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角逐

在民国政治的舞台上，每当蒋介石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争斗时，常因手握军权而取胜。同样，当蒋与地方实力派发生武装冲突，又多以胜利而告终。其间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最大的不同点有二：一是蒋介石掌握中央政权，经济实力远远强于对手；二是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下，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过“党权”。

自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22年间蒋介石前后经历了三次下野，分别在军政（1927年8月）、训政（1931年12月）和宪政（1949年1月）时期。第一次下野，是在他创建南京国民政府不到4个月，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第二次下野，是在《中华民国约法》公布6个月，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第三次下野，是在当选中华民国行宪第一任总统的8个月后。

这三次下野，蒋虽然辞去了名义上的政治职务，却仍然在实际上通过各种方式掌握着权柄，尤其是掌握着军事权力，这是他人很难染指的。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北伐军总司令，领导二次北伐，鉴于自己实力不足，不得不将北伐军分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四个集团军总司令。二次北伐成功后，除上述四个军事集团外，加上广州的李济深、东北的张学良集团，可谓六大诸侯并存，而各省的小诸侯更是多如牛毛。南京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集中在长江下游几省而已。为了迁就事实，中央政府不得不分设开封（冯玉祥）、太原（阎锡山）、武汉（李宗仁）、广州（李济深）四个政治分会，并任命张学良为东北保安司令，统治东三省。

1929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改组，正式实行五院制，并通过新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国府委员人选，其名单如下：

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蒋介石

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 副院长 冯玉祥

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 副院长 林森

司法院院长 王宠惠 副院长 张继

考试院院长 戴季陶 副院长 孙科

监察院院长 蔡元培 副院长 陈果夫

国民政府委员共17名，除上述国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11人为当然委员外，尚有何应钦（军事训练部总监）、李宗仁（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树庄（海军部部长）、阎锡山（内政部部长）、李济深（参谋部部长）、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总司令）。这17名国府委员中，除9位正副院长外，其余8人均是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这是自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历届国府委员中从未有过的现象。对此，美国学者评论道：“实际上，此举仍是军阀政治的老套：中央政府依军阀的实力和地盘大小授予相应的职位，其结果是使军阀裂土为王合法化和制度化了。在中央担任要职的大军阀都委任自己的亲信为其辖区的省府主席，相当于过去的督军。再则，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地设立国民党政治分会，分别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任主席，这也是在事实上承认诸军阀割地称雄的现状。”这同国民党所标榜的“以党治国”主张是明显不符的。但这一局面又充分体现了中国政治形势的真实状况：蒋介石虽然掌握中央政权，但对另外五大集团，不仅在军事上毫无控制能力，即使在政治上也缺乏号召力。他要真正做到统一全国，就必须借“党权”来削弱各地“军权”。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正是他最需要而又是其他地方诸侯不具备的实力。

依照胡汉民起草的《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大为提高，它为国民党“以党治国”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后，蒋介石首先要求改变北伐后形成的军事割据局面，要求中央收回地方政治分会的权力。二届五中全会决议“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在政治分会未取消之前，中央对其权力也予以限制，规定各地“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此举就是想借党的名义，收回原本为各军事集团将领控制的人事任免权。与此同时，全会还通过《整理军事案》，宣称要“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强调“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这实际上是为中央“削藩”做好政治准备。

1929年1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编遣方案主要针对北伐后期形成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集团军和李济深指挥的第八路军，而很少提到第一集团军的编遣，这自然引起众人的不满。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等先后不辞而别，“所谓编遣乃至无结果而散”。于是，蒋介石选择了桂系作为他首先打击的目标。

此时，桂系控制的范围是其历史上最大的区域：李宗仁、李济深分别控制武汉、广州政治分会。自1927年9月开始，桂系势力日渐膨胀，李济深以桂人统率粤军控制两广，其间虽有张发奎发动的驱李之役，但很快被李的部下陈铭枢、陈济棠和桂系黄绍竑平定。而在南京的李宗仁则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发动讨伐唐生智之役，并派白崇禧入湖南收编唐生智的降军。唐部原有四个军，除何键第三十五军仍留驻湖南外，其余三个军分别以广西籍将领李品仙、廖磊、叶琪分任军长，合组为第十二路军，由白崇禧率部北上，李宗仁则坐镇武汉，控制两湖。1928年6月，奉军退出关外，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仍盘踞北平以东唐山、滦州一带。8月，白崇禧率领第十二路军进攻奏捷，随后率部驻扎于冀东到山海关一带。当时还一度盛传白崇禧欲“袭缴平津第三集团军之械”，独占北平之说，商震在给阎锡山的电文中甚至直指白崇禧“瓜分河北之心，路人皆知”。

这一切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桂系自两广（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李宗仁）到华北（白崇禧）形成对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围。而在宁汉合作期间逼蒋下野的“元凶”之一，就有桂系的李、白诸人。前述五大军事集团中，张学良的奉系退回东北不久，对蒋暂时不存在威胁。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人间原有积怨，蒋则利用控制的中央政权，让阎锡山据有平津，借此挑起阎、冯矛盾。因此，蒋介石最急于打击的军事集团就是桂系。

编遣会议不欢而散后，1929年2月，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擅自下令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派军进驻长沙。这一事件为蒋介石讨伐李宗仁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大，大会授权蒋介石武力讨伐在武汉称兵作乱的桂系。当时党内部分元老并不赞成，胡汉民则强烈表示此举“势在必发”，并进一步说：“这一次讨伐桂系，就党的立场说，是以革命的势力，消灭反革命的势力；就政府的立场说，是以中央讨伐逞兵作乱的叛将。”胡汉民还以大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开除李宗仁等桂系将领的党籍。这为蒋介石实行武力讨伐，打击异己，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在中央讨桂期间，胡汉民的另一大功绩就是帮助蒋介石稳定了广东的军事力量。正如陈公博所言“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李济深当时拥有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陈铭枢、陈济棠两军。陈铭枢一向同蒋关系密切，而陈济棠则是靠胡汉民、古应芬等人的提拔才有今日，因而对胡、古等人言听计从。蒋在讨伐桂系前，先通过吴稚晖将李济深骗到南京，扣押于汤山。当时粤省军政人员，多为李之亲信，对此深表不满，纷电中央质问。而蒋则利用胡汉民、王宠惠、古应芬等粤籍元老，暗中疏通陈济棠，“嘱其保境安民”。随后二陈联名通电中央表示：“吾粤为中央统治下一省”，“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二陈的转变，使桂系失去了依靠，加速了桂系军事上的崩溃。

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起用宁汉分裂时反对过他的唐生智，前往华北离间白崇禧率领的第十二路军。这支部队主要是桂系在宁汉合作后讨伐唐生智时收编的。尽管唐生智已通电下野，交出兵权，但他对旧部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一到华北即对旧部说：“奉蒋总司令的命令，前来接收第四集团军驻平各部队”。于是，唐氏旧部纷纷反白投唐。同时，蒋又利用同李、白矛盾颇深的俞作柏游说桂系在武汉的主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俞氏表弟）倒戈。当中央军同桂系军队大战一触即发之时，李明瑞突然于阵前宣布服从中央，回师武汉，使桂系在两湖的部队很快瓦解。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以统一全国为名，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的不同组合或共同联合，展开了无数次的内战，打得天昏地暗。在近代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各路“豪杰”纷纷出场，正可谓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有时甚至是你尚未下场，我已登台，令人眼花缭乱，啼笑皆非。例如，1929年10月蒋桂战争后，蒋介石将矛头指向冯玉祥。担任讨冯先锋的则是宁汉分裂时反蒋最烈的唐生智。唐生智刚刚遵从蒋的旨意收回了旧部，即想迎汪反蒋，但又不可思议地决定先讨冯再反蒋，他曾对部下李品仙说道：“现在本路军已奉蒋总司令之命将向洛阳冯军进攻，但是汪精卫先生也是我们所要拥戴的。目前汪、冯之间还没有合作，我的主意是先将冯军击败占领陕西后，请你在关中主持一切，我则率本路军在河南宣布独立，请汪先生回国主政。”

同样可笑的是受蒋之命策反李明瑞的俞作柏，事后被委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率部自两湖返回广西后，又马上树起了反蒋的旗帜。等俞作柏失败后，张发奎再在宜昌反蒋，而同他联合的则是当年的宿敌桂系黄绍竑。既然都是反蒋，却要先替蒋打击同样反蒋的“友军”，难怪蒋介石能各个击败。阎锡山在蒋介石对抗冯玉祥时接受了蒋委任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并将战败的冯玉祥软禁于山西。但不到两个月，阎又树起反蒋大旗，酿成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正如美国学者所称：“总之，中国的军阀主义一仍其旧，仅仅是军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已。”而军阀彼此之间的相处模式，亦如国际政治的“博弈论”，彼此结盟与分裂的动机，大多出于势利的考量，对自己则处处以“保全实力”为第一要务。

而此时唯有胡汉民始终站在蒋介石一边。每当战事一起，胡都毫无例外地通电声讨。战争过程中，蒋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则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维持后方。蒋、胡配合相当默契，令蒋没有后顾之忧。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个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所赞：“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

自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演变成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和连年混战。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在这场大战中，站在反蒋一方的不仅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更有党内元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而当蒋介石在前方作战时，为他主持南京中央政权的则是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院长谭延闿。

1930年9月18日，当双方在中原大地厮杀正酣、胜负难分之际，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宣布支持南京中央，为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作为回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将黄河以北的地盘划给张学良，并责成张学良收编整理晋系、西北军残部。东北军的势力范围超过北洋奉系张作霖时代，达到历史的巅峰。

不久，蒋介石即因约法之争，扣留胡汉民，引发宁粤对峙。后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宁粤双方被迫和谈。获释后的胡汉民为削弱蒋氏权力并报被囚之仇，坚持逼蒋下野。汪精卫虽然一度同胡汉民结成反蒋同盟，但因汪、胡缺乏真诚合作的基础，于是只好共推孙科主政。此后，蒋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分化了汪胡同盟，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胡汉民不得不承认他入主南京的希望极小。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蒋手中的军权并没有削弱，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很大，再加上蒋汪合作局面逐渐形成，胡的力量更显得单薄。因此，胡汉民返回广州后，就有把两广建成自己基地的打算。他一改过去主张中央集权的态度，提出“均权”理论。他公开宣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我反对集权，是为的主张均权。”此后，在胡汉民的指使下广州国民党四大通过了《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并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使它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合法化，以此同蒋对抗。

但是，此时在胡汉民眼中最可依靠的广东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其实并不可靠。他之所以支持胡汉民，无非想借助胡在党内的威望，维护并扩大自己在广东的势力和“南天王”的地位，并不愿意胡汉民真的在他头上指挥一切。他对待胡的态度可说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强盗”。对胡汉民在广东建立反蒋基地的种种计划，陈济棠总是从中作梗。古应芬之死，更使胡丧失了一个能够制约陈济棠的人物。已经吃够蒋介石苦头的胡汉民自然不想重尝这种滋味。“胡虽不舍伯南之广州政府，然亦无法亲临合作，仅能于香港妙高台遥领。”胡希望打着西南执行部的旗号，遥控两广，并利用西南各省领袖同蒋的矛盾，在西南建立新的联合，加强反蒋力量，希望“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为此，胡汉民积极组织“新国民党”，发行《三民主义月刊》，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以此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但胡汉民始终没有公开挑战南京中央的合法性。

宁粤对峙虽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并建立起亲胡的孙科政权，但孙科内阁因缺乏蒋、汪两派的支持，本身又不具备实力，很快在财政、外交上一筹莫展，仅仅支撑了一个月便告夭折。孙科一派的政治主张，原本倾向于胡汉民。但此时胡一心只想控制两广，保持西南半独立状态，无意重返南京，而实力派陈济棠根本不愿意孙科在广东分割自己的权力。因此孙、陈之间无法合作。早在非常会议期间，两派就因争夺海、空军权，闹得水火不容。孙的亲信傅秉常就曾明言“不应捧此‘土军阀’”。

尽管孙科痛恨汪精卫抢走了他的行政院院长位置，对蒋介石的独裁也表示不满，但立法院院长的高位，对孙仍有相当的吸引力。权衡利弊得失后，孙科最终还是回到南京，出掌胡汉民曾长期担任的立法院院长一职，太子派要人梁寒操任秘书长，吴尚鹰、傅秉常、陈肇英分任立法院经济、外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十余年，立法院成了孙科一派的主要政治舞台和实力据点。

西山会议派自国民党二大后，即长期游离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圈。国民党四大后，西山会议派领袖全部恢复党籍，在团结御侮的号召下，重新回归党内。覃振、居正、谢持、许崇智、熊克武等人分获高位，或出任五院正副院长，或当选国府委员。这些人虽是国民党元老，但自身并无实力，尽管给他们安排的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他们也乐得以此终老。从此，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不复存在。共和国成立后，没有一名西山派重要成员投奔新政权，尽管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但都一直坚持反共，这在国民党其他派系中所仅见。

1932年初，在蒋汪合作下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几乎容纳了全部曾经武装反蒋的地方军事领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人都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仅张发奎例外。宁粤和谈期间，张发奎在汪精卫授意下，促使第四军离开广西，对蒋汪合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汪出任行政院院长后，为了表示同蒋精诚合作，竟避而不见张发奎。第四军最后奉命调入江西“剿共”，张也被迫接受蒋介石所赠10万元出洋费，赴欧考察。从此汪、张破裂，也结束了张桂军长达两年多联合反蒋的历史。

蒋介石通过宁粤对峙事件，深知以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尚不具备同时对抗汪、胡的能力。他此后多次在日记中对当年扣胡一事进行自省：“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之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并以此提醒自己“不可再蹈民国十九年冬之覆辙”。因此，蒋汪合作政府组成后，他一改过去一人身兼国民政府主席、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多项职务的妄自尊大做法，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牢牢握住军权。“委员长”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蒋介石的专用称谓。国府主席由林森担任，行政院院长让给汪精卫，中政会也改由蒋、汪、胡三常委轮流主席，同时，蒋还容纳了过去党内众多反对派加入新政权。

尽管胡汉民此后仍以“在野”之身，坚持抗日、反蒋，并以“均权”相号召，但始终未能形成新的反蒋浪潮。胡所控制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也不得不始终表示服从中央。这说明各派反蒋势力，在经济上比起有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要软弱得多，在外交上得不到欧美列强的支持，军事力量也不及蒋强大，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脱离蒋介石独立掌权。

此后尽管出现过三次规模较小的武装反蒋事件，即1933年陈铭枢领导的福建事变，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领导的两广事变，但都是地方实力派独自发动，缺少党内力量的广泛支持，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很快就在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下迅速瓦解。此后，蒋介石借“剿共”之机，率部进入西南、西北，湖南何键、四川刘湘、云南龙云、西北马家军等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效忠中央。1942年，蒋介石又借苏德战争爆发之际，将长期亲苏的“新疆王”盛世才降服。

随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此后党内再难形成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逐步确立了蒋介石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1935年底国民党五大前后，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在国内的声望也逐步提高。当时学界领袖胡适曾评论道：“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置。”尽管此时地方实力派和党内领袖无人再拥有挑战蒋的实力，但蒋深知就党内历史地位而言，他还没有达到说一不二的地步。他也吸取了两次下野的教训，不再斤斤计较于名分，亲赴山西太原和山东泰山，面邀阎锡山和冯玉祥来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就在这次五全大会上，有代表提议《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都被蒋介石拒绝。国民政府主席继续由林森担任，由大会选举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二项职务，蒋介石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而自甘担任这两个机构的副主席，只是牢牢抓住军权，成为事实上的领袖。

1936年5月，胡汉民在广州去世，蒋介石的地位无形中得到提高。半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西安事变后，因国中尚无人可以代替蒋来实现全面抗战，故中共主张和平解决。到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蒋才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不久汪精卫降日，被开除党籍，蒋氏终于成为党内的唯一领袖，彻底完成了后孙中山时代的领导权继承问题。此后，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主要表现为在蒋介石独断控制下的各派系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