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战国时期的墨家学说

墨家与儒家一样，也是战国诸子中的“显学”。在“百家”中，以儒、墨两派最有实力，当时有“非儒即墨”之说。

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名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间。其生平事迹，已难于详考。《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只记有“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等寥寥数语。

墨子像

相传，墨子曾受教于儒者，后不能忍受儒家礼乐之教的繁文缛节，遂离儒创墨，后来曾做过宋国的大夫。墨子生活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其弟子吃藜藿之羹，穿短褐之衣，跟儒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标准，大相迥异。《庄子·天下》记载，墨家以大禹为“圣”，墨子“以裘褐为衣，以跂蟜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是个巧匠，《墨子》书中，有许多关于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的记载。他曾自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的出身，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耕者，大约是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社会底层人物。为了推行其政治主张，还曾游历齐、卫，并多次游历楚。曾到楚国郢和鲁阳（今河南鲁山县），还想去越国，却没有真正去成。墨子终日操劳，人有“墨子无煖席”之说，意思是墨子连将席子坐暖的功夫都没有。

墨子的思想，保留在《墨子》一书中，大体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记载墨子思想，共二十三篇。分别是：《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原来各有上、中、下三篇，今缺七篇，内容大同小异，当是墨家弟子分别整理记录后汇编而成。

第二类记载墨子言行，共十二篇，其中，《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体裁类似儒家的《论语》，当为墨家弟子记载墨子的言行，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资料。《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四篇，亦记墨子之言，但其成篇较前面五篇要晚；《亲土》、《修身》、《所染》三篇，有些与儒言相近的表述。《韩非子·显学》就指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

第三类为墨子后学诋斥儒家的《非儒》篇。写成大约在《孟子》以前。

第四类是逻辑学、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又称《墨辩》。墨家重逻辑，此六篇是古代墨家逻辑之学的重要思想汇编。

第五类是从《备城门》到《杂守》，共十一篇，专门记述战争守御之法。墨子以善守御著称，《墨子》中曾记载墨子自宋至楚，制止公输盘为楚造云梯攻宋的故事。此部分当为墨家师徒相传的守御技术，不仅是了解墨家战争防御技术的珍贵资料，而且因为其中涉及古代数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知识，在战国诸子流派中，带有鲜明的技术主义倾向。

墨子的思想与儒家形成鲜明对比。

《墨子》书影

据《墨子·鲁问》记载，墨子所提出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十大主张，是针对当时国家不同弊病而提出的针对性建议。

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其学说的基础，提倡“兼爱”论，强调消除亲疏、贵贱的分别，不分“王公大人”与“万民”的等级身份，平等地爱一切人。他主张“非攻”，反对战争，反映了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他强调“尚贤”，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卿世禄制和任人唯亲，强调打破等级观念，“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为制约统治者的行为，他又提出“天志”“明鬼”之说，强调尊天、事鬼，让统治者有所忌惮。

墨子的思想，代表了战国初期平民阶层、特别是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墨家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刃，以自苦励志。墨子祖述大禹，强调节俭和以身作则，被时人称为“贱人之所为”或“役夫之道”。

与其他学派不同，战国时期的墨家，还创立了组织严密且带有宗教色彩的互助团体。其成员之间，强调平等，生活刻苦，与贫贱无异。《庄子·天下》谓之：“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家成员之间，有经济上的互助义务。做官的墨者，需将俸禄的一部分交到团体中来。墨子弟子耕柱子曾在楚国为官，因对过往的墨者“客之不厚”而遭非议。做官的墨者必须忠于墨家学说，若不能力行，要循“背禄而向义”的原则，主动辞职。墨子弟子高石子在卫任职，以义辞官，得到墨子的赞扬。而另一弟子胜绰，在齐国做官，三次侵犯鲁国，遭到墨子“禄胜于义”的责备，并将其斥退。

墨家团体中的首领，称“巨（钜）子”，通常由上代领导人指定，代代相传。巨子必须有奉献精神，能够以身作则，严格遵循墨家规矩行事。《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者巨子腹朜居秦，其子杀人。秦惠文王怜其年老独子，准备予以赦免。腹朜却说：“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大王虽有好意，我不可不行墨者之法。”秦惠文王听从了他的意见，还是处死了他的儿子。

因为巨子有奉献精神，故墨者成员“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主），冀得为其后世”（《庄子·天下》），带有以死尽忠和舍命行道精神。相传，墨子弟子，为其“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足见其组织性之高，影响力之强。墨家巨子孟胜，在楚国跟随阳城君，阳城君因吴起事件失国之后，其率弟子百八十五人集体身殉，以践墨子之义。

总体而言，战国儒、墨两家显学走了不同的路线，儒家强调“仁义”之说，走了上层路线，墨家则坚持“兼爱”之论，强调底层立场。墨家在当时社会影响力之强，与墨家注重组织，强调团体成员之间互助互帮和严密组织体系有着密切关系。

墨者对战国历史的影响，长期以来并不彰显。但有中外学者强调墨家对于秦献公改革的影响与支持，并且强调墨家的种种技术专长对于秦国军事能力提升的影响，试图揭示统一之前的秦国与墨家组织的密切关系， 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