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高级军官

出身背景分析

研究抗战前后国民革命军将级军官的人事问题，最完整且最权威的原始名册，应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制的《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1936年出版），收录有1247名陆军将领资料；以及国防部第一厅所编的《现役军官资绩簿》（1947年出版），收录有陆军将级军官3274人。根据以上两种资料，我们可以为抗战前以及抗战后期的将级军官，各画出一幅素描。

表6-1 陆军将级军官出身背景统计（1936年）

表6-2 陆军将级军官出身背景统计 （1947年）

从表6-1、表6-2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现象。

第一，战前陆军的将官出身黄埔者极少，且出身黄埔的比例乃是随着阶级高低成反比。至1947年，将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其比例也是随着阶级的高低而成反比，少将出身黄埔者已占多数（出身陆大及外国军校者，也多系黄埔毕业）。

第二，战前陆军的将官出身保定者颇多，约和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相当；出身保定的将官，以中将和少将较多，上将则较少，原因或许是保定成立较晚之故。抗战结束后，将官出身保定者，已有显著减少，少将出身保定者尤少，原因为保定军校已于1924年停办。

第三，将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是战前或战后，比例均小。

第四，将官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在战前约和出身保定者相差无几，上将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尤多。至抗战结束后，将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已大为减少。

以上是抗战前后将官出身背景的一般趋势。以下拟再就陆军重要军职人员（战前的各路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和战时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集团军的正副长官）的出身背景情况有所分析。

表6-3 战前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

表6-4 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1944年）

从表6-3、表6-4可以发现以下几种现象。

第一，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极少，各路军总司令中无一人系黄埔毕业，军长、师长中也只有1/10是出身黄埔。至抗战后期，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虽然仍只有一人是黄埔毕业，但是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以下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且职务越低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的比例越高，如集团军正、副司令有33%毕业于黄埔，军长和师长中则各有36%和47%出身黄埔。

第二，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保定者颇多，且职务越高者，出身保定者越多，如各路军总司令中出身保定者占2/3，军长中出身保定者占37%，师长中出身保定者占20%，至抗战后期，也有类似的现象。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有50%出身保定，集团军正、副司令中有38%；至军长阶层则只有33%，比不上出身黄埔的多，至师长阶层，更只占17%。

第三，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少。

第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在1/3以上，显示战时重要军职人员素质的提升有限。

成员素质的分析

综合以上对于抗战前后陆军一般将领及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方面的趋势及含义。

第一，抗战前后陆军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所占的重要地位，战时逐渐为黄埔所取代，在直接掌握兵权的军长、师长阶层，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抗战时期出身黄埔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的训练相当粗浅，时间也短（仅有6个月），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自然有限。

第二，抗战前后陆军将领（含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现象，显示战时将领的素质有所提高。在各兵科中，以特种兵将领的素质较差，如主管后勤业务的将领，绝大多数毕业于直隶经理学堂（民国以后改为陆军军需学校），然后在北洋部队任职；骑兵和通信兵的将领，也绝大多数是出身北方部队的旧式军人。这些出身地方军校或是行伍的将领，或许极为勇敢、战场经验丰富，但是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却普遍缺乏认识。

第三，抗战前后陆军将领出身国外军校者甚少，而且多是一次大战期间或是一次大战前出国留学者，因此对于一次大战以后的军事科技与战略，多未能有深刻的认识。虽然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将领所受训练，一般来说仍较其他将领扎实。

第四，抗战前后陆军将领出身陆大者也甚少。陆大为军官深造教育的主要机构，但是毕业人数有限。据统计，至抗战结束时，陆大毕业军官在军中共2100人，分布情况如下：（1）中央军事机构约有600人，其中以陆大及所属的参谋训练班人数最多。（2）战斗序列各单位共约1500人，其中每一战区司令部约有10人，每一集团军总部3—5人，每一军司令部3—5人，每一师司令部2—3人，兵站机关共约120人。陆大所学者，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至于陆大毕业生担任参谋职务者的表现，一般认为陆大出身的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主任，指挥多比较得体。

抗战前后的陆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除了短期的训练班队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继续接受兵科学校和陆大的正规深造教育。在先进国家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学校、部队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无此机会。此外，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后，由于连年作战，升迁容易，常是一战一升官，也减少历练机会。战前德国顾问对此种快速升迁的方式即引以为忧，曾多次向蒋介石陈述，认为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任下级军官，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必定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即使是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抗战期间，由于人员伤亡大，加以部队屡次扩编，许多人升至将官时仍很年轻。据统计，1944年时，陆军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50岁以上。少年得志，自然容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即和苏俄立国之初的历史十分类似，但是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是，苏俄军官的教育程度，在革命后大有提升，如一位学者即认为红军军官的军旅生涯中，有一半是在各级军事学校中度过的。而在军事学术快速进步的20世纪，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却被迫以20年前所学的知识，和他们范围有限的经历，去应付现代战争的复杂问题，战力无法提升是可以预期的。

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军队将官的学问与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一般将领也都认为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然缺乏出色的战略家，但在基本战术、战略原则上，均能一丝不乱，绝少发生重大错误；做事也多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抗战后期，美国先后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W. Stilwell），对于中国高级军官的素质，即每多表示不满，如他在1942年5月26日呈蒋介石文中曾表示军官的素质和其阶级、职务呈反比：“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是不缺乏优秀之士。在这些阶层要将缺乏效率者淘汰较为容易，擢优弃劣后，对于士气将有好的影响。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当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每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以为只要自距离前线五十哩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气。”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A.C. Wedemeyer），对中国较具同情心，但是对高级军官的评价也甚低：“在我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是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military capacities）和知识，他们的带兵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

外国人士的坦率批评，往往激起国人的反感，认为是有意丑化政府形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本人对于这些批评并未否认，而认为本身应加检讨。1944—1948年，蒋在陆军大学开设将官训练班，召集将领，进行补习教育。他并曾于一次开学典礼中指责在场的将领：

如果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军长、师长和参谋长等，都能具备外国军官一样的精神和学问，负责任、守纪律，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那我们军队的力量一定精强，精神就一定振奋……现在反动派到处宣传，说我们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下级军官也很健全，唯有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都是腐败堕落，而且阶级越高，精神越萎靡，行动越腐化，狂嫖烂赌，走私经商，吃部下的空头。不仅反动派如此说法，就是一般外国朋友也是如此看法。这不能怪人家轻视我们，而必须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缺点。我可以说，我们高级将领虽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且不谈私的生活，你们试一检查自己司令部的内容和业务，就可以知道实在是空虚而泄沓。现在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庞大散漫，办事没有科学的精神，不知用科学的方法，高级将领管理不力，指挥无方，对于部下工作人员，没有适当的训练和考核，以致人浮于事而事无责成。尤其是命令下达后，可以说根本没有监督它实行。所以部下对于命令是否明了，已否执行，完全不理。如此，任何事情都不能认真实在，那就无怪乎我们军队有名无实，内容空虚了。

不过参加受训的学员，许多并未体会蒋介石的苦心，带了参谋或秘书，代为做功课，自己则吃喝玩乐，把受训当成休假，因此成效不彰。

国方将领的学问和能力不如日军，固属事实，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检讨的是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前述军事教育质与量不足、升迁过速、未能实施经历调任等原因之外，以下两项因素也不可忽视。

第一，指挥官的分外责任与杂务过多。先进国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平日除了训练及自我充实外，别无所事，原因在于指挥官本身均受完整训练，各级干部素质相称，后勤补给制度健全，物质条件具备，而近代中国的指挥官则无此福气。各部队长每为“开门七件”及其他琐碎事务，终日忙碌，以致无暇专注于教育训练，甚或以交际应酬为能事，以此为猎取功名的快捷方式，而疏忽学术。1943年，军事委员会颁布《军师长亲勤督训办法》，即是对此而发；盟军关于“中国军官地位越高能力越弱”的批评，军界人士也认为是其来有自，不尽为诬。论者以为，如想排除军队及军官的分外责任，使其专心于部队的训练及本身学术、技能的充实，应在以下各方面加强。（1）军队任务方面：实施军民分治，部队长不干涉地方政治及民众事务；确立保安制度，由警察及保安部队负责地方保安，军队专行训练，而不驻防。（2）人事制度方面：军官缺员应迅速补充，避免产生干部不足的现象；提高军士待遇，以健全军士阶级；改善兵役，防止逃兵；充实人事职员的权责与业务，使主官除考绩外，无人事烦恼，更不容随意行事。（3）经理制度方面：凡粮饷、被服、阵营等事务，军需人员应切实负起权责，无须军官分心经理。（4）教育训练方面：大量分设或扩充各兵科学校，充实并普及各级军官的兵科学术技能，特别是将官及上校尤为必要，期以充实其本身及对部下教育训练的能力；分区设置军士学校，以提高军士水平；充实器材、场所及设备，以提高教育训练质量。

第二，参谋组织不够健全。将帅如需亲自处理细务，不仅不胜其烦，而且心力分散，对于部队的监督，势必难期周密，故在将帅身边设有幕僚组织。学者指出，近代美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时间也就更多。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执政尚不及十年，日本即发动侵华，缺乏时间建立完善的参谋制度。直自1937年为止，陆军大学仅训练出不到2000名的指挥及参谋人才，大多数部队指挥官均未受过陆大参谋作业的训练。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参谋制度才逐步建立，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全国参谋学资不合者达1/2以上，至1942年减为1/3强。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军以上的各级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只是资历有不免稍差者。师参谋长多为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才，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凌乱欠缺，且较往日低落。至于各级司令部的中、低参谋人员，偶尔也有出身短期训练班的，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与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苏联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蒋介石之请，指出中国军队的缺点，认为“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是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一般来说，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以及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军官，至抗战后期，有日渐增高的趋势。至1945年时，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大多出身正式军校和陆大，中央系部队的参谋，出身陆大者更多。

这些参谋人员经过战火的洗礼，对军事战略与用兵作战，已有较完整的概念，有些参谋人员甚至认为抗战期间中国的武器装备落后，比不上敌人，但是在战术运用方面，陆大的毕业生绝不逊于日军的同级军官。例如中印公路的作战，打通印缅路时，一往直前，后来又在湘西芷江作战时，彻底粉碎敌人的战略攻势，因当时已获得美方的新式武器装备，可和敌人一较长短。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直到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读书识字，但仍不懂如何使用地图。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陆大教育发达已久，即使是在二次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素质较中国军队为高。

不过，外国人士对于中国军队的批评，似乎较少具备同情之心，甚至带有偏见；蒋介石对军队的批评，则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平心而论，国方军队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如中央军的陈诚、汤恩伯、罗卓英、孙立人、关麟征、杜聿明、邱清泉等，战时均是日军首要攻击对象。地方部队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入京参战，整个抗战期间，李、白并且一直负担一方面的重任；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宋哲元所指挥的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曹福林所部，均善于打硬仗；粤军的张发奎、薛岳等，也都是抗战的中坚人物。

不过这些于抗战时期表现优异，甚至具有江西“剿共”经验的将领，至国共内战时期的表现，则大多远逊于中共将领。原因在于国方将领对中共的本质与特性、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普遍缺乏深刻认识。虽有若干将领具有江西“剿共”经验，但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军事思想和战法，已和江西时期不同，整体形势也和江西时期不同，国方将领仍沿用江西时期的碉堡战法和抗战时期的守势思想，仰赖空中支持，放弃夜间行动；而中共军队则擅用运动战结合游击战，养成机动、攻势的思想，故战场主动常操中共军队之手。虽然国方也间有将炮兵集中运用及主动出击，如1947年5月的运城作战，与关麟征所倡议的三合阵地，但也都是守势思想中的战法，而非攻势的积极作为。整体而论，国方以守城或夺取地形要点是尚，仅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往往因固守点线而分散兵力，被中共军队各个击破，未能以对方有生力量为目标，而中共军队反是。加以蒋介石对高级将领指挥作战，每过于干预，而未能充分授权，致使下级纵有指挥长才，也无法发挥，甚至逐渐丧失自主及应变能力。因此国方将领中，甚少有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之类的统帅型将领，在东北，先是杜聿明，继之陈诚，再则是卫立煌，均不堪重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时蒋介石所用的几位将领依旧不行。蒋长期重用的胡宗南，配备有最佳的美式装备，在关键时刻仍让蒋大失所望。少数统帅型将领（如白崇禧），或未获重用，或彼此之间无法合作，以致未能建立起良好的高级指挥阶层。

至于国方的一般将领，国防部对于第三厅（主管作战）各级主管及全国部队各级参谋长的人选，均安排陆军大学或陆军大学研究院毕业的人员担任。因此，国方将领并非全为愚蠢无能，军事计划和战略也并非全为错误，例如内战初期蒋介石强调，必须将中共军队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中共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再加以“清剿”；又如国方在全面进攻失败后的重点进攻，西面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重点，东面以对南京、上海威胁最大的山东为重点，计划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一则以占领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并截断中共东北与关内的联系与补给线，一则从东西两翼挤压中共力量，然后分别进入华北与中共军队决战。再如徐蚌会战中，国方以其精锐80万人的重兵集结，利用徐州有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会便于机动增援的条件，进行徐蚌会战的计划，均为颇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谋略与计划，只是未能实施而已。一般来说，国共内战期间国方将领的军事理论素养，较中共军队将领为高，无怪中共建政后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曾选聘许多前国方将领为中共高级将领授课，以提升理论素养和指挥能力。不过，国方将领在军事理论素养上的优势，在国共内战中并未发挥多大作用，真正重要的仍是双方军队的整体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