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派系党化：蒋介石领袖地位的巩固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返回家乡奉化的当天，在日记中总结教训时写道：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

这是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自我反省。蒋介石在总结下野教训时，最关注的是“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结果。此后他不断反省：“今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而另起炉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建立一支能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构。

蒋介石所感慨的“无组织”，主要是基于他不能从容控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尽管此时党内有二陈控制的CC系听蒋指挥，但在对抗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内派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的内争时，其作用并不能令蒋满意。为此蒋介石一度想改组现有党组织，还特意向戴季陶征求意见。但戴氏持反对态度，“彼以改组本党为不可”。戴氏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蒋尚不具备改组国民党的实力。

除CC系外，最令蒋介石信赖的就是他一手培养的黄埔子弟兵。为此，他秘密在黄埔学生中筹建一新“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有论者将此后忠于蒋介石这一“派”下逐步壮大的“系”，称之为“派系党化”，其最大特点是逐步“发展成为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力行社就是派系党化的典型，而CC系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

力行社的创始成员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他们大都是30岁上下、多在军队中服务又拥有一定实力的中层干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和国民党自身的散漫和分裂，他们深感“目前党已不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在党内建立起核心组织来，由核心组织来动员全党，然后再由党来团结全民，动员全民，方能对日作战”。最初的倡议者是留日归国的黄埔四期学生滕杰，很快得到贺衷寒、曾扩情、康泽、胡宗南等一批黄埔学生的赞同，并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蒋介石日记中最早记载力行社的情况，始于1932年2月15日：“晚与贺衷寒等谈组织少年党事”。一周后蒋再次召见“贺（衷寒）、康（泽）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挖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蒋介石还为力行社亲自拟定“誓词”：“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如违誓词愿受极刑。”2月28日，力行社在南京成立，最初成员28人均为黄埔军校第一至第六期毕业生，第一期最多共10人。他们中大半有留学背景，其中留日归国者多达14人，5人留学苏联，1人留学德国。在成立大会上，全体共推蒋介石为社长，并尊称蒋为“领袖”，而不再称“校长”。此后，“领袖”这一新称谓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控制的各派系中开始流传。

力行社的组织系统共分三级，最高机构称三民主义力行社，是核心的秘密组织；其次是革命同志会（最初分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一个负责军方，一个负责地方），它是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机构；最外层是中华复兴社，公开领导各级党外群众组织。这三级机构对外通称复兴社。复兴社到解散时，共有成员数十万人，而核心机构的力行社社员最多不过三百余人。

蒋介石对力行社曾寄予很大期望。在成立最初的三个多月间，他几乎隔天对力行社干部训话一次，且“凡与力行社会议，每次皆在三时以上，学生幼稚令人心焦”。力行社核心成员中，有一非黄埔出身的刘健群，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刘健群北伐时担任过何应钦的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大意是说国民党完成北伐后，组织逐渐松懈，党部衙门化，干部官僚化，以致内乱外侮纷至沓来，因此主张国民党必须改造，“集结其精锐党员，穿着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力行三民主义”。刘健群的主张正好同力行社的理想一致，遂经桂永清、滕杰介绍，加入力行社。蒋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刘健群，对其评价甚高：“阅刘健群条陈，稳健思急，见为快乐”；“批阅刘健群条陈，甚有所见，为一难得之青年也”。

刘健群加入力行社后，很快成为核心人物，并继滕杰、贺衷寒之后出任力行社书记长。因力行社是秘密组织，不为外人所知，而刘健群所写的《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一书，不久就流传到社会上，使“蓝衣社”之名不胫而走，被外界指为立行社效法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党”，以此指责蒋介石建立秘密组织，搞独裁。而力行社成立不久，蒋介石也的确陆续派遣多批成员赴意大利、德国，考察两国政党的组织形态。

蒋介石是否渴望在中国建立法西斯，或力行社是否具有法西斯性质，学界对此可说是见仁见智。蒋在日记中曾写道：“‘法锡斯蒂’党之条件：一、国民性衰落；二、社会基础不固；三、宪政未上轨道。四、有特出领袖。今日本之国情皆不合此条件，故料日本军人组织此党徒乱其国，其失败必矣。”尽管他讨论的对象是日本，但以此来衡量，何尝不是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评判。这段时间，蒋介石不断自我反思“准备时期组织之重要，而且组织以人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识浅见少，坐井观天之错误也”。但蒋介石还是有着强烈的国民党“党统”观念，国民党的旗帜，他是始终高举的。这年7月9日，天津《大公报》曾“电询组织‘法昔司蒂’之有否”，蒋提笔复之曰：“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方法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为国民党员，死为革命党魂，不知有其他组织也”。1934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人在柏林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报道，说有一批力行社成员“向德国招待主人很清楚的说出中国对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无兴趣，有兴趣的只在实际的组织问题上”。文章进一步论述道：“南京显然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之能创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和粉碎支派与反对党有很大的印象。”这一判断或许更符合蒋介石建立力行社的真实心态。

蒋介石有一个习惯：为了更好地控制属下组织，常常偏爱成立两个性质相类似的机构，通过彼此竞争，分别向他争宠，以达到使其效忠自己的目的。比如在黄埔系中有何应钦、陈诚两派的对立；在情报组织中有中统和军统之争；在财政金融方面有孔、宋两家互斗。抗战时期，他还纵容CC系的朱家骅同二陈闹独立。

同样，在建立力行社时，他又授命陈立夫在党方CC系统外，另外成立一个效忠于他的“青白团”，其成员仍以青年为主。1932年4月，蒋介石召见陈立夫，“以青年人才不能接近为念”，督促陈加紧组织。据陈立夫回忆：“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可见，蒋介石是有意让双方相互竞争。复兴社骨干陈敦正回忆说：“所谓‘党方’，是指CC而言，‘党方’是‘复兴社’对CC的称谓，这一称谓，据我所知，是经过蒋公的核定。”

无论是“军方”的力行社，还是“党方”的青白团，都并非只在各自的地盘活动，而是相互挖墙脚。力行社下的革命青年同志会首先将触角伸向CC系的大本营中央政治学校发展势力；而陈立夫在组织青白团时，也多方搜集力行社的情况，并一度成功收买力行社成员葛武启，“泄露组织秘密给陈立夫”。此事“被贺衷寒发觉，干事会决议处以死刑”，但被蒋介石阻止。蒋明知陈立夫此举不妥，但仍袒护陈。5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力行社为葛武启案起纠纷，小学生之难御也。”两天后，他亲自“与青白团员谈话，商定组织办法”。但陈立夫的组织工作发展缓慢。半年后，蒋再次与陈“谈党事”，明确告诫陈“如明年不能形成新党基础，则再过三年，余年五十，救国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陈努力进行。

即使是在力行社内部，由成立之初的28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300余人，也同样是拉帮结派，纠纷不断。邓文仪之子邓元忠采访了数十位力行社成员而写的《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一书，对此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它（力行社）的缺点以及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早在民国二十一年都已显示出来。其最严重者要算是当时领导干部中，由于各人的性格观点不同而造成的很多不协调的形态，以至产生后来各自为政的趋势。例如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又因他在干事会内与数位湖南人过从密切，故引起他有组织湖南人的小组织之嫌。

因胡宗南与戴笠交谊较深，故有人说他们是浙江派。胡宗南的势力多半是在军队内，二十一年时，革军会的发展较革青会为快，因此相传干事会中有人以革军会发展有助于胡宗南之势力为由，提议立刻停止该会的活动以制止浙江派者。尤其是康泽在二十一年中曾数度提出要组织西南青年同志会，但被贺衷寒与滕杰否决，因此又有人认为康泽有意成立西南小组织。当政训班成立之后，班主任刘健群曾向滕杰讨论如何阻止康泽介入该班人事的办法。

抗战爆发后，力行社和它的外围组织复兴社以及CC系统的青白团同时宣布取消，合并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其领导核心仍由黄埔系控制。蒋介石为加强对三青团的领导，在原来黄埔学生基础上又加入了黄埔教官陈诚、张治中等人主持团务，而独立于CC系之外，由此引发了以后更大的党团矛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下属间的矛盾如何加剧，其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效忠蒋介石。

蒋介石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始自他第一次下野后的复出。1928年2月，蒋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设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它是中统局的前身，“主要的工作目标，侧重于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侦察与防制，及其党徒的策反与制裁”。

立行社成立后，下设特务处，由戴笠负责。此时，蒋介石对情报工作的要求，已不是仅仅针对中共，而是扩大到全社会，特别是针对党内反对势力。他在日记中曾就情报工作的要求写道：“组织政党，澈底政策，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此后一段时间，蒋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情报组织上，阅读了一批情报学知识书刊，并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载：“定情报课程，发力社款，定情报组织法，情报精巧与重要实为治国惟一之要件，但选人甚难，梦寐求之，未易得也……看各国情报活动之内幕，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他还多次感慨：“期得一人为情报领袖。”“情报人员与组织皆无进步，焦急之至。”为此，不得不多次与陈立夫“谈情报组织”、“谈情报事”。

1932年9月，蒋介石无奈中将上述两机构合并为一新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第二两处分掌党、军方面的工作，由徐恩曾、戴笠分任处长，第三处掌管总务，由丁默邨任处长”。正是这三人以后分掌了中统、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

在解决“无组织”、“无情报”时，蒋介石大多从“党权建设”方面考虑。同时，他还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政权建设”。蒋介石是军人出身，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八年间，他的主要精力大都用于军事指挥。在打天下时，他更多地关注“军队建设”，凭借“军权”完成统一，并依靠CC系为他牢固“党权”。在此期间，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政权建设。

1932年蒋介石复出后，逐步稳定控制了南京中央。此后，政权建设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一个必须面对的新考验。而政权建设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需要一批有治国理政才能的干部。在此时期，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感叹“无干部”的苦恼：“旧党员多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在此中求之乎。”此后，蒋介石将眼光逐步投向党外，陆续延聘了一批新干部，而这批人则被时人称为政学系。

在政学系的形成过程中，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起到了核心作用，分别为蒋介石推荐了一批北洋旧官僚（如杨永泰）和政权建设急需的财政（如吴鼎昌、张公权等）、外交（如颜惠庆、顾维钧等）、教育（如翁文灏、蒋廷黻等）等人才，而为蒋所重用。钱昌照同黄郛、北大教授陶孟和三人是连襟，分别娶沈氏三姊妹为妻，因而得到蒋的信任。1930年代初期，为了有效处置教育界频发的学潮，蒋介石一度以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教育部长，任命陈布雷、钱昌照为副部长，而实际工作主要由钱负责。钱既受蒋信任，又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据他回忆：“我替蒋介石延揽了许多大知识分子（当时没有统一战线这词），介绍和他见面，为他讲学。他自己每每用红铅笔记些谈话或讲话的要点，学得些新知识。他是军人，惯于纵横捭阖，拉拢吞并各方军阀，有时甚至用大笔金钱收买。但知识分子不容易用金钱收买，而且他与知识界也少有渊源，所以他乐于我为他撮合。”在钱昌照的安排下，蒋介石自1932年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召见了一大批学界精英，虚心向他们请教，借此一面“交换智识”，一面“选拔人才”，“而且得以联络感情”。透过这批著名学者的讲课，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治国能力，更重要的一大收获是很好地改善了他与知识界的关系，并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灏、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等进入国民政府。

蒋介石之所以将眼光投向党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人才匮乏。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选举前夕，蒋曾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此次选举，幼稚者争名，老病者腐败，卒使名实相反，似此选举，使本党不仅亡国，必招灭种之罪，思之苦痛悲惨！”蒋所称的“幼稚者”，大都是指他的年轻部下CC系和黄埔系，虽然忠诚度无须怀疑，但能力不足以负责政权建设；所谓的“老病者”则大都是与国民党有深厚渊源并多次参加过反蒋运动的党内大佬们。他们在“党权”方面都是蒋的竞争对手；而党内支持蒋的元老，又都不为蒋所信赖。早在南京国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对支持他的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评价道：“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特别是“与静江兄谈天，格格不入，为之心碎”。无奈，蒋介石只好将眼光扩大到党外，并成功延揽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参加政府工作。此举不仅扩大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改善了国民党的政治生态，为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干部”的困境。

从政学系的发展脉络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形成期，大致从1932年初蒋汪合流到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在此阶段，政学系对外影响最大的是杨永泰，核心成员有熊式辉、张群等人。

早在北洋时代，杨永泰曾同李根源组织政学会，并与黄郛相熟。1929年黄郛将杨永泰介绍给蒋介石。由于杨与国民党没有历史渊源，而其早年在政学会时又反对过孙中山，因此受到南京政府胡汉民等元老的压制。1932年杨永泰随蒋介石赴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针对“剿共”问题，他提出一套“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理论，得到蒋的认可，遂被蒋任命为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剿共区域”的政治事务，包括人事任免。一度南京中央所能控制的省区“政府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俨然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院”。此外，委员长侍从室这一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方式，也是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并付诸实施的。正是因为他有着极强的办事能力，1935年蒋又任命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同国民党既没有历史渊源，又没有战功，投蒋之后短短数年，便得到信任且升任封疆大吏，这自然引起跟随蒋介石一起打天下的CC系和黄埔系的不满。陈立夫曾公开表示：“其实在他来之前，蒋先生用的都是年龄较轻的人，他来了之后就开始用老年人，也开始用非国民党籍的人。”

虽说政学系的“灵魂”是从未参加过国民党的黄郛，但因他同陈其美、蒋介石、张群是拜盟兄弟，所以党内反对势力，特别是CC系的二陈不敢把黄郛视为打击目标，因而聚焦到杨永泰身上，甚至在党内一度传播“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说，借此表达对这批人的不满。此后，凡是同杨永泰接近，包括与杨并不熟悉且与国民党缺乏历史渊源而获得较高政治权势的人，都被党内各派势力（无论是反蒋派还是拥蒋派）视为竞争对手和共同的敌人。反对他们的最佳理由，就是杨永泰在历史上反对过总理孙中山，而冠以“政学系”的名义加以打击。

由此可见，政学系完全因杨永泰个人而得名，大致是从1933年他出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时开始传播。而这一时期杨永泰所任命的官吏，职务最高者不过省民政厅长一类，他们此后虽然仍同政学系成员保持一定的关系，但很少再有升迁的机会，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具体运作没有太大的影响。

政学系的第二阶段，自1935年底国民政府的改组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其主要成员则是由黄郛、钱昌照负责安排的这批学者和金融家。他们顺利加入政府的一个契机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1935年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意外被刺，不久出国养病，胡汉民又远在欧洲游历，南京中央再次出现蒋介石一人控制的局面。不久，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继任行政院院长，全面改组政府，正式吸收了这批精英加入政府。这完全是由蒋独断决定的，“汪、胡各派除汪先生略有保留外，果夫、立夫竟未能丝毫与闻”。

1935年底组成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如下：

院长 蒋介石（原汪精卫）

副院长 孔祥熙（连任）

秘书长 翁文灏（原褚民谊）

政务处处长 彭学沛连任（仅三个月，分别由蒋廷黻、何廉继任）

内政部部长 蒋作宾（原甘乃光）

外交部部长 张群（原汪精卫兼）

军政部部长 何应钦（连任）

海军部部长 陈绍宽（连任）

财政部部长 孔祥熙（连任）

交通部部长 顾孟馀（原朱家骅）

铁道部部长 张公权（原顾孟馀）

实业部部长 吴鼎昌（原陈公博）

教育部部长 王世杰

新内阁成员中，增加者几乎清一色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如翁文灏、蒋廷黻、张群、张嘉璈、吴鼎昌、王世杰。留任的阁员，也只是在汪内阁中由蒋掌控的军权和财权部门。这更引起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忠诚于蒋的CC、黄埔系的反弹。时任国民党中监会秘书长王子壮曾在日记中写道：“自一中全会后，号称容纳各派的行政院各部，相继成立，主持其事者显然为政学系之一般人。犹忆一中全会时，张溥泉先生慨华北之紧张，欲谒蒋有所陈述而竟不得见，于是于会中痛切陈词，除责各派之纷歧外，并直陈人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是真奇谈等语。所谓中国银行楼上者，即杨永泰、张群、吴铁城等之所在，政治上为蒋先生运筹帷幄之所也。”

“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不是在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的中央党部，而要“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此话出于局内人之口，可见党内对政学系的不满程度。但蒋介石对诸多反对之声并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行政院各部人选，皆以才德为主，尤以引用党外人才之政策告成；虽内部多不谓然，但竟能贯彻主张，是亦最近之成功也”。

此后十余年间，被视为政学系骨干的主要成员变化不大。1936年杨永泰遇刺身亡，黄郛因病去世。接替黄郛代蒋介石联络这批人物的正是他俩的盟弟张群，张成了政学系无人替代的核心。此外，还有一些准政学系成员，如河南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因与杨永泰关系密切而被视为政学系；陈仪（曾出任浙江、福建省政府主席及台湾行政长官）、吴铁城（中原大战时随张群赴东北说服张学良，后接张群任上海市市长）、黄绍竑（虽是桂系出身，中原大战后与李宗仁、白崇禧和平分手，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广西善后督办、内政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人，他们大都官至省主席，资历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又与传统粤籍党国领袖关系不大，因此常被视为准政学系成员。

那么，政学系又是如何控制中央政府的呢？

据新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回忆：“那年，正式院会改在周二上午举行，非正式会议（欲称小型院会），于周五下午在委员长官邸举行。小型院会中只有孔祥熙、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王世杰、何应钦、翁文灏和我出席。秘书及书记人员均不得列席。”在会议中“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为最后的决定不是表决的，而是由院长个人决行的。依照法律和传统，中国行政院的部会首长颇似美国的国务卿，而不像英国的阁员”。从上述人员中不难看出，行政院的核心会议——小型会议除何应钦、孔祥熙外，几乎成了政学系的聚会。尽管这批部会首长没有表决权，但“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他们是最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人。

蒋介石吸收的这些专业精英大都不是国民党员，却占据了中央政府许多重要位置，这不能不引起党内各派的不满。尽管各派之间的政治立场不同，但在反对蒋介石向党外开放政权这一点上，彼此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常将内心的不满发泄到政学系身上。抗战胜利后，张群在美国同黄埔系健将康泽谈到党内派系问题时曾说道：“人家都说我们是政学系，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我们只有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多少有些能力和经验。”对张群的这种解释，CC系领袖陈立夫也承认：“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它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政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

在政学系众多成员中，并非都不想建立一牢固组织。早在抗战前，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就想结合内阁中政学系成员组成一核心机构。据翁文灏日记载，1936年5月，“熊天翼来谈组织其‘智囊团’事”。尽管熊式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增补为中执委，但在党国体制下，他深感重大方针“一切皆由中央党部组织领导，余个人无何单独建议，故少发言，鸣亦形成孤掌。平日服务于地方，对中央事固不甚清楚，而一般会议若无组织的运用，个人除尽其一分子之凑数外，不易发挥任何作用”。但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对此多不以为然。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就曾善意地提醒熊：“对中央议论太直率。此与中央及地方俱无益处，多言宜戒。”吴并告诫熊：“地方不宜造成小领袖，贵州尤应为此。”

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大都同吴鼎昌态度一致，翁文灏就曾表示：“余全为国家工作，以蒋为唯一领袖，绝未加入任何系派。”而政学系的核心人物张群更是“熟知蒋对自己属下最忌有二：（1）援有私人，自成系统，或造成小集团，利用政治机会，与蒋对抗；或朋分利润，令蒋受到损失。（2）贪污。”张群的态度更令熊式辉组织“智囊团”的想法落空。

相较于派系党化的CC系和黄埔系，政学系没有明确的层级架构和组织依托；其成员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此前同国民党缺少渊源，只是因各种不同的政治背景或人脉关系，参加政府后彼此来往较多。同时，他们又大多拥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具备较强的行政组织能力，彼此因政见相似而同声相求，因地位相近而相互照应，且又绝对忠于蒋介石，而为蒋所信任，成为国民党政权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势力。

回顾国民党的派系与内争，大致可以抗战爆发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三种类型。

第一阶段，抗战爆发前。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常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争夺“党权”。此时，真正影响党内各派系的主要矛盾，并非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更多地表现为借“党统”之名，争“党权”之实。虽然，党内斗争常被冠以种种“反对个人独裁”、“护党救国”的名目，但其实质都逃脱不了“权力”二字。最终，蒋介石依靠“军权”，打败或重新平衡了党内各反对势力，并确立起自己在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第二种类型，则是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纠葛。由于地方实力派多在北伐后才参加国民党，在“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下，无缘以“党统”自居。因此，每当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周旋时，看得最重的是如何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或蒋介石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他们中的一部分势力就会冒险一搏，以求获取更大的实力或生存空间。由于地方实力派在一波又一波的反蒋抗争中并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猜疑，为蒋介石分化收买、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

第二阶段，是抗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内已无人能够挑战蒋介石所代表的“党统”。此后的党内斗争，则表现为第三种类型，即在蒋介石之下，各派系之间纠纷不断。1946年7月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话时，曾对国民党权力结构归纳道：“国民党的最后决定权是操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力。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系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这样各集团都是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他们彼此之间或为争权或为争宠，纠纷不断，此类内争一直持续到国民党败退台湾。

以上三种类型，大致就是国民党派系与内争的主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