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明帝国——葡萄牙人的进入，1514—1524年

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率船队驶达印度西海岸的科利科特，开辟了亚洲历史的新阶段，并与同时代的哥伦布到美洲的航行一起，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欧洲人侵入印度洋所带来的影响完全没有引起如同西班牙在加勒比群岛、墨西哥和秘鲁那样的灾难性的剧变。在蒸汽船时代之前，亚洲的海商在绝大多数商路上，在绝大多数商品上仍然是欧洲人的有力的竞争对手；在荷兰人1670年代起向爪哇推进之前，以及在1750年英国势力在印度崛起之前，欧洲的政治势力仍局限于一些小岛和海岸的圈占地之内。不过，葡萄牙人及其后继者仍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穆斯林连接红海、波斯湾与印度、东南亚的繁盛且细密的海上商业网络，在舰船建造及组织方面却不能有效地抵制和对抗葡萄牙人从地中海带来的由海盗活动、先进的海军火炮以及极力垄断贸易路线的侵略活动所构成的综合力量。直到1550年以后，葡萄牙人严重地破坏了对手穆斯林的贸易，此后，他们更关注于自己的内亚的贸易，对待穆斯林竞争对手就较为温和一些。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上，在中国早期的咄咄逼人行为导致了灾难，而1550年后商业上的调和取得显著的成功。

瓦斯科·达·伽马在印度西南海岸的科利科特听说了有关几代人以前留着长髯的人们乘坐大船沿海岸航行的故事；葡萄牙人没有意识到所说的就是郑和庞大的舰队。假设明朝没有放弃其伟大的海上事业，那么葡萄牙人会发现要在印度海岸取得立足之地就将难得多，也许他们在满剌加、苏门答剌和暹罗什么也得不到。

满剌加成为葡萄牙人进入中国的钥匙。葡萄牙人第一次远征此地是奉命尽可能发现“秦人”（Chijns，中国人）及其贸易。1509年，在满剌加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与当地统治者有一些纠纷，就与葡萄牙人友好；1511年，阿尔布库尔克征服满剌加时，使用中国商人租借给其入侵部队的一艘大帆船进行关键性的登陆，使他得以击溃满剌加军队。中国商人力图与新征服者维持友好关系，用帆船运送葡萄牙使者往返暹罗。关于在葡萄牙的赞助下对中国的头两次访问，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一次是乔治·阿尔瓦雷斯在1514年进行的，另一次是意大利人拉斐尔·佩雷斯特勒罗在1515年至1516年进行的。佩雷斯特勒罗乘满剌加商人的帆船前往，阿尔瓦雷斯搭乘的也可能是满剌加或中国人的船，两人都在广州河口的屯门交易，满载可获厚利的货物而归。

1517年8月，弗瑙·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率领8艘船只，护送作为葡萄牙国王使者的托米·皮雷斯（Tome Pires）到达广州河口，葡萄牙人的行动范围随之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佩雷斯·德·安德拉德1515年从里斯本被派遣出发，会同已在印度的佛罗伦萨商人乔万尼·达·恩波利专程访问中国。乔万尼曾写了一份精彩的关于中国贸易前景的概要。挑选皮雷斯作为使者是大胆破格之举：在一个有贵族血统的人作为担任要职的先决条件的社会中，他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药剂师，新近得以负责调查和搜集亚洲的药物以呈送给国王曼纽尔；他是他那个时代欧洲最优秀的亚洲情报搜集者。他的《东方概要》是所有语言中有关葡萄牙侵入之初亚洲海上贸易的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原始资料。他到中国的计划因在过满剌加海峡时损失了6艘船只而推迟，后又因讨论转向孟加拉而耽误。后来在1516年，拉斐尔·佩雷斯特勒罗将一份热情洋溢的关于中国贸易的报告带到满剌加，又推动了他实施到中国的计划。

1517年8月，佩雷斯·德·安德拉德与充当（商业机构）代理人和经常作为与中国交涉的中间人的恩波利竭尽一切努力与中国当局建立友好关系。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首次暴露出若干导致纠纷的根源，这些根源长期存在于前现代中国与欧洲关系之中。欧洲人在外交交涉中的急躁傲慢与中国官场的拖沓延误和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单方面自行其是相碰撞。欧洲人还被证明有一种不幸的倾向，即拒绝中国对其决定作出的解释，并将这种解释看成是中国官员贪污腐败和自私自利的结果。在珠江口附近的南头与明朝海军指挥官的第一次交涉中，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在长达一个多月内力求获得允许，让他的船队逆河上行至广州。他威胁说即便得不到书面允许，他也要去；明朝那个海军指挥官退却了，让这个令人头痛的客人去见广州当局，并派了一名领航员协助他。葡萄牙人未经书面允许到达广州城外，鸣放礼炮致意，引起了更大的惊恐和愤怒。葡萄牙解释说，中国商人到达满剌加时也是这样做的，并宣称他们攻占了满剌加，对反对中国商人的地方独裁统治者进行了报复。中国政府明确禁止中国人进行海外贸易，而且被推翻的满剌加国王本是明王朝忠实的朝贡者，因此，葡萄牙人的解释更加深了明朝官员的忧虑。船队受到严密的监视，葡萄牙人不准上岸，也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们。在高级地方官员到达广州并与这些外国人交涉后，他们被极其隆重地迎接上岸，托米·皮雷斯及陪同这位使者的七名葡萄牙人（可能还有一些奴隶）被提供了住宿，货物被一批批搬上岸，交易安排得有条不紊，给葡萄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还派了一艘船去考察福建的贸易前景。贸易前景是极其美妙的，但是前往福建航行的报告送到朝廷，惹起了中国人对于间谍的疑惧。佩雷斯·德·安德拉德错过了1517—1518年的北季节风，滞留到1518年9月北季风即将来临之时，他在屯门发了一个布告，宣布任何受到葡萄牙人损害或者任何被葡萄牙人欠了钱的人，都可来找他索取补偿（如一位葡萄牙编年史作者告诉我们的）。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因此树立了一个好形象。

1519年8月，弗瑙·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率领三艘帆船从满剌加来到此地，他很快就毁坏了弗瑙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和解。他在所有外国人聚集的贸易中心屯门岛修建了一个小城堡，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个葡萄牙人，阻止其他外国人（据推测为暹罗人和其他东南亚人）在他之前进行贸易。他和他手下的人打伤了力图坚持明王朝对该岛行使主权的明朝官员。他们收买中国儿童，若干年后西印度迪乌的葡萄牙当局发现了其中一些人，他们都是良家子女。明代中国并非完全不知道买卖儿童的情况，但是，葡萄牙人对于儿童新的大量的需求可能加剧了绑架良家子女的行动，并使得葡萄牙人如何收买儿童并将他们煮食的传说“掠小儿为食”很快传播开来。西蒙和他的人留下过冬，于1520年9月离开。没有有关当地制止和惩罚他们的这种暴虐行为的记载，但是在他离开时有关的报告肯定通过各种渠道正在送往北京的途中。报告在北京所产生的影响再加上其他因素，使皮雷斯使团在劫难逃，并使葡萄牙与中国的关系在今后30年间倒退到非法的私人贸易边缘。

使团于1518年离开广州，但直到1520年1月才启程北上。葡萄牙方面的史料告诉我们，在这期间，围绕着皮雷斯使团，广州和北京间曾三度交换信函。正与清王朝的皇帝和大臣们乐意接待新的朝贡者以便证明王朝威名远播相反，明王朝的许多政治家认为不应当接待来自没有列入该王朝第一朝代的朝贡国名录上的统治者的使者。由于太监们在开发商业方面的利益和皇帝着迷于所有奇异的外国人，在正德朝最后几年中，这种观点尚未流行。1520年5月，使团到达南京，皇帝正住在那里，但很快被命令前往北京等待皇帝回京。葡萄牙的史料告诉我们，使团成员在北京等待期间，他们必须在阴历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匍匐于紫禁城的一道城墙前。笔者尚不知道哪种中国史料中有这种礼仪的记载。 1521年1月，他们听说皇帝到达通州，并处决了叛乱的宁王。他们还知道满剌加被驱逐的国王的使者已经到达，他是来禀报葡萄牙的征服，并请求中国支持他们将侵略者赶出去，将该城交还给合法的主人的。他们知道了两个监察御史，丘道隆和何鳌已上奏谴责葡萄牙人征服满剌加，强烈要求拒绝该使团。广州官员也上奏折报告说，葡萄牙人是难以对付的人，正提出要求恩准设立贸易站。他们被告知，在有关反对葡萄牙人的奏折送达首都后，译员被一个一个地传唤询问。至少有一人承认，因为葡萄牙人希望将信原封地呈交到皇帝手上，译员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葡萄牙国王的信，于是拼凑了一个适当的“朝贡奏本”文本。这些在中国文献中都没有提到。

再没有召集葡萄牙人去举行每月两次在宫殿外进行的仪式，在皇帝1521年4月19日逝世之前也没有对拒绝使团作出决定。显然，为皇帝举哀必须暂停所有礼仪及对外国人事务的处理。实际上，在政治风向转变之时，随着大臣杨廷和暂时占据上风，太监势力遭到普遍反对，拒绝使团和禁止与葡萄牙发生关系的决定在皇帝去世前就已是不可避免的定论了。皇帝死后的第二天，使团被立即逐出北京，9月到达广州。

1521年4月或5月，大约5艘葡萄牙帆船到达屯门并开始贸易。当皇帝逝世的消息传来，所有的外国人被命令立即离开这个国家。葡萄牙人拒绝离开，因为他们尚未收集到全部货物。中国调集强劲的战船攻击葡萄牙人及带有葡萄牙人的来自暹罗、帕塔尼的帆船，一艘船沉没，许多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有的被杀死，有的被俘虏。6月，至少两艘葡萄牙帆船赶来，中国人再度进攻，但被击退。随后平静了一段时间，9月3日葡萄牙船只好不容易打退中国人的又一次进攻而撤出。托米·皮雷斯使团1521年9月21日回到广州之时，这些海战加强了明朝当局逐出葡萄牙人的决心。中国人将使团与在海战中俘获的战俘分隔开。当局盘点登录使团的礼物及从捕获的船只上搬下的货物，葡萄牙人感到这是不诚实的行为。

这一事件的结尾是马丁·阿方索·德·梅罗·科廷霍率领3艘船于1522年8月到达屯门，他奉国王之命与中国缔结和平，并带了足够的人员来守卫他打算在取得中国同意后修建的堡垒。船队的指挥官完全不知道关系已经破裂，在一次出乎意料的中国发起的攻击中，损失了两艘船。幸存者乘上第三艘船，在中国水面只呆了14天就撤走了。海战中的俘虏遭受苛刻的对待，被套上枷锁，1523年秋大审后被处决。托米·皮雷斯被迫写信给葡萄牙国王、葡萄牙驻印度的总督和满剌加长官，转达中国皇帝关于将满剌加交还给合法君主的命令。他及他的人被扣为人质，只有在明朝当局得到报告说葡萄牙已将满剌加归还给合法统治者时才予释放。皮雷斯死于1524年。他的使团中的两个人在1534—1536年还活着，并写信到满剌加、果阿，满篇都是有关广州的有用的情报及征服广州的疯狂计划。 1528年以前，明朝当局每年都调集船队防备葡萄牙人返回。所有的外国人被禁止参与正德朝时在广东繁荣起来的官方征税的非朝贡贸易，东南亚贸易转移到福建漳州的非法贸易中心，这样就严重损害了广东的财政和商业。即便在1530年广东重开征税的非朝贡贸易，葡萄牙人也被完全排除在外。

这些事件在广州地区引起了极大关切，造成了对于葡萄牙人的恐慌和轻蔑的情绪，这种情绪一直存在于澳门繁荣的整个过程中。从现存的中国文献来看，葡萄牙人在朝廷和高级官员名流中，留下了零零碎碎的模棱两可的印象。他们的火炮及舰船备受赞扬；在广州河口建造了一艘葡萄牙式的舰船；一个叫汪鋐的官员因推动仿制葡萄牙式火炮，并将它使用到长城要塞那样遥远的地方而出名。在这个时期的记载中，葡萄牙人被称为“佛郎机”，这一名称来自印度与东南亚的“ferengi”，用来指所有拉丁族基督教徒，归根到底它是从十字军的“法兰克人”派生出来的。而“机”（chi）这个汉语词又有“机械”的意思，于是就用同样的词来表示火炮。这样就很快产生了混淆，难以肯定佛郎机到底是指火炮，还是指人。在《明史》佛郎机的记载及一些有关史料中，一个叫火者亚三的外国食客，以葡萄牙使者或其译员的身份出现在皇帝左右的腐败随员之中。这也许是把来自哈密或吐鲁番的某个人弄混了，但也可能是反映了与中国的满剌加语译员有关的某种阴谋，这个译员很可能就是招认了伪造“朝贡奏表”的那个变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