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跑路名将的余生

范文虎一口气逃到了高丽金州的合浦，踏上结实的陆地，一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才总算给揣回了肚子里。其后数日之间，其他逃归的部队也三三两两抵达朝鲜半岛沿海。

借道高丽，范文虎等人回到了大都。

想当初打算溜号之际，张禧劝范文虎因敌于粮继续作战的时候，范文虎说的那句“还朝问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还萦绕在耳边，当时觉得此公虽然雄起得不是地方但好歹也算雄起了一回，颇有几分“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魄。可一回到朝廷，见着忽必烈的面，范文虎就像一条滑溜溜的泥鳅，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到了日本，俺们正准备攻打太宰府呢，哪知道突然来了一场台风，把咱家的船全都弄坏了。即便这样，俺都还想接着打，可那该死的万户厉德彪、招讨使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人根本就不听我的号令，只顾自个儿逃走了。实在没有办法，俺只得把剩下的兵士带回合浦，把他们遣散，放他们还乡。”

他提到的厉德彪、王国佐、陆文政这几个人历史上记载不详，有的资料说他们几个全都淹死在了海里，有的资料说是他们畏罪逃到了元朝控制区域以外的南洋，最神奇的说法是他们逃到高丽之后，遣散部队，隐姓埋名，任凭元朝政府想尽办法也未能将他们捉拿归案。总之一句话，哥儿几个统统人间蒸发了。范文虎要抓替罪羊，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人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并且，为了隐瞒人员损失情况，范文虎还说他一回到高丽就把部队给就地遣散了，让大家伙儿都高高兴兴地回老家去，一方面可以体现咱皇帝陛下的人性化管理，皇恩浩荡，一方面也可以替朝廷节约不少军粮——北方的粮食多吃紧啊，咱做臣子的要想领导所想，急领导所急，主动为皇帝陛下分忧嘛。

其他逃回来的将领纵然知道真实的情况，可还有哪个不是三只脚？既然大家都是临阵脱逃才捡回一条命的，那就大哥莫说二哥了，一起都瞒着吧。东征归来的众将们不约而同地统一了口径，把战事不利完全归结于纯属不可抗力的台风，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好歹也算是英明神武一代雄主的忽必烈还真让范文虎他们给忽悠过去了，这些将领不但没有受到丝毫处罚，反而三番五次地获得了羊马、衣物、币帛之类的奖赏，美其名曰没有功劳好歹也有苦劳，下次再去攻打日本，还得靠你们这些人多多出力呢！

直到第二年，一个小人物的出现才让事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个小人物的名字叫于阊。

作为一个“南人”，身为炮灰的于阊终于从日本人的刀口之下勉强保住了一条小命，又由于自小长在江南，善使舟楫，日本人便留他给自己当水手。在获得了日本人信任之后的某一天，于阊只身驾着小船钻进了大海深处就再也没回去。半月之后，他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并被地方官员送到了忽必烈的御前。从他口中，忽必烈才终于知道了日本之战的真相。没过多久，与于阊命运类似的莫青和吴万五也相继逃归故国，所说的情况与于阊大同小异。

于是，忽必烈陛下震惊了，满朝文武也哗然了。

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临阵脱逃！丧师辱国！欺君罔上！

这三条罪名，哪一条不是死罪？三罪并罚的话，范文虎，这一次你怕是有三个脑袋也不够砍！

且慢，这只是按照常理的推断而已。要知道，我们的范大人虽然是一位祸害了宋朝又来祸害元朝的祥瑞之人，可人家就个人来说却实实在在算得上是一员少有的“福将”，这样的人物当然是吉人自有天相。虽然史书记载“范文虎等皆获罪，惟张禧独免”，但到底范文虎等人获罪之后受到了怎样的处罚，也许是我手里的资料还不够全面吧，反正我是翻烂了史书，也没看到一个字的记录。与征讨日本擅自溜号的各位将领相比，南征占城国的将领们就没那么好命了，从占城擅自逃归的二十三名将领全都被远流蛮荒之地，终老一生。

处罚的情况不清楚，我所清楚的只是范文虎在短暂赋闲之后即被重新起用为中书左丞，还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参与政事。这一事件十分明确地记录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的十一月条内，此时距离范文虎狼狈逃回大都还不到三年，距离其欺君谎言被于阊、莫青、吴万五戳穿而受到“处罚”则时间更短。其后不久又升为中书右丞，在蒙古贵族乃颜叛乱之际，还受命率领忽必烈的亲卫军镇守战略要地平滦，足见忽必烈对范文虎的宽容与信任，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与此相呼应的是范文虎自己对投降之人似乎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爱。《元史》里面经常有范文虎对投降之人宽大处理的记载。

至元二十六年（1289）十一月，漳州的一股农民起义军进攻龙岩，势力很强，有八千多人。起义军屡屡击败当地官军，连元军千户张武义都被他们抓了去，还与另外一股来自枫林的起义军会合，变得更为强大。福建行省派大军进剿，终于击败了这支起义军。义军首领陈机察、丘大老、张顺等人走投无路，只得带着余党向朝廷投降。福建行省上书中央枢密院，要求将他们全部斩首，以儆效尤。范文虎不赞成，并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些人固然都犯下了死罪，但是人家既然已经投降了，要再杀了他们，如何取信于天下人？不但如此，我还要建议陛下亲自接见他们，以示优待。”

可能这与范文虎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吧——降人何苦为难降人？

晚年的范文虎可能更多地从事维护运河的差事。《元史》之中最后两次提到范文虎，他都是在干这事。第一次是在至元三十年（1294）三月的记录里面，说平章政事范文虎总理疏浚漕河之役。第二次是在次年，也就是元贞元年（1295）八月的记录里，身为平章政事的范文虎与大都留守段贞一起负责指挥疏浚通惠河。范文虎的出生年月史载不详，因此不知道当时的范文虎多大年纪，但范文虎于七年之后即寿终正寝，由此看来，他这时候已经年老体弱，只能做做维护运河之类的工作发挥一下余热了。

有人说“一个败将祸害一个朝代并不稀罕，祸害两个朝代才叫稀罕中的稀罕”，还有人说“马中赤兔，人中吕布；马中的卢，人中文虎”，都是说的范文虎。范文虎打仗是逃字为先、屡战屡败，这个不假，而且还有叛宋降元和败于日本两大人生污点。特别是在日本之役中丢下部队自个儿溜了，更是让无数爱国青年扼腕痛惜——要不是忽必烈瞎了眼用了范文虎这个草包，日本早就被咱中华帝国收入囊中了，倭族自治区也不会只是网上神帖中的政治意淫。但我觉得或许对他可以用更加辩证的眼光来看——范文虎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不然，又怎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持续获得忽必烈的信任与偏爱？

除了犯死罪而不杀之外，还有另外两件事也能看清忽必烈到底有多喜欢这位大家眼中的“草包将军”。

至元十五年（1278）的六月，忽必烈曾对他信任的大臣淮西宣慰使昂吉儿说过这样一席话：“只有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这三者兼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宰相，不具备这三条的人，哪怕他有天大的功劳，也别指望能够当上宰相。回回人阿合马刚当上宰相还需锻炼，阿里年龄虽小但精明聪敏也有很大潜力，率众归顺我朝的吕文焕、范文虎这两个南人，或许也能够当上宰相。”在他眼中，范文虎是一个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的宰相之才。

至元二十四年（1288）五月，色目人出身的江淮行省左丞回回人沙不丁上书忽必烈，指出江南各行省的省级干部里面南人太多，各省只留一两人比较好。忽必烈的答复是：“除了陈岩、吕师夔、管如德、范文虎这四个人你坚决不能动之外，其他的人你说咋办就咋办。”在忽必烈的心目中，范文虎的排名是很靠前的。

纵览《宋史》和《元史》，很多在历史上可谓默默无闻的人都有列传，但独独找不到如此著名的范大人的传记。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

《宋史》成书于元朝崩溃前夕的至正五年（1345），由丞相脱脱和阿鲁突先后主持编撰。其时距范文虎死去也不过四十余年，他的轶闻故事应该不难收集。但为什么《宋史》中没有为范文虎作传呢？我认为，著者可能并没有将范文虎当做宋人看待。虽然范文虎的前半辈子在宋朝当官，特别是投降元朝之前的五年更是他在宋朝政坛上的活跃时期，但他投降元朝后，在元朝一共当了二十六年的高官，最后才在相当于副宰相的尚书右丞、平章政事任上死去。因此，脱脱和阿鲁突在《宋史》中不为范文虎立传的做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元史》是明朝初年宋濂等人主编的。在古代，新兴王朝给前朝修史可是一件大事，因为前代史书修成之后，就可以说是对其历史盖棺定论了，宣告了前一个朝代的正式结束，这和给死人写墓志铭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在《元史》里面也没有范文虎的传记，这又是为什么呢？

虽然《元史》一问世就被学者们诟病，认为这部书的写作态度极不端正，仓促写就，错漏百出，一骂就骂了几百年。但我认为《元史》没有为范文虎立传并不是不小心把范大人忘了，而是有意为之。

我们都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的那帮兄弟们都是扛着汉民族解放的大旗起家的，与蒙古统治者可以说是不共戴天。哪怕是明朝建立以后经历了好几代人，也没少和蒙古人在北方边境上死磕。范文虎这种投降元朝的南宋将领，在他们眼中自然是臭不可闻的“汉奸卖国贼”。更何况范文虎运气还那么好，投降以后不仅官运亨通，而且最终竟然能够得以善终，这简直是老天无眼啊！恶人竟然没有恶报？这显然是不应该宣传的——老天无眼我们有眼，范文虎的传记还是别写了吧。或许，历史对于历史人物最大的惩罚，并不是遗臭万年，而是故意无视。

大德五年（1301），范文虎在大元帝国尚书右丞的高位上寿终正寝，此时距他投降元朝已经二十六年，距他丢下大军独自从日本逃回也已二十年了。

纵观范文虎的一生，客观地说，在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他其实也算不上啥大奸大恶之人，人家只是胆子小了点，脸皮厚了点，腿脚快了点，做人窝囊了点。

最后再啰唆一句，1956年，范文虎和其妻陈氏的合葬墓在安徽省安庆市棋盘山被当地村民发现。在当地人民政府和文物保护单位主持下进行了发掘，他俩的随葬物品都被搬到了安徽省博物馆供人参观，有玉带、玉印、木笏、小铜佛像和金冠、金饰、丝绸衣袍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