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新加坡英日死掐



奉命进攻新加坡，对山下奉文来说，等于是时来运转，因为他已经背运得太久了。

曾几何时，情况不是这样。

所谓七情六欲关头、酒色财气圈子。日本陆军军官要想升迁，除了学历、能力之外，裙带关系甚至是外貌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东西，年轻时的山下一样都不缺。

外貌好不是指像麦克阿瑟那样的英俊帅气、玉树临风，是说块头大，而且越大越好。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陆军内部就有此传统，凡晋升为大将的，多数是大个子，甚至海军里也有类似风气，像东乡平八郎和山本五十六这样的矮个子，印象分上都很吃亏，往上爬的时候也比别人困难得多。

早在做步兵联队长时，山下就被送了个绰号：步兵炮。37毫米步兵炮的重量为90公斤，山下也是90公斤，相当于日本式摔跤中一级力士的体重，加上他一米七四的身高，看上去真跟门大炮差不多。

有块头，就有晋升资本，彼时的山下可以说是前程似锦。不过，人有时太顺利了并不是件好事，晕晕乎乎中，山下联队长成了青年军官组织“皇道派”的骨干，并参加了轰动整个日本的“二二六兵变”。从此，他的境遇就变得有些不妙起来。

“咸鱼”也能翻生

“二二六兵变”以“清君侧”为名，旨在建立军政府。裕仁天皇闻讯大怒，立即出手镇压，结果十几名参与此事的青年军官都被处决。

虽然依靠够硬够铁的内部关系，山下得以外调免祸，但此后他的仕途理想就串了味，即使想往上升一步也难上加难，直到“七七事变”爆发，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将。

山下把肠子都悔青了，他平时很少跟人谈及“二二六兵变”，就是谈到这个话题，也必然要诚惶诚恐地添上一句：“我做了对不起天皇陛下的事情，不努力赎罪可不行。”

太平洋战争让他有了咸鱼翻生的机会。1941年11月9日，刚晋升为中将不久的山下被任命为第25军司令官，负责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

第25军以第5师团、近卫师团以及第18师团为骨干编成。这三个师团都是日本陆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其中第5师团即侵华战争初期的“板垣师团”，近卫师团乃御林军级别的部队。当时日本陆军一共只有三个机械化师团，分别是第5师团、近卫师团、第48师团，第25军独占两席。除了上述两个核心兵团外，第18师团也是号称霸气外漏的部队，曾参加过淞沪会战，后来更发展成为凶悍无比的“菊兵团”。

第25军的作战素质优良自不必说，就是装备也比其他部队要好，陆战新武器一出来，首先就分配给他们使用。半年前，三个师团还模拟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地形气候，有针对性地在中国海南岛等地实施了训练，官兵对两栖登陆战、丛林战已不陌生。

能够指挥这样的部队，又是奔赴南方最大的战场，没有哪个陆军指挥官会不感到荣耀，山下更是激动得小心脏直打鼓。

当初，天皇要对“二二六兵变”秋后算账，山下吓得要命，曾主动申请退职。现在想想，真是死也要死在编制里啊，要是那时退了，现在还有重见光明的一天吗？

一位传记作家这样写道：“当山下受命为第25军司令官时，‘二二六兵变’以来压在他心头的乌云也就此消散了。”

新加坡不仅是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英国在亚洲的势力象征。日军陆军把打下新加坡，与海军的空袭珍珠港并列，作为开战揭幕式，而且是最有戏剧性的揭幕式，成败可左右整个战局。

当然，要打下新加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可以预料到是陆军最困难的一次作战。

二战前，英国投入六千万英镑巨资，将新加坡建造成了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坚固要塞。山下访问德国时，德国一位元帅替他计算了一下：“要攻下新加坡，就是用五个师的兵力，也得花上一年半时间。”但山下并不这么认为。日本陆军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收集东南亚的各种情报。山下通过分析情报发现，驻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英联军掺杂了很多印度兵，战斗力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

原先参谋本部的确曾计划使用五个师团南下作战，后来经讨论，减少为四个师团。山下觉得连四个师团都不需要，三个便已足够，多出来的那个师团他还给了大本营。

这位司令官确信，只要对马来西亚的登陆战能够成功，英军就并不难收拾，他现在发愁的主要还是如何登陆。

1941年11月10日，也就是山本偷袭珍珠港前夕，即将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海陆军巨头们举行了一次午餐会。山下入座后，发现右边的椅子空着，正想着谁会来，山本到了。

这两位尽管一高一矮，但都是不甘人后的主儿。山本用尖锐的眼神紧盯着山下：“这次进攻新加坡，实在让你辛苦了，阁下信心如何？”

山本比山下大一岁，而且位列大将，无论军阶还是职位，都比山下要高一级，因此山下急忙说：“不，阁下才辛苦呢，你怎么样？”

山本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把生命的一半都押上去了（指偷袭珍珠港），一定让它成功。”

随后，山本又一次询问起山下对于马来西亚作战的想法。山下也交了底：“我认为，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把脚跨到陆地上去，只要登上去，就一定能成功。可是，在登陆这一点上，我们陆军有很多无可奈何的地方。”

山本深有感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海军协助你登陆的力量确实不足。可是为了保证重点（指偷袭珍珠港），不得不如此。”

在打仗方面，山下是个爽快人，他以为山本会顾左右而言其他，没想到这位也很爽快，于是立即高兴起来，拍着胸脯让山本不用担心：“我觉得在我登陆前，对方不会提前动手。我会成功的！”

尽管海、陆军之间矛盾重重，但二“山”见面，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山本笑起来：“对，那些家伙（指英军）可能以为稍稍吓唬一下，我们就会缩回去的。他们想错了，你的登陆作战一定会成功。”

表态归表态，山下的内心终究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一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燕雀安知鹌鹑之志

山下起初最感棘手的，是登陆部队能不能得到航空兵足够的护卫。

他的参谋长在沙盘上演习了六次登陆，六次都失败了，每次失败都是因为中间存在一个小时的护卫空白，而要消除这一空白点，陆军航空队就必须承担风险，即护航的战斗队可能会在归途中因油尽而坠入大海。

参谋长向山下请示，山下厉声说：“战争通常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航空队不能担任飞行护卫，还不如不要飞机！”

这个要求似乎很过分，参谋长担心很难被接受。可是没想到，航空兵们正闲得发慌，一口应允，说不管损失多大都在所不惜。

真是燕雀安知鹌鹑之志，开飞机的竟然也有如此觉悟，实在让山下有喜出望外之感。正好皇宫宗亲竹田宫前来视察，随口问他：“新加坡什么时候能打下来？”

爱出风头的作战主任辻政信抢先回答：“大概是3月10日，陆军节那一天。”

山下马上予以纠正：“不，殿下，小官打算在1月打下来。”

距离正月连两个月的时间都不到。竹田宫有点不相信：“太早了吧？”

辻政信也认为山下是在信口开河，你吹牛可以，也不用吹得如此离谱吧，于是忙自作聪明地补充说：“1月到达霹雳河一线比较妥当。”

山下没再多说什么。

打仗和写文章其实一样，要抓得住要害才行。在山下看来，快速作战就是新加坡之战的要害。1月拿下，听起来确实好像早了一点，但是要打好这一仗，可以早，也必须早。

第25军司令部此时设在西贡，郊外覆盖着橡胶林和密林，这一环境与马来西亚战场相似。山下由此进行了推演，发现这种丛林并不会对步兵挺进产生多大障碍，到时候部队完全可以奓着胆子往前冲。

南方作战的目的之一是要占领爪哇油田，取得石油资源。但爪哇处于新加坡、菲律宾之南，也就是说，你得先控制住这两个地方，才谈得上进攻爪哇，所以越快越好。

菲律宾就不说了，那是本间雅晴的事。单就新加坡而言，若从海上进行正面强攻，英军有坚固的要塞防卫，“东方直布罗陀”小看不得。

只有一个办法，从防守相对薄弱的马来西亚半岛北部登陆，然后一路南下，从背后对新加坡进行攻击。这一行军路线长达1100公里，所以日军必须抢时间，争取尽快到达并拿下新加坡，否则，爪哇守军必然会加强戒备。

毫无疑问，山下即将发起的是一次闪击战，奇袭和突进是此类战役取得成功的根本。为此，哪怕早上一刻钟也好，这就叫作想不想由它、肯不肯在你。

按照山下制定的目标，第25军迅速向前沿集结，并展开了陆海协同综合登陆作战的训练。

日本大本营对此做足了保密工夫，就怕哪个嘴巴漏勺，泄露了行动计划。高度严防下，连山下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蒙面将军”——在开始攻击新加坡之前，他的职务一直没有被公开。在正式场合下，山下通常都不穿军服，而是身着一套中国东北伪满官员穿的那种协和服，再加上一顶呢礼帽，把自己打扮成普通官员的模样。

即便这样，也不可能做到一点风声不透，同一时间，新加坡方面还是得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坐镇新加坡海军基地的，是马来西亚英军司令官帕西瓦尔。帕西瓦尔于3月份履职，履职之前，欧洲战场就已打得如火如荼。他预计日军可能会大举进攻南方，便把家属留在英国，只身来到了新加坡。

到任之后，帕西瓦尔首先研究了半岛的守备情况和兵力。不研究还好，一研究，他浑身的汗毛都根根直竖起来。

马来西亚的英联军有8万多人，但部队装备较差，100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只有在新加坡要塞才能看到。

飞机、坦克是现代化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可英联军没有一辆坦克，飞机仅有158架，其中战斗机还是老式的美制“水牛”式战斗机。这是一种早已被美国海军淘汰的机型，无论是续航距离还是飞行速度，都无法跟日本的“隼”“零式”相比，在空战中很容易被击落，人称“空中棺材”。它唯一的优点是汽油消耗低。

除了机型老旧落后外，英联军的飞机种类也不全，俯冲轰炸机、侦察机、运输机一栏均空空如也。

帕西瓦尔所看到的现象不难理解。英国在新加坡经营多年，但二战开战后，英国已自顾不暇，在新加坡的军事部署也就只能降到最低限度——它总不可能在本土挨炸的时候，把自己最好的飞机和坦克都搬到新加坡来吧。

要是日军这时候攻过来可怎么办，帕西瓦尔不寒而栗。

危机感虽有，可是随着时光流逝，它也会慢慢消失。帕西瓦尔又觉得安稳了，这种奇怪的感觉与马来西亚特有的季风气候有关。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帕西瓦尔曾长期在马来西亚服役，有“马来西亚通”之称。在马来西亚，11月至次年3月属于东北季风气候，到时候半岛的东岸沿海会起大风浪，不适宜日军登陆。他由此推测，5月到10月是最危险的季节，日军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

然而这段时间日军没有进攻，进入11月，帕西瓦尔曾经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在指挥官性格上，帕西瓦尔与英国日渐没落的国力颇有相似之处：擅长社交，但缺乏企图心和进取心。

可想而知，他和麦克阿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与山下、山本这样虎狼型的战将更有极大区别。

日本暂时没动，就被帕西瓦尔看成了一直不会动。此君具有西方人那种特有的优越感，骨子里就看不起东方人，当然也包括日本人。

帕西瓦尔的看法是，日本固然能造出性能远比“水牛”优越的飞机，也能建造航母和高速舰队，并在中国战场上多次实行了登陆作战，可那并不代表日本有什么了不得的能力，不过是会模仿而已。

帕西瓦尔这么说日本人，倒也不完全是冤枉他们。一战后，只要哪个国家造出新飞机，日本一定要少量引进，拖回去大卸八块地进行研究，最后改个皮毛，便进行定量生产。

说好听点这叫模仿，说得不好听就是剽窃。欧美的飞机设计师们气得火从顶门儿上冒，可又拿他们没办法，只好语带讥诮地发表评论：“假如日本每次购入的飞机不是一架的话，那我将感激不尽。”为此，西方社会甚至称日本是猴子学人的“模仿民族”。

帕西瓦尔没有意识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日本航空业早已告别了模仿时代，更不是穷得有腿没裤子的那个年月了，他们的“隼”“零式”都是自有技术，并且全部处于世界先进领域。

可就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帕西瓦尔想当然地认为，“模仿民族”打打中国这样的弱国还可以，至于要大举进攻马来西亚，恐怕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不过有一点，帕西瓦尔的判断倒是极其精准，那就是日军要么不打新加坡，要打就不会在新加坡登陆，而是会从马来西亚北部登陆，然后由北向南发动进攻。

选择这条进攻路线，泰国是必经之途，可泰国会允许日本把自己作为进攻马来西亚的基地吗？

绝不可能！泰国虽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一向亲英，不会轻易跟日本勾勾搭搭。所以，即便日军不顾风浪和能力的限制，硬要凑过来，他们也过不了泰国那一关。这就叫戴着斗笠亲嘴，彼此都差着一帽子呢。

可事态的发展没有完全遂人愿的，随着日美谈判破裂的消息不断传来，危机似乎也在朝着新加坡不断迫近。帕西瓦尔想到，日本人胆大妄为，未必就不敢做老虎头上扑苍蝇的事。

怎么知道日军要登陆了呢，就看他们是否进入了泰国。

帕西瓦尔派一批军官穿着便装，到泰国边境进行调查。结果军官们屡次在泰国饭馆碰到一些日本军人，尽管这些日本军人也是平民装束，但军人见军人，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帕西瓦尔由此判断，第一，日军确实在打着控制泰国的主意；第二，主意只是主意，尚未成为现实，要不他们还至于这么鬼鬼祟祟？

帕西瓦尔安心不少，不过为了防备万一，他还是制订了一个预案，并命名为“斗牛士”计划。该计划明确，一旦发生战争，英联军就要抢在日本之前，提前控制马来西亚半岛北部的宋卡、北大年。

这两个地方位于泰国南部边境，不仅有机场，还是由北自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帕西瓦尔预计，日军一定会从这里登陆。

进入1941年下半年，由于德军转向东线进攻苏联，英国本土所受压力已逐渐减少，同时日本南下太平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丘吉尔于是将“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派来新加坡助阵。不过，鉴于美国尚举棋不定，他又要求帕西瓦尔不能提早执行“斗牛士”计划，以免影响英国的整体战略布局。

帕西瓦尔便给“斗牛士”设了一条线：至少在日军登陆前的24小时发动。

日军南下的消息此后不断传出。就在“威尔士亲王”到达新加坡的同一天，日本浩浩荡荡的登陆舰队也从中国海南三亚起航，向马来西亚半岛驶来。

得知日本舰队的这一动向，连泰国国境警备队都闻风而动，先行将通往宋卡、北大年的公路给封锁了。帕西瓦尔却始终带着一副怀疑的表情在摇头，不知道他是以为日军不会出手呢，还是自信他的方案真的已经是马蹄刀瓢里切菜——滴水不漏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帕西瓦尔接到报告：“（日本舰队）运输船一艘、巡洋舰一艘，正驶向宋卡。”他估算了一下，日本舰队当天深夜就可能到达宋卡。

面对紧张的局势，英联军高层进行了讨论，有人主张立即发动“斗牛士”，帕西瓦尔还是没有同意。

帕西瓦尔的习惯是凡事先考虑困难，吃饭防噎，走路防跌。他说，即使现在下令执行“斗牛士”计划，英联军要到达宋卡，也得在12月8日凌晨2点以后，那时候日军已提前到达宋卡，去了也没用。这也就是说，“登陆前的24小时发动”已经泡汤。按照帕西瓦尔的说法，“斗牛士”部队就算是赶过去，也只能沦为日军坦克的牺牲品，白白消耗兵力而已。

破罐子破摔的帕西瓦尔索性选择了放弃。

山下曾预测在他登陆之前，英联军不会提前动手。他说对了，而帕西瓦尔也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比困难，谁都一大堆

就在帕西瓦尔裹足不前的时候，山下已经看到了宋卡灯塔上青白色的灯光。

山下将第25军兵分两路，其中近卫师团由陆路进入泰国，占领曼谷后，再沿马来西亚半岛南下。第5、第18师团则由他亲自率领，在舰队的掩护下，分批从海上登陆，登陆点除泰国的宋卡、北大年外，还有马来西亚的哥打巴鲁。

1941年12月8日（东京时间），日军开始了风险极大的奇袭登陆战。

日本人选择在这一天登陆，是有讲究的。因为根据气象台的预测，要是错过这个时间，在马来西亚半岛的东岸就会出现台风暴雨，海浪波高将超过两米，以后直到第二年4月上旬，这段时间都不可能再登陆了。

处于东北季风气候的马来西亚半岛，并非无隙可乘，12月8日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利用的日子。凌晨3点，登陆艇驶近马来西亚海岸，距陆地还有一段距离，日本兵们便扑通扑通地跳入海中，然后涉水向岸边冲去。山下也想耍把帅，跟着士兵一道跳下去，可是海浪使得艇体剧烈摇晃，老是找不准机会。操纵登陆艇的士兵见状，突然从后面大声喊道：“喂，山下，赶快跳呀！”

山下这时候也忘了他是军司令官，下意识地答应一声，便跳了下去，到岸上时浑身都湿透了。应该说，山下其实非常走运，如果英国的“Z”舰队早点出发，并有航母护卫的话，他就完蛋了。日军的护航舰队只有一艘万吨级的巡洋舰以及几艘驱逐舰，根本无力与“Z”舰队抗衡，到时登陆部队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就算“Z”舰队不来，帕西瓦尔只要发动“斗牛士”，此时此刻，迎接日军的也就不只是汹涌浪花，还有瓢泼弹雨了。

据说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山下唯一失眠的时候，便是马来西亚登陆的那一夜。英联军的防御措施，无论海上截击还是陆上阻击，他都想到了，他也知道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导致登陆完全失败，他不能不为之胆战心惊。

万幸的是，英国人什么都没做。山下捡了个现成便宜，他的第25军开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枪，比偷袭珍珠港还快了一个半小时。

哥打巴鲁首先被攻破，山下控制了第一个滩头堡。随后，宋卡、北大年也成为他的囊中之物，附近机场均被日军迅速抢占。

12月9日，马来西亚北部机场遭到日机空袭，原本的158架飞机仅剩下10架。

12月10日，马来西亚海战爆发。“反击”号、“威尔士亲王”先后被击沉，英国远东舰队溃不成军。战报传来，新加坡报纸都刊登出了“威尔士亲王”号的照片，不过照片外已加上了黑框，一种失望和不祥的预感在岛上迅速蔓延。

这三天，帕西瓦尔在干什么呢？发开战布告，表决心，开会议，全是做一些纸上谈兵的无用功。

12月11日，由海陆空高层官员共同列席的“战争指导会议”刚开完，澳大利亚师师长贝内特少将便向帕西瓦尔建议：“对不起，阁下，战争是无法用文件和会议打胜的，我们有必要立刻整顿战线和集中兵力。”

贝内特实在忍不住了。自古无考场外的举人，光练嘴皮子不动拳头怎么行？何况对方已经杀到了家门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的“战争指导会议”毫无意义，空军、海军都溃灭了，就剩下陆军。这种时候，还要海陆空一个个轮着夸夸其谈，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老老实实探讨一下陆军配备的弱点，才是正经事。

马来西亚半岛原有的兵力布防，是控制每一处要害位置。这在和平时期无可指摘，但到要打大仗的时候就不行了，会造成兵力和物资的分散，且容易让日军各个击破，因为每一处的守军都不足五千人。

贝内特认为，要想打退日军进攻，就应该赶紧设定防御决战的战线，把兵力集中到那里去进行反击，否则就只有被赶下海去。

贝内特的建议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采取的战术十分相似，不失为明智之举。可是帕西瓦尔听后，只是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不。”

帕西瓦尔让贝内特再看一下马来西亚地图：“在半岛上供兵力调动的道路只有几条，而且道路很窄，集中兵力是不可能的。”

事情没做之前，先把困难想得无法克服，这一点已成为帕西瓦尔的痼疾。在没有及时发动“斗牛士”后，没隔几天，他又掉进了同一个坑里。

帕西瓦尔自我安慰道，这样分散式的布防其实也不错，可以逐渐把日军兵力全部消耗掉。

贝内特满面愁容，几乎声泪俱下：“是有疑问的，阁下。”

形势危急，少将已顾不得上司的面子了。在贝内特看来，日军指挥官就是一只动作迅猛的恶狼，而帕西瓦尔则活脱儿是一只优柔寡断的绵羊，关键时刻，扛不住事。

不过，登陆成功的山下确实也有着1:100的担忧。

第25军编制兵员有12万多，但这么多人马并不可能一步到位，全部聚齐。到目前为止，他能掌握的登陆部队共4个联队，计2万多人，其中纯战斗兵员只有1万多。

以1万多敌8万多，正面对攻，并无胜算。

当然，人数少，还可以靠火力来弥补。可英联军装备再差，也比日本军队强多了，比如英国师一般都配置72门野炮，而日本师团附属的野炮联队只有36门，仅为其一半。

马来西亚半岛的地形对日军也不利，这里除了丛林较多外，河流也不少。工兵部队必须不停地在河上架桥，这样就会限制进击的速度和机械化部队效率的发挥。

帕西瓦尔所说的困难，山下同样存在。道路狭窄，既影响守军的调动集结，也可能对进攻部队造成威胁——那些道路窄到你只能呈纵列前进，如果英联军事先封锁道路，并在两侧部署阻击阵地，日军就要遭到三面夹击，甚至被包围都有可能。

要摆困难，谁家都有一大堆，山下比帕西瓦尔要多得多呢，都那么啾啾唧唧，怕这怕那，那还得了？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谁能总绕着房子走，还不是随机应变，到哪座山头唱哪座山头的歌？

山下没有回避困难，他要解决困难，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挺进，为此，可以抛掉一切顾虑和干扰。

棺材拉门口，自己吓自己

山下的战术有德国闪击战的影子，但据山下说，他的闪击战跟德国人还是有区别的。

德国闪击战是从中央揳入敌阵，然后从两翼迂回进行包围。山下不要求主攻部队包围，他们只须从公路上往前硬钻就可以，包围的任务，山下交给了后续部队。

未出招儿前，山下就很有些要在军事学领域扬名立万的意思：“我这不是闪击战，是电钻战！”

山下第一个要“钻”的是吉打线。吉打是从宋卡通往马来西亚领土的交通要道，由第11印度师驻防。这个师包括三个旅，其中除了有两个营的英军外，剩下的全是印度兵。

印度兵的训练质量较差，“军官与士兵的团结意识几乎等于零”，更要命的是，他们的作战意志也极其薄弱。

吉打附近有一座飞行场，曾受到过日机的突袭轰炸。此后就不断流传谣言，说日军要在那里空降伞兵，每次一听到谣传，印度兵就四处乱跑。

英国军官为此十分头疼，他们进行了一下调查，才知道是印度兵把高射炮弹爆炸引起的烟雾错认成是降落伞了。这真是把别人的棺材拉到自己家门口，自己吓自己。英国军官赶紧把部队集中起来上课，可印度兵似乎已经有了心理阴影，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一有动静，照样吓得像鹌鹑一样钻进帐篷。

1941年12月11日，第5师团所属的佐伯挺进队向吉打线进发。该挺进队只有500多人，但配备有一个战车中队。山下特地下令：“如果有一辆车中途抛锚，就把它扔掉；有两辆车抛锚，就扔掉两辆。总之，不要停下来。”

山下甚至让挺进队不要多管行军路上的是与非：“不论你们遇到友军还是敌军，都超越过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挺进，只要正面没人阻拦，哪怕受到侧射和背射，也不许停车应战！”

那些天正好一直下雨。马来西亚的暴雨很可怕，雨水真的像是从天上倒下来一样。转瞬间，一条道路就会变成一条小河，然后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大概由于连续下雨的缘故，印度兵的意志更加消沉。当战车中队闯入英联军营地时，竟然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只有道路边摆着反坦克炮、机枪、卡车等各种装备。

原来，士兵全躲在橡胶林中的帐篷里避雨呢。开在最前面的坦克射出第一炮，以此为信号，战车中队的十辆坦克一齐开火，用坦克炮将外面的炮和车辆通通予以击毁。

帐篷里的印度兵听到炮声，有走出来看的。日军坦克便用机枪进行扫射，打得印度兵尸积如山。

大多数印度兵都没见过坦克长什么模样，比之于机枪子弹，他们更畏惧这种怪里怪气的铁家伙，一时间惊恐万分，有的趴在泥土上跪拜，有的把鞋都跑掉了，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

只有少数英国兵见过世面，还知道先把枪握在手里，但普通枪支又打不了坦克，最后也只能跟着印度兵一块儿逃。

按照计划，吉打线应修筑混凝土的机枪工事、防坦克壕、铁丝网，可是因为工程进展缓慢，一直都没能建起来。

闲时不烧香，这时想抱佛脚也抱不成了。先被佐伯挺进队冲垮的是第一营，然后第一营的溃败又波及了第二营。没等日军杀过来，第二营的士兵就争相往路旁的树林里溃逃。当官的在后面大声发令：“站住！”“打！”可没人听，你越叫，他反而逃得越快。

1941年12月12日，印度师师长向上报告，要求后撤30里。这么早就要撤，而且撤这么远，帕西瓦尔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于是，这个脓包师长又发了一次电报，电报发出后，他不等回答就开始撤退。

第二天早上一看，三个旅里面，一个旅只剩600人，一个旅没了一半，保存最完整的是有英军在内的那个旅，但也损失了整整一个营。

一个仅500人的挺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突破坚固阵地，并击溃了数倍于己的守军，甚至于英联军自己都没料到这个结局。他们在吉打线上足足花了六个月的工夫，认为至少能守三个月，不料一天就报销了。一名英军军官被俘后仍百思不得其解：“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得这么快。”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山下在吉打突破战中采用的是“钩心战术”，这也是他在马来西亚战役中多次成功运用的一种战术，即以短小精悍的部队为前卫，“钩”住英联军防区的心脏部位，然后一穿而过。

英国人原先一直有个错觉，认为日本既然在中国打了四年之久，都未能最终击败中国，日军应该也没什么了不得，完全没料到对方会凶猛到这种程度。那种感觉，就像是分开“两扇顶门骨，无数凉冰浇下来”，一颗颗心全凉透了。

至此，英联军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不是自行覆灭，就是退却溃逃，贝内特少将气得直瞪眼。尤其让他感到郁闷的是，帕西瓦尔的那点临阵指挥水平和勇气，真是难副三军统帅之名。

1941年12月14日，前线战局如此紧张，帕西瓦尔竟然和贝内特商量：“日军也许会从海上来进攻新加坡，希望你把澳大利亚师的一部分调来保卫新加坡。”

只听过撑船靠岸，没听过撑岸靠船。在贝内特看来，这是战略方向的错误，实在难以容忍，因此他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敌人在陆地上，在海里的只是鲨鱼！”

贝内特觉得当前最要紧的是赶紧整理战线。帕西瓦尔则是一如既往地嫌麻烦：“整理战线？那就得变更半岛的战斗部署啊，部队的区域编组都复杂，不行！”

为了回绝贝内特的建议，他还把丘吉尔拿出来做尚方宝剑：“丘吉尔首相指示说，要把确保新加坡岛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贝内特眼前一亮，要是能够全力确保新加坡也不错啊，他立即说：“那么，我们把全部兵力都集结到新加坡，怎么样？”

帕西瓦尔双手一摊：“岛上没有这么多兵营呀！”

困难前脚从门口进来，帕西瓦尔后脚便从窗口逃出去。贝内特气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1941年12月16日，他给澳大利亚政府发去一封电报，指责帕西瓦尔：“没有一点迎战意志……”

一将无能，足以累死三军。战局吃紧，贝内特也不管帕西瓦尔会如何想，便自行代替他向英联军发出号召：“日军的战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盲目退却根本没有必要，只有进行反击才能摆脱困境。”

职责所限，贝内特只能起一个号召作用，掌握指挥大权的依然还是帕西瓦尔。但帕西瓦尔为前线所拟的方案，不是坚决反击，而是“在可能范围内抵抗和迅速撤退”。

山下也在拟定作战方案，方案的起草者是作战主任辻政信。

在日本陆军幕僚中，辻政信是个名人，他曾在诺门坎战役中兴风作浪。那时候辻政信信奉的是“北上”，但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关东军的脸都让苏联人打肿了，辻政信也遭到了降职处分。此后，他就转舵支持起了“南进”，并花半年时间在台湾专门研究对英美作战，并编出了一本叫作《一读必胜》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印了几万本，分发至南方军中供官兵研读，号称是热带丛林作战的必备。辻政信也由此再获重用，成为他被任命为第25军作战主任的原因之一。

辻政信自己对这一任命很是得意，说：“在陆军中，是要经过严格挑选，才会把你派到最要紧的地方去的。”其实，对于辻政信的这纸委任状，参谋本部内的意见并不统一，主要原因不是说辻政信能力不够，而是说他能力太强，常常擅自行动，以至于把主官都抛在身后，这样的人很难使用。

最后，人事局长只好恳求上级：“先用一下试试吧，就这一次，如果出了问题，一定处理。”辻政信这才得以走马上任。

公门里面好修行。幕僚生涯久了，辻政信也知道要摆布主官，还得看人打发，不能随意胡来。比如，山下就绝不是可以任你左右的人。特别是那次与竹田宫见面谈话后，辻政信更不敢太过造次，但如果不让他发挥一下，又心有不甘。

于是在作战进程表上，辻政信就来了个折中，日军占领新加坡的具体日期，既不是他自己主张的陆军节，也不是山下所说的1月，而是日本的建国纪念日——2月11日。

时间推迟了这么久，山下内心并不满意，但日本陆军的原则是以幕僚为中心，幕僚不仅负责起草作战方案，也可以决定各个细节，这是与其他很多国家都有所不同的地方，主官过于干涉，反而会引起不满和抱怨。另外，就算是推迟了一个月，一些幕僚也觉得目标难以实现，辻政信的安排已经算是比较激进的了。

1941年12月25日，第5师团渡过霹雳河，继续向南方逼近。为加快“电钻战”的速度，山下给士兵们配备了一个新的交通工具。

日军的“特种部队”

纵贯马来西亚半岛南北的主干道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从大密林中开出的一条柏油路，再无其他通路。英国人当初建这条柏油马路，是为了把马来西亚半岛上的橡胶和锡运到新加坡，现在它已为日军所用。不过，沿着马路走在前面的，不再是坦克和装甲车，而是成群结队的日制自行车（脚踏车）。

柏油路宽约10米，最多只能容两辆车并行，并且沿途河流极多，由于英军在撤退时炸毁了桥梁，在工兵部队重新架桥之前，车辆均无法通行。

自行车就不同了，再窄的道路都能通行，桥梁断了，士兵扛上车照样涉水而过，一点不耽误工夫。这些自行车有一部分是士兵们从日本带来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就地劫掠来的——日本产的自行车便宜耐用，早就销往东南亚，在马来西亚半岛上，到处都能看到、找到。

日本兵们骑着自行车，互相之间大声说笑。他们的服装也形形色色，有绿的、白的、灰的，帽子更是各式各样，钢盔、遮阳帽、棒球帽，反正怎么轻省就怎么穿戴。

反观英联军自己，上面是薄铁锅的钢盔，下面是洋服短裤，每个人除武器弹药外，从粮食、水壶到毛毯，无所不带，连上尉军官都像圣诞树一样全身挂满了东西。

给人感觉是，英联军连走路都很艰难，更不用说打仗了。而这些被称为“银轮部队”的日本兵，看起来像是旅游，或者参加足球比赛，但那种逼人的锐气，远远就能感觉到。

沿途有英军游击队进行监视，在树林里看到这一情景后，用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容，是如同箭穿雁嘴、钩搭鱼鳃，一个个都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本来说要潜入霹雳河以北去打游击，扰乱日军后方，被日军自行车队的快速进击这么一搅，没人敢去了，重又转回后方。

自“钩心战术”之后，自行车闪击战更让帕西瓦尔措手不及。有人辛辣地评价道：“日本人早已高速行驶，英国人却还在挂二挡，没有人来调整或控制这部机器。”

直到日军进入一个叫金宝的地方时，才被英联军迎头截住。

防守金宝的依然是从吉打退下的残兵，再加一个反坦克营。但金宝公路的东侧有一座超过百米的山冈，利用这座天险，英联军构筑了坚固阵地，三十多门炮一起开火，把日军打散了架。

自登陆以来，第5师团也渐渐显出疲态，无法像开始那样猛如虎狼。他们出动两个决死大队，左也攻，右也攻，可金宝就是攻不下来。

辻政信这时正在前线调度。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第5师团向辻政信提出，应把西海岸的舟艇机动队调回陆地作战，以补充第5师团兵力的不足。怕山下那里通不过，辻政信把胸脯一拍：“别人可能不行，我说的话，司令官不可能不听。”

偏偏山下就是不同意，并发来了既定命令不容变更的命令。辻政信觉得丢了面子，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把话筒一扔，便半夜飞车赶回了军司令部。

辻政信到司令部时，已是凌晨两点，但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那是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谁敢怠慢哪。当下所有幕僚都赶紧从床上爬起来，聚集在参谋长室里，听辻政信讲述他的意见。

等辻政信讲完，在座幕僚没有一个支持或赞成的。

辻政信的火更大了：我担着血海一样的干系，大老远跑回来跟你们这么苦口婆心地讲，你们竟然还对我如此冷漠，是什么意思，不把我这个主任当主任？

脾气一上来，止都止不住。辻政信马上找到山下，嚷嚷着要辞职，不干这个作战主任了。

对辻政信表示冷漠的不光一众幕僚，还有山下。不管他多么冲动，山下照旧不为所动，并做出裁定，愿辞愿干那是你的事，原有计划不容改变！

辻政信被搞得无台阶可下，真的连续三天都没来上班。山下也是个有脾气的，辻政信的态度让他大为震怒。

风不来，树不动，船不摇，水不浑，你左右不过是个幕僚，还能跳出来指使我不成？他在日记中大骂辻政信：“此人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只是略有小才而已，不足以成大事。对其任用上应予注意。”

辻政信躲在后方，恨不得山下和他的幕僚同事们马上翻船才好，以便证明自己的英明。可惜的是，英联军不争气，第二天，第5师团就攻下了金宝。

这回山下爽了，他马上把翻译找来，指桑骂槐地训了一通，说这名翻译除了会说英语外，对其他任何事都一无所知，简直是个饭桶。

人家翻译招谁惹谁了，可又不敢反驳，真是哑巴梦见妈，说不出来的苦。那边辻政信也没辙了，红着脸憋了两天后，他终于还是像一只负伤的狼一样，低着头出来给山下做了检讨。

山下趾高气扬，随着近卫师团以及其他后续部队的抵达，他将第25军分成三路，相互呼应，加速追击。

失败的阴影像瘟疫一样在英联军中蔓延，撤退变得无法控制，包括飞机燃料等越来越多的装备，自己还没有使用，就已经落在日军手中，以至于日军航空队可以全部使用“英国造”：装填英国的燃料，扔下英国的炸弹。

“银轮部队”还是骑着自行车猛追，尤其是从泰国陆路进发的近卫师团，在泰国买了大量的自行车，全部用火车运到马来西亚。他们还将自己的衬衣染成和橡树叶一样的青绿色，因此被称为“青衫银轮部队”。

马来西亚半岛的柏油路面灼热如火，在骑行过程中，很多自行车车胎都爆裂了。每个日军中队都至少配备了两名自行车修理工，每名修理工平均每天要修20辆车左右，但修理要费时间。一些日本兵便干脆剥去橡胶胎，只用钢圈骑行。

到了晚上，数千辆自行车不约而同地发出一片“咯嗒咯嗒”声。英联军常常误以为是坦克战车，一听到声音便溃散而去。

1942年1月11日，第5师团冲进了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马来西亚半岛的防御已到最后阶段。

帕西瓦尔终于没法再装绅士了，他一连声地叫起苦来，幸好这时援兵到了。

1942年1月13日，五艘美国船只开进新加坡码头。一个旅，全部为清一色的英国部队，配属装备有坦克、高射炮，甚至还有最新式的英制“飓风”式战斗机。

帕西瓦尔喜上眉梢，可援军带队指挥官史密斯少将的一番话，让他仰面朝天，重新跌入冰窖之中。

马来西亚之战悲歌多

史密斯的这支英国旅是从近东战场上勉强凑出来的，部队从非洲大陆出发，经过孟买再到达新加坡，已经在闷热的船舱中行驶了两个半月，所有人都筋疲力尽。史密斯说，没有两个星期，大家都缓不过劲来，连枪都拿不动，更别说作战了。

装备再好，还得有人使用才行。史密斯用船载来了51架“飓风”，但飞行员只有24人，而且飞机上的装备和涂抹的颜色，也主要适用于沙漠作战。

英国旅风尘仆仆而来，不过是杯水车薪，阻击日军的任务最终落在了贝内特的澳大利亚师肩上。贝内特请求帕西瓦尔，把半岛的全部兵力都交给他指挥。但这段时间以来，贝内特已经明显得罪了帕西瓦尔，所以他的请求毫不意外地遭到了拒绝。

在英联军将领中，贝内特素以勇将闻名，是个敢于水里水里来、火里火里去的人，明知不敌，他仍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1942年1月16日，他发表声明：“我军不仅要阻止日军的进攻，而且有信心把他们逼入守势，总之一定要让对方大吃一惊。”

由于一直担任主攻的第5师团过于疲劳，山下把近卫师团开到前面，猛攻澳大利亚部队据守的巴枯利。

在第25军的三个师团，甚至是所有日军师团中，近卫师团最为特殊。其他师团都是按某个地域集中征兵，只有近卫师团的兵员是从全国各地精挑细选出来的，每个士兵都体格优良，被称为“王子部队”“都市师团”。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自日俄战争之后，近卫师团便没有真正打过仗，平时所受的训练也是仪仗队式。

与第5师团、18师团相比，近卫师团的精锐只是纸面上的精锐。山下可不喜欢这样“花为肠肚，雪作肌肤”，实际上四肢懒动、风一吹就倒的部队。他和大多数日本陆军将领一样，欣赏的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刀山火海都敢闯的野蛮之师。

在近卫师团进入马来西亚战场后，山下便让这个师团与第5师团展开竞争，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历练。

日本海陆军对军官的精神教育完全不同，海军把“协力”作为作战基石，陆军不讲“协力”，讲“竞争”。日本陆军的竞争意识已经深入骨髓，战场上若同时出现两个师团，必有争先恐后的现象。

在血腥的战场上，就算是绵羊也会变成豺狼。何况近卫师团本质上也是一只凶恶无比的豺狼，甚至表现得比以往还要嗜血。

对面的澳大利亚师同样也能征善战，其勇猛程度，用辻政信的话来说，是前所未见的，双方的战斗打得分外激烈。

1942年1月18日，近卫师团的一个战车中队进入地雷区。澳师前卫营趁机实施猛烈炮击，十辆日军轻坦克中，有八辆被炮弹或地雷摧毁。

见正面攻击吸引住了对方的注意力，大柿大队悄悄地由海岸潜进密林，企图从背后截断澳师退路。澳师发现后，立即重创并击退了偷袭之敌，大柿大队的伤亡达到六成以上。

与此同时，“飓风”战机也前来助战。原有英军战机大多采用高空轰炸的方式，对日军而言，威胁并不大。但“飓风”战机飞行员也和澳洲兵一样无所畏惧，他们低飞越过橡胶树林，不断地用机枪扫射道路，打得沿途日军都忙不迭地躲进了密林中。

日军轰炸机当然也不是吃素的。1月19日上午10点，一发飞机炸弹命中贝内特的指挥部，贝内特与前线的联络至此中断。

失去统一指挥的澳师各部依然在独立作战。近卫师团除加强正面攻击的压力外，继续从海岸方向抄袭，澳师前卫营的退路被切断了。

此时前卫营已不足两百人，梅哈上尉主动站出来进行指挥。他们一面高唱着澳大利亚歌曲，一面端着刺刀甚至挥舞着斧头，向日军封锁线冲去。

原本是赴死之旅，但依靠非凡的勇气，这支残兵成功地突破了封锁线，趁着黑夜返回了新加坡。

巴枯利之战是马来西亚半岛上的最后一次激战。随着澳师防守的阵地相继被攻破，“飓风”战机遭遇了与地面部队几乎相同的命运，它们被日本“零”式战斗机一一击落。

残余的英联军全都丧失了抵抗精神，几乎所有人都在选择放弃，每退下一处阵地，溃退的队伍便扩大一圈，败逃的步子也愈发加快。

第5师团和近卫师团用不着再作战了，只要比赛谁跑得更快就行。全身晒得黝黑的士兵们完全顾不上“皇军威仪”，钢盔跑掉了，军装实在太破也扔掉了，好多人在半路上抢件衬衣便临时穿上，自行车后面则挂满劫掠来的鸡和粮食，活脱儿是一群脏兮兮的土匪。

可现在他们是胜利者，衣着整洁的英国兵、澳洲兵全都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就叫作“得胜狸猫强似虎，及时鸦鹊便欺雕”。

1942年1月24日，载运第二批援兵的船只抵达新加坡港。船上共有两千澳军，不过这些澳军多数是从未放过一枪的新兵。而当他们到岸时，前线的英联军已经像潮水一样溃退下来。

满载军队的卡车以及装满老百姓的火车，塞满了通往新加坡的道路，贝内特忧郁地写道：“此地此刻，我们是彻底撤退了。”

1942年1月31日下午2点，第5师团第一个冲进新加坡对岸的柔佛巴鲁市（现称新山）内，英联军被迫炸毁了联结柔佛与新加坡的大桥以及海峡堤坝。

随着爆炸引起的尘埃落定，缺口处涌出的混浊海水将新加坡割裂开来。但工兵又忙中出错，炸药用量过小，结果缺口水深才一米多一点，若是遇到退潮，恐怕连最矮的日本兵也能蹚过来。

帕西瓦尔此前一直对新加坡市民隐瞒败况，这时也只能开诚布公地发表声明：“马来西亚战斗已经结束，新加坡之战开始了……”

新加坡之战已经开始，然而山下并没有立即发起强攻，起初的几天，新加坡的对岸更是静悄悄的。

他要干什么？

军人和女人一样善妒

山下比帕西瓦尔还要紧张。

第25军必须于2月11日前攻下新加坡，不能再推迟。这已不光是面子问题，而是因为势在必行。

战争时期，将领的声名与胜败得失紧密相连。山下在马来西亚打得越顺，他的名气就越大，渐渐地竟有赶超其他陆军将领之势，这导致他的上司、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很不爽。寺内在军中早就有“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名声，他自己不好出面，南方军的幕僚们便开始跑出来为难山下。

先是借着来访的名义，一群人呼啦啦地跑到第25军司令部海吃一顿，然后嘴一抹，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扬长而去。山下只好在日记中质问：“此辈是何等德行？”

接着，他们又莫名其妙地指责第25军与海军之间过从太密。南方军参谋长给第25军参谋长发了个电报，让他们以后跟海军打交道要注意点，情报资料不能事先透露给海军。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战役属于两栖登陆作战，岂能不跟海军合作，又怎么可以不共享情报？对这种不着调的命令，山下当然只能是置之不理。在主官的坚持下，包括辻政信等幕僚也理直气壮地给南方军来了个老虎拉碾子，不听那一套。

丢了脸面的寺内恼羞成怒，遂决定采取报复行动。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他下令提前把第三飞行集团移至别的战场。

飞行集团一走，留下来支援第25军的战机还有162架。当时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中，若单纯野战，这么多飞机也不能说不多，但进攻新加坡是攻坚战，需要航空兵提供足够的空中火力支援。这时候调走飞行集团，无异于断去第25军一臂。

据说山下在听到这一消息时，立即勃然变色地喊出声来：“万一招致意外的延误（指攻取新加坡），谁负责任？”

对上司的做法，山下苦恼万分，却又无计可施，他只得强作欢颜地安慰部下：“好吧，我们不靠航空队的协同，从现在起要独立攻取新加坡。”

辻政信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言语尖刻地指责南方军是妒妇情结：“嫉妒常常被人认为是女人的特权，但在男人当中，有些人的嫉妒心并不比女人逊色。”

寺内心里的那股邪火冒出来，他才不管下面怎么议论呢——早知如此，谁让你们七个头、八个胆地来惹我？

后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寺内不是山下的后妈，可他做的那些事情比后妈还要狠辣。继劈面给了山下一巴掌后，他又接着施压，命令山下必须以2月11日为期，紧接着新加坡进攻战后，就要立即抽兵攻打苏门答腊、缅甸。

除了空中支援兵力被压缩到最小、时间上毫无余地之外，山下还面临着其他困难，其中之一就是火力不足。

进攻堡垒，除步兵外，主要依靠的是火炮。山下一共集中了大、中口径火炮168门，加上包括小口径炮，可达400门。炮的数量还算可以，只是可供射击的炮弹太少。

山下估算了一下，若完成整个作战程序，每种口径火炮都需要准备1500到2000发炮弹。但从运输状况来看，平均只能储存大约2/3，而且就算是有2000发炮弹，光是渡河准备就要用去800发，很有可能两天就用光了。

再拮据，该用的时候也得用。在步兵准备期间，山下将目标对准新加坡的各个机场，率先展开炮击，尚未调走的飞行集团也奉命对机场实施轰炸。

山下的用意很明确，即使他到时候无法充分使用空中火力，也决不能让对方占有这一优势。

日军开炮，英联军自然要还击。可是帕西瓦尔又要求节约炮弹，限定每天每门炮只许打20发，多了不准。

英联军的火炮加起来共有600门以上，超过日军1/3，但这样使用炮弹，再多也不济事。炮兵司令十分不解，帕西瓦尔解释说，他要在新加坡死守三个月，得节约弹药。

英军总司令的意思是，船载的金银也填不完如海的债，大规模炮战最消耗炮弹了，要是一早就熬得清水滴滴，到时怎么支持三个月的守城战？

按照命令，炮兵打完20发了事，就连高射炮也只许零星发射。这样导致的炮战结果，自然只能是一边倒。截至1942年2月5日，新加坡的四个机场有三个遭到破坏，从英国刚刚送来的最新一批战斗机也大部分在地面上被击毁了。

有这样弱智的对手，山下真的应该大笑三声才对，但和以往一样，他的胜算其实一点都不比帕西瓦尔多。

包变成了励志叔

在编制上，第25军坐拥三个师团，但由于运输迟误等原因，在对新加坡展开正式攻击前，近卫师团只有1/3的兵力到达第一线，第18师团司令部及其两个步兵联队尚在中国广州。也就是说，部队较为完整的只有一个第5师团。而这个师团在55天内纵贯了1000公里，体力消耗超过极限，士兵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军官一边说话一边打盹，已经屡见不鲜。

英联军方面，印度师和澳师都曾在马来西亚作战中被击溃，编制保存完整的只有印度兵一个营、澳大利亚兵四个营和两个机枪连。来援的英国旅如前所述，被海上的长途运送折腾得够呛，而且他们原在近东作战，所受的也主要是沙漠战训练。

可是就数量而言，在得到陆续增援后，英联军已达13万人，其中纯战斗部队有7万，而日军三个师团凑一块儿也只有3万人，加上英联军的火炮超过对方，粮食弹药又较为充足，完全能够与敌一拼。澳大利亚一家报纸的评论非常乐观：“比圣诞节葡萄还要多的大炮是会守得住新加坡的。”

通过马来西亚作战的经历，贝内特已经知道帕西瓦尔是个只会空谈、内心没多少战斗激情的人，因此他这次换了策略，建议帕西瓦尔实施持久战，也就是依城固守。

出乎意料，对方又摇起了头：“不，在岛内作战不好。”

帕西瓦尔分析说，新加坡的阵地和物资储存地过于分散，很难固定防御，一旦日军登陆，军民的士气就可能崩溃。他的想法是提前一步，在滩头消灭敌军。

贝内特其实正是这个意思，他立即高兴地说：“阁下，好极了，我们让小日本尝一尝英国的陆军精神吧！”帕西瓦尔回答：“是的，再加上一点光荣的澳大利亚军的辣味！”

背水一战的困境，似乎让两人之前的不快烟消云散，连帕西瓦尔也难得地做起了励志大叔。

山下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形，尤其是英联军准备滩头决战的策略。

第25军的登陆工具有限。登陆马来西亚时有一部分海上机动船，这次为渡河又搜集了一批折叠舟艇，加起来有300艘舟船。可是柔佛有1000米之遥，一个来回平均要1个小时，若将战斗部队全部渡过去，起码得花上7～10个小时。

如果英联军在滩头的火力集中，没准儿后面几批还没运过来，前面几批就已经死翘翘了。

山下为此绞尽脑汁，特地设了个疑兵之计。

第5、第18师团是登陆战的主力，准备期间，这两个师团尽力隐蔽自己的行踪，甚至于每顿饭都要在离河岸八公里以上的地方做好，然后才运到部队。与此同时，近卫师团并不是登陆主力，反而格外高调，每天晚上都要出动40辆左右的空卡车，开着大灯，鸣着喇叭，在新加坡对岸进行集结。

全部秘密在于，第5、第18师团将从西北岸登陆，那是真的，近卫师团装模作样地要从东北岸登岸，那是假的，这就叫声东击西、以假乱真。

为此，山下还将兵力集结区内的居民全部强制迁出，部队白天一律停止调动，并停用了一部分无线电台，另设电台拍发各种假电报。结果不仅迷惑了对手，连日军随军记者都被蒙在鼓里。好多人纷纷赶到东边待命，后来都没能赶上西边的首次登陆。

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山下机关算尽，却没能骗得了精明的贝内特，贝内特认为日军只会在西北岸登陆。

理由很简单，东北岸是军港和要塞区，岸边的混凝土墙老高老高，登陆艇都靠不了岸，日本兵怎么爬上来？

可帕西瓦尔这老天真偏偏上了山下的当，他觉得日军会从东北岸来。贝内特说东北岸有混凝土墙，他则说西北岸还是栲树丛生的潮湿地带呢，难道行动就不困难？要塞区，日军不就是奔着要塞来的吗？

两人又争开了，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帕西瓦尔就说好好好，没准儿日军真的可能从西北岸登陆，那西北岸就委托给你守吧。

分开来守，势必削弱守备力量，但在主官判断不准的情况下，亦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妥协办法，贝内特服从了。可是帕西瓦尔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大吃一惊。

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

帕西瓦尔生怕军港设施落到日军手中，提出干脆把军港设施全部破坏掉。

贝内特完全弄不清英军总司令的思维逻辑：你既然相信山下会在东北岸登陆，军港不正是最大也是最好的防御阵地吗，干吗要把军事设施都破坏掉？

这还罢了，贝内特现在急于要做的，是赶紧在西北岸构筑阵地。

新加坡主要就是在东北海岸建造了强大的要塞，仅巨型火炮就配备了30门以上，但其后方，也就是西北岸区域非常薄弱。

西北岸是一片长满热带植物的沼泽地，森林面积达400英里。设计者认为，这样的地形，敌人将难以通过，于是便未做设防。这当然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它使得东北要塞区成了一道英国式的马其诺防线——所有要塞炮都是面向大海，且转角有限，对身后的西北方向可以说是完全无能为力。

帕西瓦尔上任后，一度也曾想在西北岸增添工事。但有人反对说，如果构建这种工事，会使得新加坡市民陷入不安。帕西瓦尔本来就是个怕麻烦、其他事能不管就不管的人，既有不同意见，他也就乐得不了了之。

贝内特如今要负责防守西北岸，但沼泽地和森林都难以构筑防线，他要求征用高尔夫球场，以便在上面建立机枪阵地。

帕西瓦尔一如既往地摆出了一副苦瓜脸，他担心这会动摇民心，说是要业主开会才能决定，而业主得到3月1日才能开会。

等到3月1日，没准儿新加坡都已经丢了。贝内特没法扯这个皮，只好先自己动手，能建多少算多少。由于劳力不足，他请求帕西瓦尔拨给他一些劳工。

帕西瓦尔说劳工是有的，可问题是付不起那么多工钱，而按英国陆军部的雇工标准，人家又不愿意来。

那么，使用军队行不行？也难。帕西瓦尔给贝内特列了一堆“难”：英国军官和印度兵的关系不好，英国兵和澳兵的关系也不咋的，就算是印度兵，不同种姓之间也彼此看不顺眼，谁见谁都讨厌，你究竟抽哪一个为好？

贝内特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评价这位三军总指挥，什么都难，什么都干不了，那就单等日本人打过来好了，还诌什么“英国的陆军精神”“澳大利亚军的辣味”干吗？

主将的无能和怯懦让新加坡仿佛成为一座被丢弃的城市。它每天都在燃烧，在破碎，士兵们毫无斗志，只能祈祷日军从别人那里打过来。

与帕西瓦尔不同，山下是只要能够成功，他就可以破除任何难关，也什么都可以干，反正能拔脓就是好膏药。

尽管如此，山下仍一点都不轻松。在下达登陆命令之后，他对新加坡进行了又一次远眺，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十分自信从容，但严峻的目光仍透露出他内心的某种不安和忐忑。

1942年2月8日，日军对新加坡港的石油罐实施炮击，这是为防止燃烧着的石油流进海峡，影响即将开始的两栖登陆，黑烟覆盖了半个新加坡岛。作为回应，英联军也按照“20发标准”进行了还击。

山下将司令部移至巴鲁王宫的高塔上，此处可俯视柔佛水道，但同时也在英联军的炮火射程之内。

山下在炮声中打起了瞌睡，并且鼾声如雷，以至于副官都怕把对岸的炮弹给招来。

瞌睡一打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一过，山下的鼾声突然停止，他站起来，从高塔的二楼凝视着对岸。

30分钟后，潜藏在橡胶林中的日军炮兵阵地展开了集中轰击，共有300门炮同时参与，且弹药消耗不受限制。山下下达的指令是“一门1000发”，由此各炮位附近的弹药箱堆积如山。

当300门大炮齐鸣时，那种令人震撼的巨响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一名日军随军记者的印象是，就好像许多火山一起爆发似的，震得山丘都颤抖起来。

首轮炮击，就用去了野炮每门200发、重炮每门100发的炮弹。大炮不停歇的闪光把天空都烧成了红色，火舌到处蔓延。

铺垫性的炮击起到了预想中的打击效果，海峡堤道周围的机枪掩体和防御工事遭到了很大破坏。日军随即启动第一梯次攻击，300艘舟艇，每艘载运40人，加速向新加坡岛驶去。

他们不是前往设防坚固的东北岸，而是直接杀向了防线薄弱的西北岸。由于未接到帕西瓦尔的命令，英国炮兵失去了在第一时间予以炮火支援的机会，就连探照灯都迟迟没有打开。等到探照灯打开，为时已晚，灯光都可以将逼近的登陆部队照得清清楚楚了。

晚上10点40分，新加坡西北岸分别升起一发蓝色和红色信号弹，这是第5、第18师团登陆成功的信号。

如果帕西瓦尔把主力或英国旅摆在西北岸，日军登陆或许还会感到困难，事实上，被安排在这里进行防守的只是澳师的两个营，他们刚从前线撤下来不久，官兵疲惫不堪，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又缺乏坚固的防御工事，哪里顶得住日军锥子一样的冲击？

新加坡要塞的设计者以为森林可以天然阻敌，但日军自登陆马来西亚后，一路穿行的都是森林，早就习惯了丛林作战，这点林子才挡不住他们呢，浓密的植物反而严重阻碍了守军的射界。

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便有4000多名日本兵登岸，并通过沼泽丛林和守军防线的空隙迅速予以渗透。到黎明时分，第25军的3万人马，已有近一半在新加坡成功登陆。

黎明过后不久，戴着钢盔的日本兵一群群地握着刺刀冲锋，所过之处，势如破竹。守军防线开始动摇，直至最终崩溃。

此时，天空正下着瓢泼大雨，澳大利亚士兵们惊慌失措，他们把身上所有的负重都抛弃了，甚至包括步枪和子弹，多数人脚上还划开了一道道血口子，可是为了逃命，已没人顾得了这些了。

继第5、第18师团之后，近卫师团也在西北岸登陆，三个师团迅速向岛中央蜂拥过来。

1942年2月10日早晨，山下渡过柔佛水道。渡河的时候，流弹屡次从舟艇旁边飞过。副官觉得不安全，就劝山下钻进舟载的小汽车，没想到，被山下骂了个狗血喷头。

副官是马屁拍到马腿上，以山下那个肥猪体形，假如进了汽车，舟艇又不幸沉掉的话，他不得在里面活活憋死？

在第25军指挥所前移至新加坡岛后，山下的当务之急是夺取水源地南侧的布基帖马高地。此时炮兵尚未渡过海峡，但他不想给守军以调整的机会，于是决定在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发起进攻。当晚，第5、第18师团采用白刃夜袭的方式，直接冲向布基帖马高地。

帕西瓦尔南辕北辙式的战场研判，导致了一连串恶果。他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无人进攻的东北岸，不仅使得西北岸迅速被日军击破，还使得后备兵力出现严重不足。连他的幕僚人员都预感到，日军横行整个岛屿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在日军进攻布基帖马时，这位英军总司令难得地进行了一次有效指挥，他将英军旅的两个营调到高地增援，把日军两个师团堵住了。直到第二天，近卫师团前来助阵，才把高地攻下来。

因损失较大，近卫师团兽性大发，一路上乱刺乱砍，将全部英军俘虏都屠杀了。对日军来说，这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大屠杀不过是家常便饭，在太平洋战争中司空见惯。

高地争夺战之前，山下拟定劝降书，并复制了29份，分别放进附有红白带子的木盒子里，通过侦察机空投至英联军阵地。

直到傍晚，山下一句回音也没收到，帕西瓦尔拒绝投降。

英军有着自己固有的传统和骄傲，并不容易被招降。山下非常清楚这一点，要不然的话，马来西亚登陆的时候，早就送劝降书了。

不过，山下现在真的非常希望帕西瓦尔能说一个“降”字。在劝降书中，他说你帕西瓦尔眼看就撑不下去了，何不早降？事实是，他自己也快顶不住了。

意志薄弱的先倒下

山下这方面，且不说2月11日的设定期限已过，就连军粮都到达极限，开始不敷使用。不少士兵只能把残留在口袋里的一点豆酱粉掏出来，靠吸吮豆酱粉维持生命。

山下急了，中小口径火炮登岸后，马上被全部使用。从12日一直打到13日，结果并未能把新加坡城打下来，而炮弹业已告罄，在第一线的各师团中，有的甚至只剩几发炮弹了。

1942年2月14日，随着柔佛水道桥的修通，日军重炮部队终于到达前线，可是来了也没用，因为所储存的重炮炮弹已所剩无几。

山下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担心，如果英军发觉我方兵力数量上的劣势以及物资的匮乏，就会把我们拖进悲惨的苦战之中。”

苦战，意味着担雪填井，意味着如汤泼蚁，意味着马来西亚登陆以来的所有努力都要白费。他将遭遇失败，前功尽弃。

山下之所以要求对方立即投降，原因就在于此。可英国人要是不投降怎么办呢，没别的好办法，往死里逼啊。

当天，山下集中所剩不多的炮弹，对新加坡市内的英军炮兵阵地甚至是居民区进行轰炸。作为精神压迫的另一个措施，他还切断了柔佛至岛内的送水管。

可仍然没有动静，幕僚们都忍不住了，连素来喜欢逞强夸能的辻政信都建议山下暂停攻击。山下没有理会，他知道，要是按了这个暂停键，立马倒下的可能将是他自己！

2月15日上午，山下亲自赶到第5师团司令部，下达命令：“除继续前进外，别无他法。”

第5师团的士兵们都快累散架了，只要往地上一坐，立马就可能直接化为烂泥一堆。山下只好不停地给部下打气：“敌人也很艰苦！”

事情往往是反着来的，打仗也是如此。你越想对方瘫下来吧，人家越是坚挺。英联军的抵抗异乎寻常的顽强，日军从未遭受过那样猛烈的炮击，连第一线的散兵壕都失去了掩蔽作用。第5师团虽派去坦克战车进行支援，然而打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也支持不住了，战场陷入胶着状态。

这是个让山下和他的官兵们都进退不得的时刻，突然，在第5师团前卫部队的正面，出现了三个英国人以及一面白旗。

朝思暮想的情景出现了。其实在日军登陆新加坡岛后，帕西瓦尔就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心理准备。西方的军事伦理是，只要山穷水尽，觉得抵抗已无法扭转局势，便可以举手投降，这并不耻辱。

当山下在第5师团司令部内揪着衣领，把他那些士兵一个个推上战场的时候，帕西瓦尔在做着另外一件事：他在自己的司令部内，征求指挥官们的意见，究竟是投降还是继续战斗。

众人一致赞成投降。贝内特再勇再猛，获知城内的自来水龙头已经快要流不出水时，同样也只能点头。

日英两方主将会面了，谈判地点设在一家汽车组装厂的狭小房间里，而双方谈判的情景极富戏剧性。

山下盼望对方立即投降，可以说，他比帕西瓦尔更怕谈判失败，可翻译不行，碰到地道的英国人，一口伦敦腔的那种，这哥们儿似乎连英语都说不利索了。其实翻译英语水平不算太差，是在伦敦学的英语，只是他不太懂得关于停战的军事术语，更不了解山下的真实心理，以至于老是词不达意、结结巴巴。

山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他大声地朝翻译叫道：“你的翻译我根本听不懂，你只要给我问清楚，答应还是不答应就可以。”

旁边参与谈判的一位少将见山下发了火，当即撤换翻译，让一位懂英语的幕僚杉田中佐进行替代，但过程仍不顺利。杉田倒是懂军事术语，可英语又显得蹩脚了。而帕西瓦尔的翻译也满头大汗，一句一句地查阅着英日辞典。

眼看山下的脸色又沉了下来，杉田索性把文件一扔，朝着帕西瓦尔大声喊起来：“投降还是不投降？是Yes，还是No，请回答！”

帕西瓦尔脸色倏变，面部肌肉不停地抽搐，他还想再谈谈条件。

山下的语气越来越生硬蛮横，他不停地用军刀敲击着地板：“重复一遍，是Yes，还是No？No，晚上就给你来个夜袭，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喜欢夜袭，就说Yes好了。”

赶人不要赶上，欺人不可太甚。帕西瓦尔从来没见识过这种强盗式的谈判方式，他吓坏了，用压抑的声音回答：“Yes！”

1942年2月15日，在日军登陆一周后，帕西瓦尔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新加坡由他拱手送出。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战役中，日军死伤9000多人，英联军伤亡了差不多的数字。可是无条件投降之后，日军得以俘虏13万人，缴获的各种火炮，机、步枪以及物资不计其数。当参观战利品时，一些日军军官吃惊地议论道：“用这些缴获品也能打一场仗啊！”

山下通过谈判所得到的，远比单纯作战多得多。他后来说了心里话：“那时，我的步兵炮只有三发炮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投降，所以最后施加了压力。”

帕西瓦尔心境灰暗，他是个行政官类型的将军。漫天讨价、就地还价的谈判技巧应该是他的强项，但在对方的威逼下，只能眼睁睁地被剥个一干二净，这比吃败仗还让他感到痛心。

置身于小山般的战利品、黑压压的战俘，以及这座壮阔的东方名城中，山下及其辻政信等人那种得意扬扬的感觉自不待言。他们入城时，让几万名战俘站在道路的两旁迎接，在耀武扬威的同时，也借此对俘虏们进行无情的羞辱。

新加坡一直被看成是英国在东方的象征，打下新加坡也就意味着日本对英国的胜利。丘吉尔悲痛不已：“英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就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陷落，对英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如此描绘：那天夜里，古老的殖民帝国被切开了动脉，于是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和法律开始喷出血来，这道伤口也许是无法弥合的。

1942年2月16日，裕仁的侍从武官赶到新加坡，向山下传达了天皇圣旨和皇后的懿旨，理所当然的都是倍加赞赏之辞。

无论战略还是战术，新加坡的沦陷都代表了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所取得战绩的顶点。在此之前，山下只参加过对中国华北的作战，而且并没建立什么了不得的战功。他就凭这一战，得以与山本齐名，被称为“海军的山本，陆军的山下”，同时还得到了一个绰号：马来西亚之虎。

就像山本偷袭珍珠港一样，全世界都因此知道了山下这只“恶虎”。德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战史教科书专门加上了马来西亚作战这一段，将其奉为战役指挥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