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明帝国——传教士与明王朝

罗马天主教在明朝中国的传教事业在宗教、学术界、科学、文学与艺术等方面引起了富有魅力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与教会的、天主教教皇制的，尤其是天主教在马尼拉和澳门的先遣组织的政策及体制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与明朝政治的变幻及明朝官场上天主教的庇护人和保护人的政治命运纠缠在一起。这里仅从它与中国和外国的政治联系来考察，至于文化方面的相互作用，威拉德·彼得森在本卷另外地方予以探讨。

我们曾提到，1574年至1575年，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教团的传教士曾与西班牙使者相联系，力争获准进入中国。后来，多明我会和圣方济会数度试图从马尼拉进入帝国，但直到17世纪30年代，所有企图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都当即被逐出。在传教的前半世纪，所有取得成效的传教工作都是由在葡萄牙人的赞助下来到远东的耶稣会成员完成的，他们都经过澳门进入中国。从圣弗朗西斯·沙勿略（Saint Franeis Xavier）以来，耶稣会就一直参与了葡萄牙人争取在广东诸岛进行贸易和居留的努力。1580年到1581年随同葡萄牙商人访问广州的耶稣会的罗坚明（Michele Ruggieri）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他极其认真地学习和实践中国礼仪，应邀出席所有外国商人与广东官员的会议。罗坚明还将基督教教义的讲解翻译成中文。从许多方面来说，利马窦是从罗坚明打开的门户进入的。

罗坚明随同澳门使团参加了1582年在肇庆与总督进行的谈判，他给这位高级官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被邀请留在那里。1583年，他到澳门将利马窦带回。由于肇庆出现了敌对情绪，1589年罗坚明转移到韶州（Shau-chou）。关于利马窦逐步找到与中国社会名流对话可能的曲折复杂的故事已经多次被谈过了。利马窦了解到在帝国通行的关键是得到高层官员的保护，在他庞大的随从队伍中，独自一个的外国牧师可以不受地方群众或官员们的刁难而通行无阻。1598年利马窦随同兵部尚书石星到南京（据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少司马石公亦敬爱利子，遂携利子之南都。”另据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利马窦赴南京为万历二十二年，即1594年。——译者注）。他立即意识到这里作为他行动的中心有巨大的潜力，但也意识到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时，对外国人的怀疑增大了。他在南昌住了下来，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明代后期学术界和读书人圈子中的微妙复杂的道德和人生观的争论。

1598年利马窦加入另一个高级官员的随从队伍到北京短暂游历。他没有在北京停留，而是返回南京居住。他的一份世界地图为他在学者圈子中博得广泛赞誉。在这座学术活动丰富活跃的城市中，他从叶向高、李贽、陈第、焦竤（Chiao Hung）等人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并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有争论。最重要的是，正是在南京的年月里，他结识了徐光启这位明代后期最有影响的耶稣教皈依者和支持者。

1600年，利马窦再次前往北京，这一次他的身份是掌管皇家丝绸织造的太监的随从。到了临清他又投奔宫廷太监马棠。在北京，他被当作贡使，他所呈献的礼物也被看作贡品。因为皇帝没有接见，所以不清楚举行了什么样的仪式。利马窦注意到滑稽可笑的“朝贡制度”被中亚的商人利用来作为获准进入首都市场的手段。尽管礼部指出，按规定贡使在受接见后必须马上离开，他仍设法在北京居住下来。他呈送的钟、古钢琴和其他礼品给宫廷造成了良好的印象，太监们以这些物品在皇帝周围编造了使之欢乐和着迷的网络，这种情况使他受益匪浅。他的新、老中国朋友都帮助他，将他的著述翻译成优美的中文，为他的著作写序，在各省重印他的著作。赴京赶考的生员、来京办事的官员络绎不绝地拜访他，有的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新知，有的只不过是出于好奇。1610年利马窦死后皇帝赐给他墓地，这进一步表明了他在朝廷中建立起来的稳固的受尊敬的地位。

清朝时的天主教传教团因宫廷内权力和政策的改变而屡遭倒退波折，与此不同的是，明朝时的传教士几乎没有受中央政府政策的影响，他们是在中国人出版书籍和中国人的友情及保护所形成的关系网的基础上来扩展其事业的。到天启末年，尽管出现了两次反传教士政策的插曲，但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地方以外，他们除在江苏的上海、嘉定和常熟外，还在杭州、福建、陕西、山西建立传教点。其中大多数只有一个神父就迅速启动了，而这个神父就安分地住在他曾在南京或北京，或者其他传教点见过面的某位有权势的同情者寓所之中。

反对传教士的政治派别主要由沈煽动教唆。沈在1615年任南京礼部侍郎，这个职位承担最低限度的实际责任，但却具有最大限度的维护正统的职责。在他及其支持者的奏疏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言论，说传教士正在组成一个类似白莲教那样的秘密会社，正在为欧洲人的侵略目的进行间谍活动，正在中国支持者中发展“第五纵队”，并正在用金钱来引诱群众。沈依据他维护传统的礼教秩序的职责，大肆斥责传教士使用“大西洋”这种贬低中国的词语，采用不同的历法，明目张胆地鼓励忤逆不孝的感情和行为，在太祖孝陵附近购置产业。1617年朝廷对沈的奏疏作出反应，颁发了皇帝旨令，将所有传教士遣返回国。沈在南京权势很大，得到广泛支持，那里的传教士被抓捕入狱，并被遣送到澳门，同时他们的皈依者则入狱和遭到虐待，吃了很大的苦。在其他若干地方的上层名流中和民间也有反传教士情绪的迹象。但名流中的支持者们也设法让传教士安全地居住在他们家中。在杭州，杨廷筠甚至接纳庇护了一些被强迫离开北京或其他地方传教点的传教士。

1622年，沈的反传教士事业及其政策又在短期内复兴，这次是因上面所提到的澳门炮手演示失败及由山东大规模白莲教叛乱引发的恐怖情绪煽动起来的。但是，沈很快就失势，传教士又被允许在北京居住。重大的突破来自1629年，那一年徐光启被任命为礼部侍郎，次年他升迁为礼部尚书。1629年他安排分别使用传统中国、伊斯兰的及新传入的欧洲历法来预告日食，让它们进行竞争，比较优劣。事实证明，欧洲方法是惟一准确的。皇帝批准依照欧洲方法的计算结果来改良历法，一批欧洲人和中国学者在徐光启的指导下从事包括制造设备和翻译科技书籍在内的庞大项目的工作。耶稣会最优秀的科学家邓玉函（Johann Terrenz）参与了这项工作，他1630年死后，由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罗雅谷（Giacomo Rho）继续进行。1630年，朝廷颁布了根据新法计算出来的第一部历书，耶稣会士们在天文学和历法方面的工作成为让他们留在北京及与朝廷保持联系的最充足的理由，这使人们得以在京城继续看到他们的存在（先前利马窦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并使他们能代表其他传教士和澳门来发挥其联系作用，甚至在宫廷的太监和宫女中争取皈依者。

在耶稣会士在京城的稳固地位的保护下，他们在山西、陕西取得成功，并扩展到湖广、四川和山东。西班牙的多明我会和圣方济会从台湾北端基隆、淡水前哨站进入中国。尽管它们与耶稣会在传教政策上剧烈争吵不休，它们还是从耶稣会在京城得到的接纳之中受益，特别从汤若望的名气和政治手腕中获利。他们在山东、福建的福安建立长期的传教中心。传教士或多或少是卷入明清交替之际的数次戏剧性事变之中的见证人。两名耶稣会士在四川被张献忠叛军抓获，受尽了苦难的折磨。另一耶稣会士被忠于隆武皇帝的明朝政权传召，后来又被派返回澳门寻求军事援助。在忠于永历皇帝的明朝政权中，皇后和太监庞天寿都是皈依者，该政权派遣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 Boym）出使罗马。耶稣会士还报告了上海附近农村的骚动以及清军征服广州。维克托里奥·利西奥留下了他在郑成功统治下的厦门经历的引人入胜的长篇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