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明帝国——蒙古的威胁

明王朝的官员们极其关注在近期内被驱逐的原来统治者蒙古人。洪武皇帝开初曾试图压服蒙古人，重占原来被元王朝控制之下的亚洲腹地领土。但是，他的军队在14世纪70年代早期之败，迫使他放弃了扩张，至少在15年内不得不维持一个“较小的帝国”。1387年，他派遣了一支军队，迫使纳哈出指挥下的一支强大蒙古军队投降，1388年，他的将军蓝玉击败脱忽思帖幕儿率领下的另一支强大的蒙古军队。但是没有远征大军涉险深入草原地带，也未打算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对蒙古势力怀有忧虑，洪武朝廷还是允许一些蒙古人在中国留居。中国接纳汉化了的蒙古人，或者那些对于游牧社会经常不断地迁徙感到厌倦了的蒙古人，甚至允许他们在北部边境的战略要地居住。王朝在沙州的蒙古人和在甘肃西部的赤金选出的蒙古人中组建卫。为了吸引蒙古人并维系住他们的忠诚，王朝赠赐给他们衣物、住房、谷物等礼物及纸币，并赐给他们头衔与特权。通过向他们提供适于定居农业的土地来鼓励他们放弃游牧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将促进同化和汉化。一些蒙古人感受到汉文明的吸引力，而且确实适应了。少数人甚至为王朝承担了有益的服务，如分派为兵士、使节和翻译。大多数被证明是忠诚的，因为中国的史料很少提到叛逆行为。那些由地方情况而引发的极稀少的小骚乱“是轻微的，也没有导致哪怕是最微小的后果”。朝廷对这些反抗的反应是温和的，对所谓的叛乱的处理是宽大仁慈的。理由是“严厉的惩治将给境外的部落造成恶劣的影响，在轮到他们时他们会因恐惧而不投向中国”。

中国境外的蒙古人受到更为深切的关注，他们是不顺从的。尽管在洪武朝末期击败了一支蒙古军队，但总体上蒙古人并未接受招抚。实际上，在明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他们即便不是威胁，也继续构成挑战。要完全压制住各个蒙古游牧集团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异常困难的。蒙古人散居各地，并分为如此众多的部落，以至于要招抚所有的集团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明王朝时，蒙古人并未在战场上与中国军队全面交锋。通常是小团伙与中国部队相遇，大多数场合是与他们进行打了就走的袭击，或者说是游击战。中国士兵不能追击溃逃的蒙古部队，因为不适应蒙古的沙漠和草原地带，并且没有必需的供应线来对难以捕捉的蒙古游牧骑兵进行纵深追击。因此，明朝的史料中所描述的决定性胜利是要打折扣的。中国军队也许偶然击溃某个蒙古部落，但是明王朝编年史中有时记述的巨大的成功是可疑的，那些毙命和捕获蒙古人的数字应审慎地引用。

这种事态明显的一面是透露出蒙古人的政治组织。蒙古确实不能统一在一个领导人之下。13世纪，在蒙古征服的鼎盛时期领导权是集中的，但在1241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死后，蒙古控制之下的领土就日益分裂瓦解，没有一个单一的领导者（汗或是“汗中之汗”）能够控制蒙古领地。蒙古人不能理解有章法的汗位继承制度。按照一种规则，成吉思家族成员中功绩最著显者应承袭汗的头衔，但是要确认谁是最有能力者，通常导致吵闹、争执、战争，而这些争斗侵蚀了最终继位者的势力和影响。在明王朝时期，更为复杂的是，强有力的军事头目们获取对一个相当大的集团的控制，并把成吉思汗家族的成员当作傀儡，以使其统治合法化。这种企图只在短时间内起效，但导致了进一步的分裂。蒙古没有统一领导权状态继续发展，这阻止了新的蒙古帝国的出现。

此外，蒙古人具有惹是生非的潜质，这需要明王朝对他们的北方邻人清楚地宣示政策。然而，中国的官员和皇帝对待蒙古人的态度、给蒙古人的待遇、与蒙古人的关系却并非始终如一。他们在宽容地允许相当数量的使节和商人进人的政策、一致努力限制这类联系的政策、企图控制或者逼近蒙古人土地的侵略性政策之间摇来摆去。政策的多变激起了怨恨和敌意以及贸然进行的袭扰攻击，从而败坏了他们与蒙古人的关系。

洪武皇帝的军队数次击败蒙古军队，看来占据了上风。1378年，蒙古汗爱猷识里达剌亡故；1387年，他们的头领纳哈出被迫投降；次年，他们最后一位强有力的汗脱忽思帖幕儿为明朝将军蓝玉的军队所击败，他最终被他自己的一个亲属杀死。脱忽思帖幕儿之死确实结束了成吉思汗家族在蒙古人中攫取领导权的可能性，也许也结束了在中国复兴元王朝势力的可能性。自此以后，几乎所有的汗都成为野心勃勃的军事或政治头领操纵之下的傀儡。

永乐皇帝1403年登基，与蒙古的关系出现不稳定状况。中国文献指责，蒙古人难以缓解的敌意导致了紧张局势和冲突。他们并不认为蒙古人的行动出于理性的动机。按照这种看法，蒙古人袭击中国边界上的居民点，是出于其劫掠好斗的天性。在中国的文献中，搅乱的中国与蒙古关系的经济问题几乎没有记录，也没有记录蒙古人的正当的不满。

中国的记载简单地报道了永乐皇帝面对东部蒙古人中怀有敌意的集团的情况。鬼力赤汗及他的主要家臣阿鲁台都拒绝皇帝建立朝贡关系的提议。他们还毒死了西北的哈密绿洲的王安克帖木儿，安克帖木儿是中国人册封的这一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的统治者。东部两个蒙古领导人之间终于爆发了冲突，冲突以1408年鬼力赤被杀告终。胜利者阿鲁台并未继承汗位，他从别什八里的中亚城镇招来蒙古王族的后裔本雅失里取代他原来的盟友、现在已死去的对手鬼力赤。明王朝得知这一变化，寻机利用动荡的局势，派遣了一个叫郭骥的使者向他们提出派遣贡使到中国的要求。阿鲁台的回答是杀死明朝的使者。

此时，永乐皇帝企图运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来招抚蒙古。他偏爱蒙古联盟中的另一人，寻求通过赐给礼物、头衔、优惠来结成同盟，反对他的更为好战的北方邻人。他挑选出来予以支持的是瓦剌蒙古人（西部蒙古人），其放牧地在蒙古西部及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草原，他们的三个头领并不厌恶与明王朝交往。在接受了明王朝1403年、1404年、1407年三度派出的使节后，他们的最高头领马合木派贡使于1408年朝见了永乐皇帝。永乐皇帝热情地接待使团，因为使团的到来不仅有助于他所渴求的正统性，而且还表明了瓦剌与表面上难以驾驭的东部蒙古之间的尖锐分歧。他欣然赠给使节大量的礼物，并赐给瓦剌的三个头领印章和头衔。马合木被封赐为顺宁王，而把秃孛罗和太平则分别被封赐为安乐王和贤义王。无疑，瓦剌对于与中国适宜的关系中所包含的实质性的经济良机的兴趣要比对宫廷所提供的礼仪上的外部标志及特权的喜好要浓厚得多。对于瓦剌来说，他们需要中国的谷物和制造品，贸易即便不是必需的，也是有价值的。只要他们获得商业优惠，他们就乐于接受明王朝提出的绝大多数条件。如果他们发觉有寻求政治或军事优势的途径，他们自然会抓住机会。然而，他们通常维持着相对和平。如果恩准他们进行贸易，并且他们独立于中国的地位不受到挑战，朝廷也不站在他们的蒙古人中敌人的或中亚的敌人一边，他们偶尔也与明王朝合作。不论何种妨碍与蒙古人关系的冲突，都产生于明朝的这类政策。

从早期的明王朝的观点看来，正是由于蒙古人不愿接受中国的世界秩序而使它受到阻碍和骚扰。而从永乐皇帝的观点看来，正是东部蒙古不响应他的建立朝贡关系的呼吁并杀害其使臣而令他震怒。他于是招揽马合木及其瓦剌军队帮助他平定东蒙古，无疑他对马合木有所暗示，也许是明确地许诺增加贸易和朝贡。马合木召集军队，1409年出兵东征。马合木与阿鲁台、本雅失里在亦集乃地区的宁夏北部遭遇，击败他们的部队，迫使他们到胪朐河（克鲁伦河。——译者注）附近躲避起来。明朝的分而治之政策似乎取得了成功。永乐皇帝试图利用东蒙古的慌乱，据明史所载，他派遣丘福将军率10万精锐的骑兵以粉碎顽抗的蒙古人。10万这个数字看来是夸大了，因为要在远征计划所规定的时间内组织和供应如此庞大的部队，尤其是在草地，几乎是不可能的。据明代编年史所载，参与丘福与东蒙古人作战的仅有1000名明朝骑兵，这个数字给人印象不深但更为可信。丘福因瓦剌部的胜利而过分自信，他落入了致命的圈套。到达胪朐河时他的部队抓获一个蒙古人，据他透露，敌人已溃不成军，杂乱无章地后撤。丘福按照这个情报采取行动，追逐去向不定的敌军深入草地，没有考虑或没有意识到蒙古人惯用的伪装撤退的计谋。在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与黑龙江交界的斡难河以西，本雅失里、阿鲁台发动总攻，丘福与其他部队失去联系，不堪一击，部队被击败，他本人也战死。

灾难性失败的消息激怒了皇帝，他亲自承担起征伐东蒙古的军事责任。登基前，他当燕王时曾指挥了许多征伐。他的积极行动的思想，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蒙古汗王们强调军事领导权的思想，可以说是他们的继续。就这一点及他的许多其他政策而言，皇帝采纳了元王朝的模式，是在步他否定了的王朝的后尘。

1409年冬，他筹划远征，次年春出师。据明史所载，他统率50万（更为可靠的估计为10万）军队到达胪朐河北岸，在此勒石记事：“永乐八年四月十六日（永乐庚寅年丁酉月壬子日，即1410年5月19日），大明皇帝率六军于征讨蛮贼途中经过此地。”显然，明王朝军队的数量及其力量本身就表明本雅失里和阿鲁台对一项行动计划意见不一，只有四散出逃，王室氏族的后裔们向西，而军事头领则向东移动。明朝军队先对付本雅失里，将他逼入困境，最终在1410年6月15日在鄂嫩河给予他的部队以致命打击。本雅失里逃脱了，但他的势力损失殆尽。永乐皇帝下一步追击阿鲁台并在塔尔河附近的静虏镇追上他。明朝军队击败了阿鲁台，但并非致命打击，如中国的编年史描述，因为在此后20年东亚的政治舞台上他依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明王朝与阿鲁台间维持着脆弱的停火，但是和平并未遍及中国边境沿线各地。现在，阿鲁台寻求与明王朝合作，部分原因是慑于明朝的军队，或许更重要的是他更确信能通过贸易获得中国货物。1410年晚期，他上贡马匹，得到的回报是获准与中国商人贸易。在此后几年间，他精心建立与明朝的友好关系。阿鲁台带来的威胁解除后，永乐皇帝不再需要对瓦剌部作出让步，许给特权了。于是朝廷对待瓦剌使者及他们提出的增加贸易和朝贡的愿望不再那么热情大方了。瓦剌的头领马合木自然对这种态度的改变感到不满，尤其是在他击败和杀死本雅失里，将后者的儿子答里巴当作他的傀儡就任新汗，自认为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之后，他更为愤懑不平了。当他请求给予那些参加对本雅失里、阿鲁台作战的瓦剌部下属人员特别奖赏遭到皇帝拒绝时，他发誓要进行报复这种侮辱。于是，当明朝的使节到来时，他扣留了他们，并指出他要对中国边境沿线，尤其是现在的甘肃和宁夏沿边的控制发起挑战。皇帝则派太监海童出使，争取释放被扣留的使者，但海童的努力也没有成效。

双方都在为战争作准备。马合木担心阿鲁台和中国人和解而共同反对他；而皇帝则第二次率军北上，但为边境沿线的骚乱所困扰。双方军队最后在土剌河和胪朐河上游的一个地方交战，在随后的战斗中明王朝和瓦剌双方均遭受重创。阿鲁台起初曾向明王朝提出站不脚的托词，说他病得很重不能提供帮助，而战斗一结束，他乘瓦剌遭削弱之机，立即进行骚扰和追击。1415年末某个时候，或1416年初他追上并制服了他们，杀死了马合木及傀儡可汗答里巴。

剪除了敌手瓦剌部后，永乐皇帝在处理其他蒙古人时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同时，阿鲁台粉碎了瓦剌部，也渴望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奖赏。他期望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但收到的只是给他和他的母亲册封的头衔。当商业特权落空时，他就抢劫往返于中国北部的商队，进行报复。1422年他攻占兴和的边境城堡，杀死指挥官，促使永乐帝第三次远征蒙古。中国派出大规模的军队，估计达23.5万人，阿鲁台被吓得逃入草原，明朝军队扑空。阿鲁台新的攻击又使皇帝在1423年进行第四次远征，这又是一次令人恼火的军事行动，蒙古头领还是躲避开了追击部队。然而，皇帝利用蒙古指挥官也先土干的投降，宣称取得战争的胜利而班师回朝。边境局势依然紧张，阿鲁台向开平、大同几次发动攻势。次年，皇帝发动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由于阿鲁台命令部队后撤，避免军事接触，中国军队还是未能发现蒙古人。从这次令人沮丧的远征返回的途中，皇帝垮掉了，随即死去。

永乐皇帝与蒙古关系由于缺乏一贯性而被搅乱。他谋求运用分而治之的策略，然而当这种策略取得成功，他又常常不给支持他反对那些与他敌对顽抗的蒙古联盟的蒙古集团额外的奖赏。他还试图确定明朝与其北方邻人的商业关系的性质。当某个被拒绝进行贸易的蒙古集团以袭击中国边境居民点进行对抗时，他无视中国传统的力戒扩张的观点，五次深入草原亲征，这种政策是元朝统治者政策的翻版。他的五次亲征并没有促进在明王朝与蒙古之间建立正规的和平关系。

永乐皇帝死后，王朝抛弃了某些早期的政策；1437年宣德朝终结后，更是如此。扩张主义因其耗费而无成果受到非难。诸如郑和出使的遥远的远航被中止了。朝廷力图阻止与外国人的交往，削减与邻近及遥远地区的贸易和朝贡。王朝推行消极的对外政策，在15世纪30年代晚期和15世纪40年代初期控制政府的著名的“三杨”（“三杨”指英宗时执掌朝政的杨荣、杨溥、杨士奇。——译者注）通过限制外国人来寻求稳定与和平。

永乐皇帝死后的20年间，明王朝仍追随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其结果也是一样的。起初，王朝支持瓦剌对抗东蒙古。马哈木死后，永乐皇帝通过册封他的儿子妥懽为顺宁王而加强了与瓦剌的关系。随着从中国获得的礼物及相对的和平，瓦剌从他们遭受的损失中得到恢复，妥懽任命另一个蒙古王室后裔脱脱不花（Toghto bukha）为傀儡可汗。妥懽巩固了他的权力后，与阿鲁台的斗争日益加剧。阿鲁台曾提出他的可汗候选人阿台（A-t’ai）。明王朝意识到瓦剌力量日益增长，此时试图通过礼物和册封来与阿鲁台联盟，但既未得到他的响应，也未能阻止他骚扰中国领土。最终，妥懽更为成功，1434年，在经过一系列军事斗争后，他击败并杀死了阿鲁台。现在中国在其边境上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没有争议的蒙古集团，施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也遇到了困难。

妥懽，尤其是他的儿子也先在1439—1440年继承他为瓦剌的头领后，扩张瓦剌版图，领导他们争取减弱明朝的限制。在也先的领导下，瓦剌先向西移动，迫使具有重要地位的哈密绿洲的王公接受其霸主地位，沉重打击了宣称这个地区为其属国的中国。沙州和赤金西北地区的蒙古部落也受到威胁，有的被迫承认瓦剌的霸权，有的逃入中国避难。 1447年，也先向东北推进，征服蒙古东邻的兀良哈各族。

也先控制着如此广袤的领土，更加恶化了他与明王朝已经产生敌意的关系。令中国朝廷更为担忧的是，它已经察觉也先滥用朝贡体制的后果。15世纪40年代，瓦剌贡使团的数目急剧增加，每一个贡使团的人数也同样增加。每个贡使团已不再由数百人，而是几千人组成，明朝提供运输、食宿、向使者及其统治者赠赐礼物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开支的上升使得明朝的官员们开始限制也先使团的人数，并减少贸易中赐给他们的礼物和产品。也先的反应是可以料想的。他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交易，盘剥瓦剌，虐待他的使者，并准备与明王朝对抗。大学士杨士奇意识到也先军队所带来的威胁，提议朝廷加紧备战，向边防部队增拨马匹和其他作战物资。朝廷没有听从杨士奇的恳请，再次施展分而治之的计谋，这次打算离间也先与脱脱不花可汗。但是，中国官员们错估了这两位蒙古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认识到也先已垄断政治权力，脱脱不花只不过是一个傀儡。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分而治之策略的失败。这个策略是不适宜的，最终使中国卷入与瓦剌的武装冲突。朝廷一味向可汗大肆赠送比他通常应得到的更多得多的礼物，竭力讨好他。结果令人失望，可汗没有中断他与也先的关系。

贸易、朝贡以及领土方面的紧张局势终于迸发为战争。 1449年7月，也先分三路向明朝发动进攻。他派遣一支军队由脱脱不花率领向东进攻辽东，另一支军队向东南进军攻击宣府，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南下大同。

中国对于进攻的反应导致了一场灾难。两个译员未经授权即向也先保证将中国公主嫁给也先的儿子，而朝廷很快断然拒绝这一保证，也先被激怒了。据中国文献，与对瓦剌的商业盘剥有牵涉并卷入与瓦剌的贸易争执的权倾一时的太监王振也将瓦剌和朝廷引入歧途。他一再阻挠也先增加贸易的努力。当也先发动进攻时，王振劝说皇帝督战并亲自率军抵抗入侵。总是用最直言不讳的笔调抨击太监的中国文献斥责王振怂恿皇帝亲征，以使这次远征看起来非同寻常。然而，仅仅是在30年前，永乐皇帝曾进行了5次进击蒙古人的远征。王振只不过是追随由明朝伟大的皇帝所开创的传统而已。

然而，对远征的谋划却糟糕透顶。从京城出发时，皇帝得知也先的部队已击破了大同东北阳和的明朝守军；中国的记载将战败的部分责任归咎于王振派遣指挥战争的一个太监。明朝50万大军（也许也是一个夸大了的数字）跨越居庸关，越过长城内线。尽管多次提出警告，要求放弃远征撤回长城的安全地带，但王振还是直扑宣府、大同。到了大同，他又改变主意。他担心也先正在引诱中国军队落入陷阱，于是命令迅速向宣府撤退。瓦剌军队乘势追击，8月30日追上明军并击溃后卫部队。次日，帝国军队到达土木，这是一个易遭攻击的驿站，又没有足够的水源。文武官员均恳求皇帝继续前进，赶到距离只七八英里的筑有城墙的怀来镇，然而王振却惟恐如此仓促的撤退会使皇帝和他个人载有珍贵物品的商队遭受风险，决定在土木扎营以等候装载财宝的篷车。第二天，也先军队发动进攻并摧毁帝国军队，杀死王振，俘虏皇帝。

但是，瓦剌头领没有及时利用这出乎意料的胜利。他耽搁了一个半月才进兵北京，让中国人有时间重新组织，作好迎击进攻的准备。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被描绘为英雄的兵部右侍郎于谦组织动员京城的居民，使朝廷同意被俘皇帝的弟弟成王继位（后来定年号为景泰），为行将到来的进攻调集人力物力。10月27日，也先进抵北京城门，要明廷出钱财赎回皇帝，遭到明廷断然拒绝。这一拒绝促使也先围困京城，直到10月30日，然而他未能越过护卫着北京的筑防的军营。当他听说明朝救援部队已在赴京的路途上，就撤退了。经过这次失败后，也先采取了和解政策，部分原因是为了恢复商业和朝贡关系。他还急着要把现在已成为负担的前皇帝遣返回国。可以理解，新登基的皇帝反对立即让他回国，因为这可能会对他的地位和正统性提出挑战。最终，朝廷的官员上谏劝说他采取积极的态度确保他的兄长得到释放并让这个前皇帝自动退位。他派遣足智多谋的杨善到也先营帐谈判，杨善施展计谋，成功地把老皇帝带回。

外交的失败终于使也先衰落，其他几个蒙古头领利用他的困难向他的地位的合法性发出挑战。脱脱不花直到这时还是名义上的可汗，他利用这次机会中断他与也先的关系，并提议试图罢黜也先。然而这一图谋注定要失败。1451年冬，他被也先的部队制服，在他向东逃窜的路上被当地的部落民杀死。在一年半内也先自称可汗，这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决定，许多守旧的蒙古人不认可非法僭取这个头衔而离开了也先，这时，他已恢复了与明朝的朝贡和商业关系，但即使这一外交的成功也未能平息他那个阶层中的不满。1454年，突发了一场暴乱，也先被一个他所处死的人的儿子杀死。

也先之死并未结束蒙古与明朝的敌意。瓦剌内部的分裂阻止了这个蒙古集团成为中国朝廷的主要威胁。然而，土木兵败及随后对中国的挑战，促使朝廷放弃了长城以外的筑防哨所。自此以后，中国实际上抛弃了扩张主义和与永乐皇帝及其直接继承人相联系的更为武断的政策。许多人反对恢复与也先和瓦剌的关系，但于谦与新登基的皇帝压倒了朝廷中的这个派别而采取一种较为和解的政策。他们寻求和解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皇帝在1454年初期称也先为汗，这是在瓦剌统治者采用此称号以后之事。然而，由于没有一个缓冲地带，因此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中国北方邻人实现统一并谋求兼并新的领土时，中国却越来越脆弱。对于蒙古人来说，也先的失败是一个有益的教训。第一，如果他们要在东亚发挥重要作用，统一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实现了统一的蒙古联盟的领导人应当是蒙古王室的后裔，或者像也先那样的“大元帅”（太师），但不超越其地位和僭取可汗称号。

15世纪后期，蒙古王室的一个后裔把秃猛可力求吸取这些教训。把秃是东蒙古的头领，他僭取大元可汗称号，并首先统一了他的人民。随后，他转而树立对瓦剌的霸权地位。瓦剌自阿鲁台死后一直是蒙古人中的统治集团。15世纪80年代早期，他降伏了瓦剌中最强大的头人并试图凭借其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支配与明朝的关系。他要求增加与中国贸易的机会，当其要求被断然拒绝后，他就大肆抢劫，以致“1480年以后，没有哪一年不是在大队蒙古人越过中国西北边境进行抢劫中度过的”。他的军队从大同到宁夏一带发动攻击，而中国军队看来无法阻止他们持续不断的入侵。1506年，正德皇帝任命杨一清为负责边境事务的主要官员，杨一清提议沿北部和西北部边境构筑城堡，而不是在这些地方常驻大量部队。然而，杨一清在朝廷中有一个身为太监的政敌，他说服皇帝拒绝了杨一清的建议。杨一清被迫离任，蒙古人继续袭击侵扰。

内讧阻止了蒙古人利用他们所获得的机会。把秃猛可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分裂负责，他封给他的儿子巴拉斯博罗特“济农”称号（蒙古贵族的封号，意即亲王、副汗。——译者注），隐含以其后代作为他的主要助手和继承人的企图。蒙古其他头领对这个显而易见的把戏心怀不满而疏远可汗。可汗被迫从中国边境上调回部分军队以对付反对者。在一次战斗中，巴拉斯博罗特被把秃的敌人杀死，把秃在其生命的剩余时间中，经常处于与他自己的臣民作战之中。他的主要贡献是统一了内蒙古的蒙古各部，但内部分裂使他未能对中国的完整构成主要威胁。直到他在16世纪20年代死去前，他的军队持续袭击中国境内。然而，无论是蒙古可汗，还是中国都未能占据上风。

俺答汗作出明王朝时期统一蒙古的最后一次努力。他建筑的科克果答（Koke gota，意为蓝泉）都城证实了他怀抱的这个目标。俺答汗作为把秃猛可的孙子继承了领导权及他的祖父征服的领土和部落。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蒙古肆虐的天花瘟疫，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他如同他的先辈一样渴求与中国贸易和朝贡。当他遭到拒绝，就报之以疯狂的劫掠。比如，1542年他率军袭击和蹂躏了山西。他给中国造成的最大的麻烦是在1550年他的军队进抵可以望到北京的地方。由于担忧类似也先带来的战争再度爆发，明王朝最终作出让步，允许开放以蒙古马交换中国丝绸的边境贸易。稍后，蒙古方面要求交易谷物，朝廷中止了贸易。朝廷怀疑蒙古是为了那些中国的变节者，如俘虏、逃犯或为蒙古人服务的普通民而要求购买谷物的。这些变节者为蒙古提供的行政、工艺及财政方面的技能，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因为他们不仅教会蒙古人如何征服中国，而且使他们学到统治中国的方法。

中断贸易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俺答汗不断袭击中国边境，直到1571年达成一项协议才结束。边境动荡既损害了中国——它耗费了庞大的防务开支，也损害了蒙古人——他们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双方都打算作出妥协。大同总督王崇古首先行动起来，说服朝廷作出一项安排：开放边境市场，允许俺答汗每年送来500匹马作为年贡，同时换回中国的产品。朝廷还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他的部属也得到较低级的封号。朝廷坚持要蒙古交还一些极为重要的变节者，后来这些人都被处决了。协议许可与蒙古进行朝贡和贸易，同时王朝沿北部边境构筑城墙。在这个时期，分而治之作为一项政策未被强调。

俺答汗皈依佛教也对稳定发挥了作用。13世纪萨迦班智达及其侄子八思巴喇嘛将喇嘛教传入蒙古。八思巴成为忽必烈汗的佛教导师，封为国师，他原先的学生还授给他西藏的管辖权。佛教残留到明朝时期，但不普及，没有得到上层的支持。俺答汗意识到需要一种宗教来作为统一蒙古各部的一支力量。萨满教太质朴，没有组织，缺乏丰富多彩的文化。佛教的普遍性及其盛大礼仪、复杂的组织、浩瀚的经典为统一提供了更为适宜的传播工具和象征。1577年，俺答汗邀请西藏佛教中的黄教格鲁巴派领袖与他会见。1578年，会见在青海举行，结果是俺答汗皈依佛教，两人互赐封号。西藏僧人宣布俺答汗是忽必烈汗的化身，而蒙古的领导人则赐这名僧人以达赖（广大无边或普照一切的喇嘛）称号。到1582年俺答汗死时，只有相当少数的蒙古人信奉佛教，但是，大规模皈依的前景令中国人担心。宗教统一会转化为政治的统一和集权，这一前景使中国人震惊。西藏和蒙古潜在的世俗联合也是令人烦恼的。这种联合进而会破坏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然而，佛教在蒙古的广泛流行至少经历了一个世纪。结果，潜在的蒙古与西藏的世俗联合是有限的，此后不久，他们自己就割断了他们间的精神联系。蒙古人急于防止外国人的精神控制，在17世纪从他们自己的人中挑选了一个人作为他们的宗教领袖。

中国对于佛教的担忧是看错了对象。他们对皈依佛教将助长尚武精神并激励蒙古人使用武力传教的担心，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设想。相反，在清朝，大部分蒙古男人成为和尚，最终使他们荒疏了军事技术。佛教对和平主义的强调及反对流血也许还抑制了蒙古传统中的强大有力军事力量的上升。俺答汗以佛教作为共同联系的基础而统一蒙古的梦想完全没有实现。在中国与蒙古关系中，一方面是袭击与入侵，另一方面是贸易往来，两者继续并存；由于蒙古缺乏统一，使他们未能利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中国的虚弱。此外，蒙古的不统一并不是明王朝分而治之策略的结果。相反，他们自身固有的发展，如对定居生活方式的抵制等，影响了他们，使他们缺乏组织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能力。而且，正统性的问题，以及在建立一种确定而有序的继承制度所面临的困难，也降低了统一的可能性。如前所述，这种困难从很早时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亚洲腹地的游牧民族。

尽管明王朝与蒙古的政治关系经常处于动荡之中，但在王朝的大部分时期，朝贡和贸易仍继续进行。正如研究这一关系的有影响的学者所说：“不管怎样，从来没有哪一次战争使朝贡中断几个月以上，即使是皇帝被俘到也先的大元帅营帐中，朝贡关系仍然令人惊奇地继续，只不过是规模减小了。”这些经济关系是复杂的，涉及和包含在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排场之中，但是，大体上划分为贡品及相应的赠礼、京城贸易和主要为马匹的边境贸易这几类。中国和蒙古都未保存下商业或朝贡的账目。蒙古方面之所以没有这样做，部分原因是账目并不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习俗，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大多数人是文盲；中国方面则是由于朝廷对商业的厌恶及对商人的蔑视，使他们对保存外国朝贡及贸易的账目缺乏兴趣。可望能够得到的惟有经济关系的概况。

蒙古贡使携带着献给皇帝和朝廷的物品定期来到中国。《实录》中列有相当完整的使者的登记及至少一份他们呈送明王朝统治者的最为重要的产品的清单。几乎每一个蒙古使团的贡品都列举了马匹，表明了朝廷对此的重视。尽管朝廷常常抱怨贡马品种低劣，但这种贡物还是有用的，因为中国的防务缺乏足够的战马。尽管可以通过贸易及没收捕获的蒙古人来得到这种必需的动物，明朝皇帝还是渴求得到马匹，并乐于接受这种贡物。蒙古使团带来骆驼，但更为经常列举的贡品则是蒙古东部的毛皮。所有这些产品都是实用的，而不是引起学者型官员们指责的浪费的奢侈品。

明朝皇帝向使者及其统治者回赠礼物。赠物当中，一些是纯粹的礼品，根据使者、随从、头领在中国人眼光中的地位、权力和财富的不同而有所分别。这类礼物包括丝绸、缎子、棉织物、长统靴、长统袜、帽子等。其他赠物实际上是针对贡品的支付。如明代的一些文献，特别是《大明会典》清楚表明的那样，这是一种精心制定的物物交换准则。贡献马匹则收到确定数量的丝绸、缎子，或纸币，或其他商品。这种交换实际上就是贸易，尽管中国人将它列为“朝贡”。

京城的贸易主要在使者们寓居的会同馆（译员会馆）中进行。使者和商人们被允许用三至五天与中国商人在精心选定的场合进行贸易。朝廷给贸易作出许多限制。中国商人必须从朝廷得到许可证才能允许进行贸易，他们的利润受到控制，因为在朝廷看来，“货物的交换必须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一些产品，如缎子、历史书籍、武器、金属等属违禁品；普通市民及军人被禁止参与商业活动。但是从反复宣布将对违反者进行更严厉的惩罚的公告来判断，这些限制的实行是有困难的。一些蒙古卫兵和商人公开违背规章，而另一些人则悄悄地逃避限制。走私常年不断地困扰着明王朝当局，而一些中国商人参与这种非法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利。同样，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和士兵未经朝廷允许也从事贸易。看来中国人和蒙古人都能从这种贸易中获利，不然他们就会遵守朝廷的规章了。明朝的一些官员不赞成这样的贸易，他们宣称中国从交易中什么也没有得到。然而，中国的个人从与蒙古的商业活动中获得了高额回报。他们供给丝棉织物、纸币、谷物、铁锅、药材，获得马及动物产品。由于干旱等自然灾害，蒙古人常闹饥荒，又由于游牧生活方式，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物品，因此他们极其需要与中国贸易。贸易进行之时，蒙古人就安宁；一旦贸易中断，他们就作出狂暴的反应。

中国—蒙古沿边界的贸易集中于马匹的交换。早至1430年代初，马市就已在大同出现，但只是在俺答汗时期这种集市才定期进行。1550年，俺答汗的部队进至北京城门，威胁明王朝，他强迫朝廷在中国北部边境沿线的大同、宣府设立马市，但是关于贸易的争执破坏了集市，后来集市解散。作为1570—1571年和平谈判的一个结果是重开马市。中国人得到了战马、牲畜和羊，而富有的蒙古人得到绸缎，贫穷的蒙古人则得到棉织物、缝针和日常用品。朝廷的官员们默认了集市，他们相信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更容易地控制蒙古人。如果蒙古人袭击中国的土地，集市就将中断。集市的花费由中国当局承担，尽管一些地方官员们抱怨，但“中央政府直观地认为，不管怎样花费也不算太高，而且，废除集市势必再给中国造成更大的损害”。

明王朝经常承担着蒙古使者和商人的费用。在15世纪早期花费并不太多，但后来随着使团的规模增大，财政负担也随之上升。为使节们举行的宴会及款待的花销越来越高昂。彼此抱怨对方供给低劣的产品。明王朝对于走私、向蒙古王公提供津贴及蒙古旅游者的间谍活动甚为忧虑。然而，贸易和朝贡仍旧继续下来，直到明王朝终止之时，因为，从总体上说来，这种贸易关系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