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明帝国——中亚：与中国削弱的关系

蒙古统治曾使中国通过中亚而与波斯、中东、欧洲相联系，但明王朝初期缺乏维持一个如此广泛的商业和文化网络愿望。元朝繁荣的欧亚贸易，对于洪武皇帝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意义。防卫在中国西北部边境沿线和现今蒙古一带游牧的蒙古人及抵御该地区的主要居民突厥人各部，这才是使皇帝忧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西北边境建立一个缓冲带是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他在对付北部相邻各民族及沙漠绿洲的民族时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他希望将蒙古人及其他敌人从西北通道驱逐出去，而一旦他控制这个地区，就不再愿意维持与西方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国与中亚、中东的关系萎缩了。

朝廷将注意力集中于现代的新疆这一相邻地区，而淡化在元朝的大部分时期中曾维持的与更遥远的中亚地区的联系。在新疆，明王朝统治者或是谋求控制塔里木河床绿洲的主要居民畏兀儿，或是试图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这些民族通常居住在天山以南，并依赖于从天山流下的河流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辅之以与西方及相邻的新疆北部的游牧民族，包括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蒙古人之间的贸易。这些城镇的种族、宗教、语言构成的多样性有利于商业的开展，从西亚来的商人可以保证得到很好的接待，找到与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的居民。一位15世纪初期的波斯旅行者注意到一个城镇中，艾米尔“建筑了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在与它相对的地方，又建筑了一座很高的佛教寺庙”，这就是多样性的象征。

朝廷不那么专注于与准噶尔的游牧民或更遥远的中亚地区打交道，准噶尔是新疆北部的草原，与南部虽然有绿洲点缀其间但大部分是干旱的沙漠环境形成强烈的对比，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游牧经济的中心。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准噶尔的游牧民就难以与中国建立直接的长期的联系，因为明王朝宁愿与显赫的统治者打交道。有些贸易在中国的商人、官员与游牧人的头人之间开展，因为后者需要农业定居地方的产品，他们与中国及沙漠绿洲都进行贸易。当沙漠绿洲国家或王国，或者中国对贸易加以限制时，他们就分裂动荡。然而关于他们与明王朝的文献极为贫乏，因为中国的记载集中在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国方面。

明王朝第一次介入畏兀儿斯坦，即新疆南部，是因平定中国西北部所致。1372年，冯胜击败元军在甘肃的残部，在与中国边境相邻的畏兀儿地区设卫。到1380年，明王朝的远征已打开通到西域门户哈密的道路，1391年左都督佥事刘真率军进入哈密。但他不久将军队撤出。朝廷显然不愿意维持一条远至哈密的耗费高昂的漫长的补给线，也不打算花费巨大代价在这个沙漠绿洲驻扎占领军。朝廷的目的在于削弱哈密并防止它被利用为向中国进攻的前进阵地。敌对势力控制这个绿洲会对中国边境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洪武皇帝通过支持这些军事远征已经暂时防止了敌对的国家或民族控制哈密，但直到这个明朝第一个皇帝的时代结束，真正的外交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只是随着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明朝的第三个统治者登基，更具有约束力的关系才发展起来。

洪武皇帝也没有与所说的西域的更为遥远的国家建立一种紧密的可操作的规章。洪武朝的中国文献记载了由中亚的统治者帖木儿（跛子帖木儿）派出的官方“使团”，帖木儿在此时已征服和统治着波斯、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和印度北部。这些“使团”无疑是那些渴望与中国贸易的中亚商人带领的商业机构，帖木儿与这些以商业为主旨的使团没有联系。这些商人机智地将自己描述成官方使者，并呈递号称是帖木儿的信，信件将中国皇帝当成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由于相信这些伪造的信件，1395年洪武皇帝派遣由傅安和太监刘惟率领的使团向帖木儿祝贺，并对他恰当地履行了作为中国皇上的一个附属所应承担的义务表示感谢。帖木儿对于这种以保护者自居的语调来表述他与中国皇帝的关系勃然大怒，立即扣留了使者。第二次使团于1397年从中国出发，他们受到了同样的敌对的接待，并禁止他们返回故乡。帖木儿曾听到过许多广泛流传但被夸大了的中国穆斯林被迫害的故事，他决心为中国朝廷对待他的傲慢的态度，为他的宗教同胞所遭受的虐待进行报复。明朝与这位中亚征服者的关系显然仍动荡不定。

中国与塔里木河的绿洲及中亚更遥远地区间的贸易和朝贡活动并没有正常地开展。某些基本的物产，如马匹、骆驼，某些奢侈品，如绿玉及所谓穆斯林蓝染料——制作蓝色和白色瓷器所必需的配料，都没有运到中国。一项公平的商业和朝贡安排尚未完成。

正如西藏的情况一样，是永乐皇帝主动促进与西域的和睦关系。他创设了四夷馆和会同馆以培训来京的使节们所使用的各种语言和笔译、口译人才，表明了他教化外国人的迫切愿望。他一攫取权力就派遣使者出使哈密这个与中国最邻近的塔里木河床上的绿洲，以促进外交和经济的友好往来。几个月内，当地的王公安克帖木儿（Engke Temür）即以马匹为贡品回报朝廷，皇帝极为高兴，册封这个哈密的统治者为忠顺王（原文为Ching-shun wang，现按《明史·西域传·哈密卫》译为“忠顺王”。——译者注）。尽管明朝皇帝在哈密设立了卫，但并未管辖该地，也不指望在该地获得税收和军事援助。卫的建立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不能解释为政治控制。

然而，有一次永乐皇帝试图将对哈密的影响发展为实际上的统治。哈密王室的后裔脱脱（Toghto）是在中国宫廷中抚养长大的，接受了中国价值观念，皇帝计划将他扶上王位以便利用其亲中国的倾向。1405年，安克帖木儿被他的蒙古敌人谋杀，为皇帝提供了一个强加其候选人的机会。皇帝克服了脱脱祖母的抵制，不考虑统治与具有伟大的农业定居文化的臣民完全相反的、由差别各异的集团所组成的绿洲居住者所需要的截然不同的技能，就将这个年轻人扶上王位。结果，脱脱不仅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且由于他酗酒成性，对政务漠不关心，疏远了当地人民。他向明朝朝贡，但却未能履行作为一个统治者所应承担的其他职责。从一个明朝宫廷和京城中的食客转变为边境上的决策者，对于脱脱来说，这个转变的代价太高了，过度紧张使他崩溃了。哈密居民对于永乐皇帝干预其内部事务的不满日益上升，明王朝与他们的关系也紧张起来。1411年，脱脱之死才结束了潜在的敌对。

由自己的人民挑选出来的新统治者才真正稳定了与明朝的关系，并比脱脱更好地为中国利益服务。在此后的14年间，有16个朝贡使团，不包括那些私人派出的非官方使者及到中国边境集市的商队，从哈密到达中国。哈密统治者还提供了有关中亚的情报，允许那些来自更遥远地区的贡使前往中国。永乐皇帝的回报不仅是赠给哈密统治者及其亲属精美的礼物，并说服瓦剌蒙古人不再攻击哈密。由此而来的朝贡关系给中国提供了马、羊、骆驼、硇砂（天然产的氯化氨，可入药。——译者注）和玉石，而哈密的统治者则得到必须在中国国内使用的纸币、丝绸，这两者在中国都极其丰富。这种安排是公平的，并不会像后来那样耗尽明王朝财政。

永乐皇帝对帖木儿帝国的政策在开始时却并不成功。他又派使者去要求释放早先被帖木儿扣留的使者，可惜他对于这位中亚统治者的权力一无所知。帖木儿部分因为他认为被明王朝侮辱，部分受他使中国伊斯兰化愿望所驱使，企图使用军事征战来控制中国的资源。在作出严密准备后，1404年他率20万大军出发侵略这个中央王国。明王朝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对付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所发动的战争，对中国人幸运的是，1405年2月18日帖木儿亡故。

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幸运的是帖木儿的儿子和继承人萨鲁克·巴哈都尔急于要与明王朝建立和睦友好关系。随着敌意的大为消除，两个王朝之间互相派出贸易和朝贡使团。永乐皇帝派遣陈诚回访，向驻扎在赫拉特的萨鲁克和以撒马尔罕为基地的萨鲁克之子兀鲁伯（Ulugh Beg）赠送礼物。陈诚访问结束返回，带回了日记《西域使程记》和他沿途访问的城市和国家的记述《西域番国志》。永乐帝在给萨鲁克的信中将他与这位中亚统治者置于平等地位，以迎合后者。萨鲁克组织了包括画家吉亚苏德—丁·纳奎在内的使团前往北京以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并向皇帝呈送一匹漂亮的白马和其他礼物。引入朝廷觐见皇帝时，使者们鞠躬致礼，但没有下跪。皇帝迫切希望建立友好关系，以致对于这种在通常情况下被视为冒犯的行为视而不见。他让使者们在宫廷中陪伴他，并与他一同出猎。吉亚苏德一丁·纳奎利用帝国的优待，记述了使者们在中国受到的富丽豪华接待，为后来的史学家们提供了无法估量其价值的明朝宫廷一瞥。

双方互派使者的结果是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和朝贡往来。从1407年到1424年，有20个使团从帖木儿帝国各地到中国。帖木儿帝国的使者和商人提供马、羊、骆驼、玉石、硵砂，换回纸币、长袍和丝绸。显然，双方都从这种安排中获利。永乐皇帝鼓励中亚的其他城镇和绿洲建立适宜的关系。例如，和阗开始输送优质玉石、吐鲁番和喀什噶尔则输送马和羊。

1424年永乐皇帝之死是中国与中亚关系逐渐变化的一个标志。他对蒙古和越南的远征已经遭到灾难性的失败；随着15世纪的消逝，明王朝的军队开始衰落；1432年郑和远航中止后，海军也倒退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削弱促使包括中亚人在内的外国人扩大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的使者拒绝接受纸币而要求得到有价值的瓷器、丝绸、缎子和衣物，要求提高他们输入的产品的价格。他们带着大批随从来华，使朝廷的开支大为增加。走私盛行，朝廷开始显现出反对外国的倾向。

哈密与明朝的关系也为同样的问题困扰。到中国的哈密使团1432年5个，1433年7个，1437年5个。朝廷对此深为烦恼。1440年哈密使团头领脱脱不花要求得到大量的茶、纱、丝绸，朝廷的官员们被弄得心烦意乱。当年，他们作出反应，限制哈密每年只能朝贡一次。也先1444年和1446年对哈密的入侵使明朝加强限制的尝试落空。瓦剌统治者对哈密的控制使朝贡使团的次数及使团的人数都增加了，而明王朝对于使团带来的货物质量低劣的抱怨之声不绝于口。即使在也先被击败和亡故之后，同样的经济和外交问题仍然存在，继续困扰哈密与明朝的关系。非法贸易猖獗，明王朝为没有节制的哈密使团人数，为从该城镇输入令人不满意的、有时甚至是低劣的产品，为与其头领日益疏远的政治关系哀叹不已。

永乐皇帝死后，中国与中亚更遥远地区的交往更少了。例如，1424年以后，《明史》没有记载任何来自和阗、喀喇和卓的使团，而在永乐皇帝时，它们曾数度派使。帖木儿帝国的中心撒马尔罕在永乐皇帝死后的大约15年间还稳定地派使来华。内部的叛乱及与明王朝的误解和责备导致了使团的削减。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为反复发生的暴乱所困扰，1449年暴乱达到高潮，发生了政变，兀鲁伯被杀死。动荡的局势妨碍了派遣使者出访外国。同时，明王朝官员则责备中国赠送给撒马尔罕使者的礼物花费浩大，敦促皇帝拒绝接受劣等手工艺的贡品。由此产生的不愉快的事件终于使朝贡及官方关系中断。

在15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期中，明王朝与哈密关系恶化了。15世纪60年代后期，礼部尚书苦恼地指出最近的哈密使团人数多达360人，却只带来了20匹马，其中一些羸弱不堪，其他的不适于做战马。对于明王朝来说，这真是糟糕的比率，因为它要给如此庞大的随从提供食宿。他提议限制哈密使团一年只能来一次，在接受贡马之前中国官员应加以查验，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议。哈密仍无视中国的规定，数次违反规定派使来中国。这类经济摩擦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明王朝与哈密的隔阂。

吐鲁番莫卧儿国家的兴起更加剧了双方的障碍。莫卧儿人，即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穆斯林后裔，他们曾征服了吐鲁番当地的畏兀儿人，并力图增加他们对邻近城镇和绿洲的影响。1473年他们的统治者郁碌斯汗（Yunus Khan，即中国文献中的阿里）入侵哈密并迫使畏兀儿统治者罕慎（Han Shen）逃亡中国。取得胜利后，他要求皇帝给他超额的礼物。明王朝军事力量衰落的一个标志是不能筹划发动解救哈密的战役。1482年，罕慎利用哈密内部的动乱收复了哈密。这次外交关系的中断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明王朝梦寐以求的马及其他货物不能输入明王朝了。哈密和吐鲁番之间的冲突还阻止了更遥远的国家和绿洲派遣贡使。撒马尔罕是少数几个继续派遣贡使的国家之一，但他们呈送的狮子令明朝的官员们不快，他们对饲养这种毫无用处的动物的花费甚为忧虑。

哈密和吐鲁番间的斗争并未因罕慎胜利重返哈密而告终。取得对哈密的控制就可使吐鲁番处于支配中国至中亚道路的地位，吐鲁番新的统治者马黑麻渴望攫取这一霸权。1488年，马黑麻假装提议与罕慎联姻，获准带一些部队进入哈密，进入后他立即杀死太容易上当受骗的畏兀儿统治者。他很快占领了哈密，并拒绝了中国要他撤退和交还该城印绶的要求。1492年他似乎要放弃对该城的占领。然而，次年当中国支持的准备立为该城统治者的人到达时，马黑麻即绑架了他。1495年，在那些主张采取行动的大臣，如马文升等人的鼓励下，明王朝发动远征，将吐鲁番军队逐出。中断吐鲁番贸易和朝贡的政策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497年遭绑架的哈密统治者得到释放。但是，吐鲁番并未放弃攫取对哈密无可争辩的控制的努力，1513年其统治者满速儿占据该城。

中国未能抵制满速儿是其军事力量日益衰弱的另一个标志。而且，在这时，那些与侵略政策有联系的中国官员们都离开了政治舞台。丧失了对哈密的控制，中国就不能顺利地管理贸易和朝贡。现在，许许多多的使团违反明王朝关于贸易和朝贡的制度，招待供应使团的费用扶摇直上；走私猖獗，朝廷规定价格进行垄断的能力大大削弱。结果，朝廷中越来越多的官员呼吁限制中亚朝贡使团。永乐皇帝时只有几个官员上书主张加以限制，政治和商业地位的衰落使得这类给皇帝的奏章大量增加。明王朝由于专注于内部问题及先是蒙古人的、而后又是满族人的严重威胁，所以不能制止对于朝廷有关中亚朝贡和贸易规定的嘲弄。例如，16世纪后期吐鲁番的商人派遣了无数的“使者”，装扮成官方使团，其实不过是贸易商队。尽管明王朝官员明明知道这是诈骗，还是默认并允许他们进入中国。

许多中国人了解中亚人，并对他们有广博的知识。四夷馆和会同馆的所有人员与来自所谓西域的使者商人有着私人交往，因此很容易获取有关中亚的情报。同样，中国商人和太监经常与哈密、吐鲁番及西北方的其他城镇、国家的商人和使节打交道，一些太监经常到边境上去迎接中亚人并护送他们进京。朝廷也打算建立起一支通晓西亚事务的专门队伍。16世纪早期提议改变西北边境防务的杨一清，在朝廷官员听取他有关哈密和吐鲁番冲突的评论及建议前，曾在陕西任职达八年之久。马文升在他被任为兵部右侍郎得以决策前，也在陕西任职八年。他的简历及题为《兴复哈密记》的文章表明了他对于西北形势的知识。简而言之，说中国缺乏有关中亚的专门知识，对于中亚的事件一无所知的传统解释需要加以修正。

同样，认为中国从其西北邻人获得的是稀罕无用之物的观点也需要再审查。而且，中国的货物，无论是作为礼品赠给中亚人的，还是在贸易中交换到中亚的，至少在整个15世纪，都没有给明朝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赠赐给统治者和使节的礼品包括纸币、丝绸、长袍、靴子、帽子及其他衣物，都是明王朝有剩余的产品。只是在15世纪晚期，使团带着庞大的随从人员，使团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求并获得礼物的时候，朝廷的支出才扶摇上升。朝廷作为贡品的回报赠赐的礼物也并不过分，并且常常是由中国人决定交换价值。《大明会典》提供了以下哈密马的交换比价：

1.每一匹中等马——一匹精丝、八匹粗丝，及价值两匹粗丝的纸币。

2.每一匹劣等马——一匹精丝、七匹粗丝，及价值一匹粗丝的纸币。

3.每匹新生的小马驹及每匹死于途中的马——三匹粗丝。

4.每匹西方马——五件加衬里的着色缎袍。

该书还提供了哈密贡品运送者带来的骆驼、玉石、天青石、钢刀、皮货等的交换价值。比价是由中国人控制的，因此，他们确保交换不至于成为不能忍受的财政负担。

除了朝贡交换之外，还有真正的商业关系。对于这类贸易朝廷也加以规定，也就是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可以防止不利于中国的灾难性的差额。朝廷指令贸易须在会同馆内或附近的地方进行三至五天，禁止交易武器、铁器、刀、剪子、绘有龙凤及花卉图案的罗纱。中国商人换取马、玉石、皮货，所有这些都是有使用价值的，而不是官员们抱怨的稀罕而无用的商品。反之，哈密的使者及商人则被允许购买丝绸、瓷器、地毯及少量的茶。15世纪时，这种受到控制的私人贸易显然是有利的，然而随着王朝的衰落，商人们绕开朝廷对私人贸易的禁令。非法贸易猖獗起来，违禁物的交易也避开了朝廷制定的严密规章，未受相应的惩罚。贯穿于整个16世纪源源不断地发出的禁令及皇帝的告诫表明反反复复给皇帝上书及皇帝的旨令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作用。正如一位研究明代经济的学者指出，“官方规定国际贸易是非法的，但是，事实上，在地方当局的怂恿下，依然在进行着”。这样的商业无疑对于商人和官员个人是有利的，但明王朝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却被侵蚀了。

茶马贸易为明王朝开始成功，后来失败的贸易政策提供了又一个证据。马对于中国的防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明王朝既没有饲养马的专家，也没有放牧足够多的牲畜所需要的牧场。甚至本已不够了的划分出来放牧的牧场也不断被农民侵占。1409年陕西有24个牧区，但到15世纪末仅有六个保存下来。王朝设立了苑马司和太仆寺来管理牧区，检验马匹，但是，有人仍然不断地抱怨这两个机构缺乏足够的人员。耶稣会会士利马窦提到：“中国人几乎不知道驯马……他们有无数的马在军队中服役，但是这些马都退化了……以致一听到鞑靼马的嘶鸣就惊慌四逃。”

王朝通过茶马贸易从西北边境地区和西藏得到所需要的马。根据可以利用国外对茶叶的需求（因为茶比其他饮料保鲜的时间更长，比凉水更清洁，人们长期受冻后，茶能起到温和的兴奋作用）这个设想，明朝重设了始建于宋朝的茶马贸易机构（茶马司）。如果政府控制了茶叶，在与中亚人打交道时就有了讨价还价的力量，因为他们要依赖明王朝供给他们这种饮料。于是，朝廷建立了对茶叶的垄断，征收10％的实物税，并购买了几乎所有上税后的茶叶，命令四川的部队将茶叶从该省的种植地运输到陕西的茶马司分支机构。禁止私人进行茶叶的国际贸易，走私者被判以重刑，甚至被砍头。设在河州、洮州、西宁、甘州的茶马司分支机构由下级官员组成，他们的薪俸微薄，与他们所起的重大作用相比，极不相称。朝廷仍被商业是卑贱的、监管贸易的官员不应当有相应的高级官阶的观点所束缚。尽管朝廷认识到需要商业，但仍藐视商业。

中国朝廷力图完全控制这种贸易。边境官员给那些获得贸易特权的外国人颁发金牌信符的上半段，允许他们每三年来进行一次茶马交易。朝廷决定的马价如下：

上等马：120斤茶

中等马：70斤茶

下等马：50斤茶

然而，只有成功地禁止私人输出茶叶，茶马司才能够维持上述价格。朝廷期望每年能得到1.4万匹马，数目不算少。洪武朝后期及永乐朝，朝廷很容易地从中亚得到他们所要求的马匹，这对于永乐皇帝五次征讨蒙古的战争和其他扩张行动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在此期间他显然得不到蒙古马了。

也先的袭击和由此产生的中国对外政策严重地损害了茶马贸易。1440年代中期，也先对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侵占搅乱了明王朝对茶马贸易的控制。对茶马贸易至关重要的信符金牌几乎全部流失了。没有这种凭证，政府就不能确定哪些外国人能与中国人进行合法贸易，同时也难以防止那些道德败坏的中国官员和商人与中亚人交易。由于军队要对付也先的入侵，所以茶叶从四川到陕西的运送也被打断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先的入侵表明了中国对马的需求，但正是中国人自己中断了马匹的获得。茶叶走私增加，政府似乎没有能力维持其商业体制。

朝廷采取各种方法来恢复对茶马贸易的控制。成化皇帝（1465—1487年在位）派遣茶使巡察边境，禁止非法贸易。他还命令在陕西的空闲地种茶，以使军队不再承受运输茶的负担。陕西茶的产量增加了，朝廷不必依靠日益败坏的军队。但这些努力未能恢复官方贸易。政府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马匹，因为中亚人可以从私商那里得到价格更低的茶。

15世纪最后10年边境贸易遇到更大的困难。当吐鲁番开始向明王朝发出挑战时，西北边境局势更加不稳定，朝廷恢复茶马贸易的努力受阻。15世纪90年代陕西遭受了与吐鲁番挑战同样严峻的旱灾饥馑，但朝廷却更加腐败，这些都使茶马贸易陷入危机。为了救济陕西百姓，朝廷施行“开中”（中间人）法，即向那些自愿运送粮食到受灾省份的商人供给一定量的茶。这种供给不仅减少了朝廷的茶叶贸易量，而且增添了新的竞争，一些商人用他们新获得的茶叶与中亚人进行非法贸易。

1505年，负责陕西马政管理的左副都御使杨一清写了一个奏章，提出了一个挽救茶马贸易的计划。他提议重建金牌制度，并由边境官员对这种许可证进行严格的监察，以杜绝假冒。他还建议皇帝增加茶使，以便根除威胁政府贸易的“恶草”——杨一清对腐败的边境官员的比喻。按照他的计划，将对走私商及与他们勾结的官员处以包括处决在内的严厉惩罚。实际上，杨一清打算恢复明王朝最先几位皇帝时期的体制，即由中国政府监察和控制的体制。然而，向边境地区运送茶叶仍然是一个问题，杨一清不得不寻求与商人通融。他提议商人在陕西购茶并将茶运送到茶马司所属的分支机构，并在那里领取银两作为其服务的报酬。他的计划是确保政府仍然是惟一合法的有权进行茶马贸易的机构。然而，商人们并不遵从他的计划，并蓄意破坏恢复官方贸易，因他们将茶叶直接出售给中亚人肯定比出售给明王朝得到的利润更为丰厚，于是他们就将茶运过边境。16世纪，明王朝为其他国内和国外问题所牵制，没有能力制止走私。1513年，哈密陷落，稍后，明王朝与蒙古人关系动荡不定，这些进一步破坏了茶马贸易，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茶马贸易实际上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