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大汗的执念

日本问题，早已成了忽必烈的心病。虽然两次征讨日本都以失败收场，特别是第二次，更落得个损兵折将、血本无归的结局，但这一切不仅没有使忽必烈消停下来，反而更为强烈地刺激着忽必烈，不断地强化着他再次东征的欲望。

第三次征讨日本的计划，可以说其实早在第二次东征的败兵归来之时就开始酝酿了。

至元十九年（1282）七月，高丽国王王愖主动请缨，拍着胸脯表示，愿意再造战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九月，忽必烈敕命北方的平滦、高丽、耽罗和南方的杨州、隆兴、泉州等地官府建造大小船只三千艘。十一月，中书省有人迎合忽必烈的意思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普天之下犯了死罪的重囚，除了五项特别严重的重罪之外，其余全数充军，发往日本。”这里所说的五项重罪，是指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谋杀父母、妻子杀夫、奴婢杀主，显然属于通常所说的“大赦天下，十恶不赦”的范畴。当然，这个拍马屁的主意被忽必烈欣然采纳。

至元二十年（1283）是元朝新一轮对日战争的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一年。

正月，先前被撤掉的征东行省又设立了起来，败军之将阿塔海获得了戴罪立功一雪前耻的机会，重新被任命为征东行省左丞相；要求高丽赶紧想办法筹集军粮二十万石，以作为将来东征大军的食粮；调遣精锐部队五卫军两万人星夜兼程，赶往朝鲜半岛东南沿海；又命右丞阇里帖木儿率万户级军官三十五人，精心挑选蒙古军中能水战者两千人、探马赤军万人一并参加东征；发放钞币八千锭给隆兴、宣德等处的新附军驻军，鼓舞士气。二月，又赐予受命出征的蒙古军将领八忽带及手下军士银钞有差。

在这种形势下，投机“革命”的也不乏其人。汉军总管陈义自己掏腰包建造了海船三十艘，主动请缨从征日本，大获忽必烈嘉许，授予他万户爵位，并赐虎符。一查这家伙的底细，才知道他原名陈五虎，海盗出身，正巧忽必烈东征日本急需熟悉航海之人，于是趁机接受了中央政府招安，摇身一变就从朝廷通缉剿杀的海盗头子变成了吃皇粮的汉军总管，他兄弟也在朝廷里当上了堂堂的招讨使。

整个朝鲜半岛和中国江南的漫长海岸线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造船厂，凡是达到服劳役年龄的男子都被动员起来，或是进山伐木，或是搬运船材，或是打造战船。许多造船的工匠因为长时间浸泡在齐腰深的海水里劳作，腰部以下都生蛆腐烂，死在海里。由于船材砍伐地点距离沿海的造船所路途越来越遥远，死在路上的民夫男丁更是不计其数。

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和训练也紧锣密鼓，大量南宋降兵从江南、华南各地被集中到沿海的几个出发港口。蒙古军、色目军也被动员起来，凡是习水战的都被挑选出来，给予特殊待遇，加紧训练。江南各处的监狱也全部宣布大赦，特别是本来就善于驾船贩私盐的囚徒们，凡是愿意参加东征的即刻免罪，并获得承诺，如果在日本战场上立功，同样可以加官晋爵，等同良民，不加限制和歧视。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也被动员起来，要求他们出兵助战。海南岛上的黎族由于身居海岛，长于舟楫，于是也被征发，朝廷要求黎兵尽快北上赶往集结地点。

进入四月，第三次出征日本的军事准备达到顶峰。忽必烈不惜血本，甚至命令自己的侍卫亲军两万助征日本；高丽国王王愖任征东行省左丞相，与阿塔海共同统领征东行省军政，协助规划再征日本事宜；并加派汉人、南人将领中善于驾船的都元帅张林、招讨使张珪、总管朱清等从征日本。忽必烈也整日在枢密院就征讨日本的相关事宜与众将进行研讨。鉴于前一次东征中暴露出来的赏罚不明的教训，枢密院大臣程鹏飞提出，此次出征一定要赏罚严明，对于立下战功的人，当即就应当公开发给立功凭据，等班师还朝之后再予以兑现。考虑到日本人修的那一条沿海“长城”实在可恨，这一次忽必烈同意将大都所造的全部回回炮和炮手总管张林等回回炮专家全都交付征东行省调遣。

此后，虽然帝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东征准备工作也随之时紧时松，但只要条件允许，忽必烈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荡平日本。

至元二十二年（1285）是忽必烈谋划再征日本的又一个小高潮。

此时，帝国在南方的扩张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征讨安南陷入僵局，屡立战功的前线主将唆都、李恒相继战死，南征大军不得不退回思明州进行休整。而在北方，忽必烈仍然下令女真人、水达达人建造迎风海船两百艘用于征讨日本。

哪怕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例如骨嵬，也总不消停，隔三差五就搞点事情出来，但情况一有好转，忽必烈想到的仍是重设征东行省，谋取日本。哪怕是北方粮食再紧张，只要粮食危机一有缓解，立马就会下令将山东半岛的胶州、莱州等处的漕运船只和高丽、江南等地所造海船以及江淮民船全部予以征调改造，用于东征。为了招募到足够的船工水手，还专门下令，沿海人等，无论出身如何，能够招募到百人的就当百户，能招募到千人的就当千户。让人不禁想起近代军阀混战那会儿，抓得到一个连壮丁的就当连长，抓得到一个团壮丁的就当团长。敢情这办法早在忽必烈那会儿就已经有了啊，真是开了眼界了。

进入年底，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越发紧张。十月，废废立立的征东行省再次组建，阿塔海为左丞相，以刘国杰、陈严并立左丞，洪茶丘为右丞，牵头负责东征日本事宜。十一月，遣使通知高丽，朝廷即将再次兴兵讨伐日本，要求高丽出兵万人，出动海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如果条件允许，继续在近海边多造战船，以供其他元军部队使用。同时，命令江淮行省漕运、海运军粮百万石，东京府、高丽各出军粮十万石，全部囤积在高丽合浦，以供东征大军使用。大赦狱中囚徒，并在脸上刺字，以注明这批囚犯是征讨日本专用，对于部分过去在宋朝贩过私盐，且会领航、懂开船的“人才”更是当宝贝一样。十二月，再次大赦天下罪囚，将从南方的占城前线逃回来的忽都虎、刘九、田二等残兵败将悉数官复原职，让他们从征日本，戴罪立功。又给征东行省的阿塔海加派去增援部队万人、回回炮手五十。枢密院也出台了配套措施，加强军籍管理，保证东征兵力的征调，要求前日遣散回家置办铠甲军械的五卫军兵士务必于正月初一之前赶回京师。江淮行省新造的战舰千艘也整日在长江水面宽阔之处练习水战。征调各路兵马，务必于三月前陆续出发，于八月前在合浦会合……

不过，在一片喊打声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一些大臣清醒地认识到，在此刻百废待兴正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大规模出兵海外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忽必烈的一意孤行进行劝谏或抵制，希望朝廷不要再纠结于日本问题，而将更多精力放在越来越难以解决的众多内部问题上。

吏部尚书刘宣上书道：“最近讨论重新设置征东行省，再兴讨伐日本之师的事情，我认为如果不停止，恐怕会威胁到社稷的安危。”接着，他分析了当下的时局：“唆都攻打占城，哈雅说要扫平交趾，这么多年以来，湖广、江西等南方行省苦于供给船只、筹措军需、运送粮草，已经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广东沿海等地百姓造反可谓此起彼伏，我们派出很多军队到那些江海瘴毒之地去讨伐，伤亡惨重却收效甚微。而且交趾是个与我天朝接壤的小国，连亲王亲自带兵深入也没有获胜，唆都更是反而被占城人给杀掉了，大大丢了咱的脸面。更何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不是（占城、交趾）两国可比的。这次如果又让大军冒险前去，哪怕不遇到台风，顺利登陆日本，面对那么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敌人，胜负也不好说。万一交战不利，想发救兵，还能飞过去？”然后，他又举了隋唐两代的历史典故试图说服忽必烈：“隋朝讨伐高丽，前后三次，全部失败，丧师百万；自认为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亲征高丽，虽然打下了一些地方，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后也是徒增懊悔而已。高丽还是在陆地上，和中原隔得还不远，打起来都这么麻烦，更何况日本在海上，与中国相隔万里！”总之一句话，此时日本是万万打不得的。

对于刘宣上书的结果，历史记载说是“帝嘉纳其言”。但从此后忽必烈的行动来看，刘宣这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谏似乎并没有起作用，忽必烈仍然我行我素，征讨日本的一切准备工作仍然继续进行着。

前面提到过，忽必烈征发五卫军两万前去高丽前线。决定发兵以后，忽必烈召来了太常少卿田忠良 ^[1] ，让他算算什么日子出师最吉利。田忠良想必对兴师动众出兵日本一事十分抵触，更别说还要替他绞尽脑汁地算个什么良辰吉日了。可君命难违啊，他自然也不敢公然违背忽必烈的旨意，那怎么办呢？

古人的智慧往往令今人感叹不已。田忠良对忽必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僻陋海隅，何足劳天戈！”换成白话说就是：“（日本）那旮旯地儿，（要灭掉它）哪里还需要借助上天的力量！”也就是说，打日本还需要算个什么日子呀，想打就打，见一次打一次，任何时候都是良辰吉日。忽必烈闻之，自然是龙颜大悦，不再让他推算吉日了。

御史中丞崔彧更是怀着因言获罪的觉悟向忽必烈呈上了以广开言路、弹劾阿合马、改革枢密院、裁汰冗官等为主要内容的“时政十八事”，并指出：“江南的百姓造反此起彼伏，已经有两百余处了，都是因为当地官员抓老百姓当水手和大规模地建造海船搞得民不聊生所激起的民变。东征日本这事最好还是暂时别做了。另外，江西四省的军需准备，应当根据民力来，不能强迫老百姓拿出他们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乱摊派；凡是搞政府采购，都必须根据市价进行支付，不能搞强买强卖；招募水手，也应当问问他们本人愿意不愿意，不能生拉强抓。等老百姓缓过气来以后，我们的力量也就增强了，两三年以后再举东征之事也为时不晚。”

这样的建议可以说是非常切合实际的，而且并没有完全否定忽必烈的东征意图。但忽必烈并不认同，还打了个比方予以驳回，“你所说的关于东征之事，就如同射箭，弯弓搭箭的姿势摆得很帅，却终归射不中目标。”（尔之所言如射然，挽弓虽可观，发矢则非是矣。）

除了这些敢于直言谏议的朝中大臣之外，不少地方官员也上呈奏疏，极力劝谏。

说实话，这些奏疏写得十分精彩，比我用白话转述出来的不知道要精彩多少倍，如果能够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大家其实更好，但考虑到大多数朋友没有阅读文言文的习惯，我还是稍加转述吧。

淮西行省右丞相昂吉尔在奏疏中写道：“我听说军队打仗主要还是得靠气势，而全军上下一致的才能取得胜利。过去一段时间，我军连连在外征讨，屡屡遭受挫折，已经谈不上什么气势了；而国内也并不稳定，一遇到军队征发和物资征调，上至官府下至百姓，全都是一脸愁怨，根本谈不上上下一致。请求陛下罢兵息民。”（臣闻兵以气为主，而上下同欲者胜。比者连事外夷，三军屡衄，不可以言气；海内骚然，一遇调发，上下愁怨，非所谓同欲也。请罢兵息民。）

南台御史大夫姜卫也遣使上书道：“日本鬼子不来朝贡，可以打他但不必恼怒，可以慢慢来但不可急躁。过去就是操之过急了，所以战船造得不坚固。既然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就应当吸取教训。现在嘛，可以提早打造好战船，训练好士卒，摆出耀武扬威的架势，故意让日本鬼子知道，好让他们精心准备。等时间久了，他们疲乏懈怠了，再出其不意地指挥大军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举将他们拿下，这才是最有把握的策略啊！”（倭不奉职贡，可伐而不可怒，可缓而不可急。向者师行期迫，战船不坚，前车已覆，后当改辙。为今之计，预修战舰，训练士卒，耀兵扬武，使彼闻之，深自备御，迟以岁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风疾往，一举而下，万全之策也。）

前一个发言的昂吉尔是开门见山，也不跟忽必烈兜圈子，直接就提出建议——打仗比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气势，一个是“同欲”，这两个东西现在咱们都没了，还打个鸟啊？后一个发言的姜卫则是另外一个种风格，对忽必烈是连哄带拖——打日本这事儿，得慢慢来，是急不得的，先拖个几年、十几年，等他放松警惕了再说吧，磨刀是不费砍柴工滴！

但不管哪一种意见，好说歹说，忽必烈就是听不进去。打日本，大概已经成为他最后的一个人生目标了。

说实话，多次诏谕日本，日本都毫不理睬，甚至还杀害使者，再加上两次进攻日本都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忽必烈越来越纠结——想我忽必烈一生戎马，纵横天下，老虎不发威你真以为是病猫呀？

就我看来，东征大军之所以一直蓄势待发而终究未发，并不是忽必烈不想下定最后的决心，主要是此时的国内环境和当初企图诏谕日本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而这样巨大的变化迫使忽必烈不敢再轻易作出决断。

一是为了征讨日本所进行的战争准备远远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致江南各地百姓暴动不断，很多南宋的遗臣也参与其中，甚至还有许多支义军打出了复兴宋室的旗号。例如，早先投降元军的宋将黄华起兵，聚众数十万，号头陀军，自报年号为大宋祥兴五年，这在当时饱受压迫和歧视的南人中间无疑是十分有号召力的。元军到各处救火，已经应接不暇了。镇守江南的元军将领忽都帖木儿、忙古歹等都请求忽必烈允许将准备用于东征日本的部队用来平定叛乱。

二是此时在帝国的南疆，先与占城、后与交趾的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原定用于征东行省的战船、水手很多时候还不得不南下支援占城行省的军事行动，原本打算用来投入日本战场的“囚犯军团”也不得不优先派往占城、缅甸方向。帝国的兵力随着战伤阵亡和脱籍逃散兵士数量的剧增，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

三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此时已经基本转移到了南方，北方由于多年战乱而地广人稀，土地荒芜，但元帝国的政治中心却恰恰在北方。数百万首都人民要吃饭，而本地的粮食生产显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就得从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的南方运。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帝国北方的粮食危机互相交织，更加剧了北方军队后勤补给的困难，原先动员起来造船的屯田大军不得不重归陇亩，征用来的商船也只得更多地用于由南至北漕运粮食。

其实最为纠结的忽必烈自己也从大臣们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劝阻和一而再的军事失败中逐渐意识到，帝国正慢慢被自身内部的毒瘤所吞噬，已经虚弱到无法再对外发力了。所以，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任命忻都为踢里玉招讨使的时候，特别还跟他打了招呼：“不可兴兵远攻，近地有不服者讨之。”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忽必烈终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取消再次征讨日本的计划——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此时的一代雄主忽必烈已经是一位垂垂老者，而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他悉心培养的皇太子真金也已先他而去。

[1] 清人毕沅所著《续资治通鉴》中讹作汪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