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无疾而终的诏谕

世界上从来就不缺想走捷径的人，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位自掏腰包买船造舰的陈总管如此，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位王积翁大人也是如此。

王积翁，福建福宁人，有的资料说他字良臣，有的又说是字良存。从古人取字的规则来看，我更倾向于相信他字良存。因为他叔父王伯是南宋的参知政事的关系，他由国子监生候补了一个从八品下的承务郎的散官，从此以“官二代”的身份踏上仕途。最开始在岩州监察酒务，后调任沿海制置使司干办公事。在这里，一个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特长被他的上司吴潜发掘出来，那就是断狱审案。

吴潜将积压了几十年的三百多宗悬案全部交给王积翁办理，王积翁不但全部如期完成，令所有人心服口服，还将办案心得写成《平心录》四卷。后调任户部犒赏所检察官，说服浙江转运使，免除了和平镇十二家酒库所欠税利十七万缗，使当地酒户三百余家渡过难关。

后来，他又调任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奉命审理浙西安抚司治下六县的积案。晚上刚到余杭县，立马掌灯点阅，天亮之前便将犯罪嫌疑人一百七十余人情况全部掌握，除了确实有罪的少数几个人犯之外，其他的人全都当即释放，这成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从这些事情看得出，我们这位出身“官二代”的王积翁同志不但工作作风雷厉风行，而且确实还是挺有本事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很宽容，裁断其他县的积案疑狱的时候也体现出了这种颇为宽大的胸怀。凭借着这些政绩和名声，王积翁的晋升之路可谓一路绿灯，累迁富阳县知县、临安府通判、徽州知州兼都督兵马府参议加兵部侍郎、南剑州知州兼福建招捕使加兵部尚书。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王积翁都留下了许多或不惧权贵，或爱惜民力，或善于谋断的小故事。

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一定是一个既讨上司喜爱，又得百姓拥戴的好官，可不幸的是他出生在乱世。

德佑二年（1276）的南宋已经被元朝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连偏安江南一隅都不可能了。南宋都城临安已经于三月陷落，一路南逃的文武大臣拥立宗室益王赵昰于五月一日在福州登极，改元景炎，任命王积翁为福建制置使，守御被称为福建门户的上三州——邵武军、南剑州和建宁府。十一月，元军大至，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破建宁府和邵武军，王积翁便放弃了南剑州逃到福安，同时秘密给入闽元军统帅唆都送去了降书和全闽八郡地图，表明了绝不抵抗之意。果然元军一到，王积翁便出城迎降，摇身一变，从南宋的南剑州知州变成了大元的建宁府府尹。

在改朝换代的乱世，对于王积翁的“跳槽”行为，我也无意从国家大义、民族气节这些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勃兴之后才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角度过多地谴责他，我只从一个普通人的人性方面来评价他——王积翁的弃宋仕元是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之前的王积翁，虽没有特别出彩的表现，倒也勤政爱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不给上级添麻烦、不给群众增加负担的好好公务员形象。但自从这次跳槽以后，他的心态就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出来更多的是浮躁和急功近利。

人的心态往往是由性格所决定的，而人的性格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性格发生变化，显然是经历了一些对他说来刻骨铭心的事情。

到底是怎样的经历改变了王积翁的性格呢？我尝试着给大家分析一下。

毫无疑问，他的这次“跳槽”显然是其内心改变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大家如果要跳槽，都一定会思前想后，充分权衡其中的利弊。其中，考虑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跳槽的风险问题。要做出跳槽的决定，人家王积翁可比我们难得多。对我们来说，跳槽只关系着个人发展，而人家却关系着身家性命。我们跳个槽，一般不会被周围的舆论谴责，顶多就是自己内心会有那么一点对原来单位的歉意，而人家一不小心便会落得个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坏名声。在元朝大军压境的时候，他一定也想过像书里面读到过、戏里面看到过的那些忠臣义士那样誓死抗战，以死尽忠，但他终归还是没有那么做。一个个比我官还大、比我受的皇恩还多的文臣武将都投降了，甚至于很多他赵家的皇亲国戚都投降了，我何必陪上全家老小的性命去给他赵家人的天下殉葬？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意，史书上也不会留下只言片语的吧？我只会在乱军之中一个人默默地死去，不留下一点痕迹。野蛮凶残的蒙古兵或许还会把我的人头割下来，抹上生石灰，当做恐吓其他州县早早归降的道具……识时务者为俊杰，赵家天下的气数已尽，这一切必定都是天意，既然天意如此，与其做一个逆天而行的愚忠者，不如顺天承运，做一个乱世之中的幸存者吧！

在元军到来之前的那段短暂的时间，他饱受着这样的思想煎熬。

当元军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刻，他带着全家老小弃城而逃。

当他发现前有元朝大军，后有朝廷问罪，已经逃无可逃的时候，便投降了。

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做这乱世之中的幸存者！

导致他性格发生变化的诱因也许还有下面这件事情。

至元十四年，元朝的南征大军离开福州，留同为南宋降臣的潜说友为福州宣慰使、王积翁为宣慰副使，福州城内的南宋降军“淮兵”由降将李雄统领。没过多久，李雄以筹措军粮不力为借口，袭杀了潜说友，实为响应在南方坚持抗元的张世杰。王积翁迅速杀掉了李雄，平定了事件，在因这一功劳升任福州宣抚使、福州路总管兼府尹、提刑按察使之后，又挫败了淮兵杀他举事的计划。王积翁在巩固元朝在福州的统治方面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但这期间宋将张世杰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邀请他回到宋朝一边，而王积翁也确实是给张世杰悄悄写过回信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沿海经略使刘深不知道从什么途径知道了这件事情，向忽必烈打了小报告，弹劾王积翁“既降复叛”。面对忽必烈的质询，王积翁很坦然地上书解释：“若不暂从，恐为生灵害。”——在张世杰军围城之际，我给张世杰写回信，假装顺从于他，是为了不让百姓受到伤害。多么为民着想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这么做更多是为了自己。

忽必烈似乎认可了他的说辞，没有再追究下去。但王积翁心里很明白，忽必烈并不是对他没有怀疑，而是他此时对忽必烈还有用处。

在马背上打下江山的蒙古人并不能骑在马背上治江山，像王积翁这样拥有政治经验的汉人官僚正是蒙古人坐稳偌大江山所需要的。忽必烈清楚这一点，王积翁也清楚这一点——如果自己到了毫无用处的时候，死期也就不远了吧。

至元十五年（1278），多次诏谕日本的行动包括一次对日本的试探性进攻（文永之役）都已经失败，第二次更大规模的东征（弘安之役）即将开始，忽必烈派中书左丞张文谦去征询王积翁对日本问题的看法。王积翁知道忽必烈对日本问题头疼已久，因此早就做足了功课想好了应对之法。他将事先准备好的招徕之策对张文谦和盘托出，张文谦回去向忽必烈进行了禀报。据说忽必烈对王积翁定下的计划非常满意，不久之后，便授王积翁刑部尚书、福建道宣慰使，赐金虎符，并在便殿设宴为他践行。在宴会上甚至让另一位功勋卓著的大臣中书左丞吕文焕当场为王积翁表演舞蹈，可谓恩宠有加。次年返京，迁兵部尚书。十九年，又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但由于左宰相耶律铸执意留他在京，故而未能赴任。但耶律铸也未给他安排别的任务，这让王积翁很是着急。

没有事情做就无法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必须得干点什么能够引起忽必烈注意的事情了！

做点什么呢？王积翁想到的是修运河。这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由于五代十国和南宋对江南地区持续不断的苦心经营以及一年多熟品种农作物的引进培育成功，南方已经成为帝国的粮仓。与此同时，帝国的政治中心却在北方的大都，而北方由于数百年长期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解决帝都数百万军民的温饱是摆在忽必烈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如果能够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会继续得到忽必烈大汗的赏识。要将南方鱼米之乡的粮食运到北方，在海运尚无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发展内河航运显然是首选，并且，隋朝时候所修建的大运河虽然淤塞严重，但基础仍在。

王积翁的这个建议被忽必烈欣然采纳。忽必烈命令将军来阿八赤等负责疏浚旧河道、开挖新河道等河工事宜。厨师出身的将军来阿八赤虽然很认真地执行命令，无奈不懂水利，把新河挖得太浅，只有在涨潮的时候船只才能通过，结果很多漕运粮船一不小心就会因为搁浅而损坏，搞得民间怨声载道。加上后来忙古歹开辟了大规模从海上南粮北运的航线，这修运河之事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至元二十一年（1284）已经是王积翁蛰居京师的第三个年头了。朝廷仍然没有委派新的任务，难道我王积翁真就已经没有用了吗？这一次，他找到的突破口是忽必烈一直有苦说不出的日本问题。

王积翁上书忽必烈，声称自己非常有信心能够诏谕日本来朝。他说道：“对日本，用武力是难以让他屈服的，只能智取。让我当使者去诏谕日本，如果成功了，不用动用军队也花不了多少钱；即使不能成功，也不会损害咱大元的国际形象。”前面N次诏谕都失败了，杜世忠等人甚至不明不白就被日本人拉去砍了头。打也打过了，结果却是损兵折将。既然如此，权且死马当活马医吧。

忽必烈任命王积翁为国信使，免除了他所欠的所有公私债务，并赏赐玉环、琴瑟、衣服鞋帽和马鞍等物。又因为日本信奉佛教，任命普陀山的如智和尚为国信副使，陪同他前往。

使团一行从温州出海时，强令一个叫任甲的船老大开船赴日。这船老大原本就十分不情愿走这一趟，而且又十分喜欢酗酒，每饮必醉，醉了就大发牢骚。那年头分工还没后来这么细致，船老大几乎集船长、舵手、大副和领航员等重要角色于一身。可谓身负重任。这样一个角色在茫茫无际的汪洋大海上时常处于酒醉状态那还了得？你这不是把我堂堂大元国信使的宝贵生命当做儿戏吗？我如此殚精竭虑、不辞辛劳还不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任甲每喝醉一次，王积翁就命人把他绑在桅杆底座上鞭打一次。一路行来，这任甲已是满身鞭痕。

七月十五日夜，船进入日本国境，停泊于对马岛海边，使团预备于次日天亮再登岸与日方交涉。这任甲船长再次喝醉，但这次他决定在王积翁的鞭子落下之前先下手为强。在海上，特别是在我的船上，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这位国使老爷说了算，还是我这船老大说了算。乘着酒性，任甲伙同水手将王积翁等五十余人全都杀死，尸体扔进海里，洗劫财物而去。直到数月之后，这一消息才由高丽传到忽必烈耳中。

就这样，忽必烈派往日本的这批诏谕使者在尚未踏上日本国土之前便在半路上全体覆灭。当然，随之覆灭的，还有忽必烈诏谕日本的希望。此后，虽然还有燕公楠于至元二十九年七月携带国书搭乘日本商船赴日及大德三年三月普陀高僧一山一宁携国书赴日两次，但真正意义上的诏谕这应该算最后一次了。从黑的、殷弘开始，一直到王积翁，从蒙古到元朝，历时十八年的外交努力，终于宣告彻底失败。

无论是《元史》还是《新元史》，著者都对叛宋投元的王积翁没有几句好话。《新元史》更是评论道：“世祖以范文虎为将，王积翁为使，其不得志于日本，不亦宜乎！”其意是说忽必烈所用非人，焉有不败之理。

诚然，忽必烈以“范跑跑”为将确实是用人不当，但以王积翁为使却不可相提并论。我个人以为，王积翁如果不是死于这场意外，虽然成功诏谕日本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但也不至于“启衅纳侮，辱命而返”吧，最大的可能正如王积翁自己对忽必烈所说的那样——“事不成，亦无损于国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