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明帝国——在台湾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

1620年时，台湾几乎完全为我们称之为“土著人”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诸集团所居住：他们中的某些集团与南边相距100海里吕宋的居民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他们赖以为生的渔猎资源颇为丰富，轮种的庄稼产量也还可以，因此过着舒适的生活。中国海盗有时在沿海建立据点，而中国和日本的商人则定期在其中几个港湾相聚。荷兰人是入侵者和竞争对手，但是如果他们能为中国、日本、东南亚，甚至遥远的欧洲市场提供新的稳定的贸易联系，他们就可成为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受欢迎的邻居；然而，如果他们目光短浅，力图将一切按照自己的方式办事而无视中国和日本贸易伙伴的利益，他们就使他们自己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不幸的是，他们正是如此的愚钝。1627、1628年，他们极力向在荷兰人到达以前就在台湾从事贸易的日本商人征收捐税，这种行径挑起了险恶的争斗，日本当局进行报复，禁止荷兰与日本贸易，直到1632年。

截至1636年，荷兰与中国贸易伙伴间的障碍来自他们一再对所有中国的贸易实践作过火的反应，他们怀疑这些贸易实践干预了他们与所有中国商人的“自由贸易”；还来自那些自许为中国海的主人之间的大量冲突。特别是，荷兰人一再制定计划支持中国当局反对这个或那个“海盗”，指望他们的帮助会得到“自由贸易”的回报。这导致了荷兰海军在沿海进行频繁的活动。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活动通常并不受当局和沿海居民的欢迎，尤其是在1622—1623年荷兰人蛮横残暴的袭击之后更是如此。对于荷兰人来说，惟一稳健的解决办法是离开沿海地区，脱离沿海政治，尽其可能做好给他们送上门来的贸易。这些毕竟就是1624年原来谅解中的规定。

1628年至1636年间，郑芝龙在他的宿敌之间，也在他的新老盟友之中施展谋略，以便突破重重阻碍，在福建沿海建立其支配地位，通常荷兰人是支持他反对他的敌人的，但又总是对他回报的贸易感到失望。郑芝龙本人对局势的全面控制的确还没有达到荷兰人想要什么他就能给什么的地步。1633年，一名好斗的荷兰指挥官向郑芝龙下最后通牒，要他放松对贸易的限制。郑芝龙答复同意和解，但这个荷兰指挥官未等收到他的答复就驾船前往巴达维亚。7月，荷兰指挥官回来，向郑芝龙舰队发起进攻，令郑芝龙大为惊讶。在进行了两个月的小规模战斗和荷兰人沿海岸的掳掠抢劫后，郑芝龙集中舰队，10月21日向金门海面的荷兰舰队发动全面进攻，一艘荷兰船被炸毁，其余舰船退到台湾。荷兰人曾试图与郑芝龙的对手，特别是一个叫刘香的人合作，但此时又拒绝刘作出的主动表示，于是刘在1634年4月进攻台湾的荷兰人城堡，但被击退。

该岛北端的西班牙居住者对荷兰人在台湾地位的挑战并不那么危急。1626年西班牙人在基隆建立前哨站，这既是反对荷兰的一个战略行动，又为中国商人不受荷兰人干扰而前来与西班牙交易提供一个贸易中心。

另一个前哨站于1629年在淡水建立。西班牙人在基隆构筑了一个极为坚固的石城堡，在淡水也建筑了相当坚固的防御工事。1628年据报道在基隆驻有200名西班牙士兵及400名菲律宾士兵，这个数字可能比荷兰人在该岛南部能够调集的部队还要多。1630年，中国确实到基隆来交易了，但他们发现西班牙人手中只有很少的现金来购买他们的丝绸。1633年，西班牙人能够买到与荷兰人刚到台湾的几年所买到的同样多的丝绸，但他们发现基隆的卫生条件是如此的恶劣，以致第二年有100名西班牙人和20名葡萄牙人离开基隆前往马尼拉。淡水又面临着大量土著人的敌对，而于1638年放弃。1642年8月，一支591人的荷兰军队攻占基隆城堡，由115名西班牙和155名菲律宾老弱士兵组成的防卫部队几乎没有进行多少抵抗。

到1636年，郑芝龙在福建沿海的霸权地位已没有真正危险的敌手了，与日本的冲突已得到解决。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400余增援部队到台湾，这些部队在1635年至1636年期间，经过长途跋涉，分赴台湾北部和南部，在许多土著人村落和广泛增加的中国人可以安全地从事农业和商业的地区建立起了荷兰人稳固的支配地位。1639年，现在台南附近的难以攻克的石城堡热兰遮城（Casteel Zeelandia）竣工落成。日本驱逐葡萄牙人并禁止所有日本人出海航行，结果导致了为荷兰人所欢迎的与中日两国贸易竞争的减退。贸易迅速扩展，从1637年后期至1639年早期的19个月，荷兰得到了价值100万银两的中国货。其中大部分货物是用日本白银支付的。直到明、清间的战争使中国的生产和贸易崩溃之时，贸易额一直保持在这一规模。

中国在台湾的定居及其农业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荷兰人到达之时，中国商人已经在沿海的土著村落中居住了。尤其受荷兰人欢迎的是鹿皮供给的增长，来源是中国人追猎或设陷阱捕捉的鹿，或者从土著人那里购买；荷兰公司收购鹿皮运到日本市场销售。随着稻谷和甘蔗种植在荷兰人城堡附近的平地推广开来，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中国人居住区。一些中国大商人作了大量投资和组织工作，他们中最有趣的人物是巴达维亚中国社团的第一号头领苏鸣冈。1635年他辞去这个职位，移居台湾。1644年后，躲避明清战争的大批难民渡过台湾海峡，当中国东南部的战争停息之后，他们中一些人返回大陆。然而，17世纪50年代郑成功大力巩固他以福建为基地的势力，清朝则加强力量将他逐出，于是又出现移民浪潮。1640年，台湾的中国人口不到4000人，而到1648年超过了1.4万人。

与西班牙人在马尼拉所作所为惊人相似的是，荷兰人也对每个中国人征收人头税。从1645年开始，荷兰人将对各土著人村落的贸易垄断权通过竞争投标包给中国人，这给公司增加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但在17世纪50年代又使每一个人大受其难。1650年前后，公司从台湾得到的收入一半来自贸易利润，一半来自赋税、人头税及其他。随着各种垄断权承包费由于竞争投标而增加，征税人越来越经常地拖欠款项，或者负债。人头税征收人横征暴敛，甚至闯人妇女闺阁，为人们深恶痛绝。

1652年9月，上述种种紧张局势爆发成郭怀一领导的武器简陋的大规模叛乱。荷兰人得到七位中国人头领报警，只有一夜时间调集军队。第二天清晨，郭怀一的4000多人部队抢劫了荷兰人在赤嵌的居住地（该地离热兰遮城堡一湾之隔），将8名荷兰人和一些奴隶杀死，或断肢。然而，当他们面对150名纪律严明、火力强大的荷兰毛瑟枪手时，当即溃散逃亡，再也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荷兰人和土著居民搜查出逃亡者，其中包括逃上山宿营的一个大团伙，“杀死了3000—4000叛乱的中国人，为荷兰基督徒流出的血复仇”。这一事件在许多方面与马尼拉的叛乱惊人地相似：农村居民与向荷兰人通风报信的头领之间的分裂、对于征税行为的痛恨、土著部队狂热地加入屠杀。

17世纪50年代，荷兰公司从台湾得到的利润减少，并且不如以前稳定，这主要是由于郑成功加紧对台湾海峡贸易和海运的严密控制。台湾增长之中的甘蔗业生产已经出现过剩，而巴西甘蔗生产的恢复使欧洲对台湾甘蔗的需求下降，更加剧了台湾甘蔗的过剩。巴达维亚公司当局越来越倾向于把台湾看作一笔前景可疑的资产，而不太愿意认真采取措施对付郑成功可能发动的对台湾的入侵。然而，无论他们怎样，都不能使他们抵挡住郑成功庞大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于1661年4月30日在台湾的登陆。

郑成功的部队登上台湾时，几天之内荷兰对台湾绝大部分的统治即告结束。从上述所发生的冲突及台湾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来看，毫不奇怪，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将郑成功看作是解放者而欢迎他的到来。热兰遮城堡的守卫者别无良策，只有抵挡住郑成功的进攻，他们从巴达维亚得到一些增援，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郑成功巩固他对该岛的控制；他们只能分派许多士兵去干农活，甚至向台湾的中国人收取他们欠荷兰人的债务。1662年2月1日，荷兰人投降了，允许他们有秩序地走出城堡撤离，而将积存的公司钱币、武器、货物留给郑成功。荷兰在台湾的出现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向该岛移居的进程，但是，荷兰人居留太久，早就令中国人厌恶了。台湾第一次有了一位中国人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