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部队训练

国民革命军自黄埔建军，始终未能建立健全的部队训练制度。部队训练，一如人事、经理，均由部队长包办。有些部队长重视训练，视部队训练关系全军成败者，也有的部长只重视领导权，虽得兵心，但是对于训练不重视，甚少亲自主持或讲评，因此各部队的战斗力强弱不一。一般说来，部队训练存在以下弱点。

其一，训练和人事制度无关联。一个部队的训练成绩，如果可以影响部队长官人事的升降，则部队自然重视训练。例如北洋时期奉系军队的训练不佳，至于极点，因此战斗力低落，后来经过郭松龄的大力整顿，凡是训练成绩不良或是不懂教育的军官，无论其阶级是团长或旅长，一律予以撤职，东北军至此逐渐强健。蒋介石对于战术、战斗教育，不可谓不重视，曾自编《剿匪手本》等作为教材，但是如欲落实，并非仅靠办军官训练团即可办到，必须透过部队训练，方能收效。自黄埔建军起，部队训练，一如人事、经理，每由部队长包办，因此各部队训练成效落差极大。抗战期间，除驻印军在印度蓝伽依美军制度完成坚实训练外，杜聿明任第五军军长时，曾亲自主持部队训练，其部属戴安澜、邱清泉、廖耀湘，也都是重视训练的将领，故第五军一直为蒋介石手中的“王牌”，战斗力强，十八军也是如此。不过独木难撑大厦，由于训练和人事升降未发生关联，致使大多数部队不重视训练，常见的现象为第一等人当师长，第二等人当参谋、幕僚，第三等人到教育机关，第四等人当教官。如名将胡宗南对那些无能但是也不好撤差的将领或军官，即常命令其办训练或当教官。

其二，战术思想未统一。由于效法的对象经常改变，以致部队的战术思想和训练方式也十分复杂。如在广东时期，军人读日本典范令、操俄国操、仿俄国编制；南京时期，中央军校习德式、步兵学校习日式，训练总监颁布部队使用的操典近日式；陆大研究战术，有以战斗纲要为依据者，有以德国军队指挥纲要为依据者。抗战爆发后，部队仍用日本典范令和教程，又混用俄国和美国的战术和编制。战争末期，驻滇及桂林干部训练班又全采美式。军校各期毕业学生，在校时所学者各有不同，在部队所施教育，自然也是各异其趣。例如欧美各国在一战之前，由于武器简单，火力稀薄，部队多采密集队形，一战后，由于兵器进步，火力猛烈，为了减少损伤，部队多改采疏散队形。1935年，训练总监所颁布的操典，开始采用战斗群的战斗队形（small group tactics）和疏开作战，但是采用新式训练方式的部队仍未普遍。至抗战初期，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不过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方式训练士兵，例如台儿庄之役时，南方卢汉的部队仍用集中队形（close formation），因此伤亡甚大。1950年，一位将领甚至认为战术思想的不统一，是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

今日军事之失败，在将领不在士兵，在全体不在个体。以个体言，匪之师长，不比我师长优秀，匪之团营连长，不比我之团营连长优秀。然匪之所以胜，除组织力外，另有两个法宝，其一为统一之战术思想，其二为统一之战斗作风。以言战术思想，如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的体系。以言战斗作风，匪则不打则已，一打就猛，一打就狠，一打就硬，而且是歼灭性的。我则应付命令，敷衍任务，投机取巧，避重就轻，而并无战斗意志与战斗目标。但战斗详报，则信口雌黄，乱吹法螺。故今后欲战胜敌人，必须建立统一的战术思想与统一的战斗作风，使其全体化、整套化。

其三，忽略重点教育。部队训练的成功，有其各种先决条件，如国民教育的普及、兵役制度的健全、军事学术的发展、后勤补给制度的完善等，但是国民政府时期，以上各项条件均尚未具备，加以战事频仍，人力、物力、经费短绌，部队教育训练的质量自然低落。即便是现代化的日军，在二战期间由于兵力消耗过速，训练也无法照平时进度执行。据估计，1945年日军中经过充分训练者，尚不足1/7。在外部环境不良情况下，部队训练是否能抓住重点，即成为成败关键。国方各部队在战前即普遍忽视重点教育，至国共内战时期依旧如此。例如在战技方面，士兵射击技术普遍欠佳，命中率低，致弹药耗费大，所携弹药，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告罄，一旦补给中断，即丧失战力，多次战斗均因弹药告罄而失败。部队对于各种火器的使用，如机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平射及曲射炮，以及炮兵、战车等，多各自为战，而未能相互配合，发挥统合战力。国方部队又普遍缺乏夜战训练，致使行动陷于被动，甚至日间所占领的目标，日没后因恐敌军逆袭，又行放弃。

相对的，同一时期的中共军队，在训练上所面临的恶劣物质环境和国方类似，但是他们采取了简化训练内容的策略，特别强调跑步（目的在增强部队的体力和机动性）和实弹射击两项科目，使得战力所受物质环境的影响得以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