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士兵

战前士兵的教育程度，至今尚未发现较为详尽的统计数字，一般的印象是大多为文盲。社会学家陶孟和曾于1929年调查山西第三编遣区警卫旅的946位士兵，结果发现能自己写信者占13%，其余均未曾识字读书，或曾读书而不能写信。不过1938年8月，冯玉祥在湖南益阳检阅长岳师管区第三补充团，发现新兵识字者竟达八成。抗战时期，所征兵的质量日益低下。根据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者，占90%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为100%。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从贵州拨补的士兵，结果发现文盲占97%，至于那些2%—3%的识字者，程度也不过文书上士。1941年，据第十四师一位排长的观察，“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一般的部队对于新兵，一方面要实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2—3星期，认米突尺需2—3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2—3星期，要教到会射击，则需2—3个月。1940年代，有些部队曾对士兵的教育程度加以统计，但是数字的可信度颇有问题，如以下两种统计中有关文盲的比例，即有相当大的不同（见表6-9）。

表6-9 1940年代国民革命军士兵教育程度统计

表6-9所举荣誉第二师，是由康复伤兵所组成的部队，其中老兵较多，因此识字者也较多，应是造成文盲比例较十四师为少的原因之一。

1944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经检验合格者，总数达125500人，惟因战事及交通运输关系，实际报到入营者不及10万人。其学历计专科以上占10%，高中以上占23%，初中60%，小学7%，对于军人形象的提升，帮助颇大。

在经济背景方面，由于士兵的社会地位低下，所以战前入伍的当兵者，多为贫困人家的子弟，平常人家如有子弟当兵，常会被讥为“没出息”，因此许多年轻人从军，事前均不能让家人知道；也有许多人不愿将女儿许配给军人。战前虽然实施普遍的征兵制，但是由于有知识、有钱、有地位者，可以逃避兵役，以致各地征送的壮丁，多为贫者、愚者和弱者。至于士兵家庭的职业，试将搜集所得资料列举如下（见表6-10）。

表6-10 国民政府时期士兵家庭职业统计

表6-10所列前两种统计数字颇为一致——出身农家者约占80%，与整个社会的农业从业人员比例接近。至于荣誉第二师士兵出身农家者较少，或许是由于原务农的士兵受伤后，离开部队返乡者较多所致。

军界人士多认为出身农家的士兵，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的各种美德，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战时在华外国人士也多有类似的观察，如史迪威1942年5月26日呈蒋介石文中，即指中国“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惯于吃苦，服从领导”。7月7日他在对华广播中对中国士兵更是称道有加：

对我而言，中国人的伟大——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无怨无尤的忠诚、他们的认真、他们的艰苦卓绝——由中国士兵身上最可看出。他们备尝艰苦而不掉一滴眼泪；上级带他到哪里，他就跟着去，毫无迟疑；在他简单而率直的心灵中，从未想过他做的不是英雄做的事。他要求的很少，而永远都准备付出所有。

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C. Marshall）也相信，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的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

不幸的是，抗战期间军中的生活水平下降，士兵的体格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中国派送1800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200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65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30人，最后只有105人被录取。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在年龄方面，根据现有的少数资料显示，国民政府时期的士兵，大多为年富力强的青年。如1932年时，第十九路军教导队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4岁。以下两份较为详细的数字资料则显示，军队士兵中30岁以下者占90%，其中尤以20—25岁者最多（见表6-11、表6-12）。

表6-11 第三编遣区警卫旅士兵年龄调查（1930年）

表6-12 第十四军士兵年龄统计（1945年）

表6-11、表6-12显示，士兵固然多为年轻人，但是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老兵。这些老兵多为战前所募，当时曾经过一番挑选，部分系久经战役，每能尽忠职守，即使因为分散配置，为火力占优势的敌人所击溃，数日后，仍能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因此各部队的干部，对于老兵多十分重视，如一位炮兵排长即称老兵是“国之瑰宝”，另一位步兵排长则认为“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才能算数”。对于这些老兵，在战前尚可以用升官加薪的方法施予奖励，但是战时军人真实薪俸下降，1941年少尉月薪42元，下士20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街上吃碗面，即需3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但是也不能威胁，如果让他们在民众面前下不了台，则会“开小差”投奔其他部队。各部队为了留住这种人才，只得给予特殊待遇，即使是连长，也要对他们客气几分；军校出身的年轻排长，更是要陪他们吃狗肉、讲粗话，有些部队对他们甚至早晚不集合训话，也不出操，尽量让他们轻松愉快，以示优待。

在一些地方部队（如刘汝明、孙连仲和丁治磐的部队），老兵颇多，班长职务多由其担任，很受士兵的敬重，称之为“头目”。由于老兵对于部队战力的发挥十分重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部队的战力高低每与其老兵的多寡成正比。如东北军系统的第五十三军，自七七事变开始，至缅北畹町与驻印军会师，直至1947年调至东北“剿共”时，尚有半数以上是老兵，在当时是罕见的情形。

最后，拟再就各阶层军官的素质及行为模式略做比较。1942年5月26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谒见蒋介石，并提出一份改革中国军队的计划。计划中认为中国军队应精简编制，配赋充分的武器和装备；更换无效率的高级指挥官，并充分授权不加遥制云云。观其内容，实未超出战前德军军事顾问建议。事实上，当时中国部分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淘汰，尚虞酿成风潮，在战时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自不能立即执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在计划中曾对中国军队的各阶层，做出了概括性的观察。他指出，中国军队一般士兵温驯、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连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他认为以上各阶层如要汰弱擢强，将不是难事，且可以提高士气。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详见上文）。如前所述，蒋介石本人也曾多次公开指称军队干部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阶级职务的高低成反比。二人的目的虽然均在指责高级将领，但是也可以看出中、下级军官的表现，相对之下要较高级军官为佳。魏德迈则认为战时低级军官的表现比过去进步，主要是由于战前设立的一些兵科学校水平颇高所致：

国军为低级军官设立了许多极佳的（excellent）学校（包括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机械化学校），有助于培养较佳的军官。接替Maddocks参谋长职务的McClure将军，曾有报告称低级军官已大有进步，尤其是连长阶层，因此他对我们所计划的战斗行动，抱持着最乐观的态度。——一个好的连长可以带着一个平庸的师长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