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战国诸子之学的兴起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

面对动荡不定的时局形式，战国时人针对所遭遇的种种社会和人生问题，进行不同角度的反思，形成了各种思想流派，史称“诸子之学”。先秦诸子之学，出现于春秋晚期，而大盛于战国。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围绕着当时社会的核心议题展开辩论，他们彼此诘难，相互争鸣，各种观点激烈交锋，史称“百家争鸣”。由此，“诸子百家”之学“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汉书·艺文志》），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

战国诸子之学的兴起，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是当时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诸子之学兴起，与古代知识系统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机制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西周春秋时期，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通常都被官府所垄断，由周天子所控制的“王官之学”是社会知识的最重要的来源，史称“学在官府”。王官之学的主体，是以“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为主体的学术知识系统，均掌握在特定的贵族集团手中，普通人是无法接触的。

从春秋晚期开始，随着周王“天下共主”权威的丧失，原有的“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开始出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就使得原来只被王朝贵族所垄断的学术知识，开始向社会下层散布，逐渐下移于民间。到了春秋晚期，随着私学教育的出现，非贵族出身的普通人，也可以有机会接受教育，知识传播面更加广泛，直接催生了以“劳心”为主的“士”阶层的兴起，促进了学术思想及知识文化的广泛传播。这就为精神文化的进一步发育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随着学术文化传播规模的日盛，不同文化系统和知识体系之间的冲突、交织与渗透，也逐渐加强，从而大大刺激了思想文化的重组与更新。

其次，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动荡局面，催生了社会思想的变化，刺激了各派学说的兴起。

春秋战国之际，旧有社会秩序的解体、新的社会因素的诞生，带来了社会格局的一系列巨大变动，必然会引发社会思潮的潜在变化和持续发酵。此外，随着战国时期社会局势的变化，旧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再适用，新的治理模式又尚未定型，面对社会变局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时代难题，不同的思想流派，依据不同的价值判断，纷纷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各种流派的激烈交锋和互相辩诘，必然会带来学术思想体系的冲突、更新与交融，从而为诸子之学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第三，列强兼并形势下各国的人才争夺和激励政策，为诸子争鸣提供了宽松优厚的环境。

列国在兼并形势下，竞相颁布优惠的人才政策，招贤纳士，对各种不同思想学说采取宽松政策，以图实现富国强兵之目标。此时，统一的意识形态尚未形成，从而为不同流派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而各国的才学之士，为获得统治者赏识，或出魏入秦，或出秦入齐，或自齐入楚，频繁出入各国，谋求以学干禄的机会，这就为各学派的竞争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思想学术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于是，各个思想学派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交流与学习，刺激并促成了争鸣局面的出现。

战国时期，诸子学说流布传播的基本面貌，在《韩非子》、《庄子》和《荀子》中均有所涉及，其叙述格局大多是以人物为主，兼及流派。

《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即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墨即墨翟所开创的墨家学派，两者分别代表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两种不同阶层的立场，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系列方案。此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同上），呈现出学派分化的特点。各家学说的思想交锋也日渐积累，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流派和代表人物。

《庄子·天下》将战国诸子之学的出现，视为“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结果，并且总结了当时流行的几个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即所谓“邹鲁之士、缙绅生”（以儒家为主），墨翟、禽滑厘（墨家代表人物），宋钘、尹文（与墨家流派接近），彭蒙、田骈、慎到（法家流派），关尹、老聃（道家流派的代表人物），以及惠施、桓团、公孙龙（名家流派）。

《荀子·非十二子》中，则以各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为主线，对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道、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十二人的学说，做了批判总结，在肯定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同时，也指出了各家学说“足以欺惑愚众”的偏激之处。

总的来说，战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以儒、墨竞争为主；中期则以诸家分化及百家争鸣为特色；到战国中晚期，随着政治统一趋势的日渐明朗，则出现了各派思想融合的基本趋势。若以地域视角来看，则战国诸子流派演化最早出现在东方，后逐渐向西扩展，呈现“东学西渐”的态势。

孔子是鲁国人，他创立儒学，以鲁、卫为核心活动区域。后来儒家的子夏学派传入魏国，形成西河学派，杂糅三晋政治治理技术，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刑名法术之学。子夏之西河学派，是孔门中由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关键思想流派，强调君主用权之“术”。李悝、吴起、商鞅等著名改革家、军事家，均出于子夏门下；而荀子、李斯、韩非则为其再传或三传弟子，可见其对战国时局走向的历史性影响。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原为宋人，墨学早期以宋、楚等地为活动范围，后扩散至秦、楚等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墨家之学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巨子”系统，以相当周密的组织化形式向西扩展，最终传入秦国，对战国时期秦国政局产生过深远影响。

战国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三大思想中心：其一，以三晋和秦国为主的刑名法术之学；其二，以楚地为主的道家之学；其三，以齐地为主的稷下之学。随着诸家学说的交互渗透，新的学术流派和形态还在不断生成。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反映出战国中期楚地学术面貌。就在同一个墓主的墓葬中发现了分别带有道家和儒家特色的古书文献，即是当时学术交流复杂局面的反映。楚地的道家学派在与其他学派的交流互动中，不仅对法、儒学说有所渗透，而且还在传播到齐地后，杂糅当地术数传统，形成了“黄老之学”。

战国后期，随着统一趋势的出现，诸子之学也出现了学术整合的趋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整合模式，一是以齐国的稷下学宫为基地而形成了稷下学派，二是以秦相吕不韦为首召集门客，编撰而成了《吕氏春秋》。

齐国的稷下学派，实质是各派学说争鸣辩论的产物。刘向《别录》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田齐政权以优厚待遇，吸引各国谈说之士，会聚于稷下学宫，史称“稷下学士”。稷下学士作为官府的智囊，通常遵循“不治而议论”的原则，对战国时政、国事和治乱之策展开议论，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以供参考。稷下之学不以一家一派学说为主，而是由政府提供场所和待遇，让各派学说自由辩论，彼此争鸣。稷下学宫的开设，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其中既有黄老学派，也有儒、法、阴阳等家。诸家争鸣的议题也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还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这样的做法，不但有利于各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秦相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思想整合策略，他召集属下门客，按照“十二纪”（象征十二月）、“八览”（代表八方）、“六论”（代表六位）的结构，吸收和采纳诸家学说，著成《吕氏春秋》，以便为秦的统一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吕氏春秋》在历史上往往被人称为“杂家”，就是因为难以用一家学派的观点对其内容进行归类，故名之。但实际上，《吕氏春秋》“杂而不杂”，宗旨明确，就是期望糅合诸家观点，整合成一种新的学说。当然这只是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