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败因



日本果真是有神助？蒙古人信奉的神祇长生天真的打不过日本人信奉的高天原诸神？这样的理由显然无法让人信服。哪怕是生于那个时代的人多半也并不相信是天神帮他们打赢了那场战争。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而恰恰是这些未解之谜增加了历史的魅力。

现在公认的结论是元军的第一次征日行动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

在此之前，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家没有养着一只神通广大的哆啦A梦，无法乘上时间穿梭机回到那个时代去采访当事人忽敦或者金方庆，我也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凭着一股子好奇心去尽可能全面地查阅中日韩三方的史料，在前人记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合理推测，然后得出一些自认为最接近事实的结论。但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这些资料很多都不可信，哪怕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事件亲历者的记述，也有很多不相吻合甚至大相径庭的地方。这使得我运用史料来讲述故事的时候不得不更加谨慎，只有这样或许才能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史实。

对于忽必烈第一次东征日本的败因，几百年以来，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风暴摧毁了东征舰队的船只，这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东征日本的失败。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根据手中的史料来抽丝剥茧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要查阅的当然是相对严谨的官修史书《元史》。

《元史·日本传》记载：“（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可以看出，元朝方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什么风暴的事。东征军到日本是打了胜仗的，但为什么退兵呢？两个原因：其一，军队又坐船，又打仗，太疲劳了，需要退回来休整休整。其二，箭射完了，咱蒙古铁骑可全靠骑马射箭的功夫混饭吃，箭都射完了还打个什么仗？先退回来补充补充弹药再说。而且“官军”的退兵行动是十分体面而有序地进行的，甚至临走的时候还没忘记顺便“掳掠”一下“四境”。

这一段记载的最原始素材可能正是来自于忽敦等人回国后向忽必烈所作的汇报。诚然，忽敦等人撤退的时候可能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悠闲自在，以文永之役的结局来看也并不能说东征军打了个大胜仗，他们的汇报显然有欺君罔上之嫌。但不得不说，这段记载的基本史实还是可以相信的。上文已经说过，忽敦当时正是考虑到如果不在入冬之前撤回国内的话东征军将在没有任何后勤补充的条件下与源源不断赶来的日军持续作战至少四个月，这才不得不撤军。“不整”和“矢尽”正好反映了当时参加东征的元军将士所面临的窘境。

为什么《元史》的记载里对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元军第一次东征失败之最大原因的那场大风暴只字未提呢？会不会是宋濂等人编修《元史》的时候资料不全或者有重大遗漏呢？

坦率地说，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宋濂等人早在元朝灭亡、明朝建立的当年，也就是洪武元年（1368），就奉朱元璋之命开始编修元史，其手里更是握有大量的元朝官方档案——大将徐达攻占大都的时候，缴获了包括元朝十三代帝王实录等在内的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像东征日本这样的大事，仅仅发生在一百年前，是不大可能没有详细记录留存下来的。而如果连大风暴导致东征军失败这样重要的信息都忘了写进史书，那被朱元璋褒奖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大才子宋濂等人岂不是连现在小学生写作文的水平都达不到？这也是不合逻辑的。因此，虽然不能由此就武断地否定大风暴曾经真实发生过，但至少可以证明所谓的大风暴并非东征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重视。

我们再换个角度试想一下，如果你就是东征军的总司令忽敦，皇帝把好几万军队拨给你，还把辛辛苦苦搜刮来的差不多是帝国水师在北方的全部家当的一千艘战船交给你，而任务很简单，只是让你去修理一下隔壁那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家伙。结果你跑去只正儿八经地打了一天仗就回来了，然后向皇帝报告，你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马。你好意思开口吗？损失这么大的理由呢？对方厉害？对方聪明？这都不是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是大军遭遇了不可抗力的袭击，而作为本来就十分凶险的远洋作战，最大的不可抗力就是台风、海啸等自然界的力量。如果真是遭遇了大风暴，这么现成的、合情合理的、可以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的理由为什么不说出来？这显然也不合逻辑。

那么，大风暴葬送了东征舰队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追根溯源，有据可查的最早提出东征军因遭遇风暴而败说法的是当时日本朝廷的大臣广桥（藤原）兼仲，他在他文永十一年（1274）十一月六日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或人云：去比凶贼船数万艘，浮海上，而俄逆风吹来，吹归本国，少少船又驰上陆上，仍大鞆式部大夫郎从等凶贼五十余人许令掳掠之，皆搦置彼等。”也就是说，他听人说元军的船一共来了好几万艘，但突然遇到逆风，结果又被吹了回去，只有一小部分得以上岸，被“大鞆式部大夫”（大友赖泰）的手下抓了起来。

“蒙古来袭”是当时日本朝野最为关心的重大事件，甚至说是当时日本朝廷与幕府的第一大事也不为过。与之有关的各种小道消息自然是满天飞。身为朝廷大臣的广桥兼仲将听到的相关消息记入日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他的消息来源显然存在问题——广桥兼仲担任权中纳言这样的高官是在近二十年之后的事情，文永年间的广桥兼仲尚未步入天皇朝廷的权力中枢，担任的只是治部少辅这样一个正五位下的中级官僚，自然难以获得亲眼一睹九州送来的官方文书的机会，很有可能连参加讨论应对之策的御前廷议的资格都没有。“或人云”的“人”，也许正是参加了御前会议的朝廷重臣，开完会出来带着吹嘘的口气给候在外面无缘参会的广桥兼仲讲了一些前线发生的情况。连敌船数目这样的基本情况都差得那么远，那么自然他所说的“逆风”是否又值得相信，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广桥兼仲的日记被后人编为《堪仲记》，又被称为《兼仲卿历记》，是研究镰仓幕府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与文永之役同时代的关于那场战争的历史记载。可惜的是，作者不在战场一线，也不在日本权力中枢，其中关于文永之役的记载大多属于道听途说，有失准确，故而严重影响了它的史料价值，不足全信。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记录文永之役的另一部重要资料是《八幡愚童训》。《八幡愚童训》最初收录于《丛书类从》，后被收入《日本思想大系》的“寺社缘起”部分。根据《日本思想大系》的介绍，该书完成于“第九十五代朝廷”，而日本所谓的第九十五代天皇是从公元1308年到1318年在位的花园天皇，据此可以推测其成书年代约在文永之役后三四十年的十四世纪初期。从时间来看，既然战争都结束了近半个世纪了，考虑到那时候人的普遍寿命，那作者想必不会是文永之役的亲历者。如果作者亲历了那场战争，为何要在三四十年之后的风烛残年再动笔？回忆录怕也不会是这么个写法吧？从书名来看，顾名思义，“愚童训”应该是写给小孩子看的类似于《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幼教读物，而“八幡愚童训”应当就是利用八幡神话对儿童进行宣传教育的宗教读物。这部书中写道，八幡大菩萨于十月二十日夜里化身为白衣神将，率三千神兵由箱崎八幡宫出发，朝敌国舰队发射神箭，与异国的神祇交战，顷刻间海面便巨浪滔天，敌军全部葬身鱼腹。

在前面的故事里我们知道，有一支元军与日军在箱崎发生了激烈战斗，并最终击退了防守箱崎的日本守军。天黑之后，元军为了掩护撤退而纵火焚烧了箱崎八幡宫。八幡大菩萨自己的庙都守护不了，何谈守护国家？连神宫都被敌人放火烧掉了，这对于一直宣扬“神战”的神官和宫司们自然十分不利。因此，编出了白天神宫被烧，夜里八幡大神便显灵现身大败敌军的故事，借此维护八幡神的权威，维持人们的信仰。

因此，不妨推测，《八幡愚童训》可能正是出自于八幡神宫的神职人员之手，以强化八幡信仰、宣传八幡神迹为目的，在民间流传的关于异国入侵的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一部写给小屁孩的文学读物。有日本学者提出，《八幡愚童训》的问世，很有可能是出于向日本朝廷表功，借以申请当局对八幡神宫的奖赏和赞助而创作的，这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测。

既然《八幡愚童训》是这样一部神话作品，那我们就不可轻易相信，更不可全信，更何况《八幡愚童训》里讲文永之役也只是说神灵垂迹施展法术消灭了入侵之敌，并没有关于大风暴的直接记载。

前面我们谈了中国和日本方面的史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高丽方面的史料吧。

高丽方面的史料首推《高丽史》，在《金方庆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復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还。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金）侁堕水死。”这段史料里面提到了“大风雨”，并明确地说“大风雨”给东征舰队造成了重大损失，甚至连高丽左军总指挥官金侁这样的高级将领都掉海里淹死了。

《高丽史》是朝鲜李朝的大臣郑麟趾奉朝鲜国王的命令仿照中国官修史书的体例修撰的，成书于文永之役后近两百年的公元1451年。他这“会夜大风雨”是从哪里看来或听来的，已经无从得知了。在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的时代，郑麟趾等人编修《高丽史》的时候，参考日本方面类似于《堪仲记》和《八幡愚童训》的这类资料以补充史实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同的时代都有人围绕着忽必烈大军东征日本失败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特别是对受此系列事件影响最为深远的日本来说，更是有很多人致力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这些成果的出现，反而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日本福冈气象台工作的一个名叫荒川秀俊的气象学家也来凑热闹，从气象学的专业角度提出，文永之役发生在公历的十一月——而在这样的晚秋初冬时节，北九州是不可能出现大风暴的，人们之所以说元军是败于大风暴，那是因为人们把元军的两次入侵搞混了，因为第二次东征日本的元军是败于风暴，就误以为文永之役也是败于风暴，然后更是以讹传讹，最后竟然成了举世公认的观点。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根据就是多年以来北九州地区的气象学统计资料。

之后又有学者对荒川秀俊发表观点之后的台风情况进行了统计——在1946年到1994年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共有157次台风登陆日本列岛。其中，在月份上与文永之役中元军的败退月份比较接近的仅有两次，一次是1988年十月十七日发生在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县枕崎市，一次是1990年十一月三十日发生于本州和歌山县白滨町。这些气象统计资料进一步证明了荒川秀俊观点的“正确性”。如果如此之低的概率都让元军不幸地遇到了，那可真是日本人撞了大运。

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更多的重量级专家学者站出来反对荒川秀俊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结果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读卖新闻社出版的《日本的历史》和中村荣孝的《日鲜关系史研究》都认为，元军败退虽然不是因为台风，但也确实与风有关，而且进一步提出这能把东征舰队吹得七零八落的怪风正是日本海上冬季常见的来自东亚大陆的旋风。

龙肃批评荒川秀俊以最近几十年的气象统计情况来倒推六百年前的气象情况，是明显的刻舟求剑，外行人的做派。

国学院大学教授八代国治在《关于蒙古袭来的研究》中极力强调要重视与事件同时代产生的历史资料，对《堪仲记》大加褒奖，他的徒子徒孙们也以此反对荒川的理论。

筑紫丰根据编纂于江户幕府时期元禄年间（1688-1704）的《西大敕谥兴正菩萨行实年谱》的相关记载，在他的论文《文永之役的神风与敌国降伏的宸瀚相关》中提出，十月二十一日从博多湾消失的元军其实是主动撤退的，但不幸的是在航海途中于十一月五日在对马海峡遭遇了猛烈的台风。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九州大学教授川添昭二和真锅大觉。

真锅大觉在综合研究了屋久岛上杉树的年轮、有明海的地层，以及1900年到1950年的台风记录等之后认为，新历八月中旬，标准型台风由屋久岛向九州北部推进的最大风速为55。6米每秒。文永之役中元军舰队所遭遇的不是台风，而只能算是大风，因为其博多湾内风速只有18米每秒，博多湾外的风速则达到了大约30多米每秒。大风刚吹起来的时候，东征舰队借风起航开始撤退，谁料驶出博多湾以后陡然遭遇大风，猝不及防，遭受了损失。

研究还在继续，争论仍将继续。

新的技术手段层出不穷，新的研究视角也不断涌现，但争论丝毫也没有要停止的迹象。也许，文永之役东征军是否遭遇台风会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之谜。

尽管目前尚无定论，但在前面的章节我仍旧是按照几百年来大家普遍认同的说法来讲述故事。毕竟我们的故事得讲圆满不是？写个东征大军撤退的情节也搞他十几个不同版本出来，那不是太狗血了？估计到时候哪怕讲故事的我没有吐，听故事的你都要吐了。

虽然说历史已经发生，没有假如，也不能假设，但接下来，我们不妨故意大胆假设一下，如果没有遭遇那场传说中的风暴，这次东征的结局又将如何？

当然，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战术层面，而应该上升到战略层面，即忽必烈发动这一次东征的主要寓意何在。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探讨过忽必烈诏谕日本的目的，那么忽必烈发动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显然与诏谕日本的目的相一致，或者说，这次的行动虽然看似与和平诏谕日本的初衷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实际上却是直接为和平诏谕日本的目的服务的。

此话怎讲？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我看来，忽必烈采取这次军事行动至少想达成以下三个目的：

第一，威慑日本。以前的历次遣使诏谕，忽必烈都让使者带着国书，而国书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的都是在劝说日本遣使来朝的说辞之后再硬生生地来上一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虽然从第一封国书开始就放了这样的狠话，日本方面却是无论你劝说也好，恐吓也罢，就是不予理睬，甚至连正式答复的面子都不给，着实可恶。再不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来，日本人该躲在一旁嘲笑我“雷声大，雨点小”啦。

第二，侦测日本。忽必烈肯定并不确切地知道日本人的军事力量到底如何。一方面，他不相信一个区区海岛小国会有超过南宋和高丽的军事实力。偌大一个南宋都被我蒙古大军打得满地找牙了；高丽虽然也是小国，但好歹和中国内地相连，能第一时间吸收到不少先进文化和技术，不也被我打得只能躲上海岛，一蹲就是几十年？你日本能有多大能耐？就不怕我哪天兵锋相向？另一方面，忽必烈想必从他身边的高丽人口中对日本人的好勇斗狠有所耳闻，特别是赵良弼一定给他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不过毕竟没有与日本军队真正过招，他心里是没有底的——姑且派出一支军队先去试探试探。

第三，敲打高丽。蒙古控制高丽王室多年，但反抗蒙古人统治的行动在高丽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大臣们阳奉阴违，百姓们公然反抗，甚至还出现了三别抄这样“另立中央”的尝试。敲打敲打高丽，让他去做东征日本的马前卒！这样一来，既可以继续削弱高丽的军事力量，减少高丽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又能给高丽树立一个新的敌人，让这个敌人在东边不断地仇视他，威胁他，牵制他，让他焦头烂额，永无宁日，最后只得乞求我大元帝国派兵保护。

正是这样，忽必烈只派出了规模有限的军队来实施这一次远距离的侦察作战。

这次规模有限的进攻确实只能算是渡海侦察。元朝只派出了包括蒙古人、汉人、女真人和回回人的多民族部队两万五千人，而其中有不少还是刚归附元朝不久的南宋降兵，也有很多是只会握锄头把子的屯田兵。拉上高丽的八千人冲在前面当炮灰，再抓来六千七百名划船扳舵的水手，这才勉强凑够“四万大军”。指望这样一支军队完成踏平日本的光荣任务？忽必烈好歹也是中国历史上挂了名的有为君主，是伟大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要知道他爷爷成吉思汗当年打个花剌子模就带了足足二十万大军，而且还是清一色的蒙古精兵。

既然只是一次武装侦察，就不需要动用那么多兵马，也用不着准备那么多粮草，更用不着把宝贵的战船舱位腾出来装载更多的军器军械，所以才会在仅仅进行了一天的激战之后就出现了“矢尽”的状况。

但是，我相信这支特大型侦察部队出发前并没有接到完成侦察任务后就撤退的命令，最可能的命令是要他们击溃日本最初的反抗，然后在沿海地区扎下根，站住脚。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日本人一见大军来到就立即服软，一改往日的强硬态度，或者是日本也像高丽、南宋那样在内部涌现出一大批类似于洪福源、崔坦之类的投降派，然后封他们当个日本归附军民总管，就可以仿效以汉人制汉人、以高丽人制高丽人的做法，搞个以日本人制日本人。

但日本方面同仇敌忾顽强作战的态势完全超出了东征军将领们的心理预期，计划中必然前仆后继登台亮相的日奸好像一个都没出现，相反，日本的后续部队却源源不断赶来，夜以继日地对东征军的阵营进行骚扰。弹尽粮绝，且无援军，更糟糕的是再不撤退等风向一变可就想撤都撤不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忽敦作出了全军撤退的决定，实属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