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

西汉初，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旨》，从天下“治道”的角度，将诸子之学分为道、儒、墨、名、法、阴阳六家。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著《七略》，又从目录学角度，将诸子之学分为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家等；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因其说而定为“十家九流”，遂成为后世讨论先秦诸子之学的主流范式。若从战国学术思想流变的实情来看，《论六家要旨》的划分，可能更切合先秦诸子之学的基本面貌。

儒家之学，创自孔子，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孔子去世后，孔门七十子之徒散布各地，形成了若干流派。早期流派中，以子夏一派为代表，曾获魏文侯支持，形成了著名的“西河之学”。西河之学，崇尚实务，反对空谈，与三晋发达的治理技术相结合，成为战国法术之学的重要思想源头。

战国中后期，“儒分为八”，其中较著名且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当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孟子提倡“内圣”，荀子注重“外王”，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像

孟子像

先来看孟子之学。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南）人，父早亡，他的母亲为了让他悉心向学，遂有孟母“择邻三迁”与“断机教子”的传说。《史记》记载，孟子受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是当时有名的儒家学者，他曾游历宋、滕、鲁、魏、齐等国，均不见用，晚年回到邹地，著书收徒为业。孟子以孔子继承人为己志，主张“仁政”，强调“心性之学”，后人遂把他和子思的学术思想，合称“思孟学派”。

孟子的思想，保存在《孟子》一书中，今本《孟子》共七篇，每篇分上、下，共十四章，分别是《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和《尽心》上下。

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其基本政治理念是“仁政”学说。他总结历史经验，强调：“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离娄上》）孟子严厉批评了战国统治者不行“仁政”的暴虐做法，强调行“仁政”者，“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梁惠王上》），要各国统治者效法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爱惜民力，力行德政，以收天下民之心。

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是使“民有恒产”。他提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因此，他建议统治者爱惜民力，轻徭薄赋，勿夺农时，救济鳏寡孤独。他的观点对于缓解统治阶层对民众的压迫，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孟子“仁政”说的认识论基础，是他所倡导的“人性善”理论。孟子继承子思学派重视“心性”的传统，认为，人的善性是内生的，是“天道”的体现。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善是人性内在的品质，人之所以为恶，是因为外在因素（势）的影响使然。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与“仁”、“义”、“礼”、“智”相对应，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只要“尽心”“存性”，通过自觉反省，“求其放心”激发人的内心“善端”，将其发扬光大，就可做到“天地与我合德，而万物与我为一”（《尽心上》）；民众受其影响，自会“风从响应”，从而实现“仁政”目标。

《孟子》书影

孟子强调反身而诚。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通过尽心养性，反求诸己，以培养“浩然之气”，就可以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孟子的这种理论，对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荀子像

再来看荀子之学。

荀子，名况，又称荀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受学于三晋的子夏学派，先后游历各国，三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史称“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公元前264年前后，荀子应秦昭王之邀，西游入秦；后返赵国，于赵孝成王前与临武君议兵；晚年转赴楚，得春申君器重，任兰陵（今山东莒南县）令。春申君遇刺而亡后，荀子废官，卒于兰陵。

荀子晚年，“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有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述万言而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荀子的学说，保存在《荀子》一书中，今本《荀子》约三十二篇，其中《劝学》、《修身》、《不苟》、《非十二子》、《天论》、《正名》、《性恶》等二十余篇，为荀子亲著，其余则可能为其后学所述。

荀子与孟子一样，也以孔子之学为正统，但与孟子突出“心性”、强调“仁政”的观点不同，荀子认为，治国理政，须以“隆礼重法”为要。荀子认为，“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特别注重强调礼和法并重。他认为：“礼者，人道之极”（《礼论》）；“国之命在礼”（《天论》、《疆国》），行礼治，可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同时，荀子又突出“法”的作用，认为“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因此，两者不可偏废，“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象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富国》）。

与孟子突出道德反省的做法不同，荀子更加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主张礼、法并重，重视法，却并不迷信法。他认为，治国要“教（教化）而有诛”，同时还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王制》），只有以君子行法，法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一点，又是荀子与后世法家“技术主义”的重大区别。

《荀子》书影

从“隆礼重法”理念出发，针对当时世之俗儒“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的情形，荀子提出“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儒效》）的观点，明确主张“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不苟》）。但荀子心中的“后王”，实质仍是西周文王、武王之“道”。这表明，荀子试图在儒家政治理念和现实政治之间，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开辟通向有效治理的可行道路。

荀子强调礼、法等制度的作用，是基于他的“人性恶”理论。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人性的外在表现，是情与欲，二者受后天因素的影响，生成“好利”、“疾（嫉）恶”、“耳目声色之好”等诸恶端，成为“争夺”、“残贼”、“淫乱”等恶行“之所由生者”，如果任其泛滥而不加约束，终将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他提出了“化性起伪（人为）”观点，主张“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强调依靠礼、法等制度约束，约束人的行为，再通过师法教育、“注错习俗”、节制修身等方法，使人心改恶向善，达到天下大治。

荀子的性恶论，是为其“隆礼重法”理念张目的，实为针对战国秩序大乱的局面有感而发。在他看来，在人欲横流、异端并起、世风日下的社会中，无法单单依靠道德自觉来达到秩序，亟须隆礼重法以矫之。

荀子的认识论，强调“天人之分”。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在他看来，天道是自然运行规律之体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善于“明天人之分”，善于区分天与人的不同职分，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很好地利用自然规律，趋利避害，增强驾驭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即所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这种态度，荀子称之为“制天命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