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情报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交通部国际电信局局长温毓庆，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下，进行电讯情报工作，破译了桂系在上海秘密电台的密电，情报为蒋介石所用，后继续扩展及于对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人的情报，助蒋赢得了中原大战及石友三、唐生智对抗中央诸役，极具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均由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林蔚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盘案，后来侍从室也循此规例办理。

国民政府另一个重要的军事情报机构，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特务处，在闽变及两广事变平定的过程中，曾扮演重要的角色。1933年10月，力行社特务处侦悉，李济深曾密派代表携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联署函件，与中共商谈合作问题，并签订“抗日作战协议”，同时急电苏俄速运大批枪械弹药，补充江西的红军。这些与苏俄来往的电文，为特务处所截收破译。11月7日，李、陈于福州成立人民政府，国号“中华共和国”。特务处长戴笠乃赴漳州，说服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及六十师师长沈光汉脱离闽方，中央部队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解决事变。1936年6月，两广异动，两广势力联络了四川的刘湘、邓锡侯，湖南的何键，云南的龙云及山西的阎锡山，与中央对抗，但陈济棠、何键、龙云之间收发的密电码均为中央所破译，戴笠乃派郑介民赴香港策划军事策反工作，因有粤空军的全部反正，先发制人，迫使陈济棠自动下野，中央不战而定危局。

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的能力虽然较地方军系为强，但是仍然无法和日本相比。直至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各电讯情报机构仅能破译日本的低级外交密码及航空密码，对其陆军密码，则始终未能破译。在电讯保密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如军统），一般机关和部队普遍做得不好，电讯保密工作表现不佳的原因，在于电报内容有时不免涉及各机关或部队主官、主管的私人事务，因此译电部门的主管均为首长亲信，译电人员也大多为首长亲信，这些人多不了解军电保密的重要性。尤其是地方部队的军电保密，中央更是鞭长莫及，军委会所颁布的军电保密措施无法贯彻。直至抗战末期，仍有军、师长以为电文加密后即是“无字天书”，不存在保密问题，致使整个抗战期间日军破解中国军队密电的能力，高达70%—80%，对于其在华战役贡献甚大。英美直至二次大战结束，始终无法推心置腹与中国进行电讯情报的交换，中国方面也未能经由中美合作所或是中英情报合作计划，取得任何英美的电讯情报。更重要的是，同盟国在进行战略及政治上的全面规划时，常基于中国无法保密的理由，不让中国参与，例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对中国至为重要，但是中国被排除在外，对中国造成极大之害。

国方电讯情报的能力固然比不上日本，和中共比较，也是居于下风。中共的无线电通讯和密码，在江西时期已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其电讯侦译与保密技术迅速超越国民政府。1930年代，中共已将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情报干部分配至红军，使得国方在五次“围剿”时期的电报，大多数为红军所破译，破译成功率几达100%。红军的电讯保密能力，也非国方所能企及。以军统驻西安的电讯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为例，直至1946年，仍仅能研议陕甘宁边区往来的贸易密电，供胡宗南作封锁边区的参考，对中共的军政电报，则从未破译过。因此，国共内战期间，国方仅能仰赖无线电测向和空中侦察，了解中共军队动态。但是无线电测向和空侦均有盲点存在：前者可以靠在电台的位置上下功夫来欺敌，如1948年9月中共军队南下攻击锦州，即命令各部队电台留在原驻地继续发报，用以迷惑国方。在空中侦察方面，中共军队多利用夜暗及能见度不佳天气行动，白昼则彻底隐匿。国方空军侦察受到极大限制，甚至为中共军队佯动所欺骗导致情报判断错误。例如1946年10月国方二十五师在叆阳边门被中共军队包围，主要原因即为保安司令部告知：“据空侦报告，匪军已被贵师击退，正向东逃窜，希即猛追。”又因战争情报为中共军队掌握，中共军队利用当地民众组织全面情报网，监侦国方行动，致国方进入中共占据区，如堕五里雾中，往往在敌暗我明状况下行动，即使有机动作战观念，也难以实施。

在人员情报方面，国方的情报能力也无法和中共相比。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始终未能派人打入中共内部，因此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领导的部队，除了军令部派在延安的联络参谋有时能提供一些一般的军事情报外，仅能根据缴获的中共报刊或文件，摘编一些资料提供各单位参考，情报价值不高。至国共内战时期，国方对共方的情报工作依旧无法开展。相对的，中共军队于抗战及国共内战期间的情报工作，则往往是以特工方式取得相关情报。国方机构和部队组织松散，虽然有政工部门，但是形同虚设，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军中任要职，其亲属、同乡、同学，均可引入军中，因此中共地下人员渗入极为便利。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中共开始向国民政府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下，将张露萍、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国民政府的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至国共内战时期，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第三厅（主管作战）厅长郭汝瑰、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等，均与中共有联络，国方的军事计划甚至最高指挥官的一举一动，中共往往在战役之前即已知道得一清二楚，而国方对于中共军队的动向，却常是一无所知，甚至连林彪率80万大军入关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蒋介石、傅作义均为林部休整假象所迷，判定林部至少需3个月至半年，才能入关作战，直到兵临城下，才知上当。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方内部的将领（如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则和中共军队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方进入中共军队包围圈，国方焉得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