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

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后，学习对象经常改变，造成装备种类的纷杂。国民政府时期，如同过去，既不能自行大量生产武器，也不能向外国大量购买装备，因此装备极不统一。以时代分，远至几世纪以前的长矛、大刀，近至欧战以后流行的自动步枪、高射炮，无不兼用并备；以制造地分，有日本、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中国等。抗战爆发后，所需军火除靠自己生产外，仍需自国外大量输入，输入国包括德国、苏联、美国、法国和捷克等。各种武器来源不一，弹药、零件的种类繁多且不能互换使用，于是补给的问题大增。例如自抗战后期起，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战力得以提升不少。不过至1946年，美国政府不满国民政府坚持“剿共”，不肯谈判，乃对华实施武器禁运达10个月之久，致使内战期间美型武器装备的妥善率极低。1947年一位记者采访沈阳部队时发现，一些机械化部队的大批卡车、装甲车和其他车辆，因故障无零件替换，被弃置于各营区内，风吹雨淋，成为废铁。又如东北一炮兵团系使用美制155毫米炮，因弹药不足，又必须消耗大量（经常不足的）汽油，以供应拖曳车辆，操作上反不如配属日制150毫米炮、靠骡马拖曳并且弹药充足的另一炮兵团。除了补给问题，国方将领对于新式武器的认识不足，例如将坦克及重炮组成要塞，固定使用，而未能发挥其机动性，致使新式武器对战力的提升有限。

国民政府时期的军费开支庞大，但是主要用于人事费用，其他开支甚受挤压。各机关部队经费常自负盈亏，如有结余，多用于对作战有功官兵的奖励及伤病人员的照顾，与经费领入一时未济作为周转之用。如有不足，则以“吃空缺”方式弥补，即遇士兵逃亡，迟日上报，新补士兵，早日上报，余出旷日粮饷，供单位使用或遭贪污中饱。因此，出纳、军需多由主官可靠亲信充任。由于部队补给工作弊端甚多，直接影响到士气与战力。蒋介石早在1933年的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一般部队之所以逃兵多，即为经理不当所致，或是伙食、被服过差，使士兵感到生活痛苦，或是饷项短少迟缓，甚至遭克扣，使士兵灰心。至抗战中期以后，物价上涨，官兵的真实所得也随之下降。至1943年2月，美国驻华军事武官在一份报告中即曾指出，在通货膨胀前，官兵的月薪，二等兵约为0.3美元，上将为40美元；但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二等兵的薪饷仅有0.075美元，上将则为10美元，或许是世界上待遇最差的军队。战时官兵的待遇不但偏低，而且时常拖欠。一项资料显示，1944年8月时，部队的军饷，有的欠一两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甚至有拖欠半年之久未发下者。在伙食方面，据估计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月约6磅，日本陆军为4磅，中国陆军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1941年以前，物价上涨尚不严重，一般士兵每日三餐，菜虽不多，饭仍可吃饱；1941年以后，普遍的现象是“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军人真实所得的急遽下降，使得从事走私、贪污等不法活动者增加。部队“吃空缺”的情况，在抗战前尚不严重，至抗战第三年起才日形猖獗。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加上没有家庭实际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分配土地），使得农民不愿当兵，征补来的士兵也缺乏士气和战斗力，逃亡现象日益严重。至国共内战期间，国方军队竟然成为中共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国共内战第二年结束时，国方士兵被俘后加入中共军队者已达80余万人，占当时中共军队总人数（280万人）的28.6%，占中共野战部队总人数（149万人）的53.7%。国方士气的低落，由此可见一斑。在医疗方面，由于专业人员和设备的缺乏，病兵的比率及伤兵的死亡率均偏高。根据一项1936年的官方统计，某些部队每年病兵多至10%，死亡率有高达5%者。根据日本军方的估计，日军每3名伤兵中有一名死亡，而根据抗战初期一位在华荷兰军官的观察，中国军队每两名伤兵中即有一名死亡。

至于补给方式，从北伐、“剿共”至抗战，部队始终依赖就地筹补，粮秣、副食则发代金，由各部队就地采购。至国共内战时期，此种补给方式，在失去广大的农村出产的支持后，仅剩消费多于生产的城市，补给自然遭遇困难，于是不得不依赖后方基地运补，当进一步失去补给线时，就地筹补困难，空中补给不易，导致若干大兵团最后战力全失，走上全军覆没的道路。1950年4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也曾指出，中共军队以劣势的装备，而能持久作战，不虞匮乏的唯一原因，即是在于其后勤业务办得好，平日动员民众组训，一到作战时，即彻底动员，要民众担任军队的补给、运输、救护等工作，因此其后勤补给在战场不发生重大困难。相较之下，我们的后勤，不论是经费、粮秣、枪械弹药、卫生，则没有一件可以适时适地按照要求办妥，均比不上中共军队。例如军事单位在征用民夫时，付给的人力价格经常过低，不足维持民夫的生活及工具成本，致使民众对军运多畏缩不前。在抗战时期，由于民众反日情绪高涨，动员民夫尚且较为容易，至国共内战期间，民众即出现相率逃避，甚至自行毁坏工具的现象。相反，中共军队对于农村民夫的动员却十分成功。据指挥淮海战役的中共将领回忆，中共所以赢得胜利的因素有二，一是农民的小推车，二是大连（名义上归苏联统治）的炮弹。在此次战役中，中共自苏、鲁、豫、皖、冀五省，共征发民工500余万人。这些民工所使用的工具仅有担架23万副，大、小车80万辆，没有运输工具者，则采肩挑人背。他们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中共之所以能够自广大的农村动员如此多的民夫，使用最原始的运输工具，供应前方军人粮食和弹药不虞缺乏，主要在于土地革命的配合。

国方既无力动员民夫，后勤人员势必大幅增加。根据一项统计，抗战时期500万人部队中，有300万后勤人员，加上军医、军需、文书及勤务人员，平时均不注意战斗教练，颇为影响战力。

蒋介石个性刚毅，坚忍卓绝，长于政治谋略，对于军事，并非高明。论带兵，尚称成功；论练兵与用兵，则难谓一流。早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采用苏联红军模式创建国民革命军。这支革命武力在苏联的协助下，不论在军官素质、武器装备，或是部队组织、训练与纪律上，均较地方军系的部队为优异，加上蒋对地方军系，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利用情感上的笼络和金钱上的收买，并以武力作支撑，最后得以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并和强敌日本对抗。蒋的意志力坚强，以落后的武器装备、与一战期间欧洲军队相近的战斗力，以及简陋的战争动员体系，以空间换取时间，终将日军拖垮。

国方战后所面对的中共军队，则是一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党政军一体化战斗体。毛泽东根本未曾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但是知人善任，并能充分授权，其手下将领得以充分发挥潜能及创造力，独立建立根据地，并灵活指挥作战。和国方不同，中共军队不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也不在乎国际舆论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在兵力补充上，以广大的民兵作基础，由民兵而军区部队而野战军，属于宝塔式的组织，兵力可以循级升补；此种循序渐进的“升级制”，同时也缓和了农民进入正规部队之后所产生的不适应，使得逃亡的现象减少，战力也得以保存。经过土改后，兵源充足，又收编了大批投诚的伪军，兵力也得以扩充。在人事运用上，由于意识形态挂帅，因此可以不顾历史（资历）与情感上的关系。部队各种决策，除了指挥之外，大多需经士兵参与讨论，增加了士兵的向心力。中共干部不准拥有私产，军队也不需要发官兵薪资，只要供给吃穿即可，不如国方需支付巨额军饷。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又得到苏联的军火、物资援助，并学习到大兵团作战、后勤、装甲战术等技能，战力不断提升。

相对的，国方则统帅用人不当，对将领未能充分授权，指挥系统层级过多，不仅信息层转耗时，且易泄密，蒋只得以手令或电话越级指挥。长此以往，下级纵有指挥长才，也无法发挥，甚至逐渐丧失自主及应变能力。在几次关键性的战役中，国方的战略失当、战术陈旧、情报与反情报能力俱劣、兵力及火力分散使用、后勤补给无法满足部队需要等缺点充分暴露。国民政府并于战后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并与中共和谈，政策举棋不定，对于军事行动产生掣肘的力量；又无力遏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影响士气民心甚巨，最后败于中共之手，乃势所必然。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守台湾，军心士气不振，而中共攻台危机未减。蒋介石痛定思痛，积极推动各项改革。在军事上，一方面进行世代交替，重用孙立人等新生代将领，以取代何应钦、顾祝同等老将，并以其长子蒋经国主导军队政工系统的重建；另一方面则延揽日籍军事顾问协助建军备战，加强台湾及外岛防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台海中立化”政策，第七舰队开始巡弋台湾海峡，并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台，恢复对台军援，历史至此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