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鸦片战争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制造仓库

经过17世纪工业化的洗礼，西方世界先后完成蒸汽动力取代人力、火器取代冷兵器的工业革命。由于工业和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真正进入了海洋时代。决胜于海洋，是这个时代的主题。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开启了西方民族国家纷纷建立的浪潮，而启蒙运动则将理性推广到政治、社会生活中。议会制、共和国成为工业资本主义拓展世界市场的制度保障。殖民主义采取血腥的方式在全球寻找着新的工业市场和统治空间，并且纷纷制定出规范各国竞争与行动的国际法。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在全球迅速蔓延。当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遇到以大清王朝为领导的东亚传统宗藩体系时，这场冲突不可避免地来到了。

表面繁荣掩盖下的危机。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一个个同心圆。以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疆域为中心，中原地区是文明世界，其外是蛮荒之地。所以，除了周边地区的藩属国，外部国家都被中国视为“夷”或“戎狄”。早在明代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就叩响了中国的国门，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甚至北京，他们身着儒服，与中国士大夫和老百姓讨论性理和教义，刊刻和编写了大量天主教的宣传品和科学技术书籍。中国的一些士大夫对西方国家的名称和科学名词都耳熟能详，甚至拉丁文辞典也在中国士大夫中流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然而，一场政权更迭，将这一切断送殆尽。文明与城池玉石俱焚。清代入主中原后，文化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闭关政策，导致两个世纪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还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而在这两百年中，西方却经历着另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剧变：传统王朝一个个倒台，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共和国、工业革命、全球殖民、海上霸权……历史的发展突然加速，在中国还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夷狄”裹挟着血与火突然出现在面前，这样的会面，令中国措手不及。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年逾八十，军政大事都委托和珅和福康安两位大臣打理。在经过不愉快的“礼节”问题的交涉后，英国特使的任务一个都没有完成。对英国使团竭尽全力想得到贸易许可的要求，乾隆皇帝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把使团打发回去了。马戛尔尼在失望之余，想邀请傲慢的大清官员见识一下英国武器的威力。这位在征服大小金川和西北边疆叛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福康安，拒绝了这一邀请。马戛尔尼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福康安）一生中都没有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发的枪。”

和珅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鱼宏亮

首先，让马戛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而马戛尔尼只肯单膝跪地。中英官员就此事争执了近两月之久。在这个礼仪形式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认识上难以逾越的鸿沟。英方试图通过平等外交的手段打开中国市场，大清则把使节来访当成纳贡称臣。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双目失明的广东嘉应人谢清高，让人口述其早年在海外谋生与游历的故事，著成中国最早的介绍近代世界的作品之一《海录》。在这部书中，他讲到蒸汽机轮船：“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行自使。”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发给中国商船出海贸易的商照。

道光十二年（1832年），有个叫萧令裕的江苏人，写了一部叫作《记英吉利》的著作，特别提到英吉利国“船炮尤至精利”，详细介绍了战舰、火炮的制造和配置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在中英初次接仗的鸦片战争前，由于相信无根据的谣传——“英国人双腿僵硬，不能自如屈伸，加以士兵有绑腿，所以英军不善陆战”，直接导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各个战区的中国守军都疏于对英军登陆作战的防备，从虎门到厦门、定海、镇海，英军采用海军主攻正面、陆军侧翼包抄的战术屡试不爽，使得清军的防御战彻底失败。然而，在这部著作中，萧令裕特别指出这一点：“又或谓夷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然广州商胡出游，登山亦殊矫捷，涉浅水则一纵即过，此所目验也。”

清朝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导致了他们在对待外部信息方面有着严重的偏见。“天朝氛围”主导了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历史的机遇总是给予那些能够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伟人们。可惜，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却充斥着刚愎自用、目光短浅的贪婪之徒。

那么，鸦片战争前，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乾隆末期的清朝，表面的繁荣已经不再了。乾隆最得意的“十全武功”的大肆征伐，导致国库存银从八千多万两锐减到不到两千万两。而此时，席卷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河南五省广大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却在迅速蔓延。到道光五年（1825年），中国实际人口已经超过四亿，但城市人口只占6%—7%。据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统计，直到晚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人口只占7.4%。这表明，乡村社会仍是当时中国的绝对主导。昔日的繁荣下面潜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的贪腐与压榨，不仅破坏着农民的生计与利益，也危害着国家财政与政治稳定，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中外贸易存在顺差。问题绝不仅止于此。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鸦片在世界贸易中的角色让我们大吃一惊。有资料显示，在明清时代，世界上存在着以东亚、欧洲、美洲以及它们各自的周边地区所形成的一个贸易、经济体系。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东南亚、南亚、东亚地区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甚至一度成为主要市场，具有支配作用。

对于明清时代各大洲之间的实物交流，中国的史家一点也不感到陌生。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瓷器、丝绸、纺织品等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对外贸易进入欧洲、美洲、非洲，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就中国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的重要产品，比如红薯、南瓜、番茄、辣椒、蚕豆，尤其是玉米与马铃薯，都是明清时代通过外洋贸易而从美洲传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些作物像这几种外来作物一样对中国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新作物的巨大产量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在明清时代成倍增加。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要远远高于欧洲。如果不是因为明、清政权的鼎革所引起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中国的社会形态会在17世纪发生巨大变化。同样，在15—19世纪灾害频仍的中国内地，这些高产而抗旱的粮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今天中国人所吃的食物中有百分之三十七是原产美洲的，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当然，17世纪前后，东南亚各国涌入大量中国移民，生活在马尼拉地区的华侨就达三万多人，这都是地区贸易所带来的结果。所有这些事实，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因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们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初级农产品出去，英国是它的工业品进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解决中西贸易顺差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工农两个阶层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刺激他们的消费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社会当然不可能接受更多的工业品。

这些重要作物的流传，借助于地区之间贸易网络所固有的航线，尤其是哥伦布等人开辟的新航线，更成为这种从很早之前就一直存在的地区贸易的催化剂。但是，从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与其他地区的货物贸易中，中国存在严重的贸易顺差。这种情况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货物的输出和白银的输入。根据估算，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中国仅从欧洲和美洲就通过货物贸易输入了将近五亿多两的白银，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从日本、俄罗斯等渠道获得的白银。而据一些外国学者估计，到道光五年（1825年），中国白银存量约十一亿两。无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都表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与外国贸易存在着严重的顺差。同一时代，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生产能力在大幅增长。进入海洋时代的民族国家，以殖民的方式拓展着自己对财富和领土的渴望。而这种拓展，在东方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不得不另寻他途。这个王朝，既不打算也不准备了解这些远洋而来的“夷狄”。与中国交易的事情变得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他们被限定在几个固定的设立了商行的城市进行交易，以广州为主；复杂的是，与他们交易的是朝廷特许的商行，官方从不屑参与具体事务。清朝的官员更感兴趣的是幕后交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往广州的第一艘商船抵达后，按照规定应该缴纳近两千五百两白银的管理费，但经过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最终降至一千二百两白银，条件是付给海关监督三百两白银的感谢费。这些贸易上或明或暗的“制约”，令英国政商界感到愤怒。因此，他们多次派使团赴中国试图与清朝政府直接商谈贸易条件。但从马戛尔尼到阿美士德，都失望而归。然而，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西方人发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虽然被中国政府所禁止，但却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利益空间。而广州的行商管理体制中的各种明、暗规则和敲诈勒索的盛行，正适合进行这种商品的交易。

鸦片弛禁与严禁。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最早产于希腊。罂粟花结果后的汁液经过熬制可以制成一种毒品，亦可以入药。7世纪，鸦片经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在中国有阿芙蓉、阿片等名称，《本草纲目》介绍其“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气味酸涩，温，微毒。主治泻痢、脱肛不止，能涩丈夫精气”。但是，将罂粟花制成鸦片用于吸食、充当兴奋剂，是17世纪中后期从外洋传入的一种陋习。明代后期，少数地区的人由于从事外洋贸易，传入了熬制鸦片作为烟来吸食的方法。台湾、厦门、漳州等地风气尤其重，甚至有不法之徒开鸦片馆进行盈利。政府对鸦片的危害有充分的了解，故为之厉禁。顺治时期颁布的《大清律例》规定：“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早期鸦片走私，大多是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下以“非政府”的名义实现的。然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不断受到自由贸易主义的挑战。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国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而将远东贸易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这一举措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为鸦片走私规模迅速扩大；其二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失去了东印度公司这个中介，而由两国政府直接面对。这两个后果都是中国极其不愿看到的。但是，清朝的吏治已经腐败，贪贿使得政策成为一纸空文。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开始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之时，每年输入的鸦片为二百箱。而到了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每年输入的鸦片已达到四万箱。有数字表明，从1800年到1839年的四十年间，由于鸦片走私而导致外流的白银总共达到六亿两。白银的枯竭扰乱了国内经济，使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产生了波动。为了应付银贵铜贱的局面，政府不得不降低铜钱成色、增加铸钱数量。鸦片的流入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但是由于没有完善的海关体制，也无专门负责缉私的水师，主管部门往往与走私者沆瀣一气，将一些免费的鸦片样品当作截获的走私货物呈报政府当作“政绩”。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所有装满鸦片的商船云集广州附近的洋面，盛大的交易会开始了。鸦片长驱直入，从东南沿海直到西北内陆，吸食之人日见增多。在清朝内部，从国家经济到家庭生活层面，无不受到严重影响。关于治理鸦片走私的官方奏折，开始雪片一样飞往北京。

事态的发展已经很清楚，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了。对于实行了将近百年的禁烟政策的挫折和失败，以广州的官员和著名书院学海堂为中心的一批士大夫上奏道光皇帝，他们关注的是白银外流的问题，因此主张以经济手段解决，主要措施概括为三条：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对其征税；以货易货，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允许中国内地种植罂粟，抵消进口数量。这就是著名的“弛禁”说。这种观点无视鸦片贸易对国家体制和百姓的危害，所谓的“经济战”实质上是为了维护长期从中获取货贿的部分广东官员和商人集团的利益。因此，外国商人得知这种主张后，对鸦片贸易的前景表现兴奋，立即加大了鸦片输入的数量。

道光皇帝接到这个奏折后，没有表态，把它下发给各省大员进行讨论。反对的奏折迅速上来。礼部侍郎朱樽和兵科给事中许球以及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分别上书，严厉驳斥“弛禁”的主张，从祖制、政体、法制、农本、财政、国防等方面全面论述了鸦片的危害性和禁烟的必要性。这些意见得到湖广总督林则徐等人的大力支持，对道光皇帝形成很大触动，最高当局已经倾向于严禁。但是，有两个事件，最终促使禁烟措施迅速实行。

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负责外宾事务的官员黄爵滋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从严惩吸食之人到禁绝贸易两方面，比较概括地反映了严禁的主张，在各省大员中引起很大震动，因此，支持严禁的奏折开始大量出现。另一件事情是当年十月，皇室成员庄亲王奕镈、辅国公溥喜两人在东直门外灵庙因吸食鸦片被抓。这一事件对道光皇帝影响很大，鸦片的危害已经逼近皇室，这促使他下定决心实施禁烟。一贯主张严禁的两广总督林则徐，于十二月奉召进京。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始了。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八日，钦差大臣林则徐“焚香九拜”，从正阳门出彰仪门，由北京启程南下。三月十日抵达广州，设行辕于粤华书院，誓言鸦片之害不靖，誓不离粤。此前由两广总督邓廷桢推动的禁烟运动，从此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林则徐放手严惩中国鸦片贩子、窑口主和吸食者，到五月，已经拘捕了一千六百名违犯禁令者，收缴烟枪四万两千七百四十一杆，鸦片两万八千八百四十五斤，并且惩处了一批与烟贩勾结的贪官。而对于外国走私者，林则徐审慎地制定了行动策略。他聘请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翻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所著的《国际法》中有关禁止违禁品和宣战之权利三个章节，作为交涉的准备。他两次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致函，从《国际法》的角度指出鸦片贸易的罪恶与不合法：“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流毒各省……以中国之利利于夷，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试问天良何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贵国王自不肯以己所不欲施之于人。”林则徐从天理、人心、中国禁律和政府决策几个方面，劝谕广州的洋商上缴鸦片并且出具永不携带的保证书，如有违犯，“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并将外国商人软禁在广州的商馆中，不许离开。在林则徐严厉的高压政策下，到五月十八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出面担保，外国商船共上缴了两万一千三百零六箱鸦片。道光皇帝下令就地销毁，于是在六月三日，这些鸦片被倾入虎门外海滩的三个大石灰坑中灌海水溶毁了，整个过程经历了二十三天。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回合，由于林则徐的决心，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林则徐像

然而，虎门销烟的胜利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甚至不啻为一个诱饵。无论是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既没有预见英国政府会做何反应，也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做好应对的准备。虎门的烟雾消散后，随之而来的局面，却是任何一个大清官员始料不及的。

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导致被迫向列强开放。就在英国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公告外国鸦片贩子交出鸦片的时候，他已经向英国外相巴麦尊发出了多封要求发动战争的信函。因此，对于虎门销烟，外国人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个外国人记录道：“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同时，东印度公司、伦敦中国协会以及许多大城市的商会都开始积极游说政府，鼓动英国对中国动用武力。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月一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同时，巴麦尊发出多次训令给在华商务监督义律，通知其做好战争准备。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巴麦尊发出训令给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英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并发出《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这支远征军包括十六艘战舰（三桅双层炮舰）、四艘蒸汽战船、二十七艘运输船以及一艘运兵船，士兵四千名。这是一支殖民时代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进行的是迫使中国赔偿包括销毁的鸦片在内的各种损失，以及割占中国岛屿、开放市场等赤裸裸的强盗行径。随着战事的进行，这些要求一再升级。

中国方面，林则徐虽然抽调水师、修筑炮台，对战争做了一定防备，但对英国远征军来华的意图和实力没有丝毫了解。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军抵达广州，没有进攻而随即北上，由定海、舟山直达直隶，英国人的想法是直接将照会交给朝廷。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林则徐的下台，因为朝廷的意图是将中外的冲突解决在遥远的广州，而绝不允许他们抵达天子脚下。直隶总督琦善代表政府接待了英军统帅，并接受了照会。受命了解英国人意图的琦善使用了息事宁人的方式，他隐瞒了英军的战争意图，向道光皇帝汇报英军只是前来申诉在广州所受的冤屈。同时承诺英军只要南下广州，即可谈判解决问题。九月十五日，懿律率军南下。近在天子脚下的一场危机被成功化解了，道光皇帝对琦善大为赞赏，立即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同时将林则徐撤职并发配往伊犁。然而琦善到广州后却在英军的武力胁迫下，试图与英军签订和约（《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偿六百万元以及实行通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引起道光皇帝大怒，立即下令将琦善押解回京、抄家受审。琦善的家产达一千万英镑之巨。而这个条约传到伦敦之后，同样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巨大不满。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三十日，英国政府以藐视训令为由撤掉了因懿律病倒而取代全权代表一职的义律的职务。新的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被派遣来华。清朝派出皇帝的侄儿奕山为靖逆大将军兼钦差大臣南下广州，统率大军清剿逆夷，而义律在璞鼎查尚未抵达之前，展开了一轮新的军事攻击，攻占了虎门要塞以及珠江沿岸的所有战略要点。奕山与广州官员在武力不敌的情况下，又只得提出停战和谈，这次他们付出了六百万的“赎城费”才换取了英军的撤退包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新任驻华代表璞鼎查抵达澳门，义律返回英国。璞鼎查接受的是新的训令，直接北上攻击，迫使清政府屈服。从八月起，除了留少数战舰封锁广州、香港外，其余战舰立即北上，先后攻克了厦门、定海、宁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攻占吴淞、上海；七月占领镇江。镇江被占领，切断了大运河的南北航路，使得运往北京的漕运受阻，这下真正打痛了北京的神经，也使清廷认识到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八月二十九日，英国旗舰“康华丽”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九月十五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十二月二十八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该条约。《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包括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废除广州的公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主要内容。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美国代表顾盛代表美国与清廷签署《望厦条约》；十月，法国代表拉萼尼代表法国与清廷签署《黄埔条约》。

中国从此走上了被迫向列强开放的道路。在这些条约中，以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对中国危害最大。几十年后，作为清朝派往英、法等国使臣的薛福成对这两条评论道：“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清朝政府在还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的情况下，丧失了经济、政治、领土等自主的权利，英、美、法互相援引和支持与中国签订的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地修订和扩展，在中国被亦步亦趋地拖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清朝将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鸦片战争，是一场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西方殖民国家通过不断的贸易、传教士活动和出使活动，已经搜集了大量有关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情报，对清朝的军事力量有着充分的了解。而清朝则在盲目自大的以天下中心自居的氛围中，不屑于了解世界，甚至对已有的外部知识都无人问津。在与美国、法国签订条约后，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准备了赠送给清朝的礼物，里边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书籍、望远镜、火枪、蒸汽机原理、世界地图、各国概要等现代文明的成果，而出于狭隘的天朝上国心理，清朝拒绝了这些礼物。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除了少数有气节的官员外，大多数官员的主要心思都用来对付皇帝和朝廷，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如果考虑这样的背景，我们会对清朝的战败有一个新的认识：这只是一个开始，清朝注定要在更猛烈的血雨腥风中才能完成自己的涅槃。

中西方文明的一些深层因素也对中外交涉有着重大的影响。道光十六年（1836年），西方一位学者在一篇评价清朝军事力量的长文中，开篇就写道：“今天，作为评价各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准，最正确的大概是：每个社会在‘杀人技术’上的精湛程度、互相毁灭的武器的完善程度和种类多少，以及运用它们的熟练程度。”而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直隶总督琦善受英国远征军司令璞鼎查之邀前往英军军舰谈判，他看到一排军容整齐的年轻的英国海军学院实习生在舰队上列队时，摇头叹息道：这样的青年才俊，为什么不读书做官，而是来当兵呢？！琦善是已经完全汉化的官僚，他的价值观完全是儒家式的，还停留在中世纪。而同一时代在西方流行的，却是民族国家争权夺利的现代观念。这两种观念塑造出来的人和制度是如此的不同，从而也导致双方在冲突中表现出巨大的反差。

然而，任何一个腐败的王朝，总是存在着一丝正义和勇气。正是这些微弱的光芒，让我们看到中国走向现代的希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二十九日，包围广州的英军在与广州当局达成协议撤退的过程中，与广州北郊三元里的百姓发生冲突。五月三十日，周围一百多个乡里的老百姓聚集起来，手持棍棒与英军展开战斗，这些把清朝正规军打得抱头鼠窜的英军，被愤怒的民众包围在一个炮台中，损失惨重。最后在广州当局官员的调解下，百姓才将英军放走。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一日，英军“复仇号”等军舰进攻定海，守城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血战六个日夜，最后全部壮烈殉国。这些百姓和将士，面对完全现代的武器，勇敢抵抗、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做出了伟大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