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中下级军官

供求状况

抗战前，中国陆军部队计有步兵师177师，独立步兵旅60旅，独立步兵团43团，骑兵师9师，骑兵旅5旅，骑兵团3团，炮兵旅4旅，炮兵团18团，炮兵营15营，工兵团2团，交通兵团3团，通讯兵团2团，宪兵团11团3旅，官佐共13.6万余员，士兵189.3万余人，合计202.9万余人。当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军队中有配备德制武器的一流作战部队8万人，但是淞沪一役，消耗中央的精锐部队已超过3/5，加以士兵程度不佳（虽然在当时已是最好的了），临阵作战，全靠下级军官亲自指挥，因此下级军官伤亡尤大，几达1万名之多。战前十年间所训练的军官，在此一役即丧失10%，造成了基层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需要培养（亦即补充）初级干部人数，约为4.5万人；其中3/4以上是由各军事校班造就，其余则由行伍擢升。

抗战期间，中央军校及分校所培育的学生，在15万人以上，各机构又召训兵科军官97577人，行伍军官84235人，弥补了基层军官的不足。

出身背景分析

有关国民政府时期军队人事的详细统计资料，由于一向被列为机密，故极为罕见，据笔者尽力收集，仅得两件较为完整的资料。

第一份资料为1936年1月28日美国驻华武官关于中国陆军军官出身统计的报告，其中收录以下表6-5、表6-6。

表6-5 陆军军官阶级统计

表6-6 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统计

表6-5、表6-6共收录上将以下直至少尉的统计数字，报告中注明各项数字“均是出自一位军政部官员的估计。在这方面，官方从未公布过数字，因此这些数字虽然不可靠，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数字前，仍有参考价值。”不过，由于所列各级军官总数（136474），与《抗日战史》一书所称“官佐共一十三万六千余员”几乎完全吻合，因此本项数据的正确性，应是相当高的。此外，根据表6-5的数字，将官总人数仅占所有军官人数的1.3%，因此表6-6数字大致也可以反映中、下级军官的状况。

第二份资料为军训部1945年所出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份统计。

表6-7 军训部1944年度调查陆军各部队中下级现役军官素质统计

由表6-7的分类方式，可以看出这项统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军训部的业绩，不过也透露出了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所列数字，虽然对养成教育和召集教育的内容均未做细分，似嫌简略，但是对各兵科分别加以统计，极具史料价值。

成员素质

以上两份资料，虽然均存在缺陷，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全面性统计数字前，似乎仍可用以观察一般的趋势。如将表6-6、表6-7做一比较，再辅以其他史料，似乎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观察。

第一，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增高的趋势。表6-6指出战前军官出身行伍者占29.1%。至1944年时，表6-7指出中、下级军官中，行伍军官所占比例虽仅为32.9%，但是在“已受召集教育者”栏中，行伍必然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抗战后期，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甚至宣称有85%勇敢善战的军官，均为行伍出身。因此行伍出身的军官比例，在抗战时期有明显升高的趋势，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一般来说，能升为军官的士兵，每多擅于作战，但是，行伍军官的缺点，则为未入过军校，相对说来，对于军官的要素——指挥，较为缺乏，训练部队也比不上军校出身的军官，加以教育程度较低（根据一项估计，1935年时，有一半以上的行伍军官完全不识字），因此在部队中常不被视为正途出身而遭排斥，升迁速度也较慢。不过，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情形，如战时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虽是黄埔出身，但是不排斥行伍出身的军官，在他手下的各级军官中，行伍出身的约占1/3，而军校学生约占2/3。

第二，军校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表6-6指出，战前军校出身军官的比例为70.9%，但是表6-7指出，1944年时，中、下级军官中，出身正式军校者所占比例，则降为27%。至于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在中、下级军官出身的重要性，和高级军官相同，均有阶级越高，保定出身比例越高；阶级越低，黄埔出身比例越高的现象。如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所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第一册，共收录有上校569人及中校1397人的资料，将其出身背景加以统计即可发现，上校出身保定者占34%（203人），出身黄埔者占4%（74人）；中校出身保定者占26%（365人），出身黄埔者占19%（268人）。

北伐完成后，由于中央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中央政府的部队，例如陈诚的第十八军，从连长、排长至师长，有80%为黄埔出身。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官的素质，一般认为颇高，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1937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10731人。抗战爆发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对军官的需求遽增，必须加速训练工作，水平自然因而下降。至于自行伍升上来的军官，虽未接受过特别的军官教育，但是在战场上常被指挥官及官兵视为比仅受过速成教育的军官更值得信赖。

第三，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各兵科之间有颇大的差异。从表6-7可以看出，1944年时各兵科中、下级军官接受养成教育比例，依序为炮（48.4%）、机械（44.6%）、骑（33.8%）、工（29.0%）、步（27.3%）、通讯（21.6%）、辎重（6.8%），显示各兵科中、下级军官素质高低，似乎与该兵科专业化程度（所需专门知识的多寡）相关。至于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的比例，则依序为通讯（76.1%）、工（52.4%）、炮（39.7%）、步（28.1%）、骑（26.9%）、机械（24.0%）、辎重（22.9%）。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者比例的高低，则似与该兵科召集教育的发达与否相关。

步兵向为中国军队的主力，占中、下级军官人数80%以上，值得做深入的观察。前引《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共收录步兵上校1105人、步兵中校2159人的资料，兹将其出身背景分别统计如表6-8。

表6-8 步兵上校、中校出身背景统计（1936年）

表6-8显示，战前步兵校级军官的“黄埔化”，已获得一些成果，中校以下军官出身黄埔者已超过保定，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步兵中、下级军官的素质，也有降低的现象，如表6-7所示，1944年时，步兵中、下级军官出身正规军校者占27.3%，而出身行伍者增至28.1%。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37年时，在一个普通的步兵营中，军官出身军校者占80%，至抗战后期则降至20%左右。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各部队由于背景不一，因此素质与战斗力也不一致。以训练、军官的素质、武器配备及给养而论，由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学生所发展的部队，在抗战初期为全国最佳的部队（日人称之为“中央直系军”），然后依次为其他的中央军、广西军队，原来的西北军及东北军、一部分的西北回军、粤军、晋军，再后为云南、四川等其他的省军。

一般说来，中央军干部素质较佳，虽然至抗战后期时，“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以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上都是外行”，但是仍要较地方部队“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为强，如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的方式训练士兵。台儿庄之役，卢汉的云南部队即因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则至抗战后期仍未采用疏开队形。又如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为滇军部队，由于云南民性蛮勇强悍，因此士兵每多善战，但是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修养，能够称职者不多，绝大多数有勇无谋，顾虑欠周。因此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长于攻而不长于守，有冲劲而无耐性；在无后顾之忧的状况下，对单纯的阵地攻防战，尚能应付；如要求灵活应用，制敌先机，则难以胜任。

各部队素质和装备好坏，和其战斗力的高低并不完全一致。抗战前期，装备和训练最优良的中央核心部队，在上海会战表现优异，在其他的各战役中，中央军虽有个别单位的英勇事迹，但是整体而论，表现平平。至抗战后期，派遣至印缅战场的远征军由于有最新式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及优秀的指挥，因此也有优异的表现。在地方部队中，广西部队及部分西北军部队表现出色，临沂、台儿庄、徐州各战役最为人所知，即使装备简陋的一些地方部队，也曾有良好的表现。可见战斗力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士兵的爱国情操和指挥官的能力、决心等精神因素也很重要。

抗战时期，影响中、下级军官（无论是隶属中央或是地方部队）素质最重要的因素，即为所受的教育。如前所述，战时由于受到客观环境影响，教育质量下降，更重要的是，军校所教的，全是现代化、标准化的知识和配备，学生毕业后到部队，却发现军中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许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旧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因此，在学校所学常感无用武之地，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

另外，中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一如高级军官，需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于分内以外的工作。以连长为例，在其他先进国家，一个连长仅需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其他杂事一概不需过问，但是在中国则不同，连长除了训练、指挥士兵作战外，尚需兼管各项杂物，其中最令人烦恼的即为经理、病兵和逃兵。在经理方面，由于补给部门并非独立，连长之下虽有特务长辅佐，但是仍须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计划柴米油盐、经费、弹药、装备等。病兵和逃兵更是所有下级军官共同的梦魇。战时一位驻扎滇南的十四师排长，曾有以下回忆：

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之上之动机。因此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

除了各种杂务外，令中、下级军官烦恼之处还包括和上级或其他机关打交道，尤其是“对有关之机关，接洽金钱、物品之事务，更是痛苦万端，心如刀割。部门繁多，头头是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周流六合，均需应付裕如，最低限亦须立侍左右，强颜欢笑，受官腔直如便饭，承官架何啻牛马。对起码科员、收发之类应如此，股长、科长以及一切长更为低下”。这些人职位虽低，但是也不能得罪，因为他们如果要帮你，可以头头是道；如果要整你，也会花样百出。一位军界人士即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盖科员以上的人员，随时均可将急如星火之公文掷入字篓或厕所中，再不然稍“买账”者，或不谙事实，或不明法理，不辨轻重缓急，一视同仁，沉着应战，此诿彼拖，如由死门入八阵图中。更不然，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稍有不合，即万劫不复。且一事非一机关、一部门所能办了，每一机关、每一部门，类皆如此。

一个中、下级军官，除了正常的训练、作战外，还有那么多事要操心，怎能一一都照顾到？即使有能力，常常也无从发挥。因此战时一位在华停留多年的美军军官，即曾指出：中国军官“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中央军校出身的史家黄仁宇，也认为当时“如果让我们到英国、法国去带兵，保证个个都是一流的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