对中国船只和沿海城镇的攻击。在现场的荷兰军官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不能像威吓东南亚海口小王国那样来恐吓明帝国，但荷兰巴达维亚当局迟迟不能明白这一点，或者说根本没有明白过来，相反，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命令，批准使用毫无道理的暴力去对付那些他们本应与之合作以便获得通商的人们。

1622年9月29日，澎湖岛上的荷兰人收到福建督抚商周祚的信。据荷兰人说，信件丝毫未提同意通商之意。就在荷兰人开始谈论攻打中国沿海时，送信人提议，如果荷兰人撤退到台湾海岸的某个港口，就可以作出某种安排。对此，荷兰人予以拒绝。这种解决办法早在1604年就向他们提出过了，那次他们最终被迫接受。10月、11月，荷兰人抢劫厦门附近地区的城镇，焚烧帆船，强迫中国俘虏修建澎湖岛上的堡垒，活下来的一些俘虏后来被船运到巴达维亚。即便这样，商周祚给荷兰人提议仍然是他的信使非正式提出的内容：可以作出某种安排，条件是荷兰人不得占领澎湖。1623年早期，荷兰指挥官科内里斯·雷吉森到福州拜访商周祚，他们很快达成协议。荷兰人在福建当局派代表亲临现场的情况下，象征性开始拆除他们在澎湖的堡垒，随后福建当局将此上奏北京，并提议允许中国商人领取通行证出海到台湾的一个港口与荷兰人通商。荷兰人可以留在澎湖，直到他们在台湾找到一个适宜的港口，但找到后不准再留。中国将派遣使者到巴达维亚以取得这项协议的批准。

1623年6月，雷吉森和商周祚得知他们在巴达维亚和北京的上司均反对所提议的协议。商被撤职。荷兰派舰艇在广东和福建以外海面巡航，截获开往马尼拉的中国船舶。8月，雷吉森收到巴达维亚发来的稍许缓和一些的指示，他在8月和10月派人试探重开谈判，后一次派出的几名使者被逮捕入狱，送使者的船只遭到战船攻击。1624年1月，荷兰船艇再次袭击厦门以南海面。1624年2月初，载有5000多名士兵的40—50艘帆船渐渐在澎湖列岛北部集结。7月30日，这支部队向前推进，占领了除荷兰人堡垒所在地的主岛全部。此时，荷兰人的水源被切断，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谈判。日本平户中国人社团的领袖李旦及其年轻的代理人郑芝龙从中尽力调解斡旋。到1624年末，荷兰人全部从澎湖撤出，并开始在现在的台南地区立足。在双方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后，荷兰人终于接受了早在1604年第一次向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