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千舸再扬帆



其实元朝为东征日本而进行的军事准备从未停止过，第一次东征大军返回以后，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二次东征的准备。

高丽作为帝国的东方屏障，也作为东征日本的前方基地，在帝国的统治秩序内拥有着特殊的地位。忽必烈对高丽恩威并重，悉心经营，一方面对其僭越不尊的地方严格限制、严厉告诫；另一方面，对某些无伤大雅能够宽容的地方则示以宽大。

至元十二年（1275），忽必烈专门派人前往高丽，把高丽的礼乐名号制度好好数落了一番。指责高丽简直就是乱来——你王愖发布个命令也敢称之为“颁旨”和“降诏”吗？你王愖也配自称“朕”？当然，忽必烈也没有就此上纲上线认定高丽是要图谋不轨，只是说以前弄错了现在就得改，要求高丽方面把省、院、台、郡、官名、爵号中与朝廷正在使用的名称相同的，全部改掉。你高丽是地方政府，就得像个地方政府，能和中央搞成一样？

至元十六年（1279）八月，高丽方面派人向忽必烈报告，说通缉了很多年的三别抄余党金通精没抓着，据说已经死了，现在抓到了他的儿子金温，请示怎么处置。在这件事情上，忽必烈显示了他的宽容，答复道：“既然金通精已经死了，就算了。老子造反，他儿子没参与的话，那关他儿子什么事？”让高丽将金温特赦为民，不予追究。

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王愖又向忽必烈一次性奏请了七件事，分别是：以戍守耽罗的高丽兵补充东征日本之军；加派蒙古军参加东征；不要给洪茶丘升官，哪怕要升也最好等到东征胜利归来再说；赏赐高丽军官以金牌银牌，鼓舞士气；以滨海地区的汉人充当东征舰队的艄公、水手；派遣按察使访问高丽民间，了解百姓疾苦；请求允许王愖本人到东征军的出发基地合浦阅兵。忽必烈全都欣然应允。

另一方面，在这个月里，忽必烈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他将主要负责高丽、日本方面事务的忻都、洪茶丘等人安排进中书省，担任中书右丞。值得注意的是，一同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的还有范文虎。即将参与东征的李庭也是在这次大规模人事调整的时候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一职的。

与李庭一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的还有一个叫张拔突的人。此人倒是没啥好说的，值得一说的只是他的名字。此人姓张，显然是汉姓，可后面偏偏跟着一个蒙古名“拔突”，就显得有点怪异了。其实，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相当时髦的名字，毕竟当时的天下正是蒙古人在坐着江山嘛，只有翻开《元史》才能见到那么多什么何抄尔赤、李阔阔图、吕伯颜铁木尔、宋也先不花、王忙古歹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的混搭风格的名字。

紧接着的九月，忽必烈又加封高丽国王王愖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进一步提高了高丽王国在大元帝国体系中的地位，以牢牢地将其捆绑在征讨日本的战船上。

十二月，王愖正式接到了忽必烈要求他派兵从征日本的诏令，忽必烈在诏令中要求高丽派出精兵一万、水手一万五千人，分乘战船九百艘，携带军粮十万石参加对日作战，并为途径高丽境内前往日本的帝国军队提供方便。当然，忽必烈也承诺，元军在行军过程中绝不会过分打扰高丽百姓。紧跟着这份诏令而来的，还有加封王愖为日本行省右丞相的任命。与东征日本的任务相呼应，王愖再次任命金方庆为征日本都元帅，统领所有参与对日作战的高丽军队，并任命朴球、金周鼎为征日本军万户，佩虎符。

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屯驻高丽的忻都、洪茶丘等人也正式接到了要求他们率所部渡海远征日本的命令。除了驻屯高丽的元军之外，屯驻江南的部分元军也同样接到了参加东征行动的命令，比如范文虎就被要求率所部从浙江沿海的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出发，渡海参战，拔都、张珪、李庭所部作为预备队在港口随时待命。

数年来，在江淮、湖南、江西、福建等南方行省所建造的战船与缴获的南宋战船此刻全都集中于庆元府。元军还进一步明确了军纪，规定凡是汉军、新附军出征，临阵脱逃者一律处死，不仅当事人要接受严厉惩罚，还要实行连坐，其妻子儿女也要被罚为奴婢。

二月，忽必烈在宫中便殿赐宴于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带等征日诸将，为大家壮行。文臣武将齐聚一堂，好不热闹。觥筹交错之间，人们发现独独忽必烈并未开怀畅饮，似乎有什么心事。在众人的一再追问之下，忽必烈才道出了自己的担忧：“你们问我有什么担忧的事，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之间不团结。”

忽必烈顿了一顿，眼睛盯着洪茶丘说：“比如范文虎是新从南宋那边过来的，你们会不会看不起人家？”众人当然纷纷拍着胸口表态说一定精诚团结，请领导放心。

在这次宴会上，忽必烈还告诫征日诸将，取人之国，在于得到百姓，不然打下了土地也会缺乏劳动力来耕种，所以到了日本，切忌滥杀，要将日本人也纳入帝国百姓的行列，为我所用。

自古以来的海上中日交通，总的来说有黄海线和东海线这一北一南两条航线——北线使用时间更早。早期的日本人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到达中原的，大致是从九州博多出发，过对马岛到朝鲜半岛，然后沿着半岛西部海岸航行，到达中国沿海。南线使用时间要晚许多。大致在唐宋时期，由于北方交通被少数民族政权完全阻隔，逼着人们另辟蹊径。江南的人们在掌握了东南季风的活动规律以后，才逐渐开辟出了这条成熟的航线，他们在每年的夏秋两季乘风出海，斜向东北横渡东海，到日本值嘉岛或平户岛后转向博多。

忽必烈的对日作战计划是这样的：由在高丽的驻军组成东路军，在元朝东部沿海的驻军组成江南军，兵分两路，各自择日出发，分别沿南北两条航路进军，待六月十五日在日本壹岐岛合兵一处之后，以优势兵力迅速占领日本九州北部地区，建立桥头堡，然后且战且屯，以战养战，站稳脚跟，逐渐渗透，迫使日本当局接受称臣纳贡的要求。这一计划显然弥补了上一次东征日本的不足，做好了在海外长期作战的准备。为此，元军还将携带大量的农具、种子，甚至耕牛。

两路东征军的总指挥确定为实战经验丰富的中书省左丞相阿剌罕。忽必烈制订对日作战计划的时候就把阿剌罕、范文虎从浙东招到御前参与了全部策划过程。可就在即将发兵的六月，阿剌罕却突然病倒了，忽必烈只得临时任命江淮行省左丞相阿塔海为总指挥。阿塔海还没有到任，先传来的倒是阿剌罕病死军中的噩耗。

其实至元十八年这一年对大元帝国来说处处都显示出不吉之兆——年初，讨灭南宋的名将阿术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的军中死了；二月，忽必烈的大老婆弘吉剌氏皇后也死了；三月，忽必烈麾下如同百科全书一般的智囊人物许衡又死了……

尚未出征，元军将士的心中便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忽必烈的另一位智囊人物王磐再一次找到忽必烈，冒着生命危险劝谏道：“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打！”

这眼看着大军就要动身，你又跑来跟我说这个，这不是摆明了要乱我军心吗？忽必烈异常震怒，叱责王磐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应该再提这件事情，并说：“（惑乱军心）在蒙古法里，哪怕只是说说也是不可饶恕的，你难道还有别的企图？”

王磐没有丝毫畏惧，从容回答道：“我是赤心为国，才敢这么说。如果有二心，当初为何要冒死跟从陛下起家？我都已经是八十几岁的人了，又没有子嗣，有二心？二心留着还能用来干什么？”

忽必烈毕竟算是一代明主，自然能够很快发现自己的失态。第二天，忽必烈就派近侍到王磐家中，对其好言抚慰，并将内府收藏的碧玉宝枕赐予王磐。皇帝嘛，说的话那叫金口玉言，做出的决定也永远都是伟大、光明、正确的，犯了错误自然也不能当面承认。他送东西给你，其实也就等于是认了错了，个中缘由嘛，你懂的。

当然，他认的只是对王磐态度不好这个错，至于东征日本这事，哪怕错了他也不想回头，更何况他坚信在这事儿上他没错。

这次东征的主力仍旧是从高丽南部沿海出发的蒙古军和汉军，被称为东路军。东路军人数约四万，其中一半是水手船夫，实际作战人员约两万。而从江南出发的新附军虽然达十万之众，但其中大多数是准备到日本种田的屯田兵，携带了很多农具、种子等物，武器弹药都不充足。绝大部分还都是第一次乘船渡海，背井离乡。大海茫茫，拥挤于狭窄阴湿的船舱，面对生死未卜的前途，士气之低可想而知。

江南地区的南宋降军实在太多，降军造反的事情也是接连不断，这些南宋的降兵降将们对于元朝，完全可以说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如果有谁打着宋室遗孤的旗号振臂一呼，说不定这伙人就又起来造反了。忽必烈此举，正是为了把这些不好控制的南宋降军消耗掉——这是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面也持这一观点——能够战胜固然是最好的结果，但哪怕打个败仗对元朝统治者来说也未尝不是好事。

与此相反，日军普遍士气高昂，甚至可以说其实很多人老早就盼着来这么一仗了——御家人武士念着战后幕府和朝廷对家族的恩赏，武士家的庶子们希望在战争中立下功劳获得封地，浪人们也希望有一个进身出仕的机会。

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三日，东路军率先出发。以蒙古军、汉军和高丽军为主体的四万元军从高丽合浦起航，分乘九百余艘战船，沿着上一次东征的路线浩浩荡荡杀奔日本而去。王愖亲自到合浦给大军送行，而忻都、洪茶丘和金方庆都是这支大军的主要将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由于风向不定，舰队行动异常迟缓，在晕了半个月的船之后，东征将士们才终于靠近了对马岛。

按照一直以来先礼后兵的传统做法，元军先派人上岛劝降。与文永之役一样，日本人毫不理会，反而列阵于海岸，摆出一副谁要上岸就和谁拼命的架势。

要打就打呗，咱们跑这么大老远来可不是参观访问的！元军立即向岛上的日本守军发动了进攻，当然，首先被丢上海岸的仍然是高丽人。日军人少，可抵抗得异常顽强，高丽军郎将康彦、康师子先后阵亡。不过，当更多元军冲上海滩之后，日军的抵抗随即土崩瓦解。

杀红了眼的元军早把出征之前忽必烈要求诸军攻入日本以后切勿“擅杀”的训诫忘得一干二净，逢人便杀，不管男女老幼，一律不留活口。岛民纷纷逃入岛中深山，藏身于山崖石缝之中。尽管如此，仍难逃被元军搜山部队找到之后就地处决的命运。甚至发生了年轻的母亲因为害怕怀中婴儿啼哭引来元军而将襁褓之中的婴儿捂死的惨剧。

在又一次扫平了这座小岛之后，东路军决定像上次一样，向下一个目标壹岐岛进军。

尽管东路军于五月二十六日在航行途中遭遇了一场暴风雨，损失了若干船只，但仍然比原定的会合时间提早半个月登上了壹岐岛。日本人在岛上的抵抗当然可以忽略不计，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东路军诸将的面前——是按照预订计划就此暂停进攻，静待江南军前来会合呢；还是以一军之力继续向下一个目标推进？

决策的过程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但东路军用行动告诉了我们决策的结果。东路军在此分兵两路，占总兵力三分之二的主力舰队向预定的攻击目标博多湾而去，同时派出一支拥有三百艘军船的偏师北上，袭击长门国沿海，以牵制本州方面的日军，阻止其增援九州战场。

我有理由相信东路军之所以不等江南军前来会合便独自发起攻击是基于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判断。在《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八年六月的记载中，有着这样一个小插曲——日本行省派信使到大都向忽必烈汇报道：“大军取道巨济岛，至对马岛，从俘获的岛民口中得知太宰府西面六十里的地方原有的日本戍兵全都调动出战了，此地正好空虚，是否可以乘虚攻击？”忽必烈作出批示：“军事方面你们前线将领可以自行权衡决断。”

既然获得了确切的情报，知道某地已经成了不设防区域，又取得了忽必烈的完全授权，那何必还等人多势众的江南军来抢走已经唾手可得的功劳？

北上袭击长门国的别动队于六月的八日、九日两天对长门国的赤马关发动了进攻。

赤马关扼守下关海峡，是从西国外海进入濑户内海的咽喉。第一次元日战争以后，特别是杜世忠使团在长门国上岸之后，幕府担心将来元军也在此处登陆。所以，在强化九州防御的同时，也着力加强与九州地区临近的中国地区的防御。先是让幕府元老二阶堂行忠去做长门守护，行忠以长门一国可供战备的御家人不足为理由，不愿赴任。幕府考虑到他说的也不无道理，便将与长门邻近的周防、安芸、备后三国也交与他统一指挥。并要求一旦元军再度来袭，各国御家人务必共同抗敌。此后，纳入这一统一指挥体系的地区逐步增加。次年（1276）的正月，北条时宗任命他的亲弟弟北条宗赖担任了长门国守护，并要求他立即奔赴西国就任。八月，幕府将山阳道、山阴道、南海道三道共二十二国的武士都纳入他的统一指挥之下，各国武士也要像九州各国的武士那样，轮流到长门等元军可能来袭的最前线执勤警备和修筑石墙。这一役职后来发展成了长门探提。

元军别动舰队驻泊于角岛（今日本山口县丰北町）、黑井岛（今日本山口县下关），换乘小船，分别在丰浦郡丰前神玉村的土井滨和黑井村的八之滨登陆。不过上岸之后不久，元军就发现他们已经没法再深入了。一条长长的石垒横在他们面前，石垒上还站满了随时准备和他们拼命的日本人。在此地驻防的不但有备后、安芸、周防、长门四国的御家人武士，还有从东国前来增援的安达氏、宇都宫氏、安藤氏等武士军队。元军别动队兵力有限，对面前日军的情况也不太清楚，所以不敢贸然行事。试探性地进攻了几次，发现根本占不到便宜之后，别动队只得驾船退走，返回筑前去和主力部队会合。

虽然这支元军别动队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战果，却达成了实质性目的——直到弘安之役结束，本州地区的日本军队都因为担心元军再来，而留守原地不动，没敢去九州前线凑热闹。

东路军主力早在六月六日就抵达了博多湾。但挡在他们面前的不但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条“长城”，还有大量日本守军。

日军总大将是镇西奉行少弍经资，全权指挥镇西府管辖下的各国守护作战。同时，他还兼任了筑前、丰前、肥前、壹岐、对马这所谓“三前二岛”的守护。他麾下的主要将领有丰后守护大友赖泰，北条时宗的亲弟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盛宗，还有南九州地头蛇岛津家的家督岛津久经——他一身挂着萨摩、大隅、日向三国守护的役职。为了加强九州防卫，幕府早就派出合田五郎、安藤二郎等直属御家人武士到九州，统制东国方面前去增援的游击部队。这些人动员了各自领地上的所有兵力，一共约有四万余人。

我们再来看看此时的东路军有多少兵力。东路军虽然号称也是四万，但除去一万七千水手，实际能够投入作战的只剩下蒙汉军一万九千人和高丽军一万人。加之此前又分出约一万人搭乘三百艘船去打长门，所以此时在博多湾海面，东路军不得不凭借这仅有的两万兵力去进攻固守在沿海防御工事后面的四万精锐日本守军。

街头打群架的混混都知道，群殴取胜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人多。《孙子兵法》也说：“十而围之，五而攻之，倍而分之”。如今，能打的人数只有人家一半，估计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半而溜之”了。东路军远道而来，深入敌境客场作战，武器装备也体现不出明显的优势，尤其可怜的是连一块能踩得踏实的地盘都没有，不得不晃晃悠悠地蜗居在船上啃干粮。而对面，不仅有一眼看不到头的防御工事，还有人头多得数不清楚的精锐部队，而且人家能躲在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好吃好喝睡好觉。这一系列情况，特别是日本人赶制出来的这条“长城”，是元军事先没有掌握的。上一次文永之役中的老经验、老做法看来是行不通了，预订的作战计划显然不得不重新调整。本来元军的攻坚能力就值得怀疑，从区区一座重庆钓鱼城能够“独钓中原”七十年就能看出来，而且这次渡海过来也没有带任何的大型攻城器械，估计连爬城墙的云梯都没带。

其实元军在出发之前也并不是没考虑过携带大型的攻城器械。早在东路军出发之前，很少干正事的范文虎竟然提出了现在看来极具建设性的意见，他向忽必烈替东路军申请了三件事——一是增发汉军一万到高丽参加东路军出征，二是增拨军马两千匹配发给参加渡海作战的秃失忽思军，三是请求忽必烈派出回回炮匠携带回回炮随船出征。第一件事，忽必烈倒是答应了，可后面两件事却都没通得过，忽必烈还笑范文虎傻——“船上打仗还用得着军马和回回炮？”

要是咱们这次带了回回炮来，再厚实的城墙都给你轰塌了，就凭你这破土墙还挡得住我们？呸！

元军将领们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如此，再怎么死缠烂打也要找老大要几架回回炮来！

忻都、洪茶丘、金方庆几位将领一合计，既然不能直接在博多湾南面的海滩上岸，那我们就在博多湾北面找个地方先把人马从船上放下来再说吧。毕竟踩在陆地上心里还是要踏实许多。

显然，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志贺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