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明帝国——朝贡使团

到中国的朝鲜使者

明代朝鲜派到中国的贡使一年包括三个庆贺使团。一个在阴历元旦，另外两个分别为皇帝及太子的生日派出。后来，通常在冬至派遣使者。还有许多特别使者：致谢的（进贺，原文如此。——译者注）、吊唁的（进慰）、上香的（进香）、报丧的（告讣）、献马的（押马）、送特别奏表的（奏闻）。此外，特别是在明朝早期，出现的许多问题打乱了中国与朝鲜关系的常规，因此在明朝与朝鲜王朝进行各种谈判期间，朝鲜派出特使请求申诉。有时使者来得太频繁，引起礼部抗议，他们为招待来华的外国使者耗费了太多的资金。洪武朝，常例之外到来的朝鲜使团的数目已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朝鲜方面，仅仅是为了朝贡的象征性意义而坚持派遣这些使者。

1392年至1450年间，朝鲜朝廷派遣了391次使者来华，平均每年7次。使者并非都是到北京的，有的只到辽阳交涉有关边界事务。每年派遣使者的次数反映了明朝与朝鲜关系的状况：冲突摩擦较少的年份使者数目就减少。使者的数目从1400年前后每年平均8次减至朝鲜成宗国王（1457—1494年；1469—1494年在位）时的3.7次；1506年前后因废除国王燕山君（1476—1506年；1494—1506年在位）而引起朝鲜政治危机之时，数目又上升了，当时中宗国王（1488—1544年；1506—1544年在位）谋求册封。正常情况下，维持友好关系所需的使团每年不超过3—4次。

典型的朝鲜贡使团由40人组成。使团成员包括一个大臣级别的正使及副使、秘书、翻译、医生、书记、执拂拭者、马夫、仆从、脚夫、奴仆。随员的规模反映使团首领的级别：到北京去的王公的扈从当然多于押送贡马到辽阳去的首领的随从。

《大明会典》公布了标准的朝鲜贡品的清单。向明朝上的贡品有：金、银、各种蒲席、豹皮、海獭皮、素丝、各式染色亚麻布、大麻布、镶真珠母的梳妆盒、白绵纸、拂尘、人参。还规定每三年呈送50匹种马。这里没有提到的还有那些定期要求的特别贡物，如牛、超过定额的马、棉布、制作武器的原材料、茶、胡椒、谷物，以及最令人厌恶的索求，即人——奴隶、年轻女郎及太监。官方清单上主要列举的是朝鲜货物，其质量优于中国的同样货物，这突出地表明了朝贡关系中的商业成分。在北京的市场上，朝鲜的人参及纸价格尤为昂贵。

事实上，往来中国获取利润的良机，至少是朝鲜人热衷于更频繁地出使中国的部分原因。而朝鲜政府之所以也热衷于频频派使，则是因其只需从国库中为使者支付相当少的费用，因为朝鲜政府设想使者们可以携带货物在途中或到北京后与商人进行私人交易。这种附带的贸易牵涉到与边境居民的未经许可的交往，而这些边境居民主要是女真人，因此使得力图将朝鲜与女真分隔开来的朝廷官员大为恼火。在北京，按照规定，使者只能与招待他们、接收他们的贡品、向他们回赠给朝鲜国王礼物的礼部打交道。然而，使者们一到北京，中国的掮客立即不请自来，向他们购买超额带来的人参、纸、毛皮、拂尘等等，这些朝鲜人则四出购买他们自己的物品。

私人贸易令人蹙眉，但却是重要的，不过朝鲜人对于朝贡交易最为重视的还是中国皇帝赠送给朝鲜国王的礼物。实际上，这一交易渠道也是中国对朝鲜文化发生影响的主要传导管。回赠的礼物包括那些宫廷礼仪中使用的物品，如龙袍、玉带等，乐器也经常在礼品清单上出现，给王室成员的服饰、丝绸、绿玉、药物等也是经常赐给的物品。

中国书籍也许是对朝鲜产生了最广泛的影响的物品。朝鲜使者总是带回有评注的中国经典、论文集、史著，以及所有类型的文学作品。这些都可以在朝鲜重印，并传播到朝鲜各地。明代早期，书籍还是将中国新的典章制度传送到朝鲜的工具。例如，早期明朝的法典就被用作1394年公布的第一部朝鲜法典及刑法的范本。尽管朝鲜人总是对中国的思想和制度加以修改使之适合他们自己的国情，然而，朝贡贸易作为文化影响的渠道与其作为商业交流的通道一样，其重要性都是不可比拟的。

通常，朝鲜使者在陆海两路中选取一条到中国。一条走陆路，他们从汉城出发，经平壤、义州（Uiju），越鸭绿江，经凤凰至沈阳，然后过山海关到北京。全程约需30天。海路要长一些，包括陆路在内有5600里。朝鲜使团从汉城经平壤到宣州，然后到海滨城市铁山，再至近海的椵岛。旅客由此登船，横渡危险重重的黄海，至山东的登州，由此取陆路到北京。在北京，朝鲜人被招待到朝鲜会馆（通闻馆）居住，并接受礼部的礼仪礼节教习。北京东南玉河会堂（玉河馆）就是接待他们的典型场所。

尽管使者通常都善于写作中国古文，但口语不行，中朝双方配备的翻译帮助朝鲜人进行交流。为此，朝鲜设立了自己的翻译机构（司译院），培养翻译人员，并翻译外国文书。绝大多数朝鲜朝贡使团都从该机构挑选人员。翻译被看作是具有一种专门技艺的语言专门人才，尽管是必需的，但其地位仍被贬得很低。通常进入翻译机构的人选都来自非贵族的“中人”（平民）这一技艺阶级，他们没有使者本人的社会地位，而使者则属于“两班”这一学者士绅阶级。

明朝的遣朝使者

明朝使者通常走朝鲜使者的道路，逆向而行入朝鲜，一般他们走陆路。到达辽东时，他们派遣信使先行通报义州长官（府尹），义州府尹将消息传递给平安（P’yongan）省督，平安省督派信使通报汉城。这样，朝鲜朝廷就能事先知道明朝使团的到来，但是直到使团到达汉城附近的慕华馆（一个特别的宾馆，在现在著名的独立门所在的山上）之前，他们对于使团任务的性质等一无所知。明朝使者一到首都，就被恭敬地接到紧邻南城门内专门接待明朝使者的很舒适的太平馆。

明朝使者的目的是各种各样的：询问调查；宣布皇帝的继位或皇储的任命，或者只是传达皇帝的敕令或礼部的指示和要求。使者赴朝的最主要的仪式是册封新继位的朝鲜国王。

由于绝大多数明朝与朝鲜的交涉可以更方便地通过朝鲜定期派使者到北京处理，相对而言，明朝代表赴朝较为稀疏。1392年至1450年期间，明朝使者到朝鲜共达95次，其中50次发生在1400年至1418年，即中朝关系保持稳定的永乐皇帝期间。1460年至1506期间有26次，1506年至1567年间只有10次。在宣祖在位的41年间（1567—1607年），明朝遣使赴朝达35次，主要原因是明朝与朝鲜需要配合作战，抵抗丰臣秀吉在1590年代对朝鲜的入侵。1392年至1644年，派遣使者次数总计为186次，平均每年不到一次。

偰斯（Hsieh Ssu，死于1380年以后），是明朝第一个赴朝使者，他携带洪武皇帝宣布明朝建立并要求朝鲜归顺的谕旨于1369年到达朝鲜。1370年，偰斯再到朝鲜，送给恭愍王极为重要的正统性象征物——皇帝册封他为国王的诰书及金印，典籍的抄本，明朝历书、乐器等举行典礼用的器物，以及40匹优质布。

对于以后的明朝使者来说，偰斯对朝鲜的友好访问并不具有代表性。明朝的使者常常是太监，有时是出生于朝鲜的太监，朝鲜太监曾是14世纪人口买卖的一个部分。他们在朝鲜的行为举止引发了一些问题。他们作威作福、傲慢无礼，比通常的中国使者要停留更长的时间，致使接待费用增加。例如，朝裔太监申贵生1398年的出使，他多次侮辱他的朝鲜主人，提出过高的要求，或拒绝朝鲜方面的好意，拒绝讲朝语，羞辱朝鲜高级官员。在一次宴席上，他甚至当着国王的面，喝得酩酊大醉，挥刀舞剑。中国出生的太监担任使者的也不比他们好多少。如明朝的太监黄俨，他曾从1403年到1411年6次出使朝鲜。因他作威作福，并以皇帝的名义到寺院搜索物品，而为人们厌恶之极。黄俨还以搜罗帝国后宫年轻女子而臭名昭著。这些事例增加了接待明朝使者的费用，加深了朝鲜人接近明朝使者的恐惧感。

明朝出使朝鲜的最详尽的记载之一是翰林院学士董越（1469进士）撰写的。他于1488年到朝鲜宣告弘治皇帝登基，他在其散文诗《朝鲜赋》、出使日记《使东日录》及朝鲜之行的个人杂记《朝鲜杂志》中记述了他对朝鲜成宗朝（1469—1494年）的观察。董越似乎被他的朝鲜主人迷住了，他的著述给人们传达了对于成宗时期朝鲜人民及官员的正面肯定的印象，成宗朝时中国与朝鲜关系尤其平静稳定。董越的著述还有助于说明，只要双方不存猜疑，都愿维持基本的宗主关系，中朝关系就可以是真诚友善的。当然，从根本上说，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其中包含着中国霸主地位的成分，这一点在明朝使者到达朝鲜首都时令人深刻地感觉到。这也是为什么朝鲜方面尽可能要在北京与中国人办事的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