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一代名将“范跑跑”



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要想成为名人还真不难，只要能吸引大家的眼球就能出名。于是，具有S型身材和超强自信心的芙蓉姐姐红了，喜爱研读《故事会》、《知音》等“人文社科类书籍”且长相“英气逼人”的凤姐也红了，连在宁波街头捡了十多年烟屁股的“犀利哥”也摇身一变成了“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其实我觉得犀利哥更应得到社会的帮助而不是围观）。但在古代，要成为名人可不容易，而要成为名将更是难上加难。我们看史书或演义小说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些角色，他们刚一登场，还没来得及通名报姓便被“名将”们一枪刺于马下。一将功成万骨枯，无数个无名之将用鲜血与生命成就了名将的威名。

长期以来，人们都这样误解着“名将”的含义，大家总以为要本事非常了得的才能称得上名将。要么武功盖世、豪气冲天，要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要么忠孝节义、感天动地，定要占了一项，才能算做名将，如果谁占了其中两项，那自然更是名将中的名将。

追溯“名将”的本意，并没有那么复杂，顾名思义，“名将”的本意就是“有名字的将领”。这不是废话吗？谁会没有名字？不错，人人都有名字，但这个名字能不能流传下来，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人还知道你就没那么容易了。因此，名将的准确定义就演变成了“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将领”。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我们接下来将要认识的这位新朋友正是堪称极品的旷世名将。

当日本的贫穷武士竹崎季长开始用自己穿着草鞋的双脚丈量肥后与镰仓之间的距离的时候，大海的另一边，另外一个人也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他刚刚从江河日下的宋朝跳槽到了新兴的大元帝国。这个人就是现在这个故事的主角以及今后许多故事的配角——范文虎。当然，范大人既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献城投降的南宋官员。翻看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见得最多的就是“宋某某府某某官某某人以城降”的记载。元朝大军只要兵临城下，然后修书一封送入城内，一般来说，守城的南宋官员很快便会开城请降。

闲话少说，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范大人此前在宋朝取得的“光辉业绩”吧。

南宋宝佑六年（1259）春，蒙古国兵分三路大举伐宋。大汗蒙哥御驾亲征，率军攻略四川，其弟忽必烈的主攻方向是华中方面的鄂州，大将兀良合台由云南出发入广西攻湖南。三路大军从三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企图让南宋首尾不能相顾，进而一举灭宋。

南宋军民顽强抵抗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刚到七月，蒙哥汗便死在了重庆附近的钓鱼城下，师老于鄂州城下的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也不得不于次年与南宋达成和平协定，率军北归。虽然灭国的危险暂时消除，但宋理宗对左右丞相吴潜、丁大全的应敌措施深感不满，于是擢升贾似道为少傅，参与中央政治。深受贾似道信任的范文虎也跟着鸡犬升天，当上了地方军分区司令员（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成了独当一面的边关大将，开始了自己的名将生涯。

咸淳五年（1269），襄樊大战已经进行到第二个年头。范文虎受命前往襄樊前线增援在蒙古军的猛烈攻击之下已经开始吃不消的夏贵所部宋军，但他的水军逆流而上刚行进到一处叫灌子滩的地方便遭到了敌军的阻击。初一交战，素来被视为王牌的南宋水军竟然被刚成立不久的蒙古水军击败。范文虎跳下大船，爬上行动迅速的小船才逃得性命。打仗真的是要死人的呀！这一次，他的胆子算是彻底被吓破了。

可能对于宋朝皇帝来说，不造反的军官就是好军官吧。刚刚在灌子滩输得一败涂地的范文虎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在仅仅四个月之后又升官了，而且还一下子升到了军队的总部机关，当上了殿前副都指挥使，统管禁军。

咸淳七年（1271），襄阳和樊城这两座相依为命的城市已经在元军的重兵围攻下苦苦支撑了三个年头，双方都知道襄樊大战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决定天下的归属。对苟延残喘数十年的南宋小朝廷来说，荆襄重地一失，都城临安将无险可守，敌军必然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对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蒙古来说，占领了襄樊，也就宣判了宿敌南宋的死刑，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南宋指日可待。

战役已经进入到决战阶段，双方都派出了自认为最强的将帅阵容，率领重兵投入战场。蒙古一方派出的是由张弘范、刘整、阿术、阿里海牙等组成的全明星阵容，而此时的南宋人才梯队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青黄不接，只得矮子里面挑高的，任命虽有才干但尚不够成熟的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全权负责总督各路宋军援襄。

李庭芝可以说是当时南宋唯一拿得出手的战将了，这样的任命也无可厚非。但是，宋朝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始就立下了规矩，那就是既不得不用武官，又处处提防着武官。北宋灭亡的时候，这个“潜规则”也从汴梁被带到了临安。

范文虎是知道这个规矩的，李庭芝一到前线，他就直接给丞相贾似道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夸下了海口：“我带几万大军前去救援襄阳，一仗就能打退元军。只要不让我受那李庭芝指挥，打了胜仗我的功劳全归恩相。”贾似道既不考虑范文虎这大话里面掺了多少水分，也不考察此君之前的业绩，立马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名义上是协助配合李庭芝，实际上却是带兵监视。观察使不去观察敌情，反而一天到晚只知道观察自己人。南宋如此，焉能不败？

战事紧张的时候，李庭芝多次派人冒险穿过元军的防线到范文虎处搬救兵，但范文虎每次都借口没有收到命令进军的圣旨，根本不予理睬。其他宋军在前线拼命，而范文虎却闲出个鸟来，每日只是与随军的妓妾歌舞宴乐，时不时还搞搞足球比赛（击鞠饮宴），把个军营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

你不去惹敌人，可敌人却没保证不主动找上门来。

四月，元将阿术攻范文虎部于湍滩，宋军大败，范文虎本人更是在逃亡路上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招呼都不打一声，丢下部队就自顾自地跑了，害得没及时得到撤退命令的统制官朱胜及余下百余名将领都做了元军的俘虏，被俘的士兵更是不计其数。

六月，不长记性的范文虎又带着十万大军给元军送礼来了。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元将阿术已经摸透了这个老对手的底细，特意为他量身打造了一份大礼——范文虎逆江而上必然经过一个叫鹿门的河谷，此处江面狭窄，两岸陡峭，上游峡口有一片河滩地势平缓，名曰丹滩。阿术预先在河谷的两岸山崖上埋伏好兵士，多备弓矢、钟鼓和旗帜，偃旗息鼓，放范文虎大军进入河谷。待宋军前锋抵达丹滩登陆之时，元军派出一支劲旅，趁上岸宋军不备，发起突袭。同时，预先隐蔽在河谷两岸山崖上的元军鼓噪大作，摇旗呐喊。范文虎是最怕这一出的，一见这个阵势，大叫一声：“不好！中计！”顾不上通知周围的其他部队，立马掉转船头趁着夜色溜之大吉。等天亮以后，宋军才发现已经被元军重兵围困，而自己的统帅已经不见了踪影。就这样，元军又俘获了大量宋军、战船和粮草物资。

这范文虎不帮忙也就罢了，还尽添乱！郁闷到极点的李庭芝不再指望范文虎的援军，转而派散尽家财私募死士的义军领袖张顺、张贵率麾下三千人突破元军封锁去支援襄阳。义军与沿线元军恶战一百二十里才突破封锁，进入襄阳城，而义军头领之一张顺却已经阵亡在路上了。他的尸体几天以后被人找到，“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可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进城以后的张贵再次率军突围，前来接应更多宋军进城，以加强城防。与李庭芝不同，他仍然对率领重兵驻防襄樊外围的范文虎抱有希望，约定率军在一个叫龙尾洲的地方接应范文虎所部大军。

胆小如鼠的范大人一定没去吧？不，他去了，确实是去了。只不过他刚到龙尾洲便又慌慌忙忙带着大军一口气撤了三十里。为啥？事后他给出的解释竟然是他在龙尾洲等张贵的时候听到附近江边的风吹鸟叫，以为是元军来袭！

元军得知这一情报后，便派出军队埋伏在龙尾洲以逸待劳。张贵突破元军的重重阻截杀到龙尾洲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当发现等待他的不是范文虎而是元军以后，彻底精神崩溃了……张贵最终身负重伤被俘殉国，宋军对襄樊的救援彻底失败，这间接导致了坚守近五年之久的襄阳、樊城陷落。而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范文虎仅仅受到了降职一级的处罚，出任安庆知府。这倒便宜他了，因为他正好可以把城坚粮足、兵马众多的安庆城当做筹码，与元朝就跳槽的待遇讨价还价。

纵观范文虎的历次战斗表现，都怪自己语文没学好，我实在是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来评价他才好，也无法形容我在史书上读到他的这些“丰功伟绩”之时的复杂心情——胸中百感交集，唯有掩卷长叹！

他每次都是未见敌人就不战而逃，或者是与敌人稍一接触便一败涂地，畏敌怯战简直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宁愿相信范文虎是在玩无间道，莫非他原本就是忽必烈安插在南宋权力中枢里面的一个“自己人”？他潜伏着，不断给忽必烈送去大批的宋军俘虏、水军战船和粮草军器，还义务带着宋军去给刚刚组建不久的蒙古水军当陪练，帮助他们迅速积累实战经验，特别重要的是，他有意无意编织了一个蒙古军不但骑兵厉害，水军也厉害，简直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如果要给范文虎取一个绰号的话，鉴于他逢敌必跑的鲜明个性，我觉得最适合他的绰号一定是“范跑跑”。当然他跳槽到元朝以后，特别是在后来征讨日本行动中的一系列表现充分证明，他获得这一“殊荣”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范文虎确实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一过去就当上了大元帝国的两浙大都督。从名头来看，可以说是连升三级，之前是安庆一地的知府，满打满算也就是个市级干部，这一下子当上了总督两浙军务的大都督，俨然是大军区司令了。

他跳槽以后又干了些什么呢？从各种资料里归纳起来，新官上任的范文虎一连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担当招降大使。

投靠元朝之初的范文虎虽然被任命为两浙大都督，但浙东、浙西的大好河山还在南宋手里呢！所谓大都督，无非还是个虚衔，怎么才能把虚的变成实的？自己去把地盘抢过来吧，那时候才能算是实至名归！忽必烈是很善于搞这一手的，后来设立日本行省，让范文虎等人来组建这个所谓的日本行省的领导班子也是这个意思。

不管怎么说，忽必烈这一手着实调动了这些降臣降将们的积极性，范文虎这一时期频频给江南各地的宋朝地方官员写劝降信，以自己的“成功经验”现身说法，充当元朝南征大军的马前卒。

很多人对范文虎这种深受朝廷信赖且得了朝廷无数好处却在关键时刻卖主求荣的行为表示极度鄙视和愤慨，他们当众撕毁范文虎的书信，斩杀送信劝降的使者，以示与范文虎之辈势不两立。但更多的人虽没有给予高调的欢迎，却以实际行动响应了范文虎的号召——他们在元朝大军兵临城下之后，以保证自己和城内军民的人身安全为前提，开城投降。而伯颜率领的元军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履行了这样的约定，并任命当地的宋朝降臣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

范文虎及紧随其后投降的众多“范文虎”们，打着保护百姓的旗号行贪生怕死、卖主求荣之事，从人格上理应受到后世的鄙视与谴责。但从客观来看，他们的投降对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蒙古人兴起于漠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残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其对敌人毫不手软的强硬做派，当年西征中亚、西亚之际，凡遇抵抗，城破之后一律屠城，甚至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其他负隅顽抗的城市，在屠城之后的城市地面上布撒碱盐，使之寸草不生，可谓赶尽杀绝。

伯颜南征之前，推行以汉法治汉人的忽必烈曾经告诫过他：“过去曹彬不滥杀百姓而平定江南，你要好好领会我的意思，当好我的曹彬啊。”这个曹彬和曹操没一点关系，指的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他在率军征服南唐的战争中约束士兵的肆意杀掠行为，使南唐统治区域的社会经济没有因战争遭受到大规模的破坏和停滞，实现了统治政权的平稳过渡。忽必烈在大军出征之前做如此告诫，使元军在伐宋战争中总体上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克制，特别对于闻风而降的州县，为了避免士卒扰民，甚至连城也不进，就驻扎在城外。

但是面对坚决抵抗的城市，杀红了眼的元军将士则把忽必烈的告诫当做了耳边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至元十四年（1277），在两次招降都被南宋守将严词拒绝以后，元军开始猛攻常州城。元军驱赶城外的百姓堆砌高于城墙的高台，以便从高台之上向城上守军发射弓箭和弩炮。由于建造进度赶不上元军的要求，元军便杀害百姓，将尸体重叠堆积，再在上面覆盖泥土。更为可怖的是，元军还将从百姓尸体上刮下来的皮肉扔进大锅里面熬煮，将提炼出来的人油喷洒到城墙上面引燃。城墙被大火烧塌之后，元军蜂拥而入，无论男女老幼，见人就杀。纵然伯颜先前也曾下令严禁士兵擅杀，但常州城仍未避免被屠城的命运，仅有七人躲于桥洞之下才得以幸存。这件事记载于《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二》，仅仅是众多残酷战史中的沧海一粟。

正因如此，范文虎这把火烧得挺成功，算是送给了忽必烈一份不错的见面礼。

第二把火，举荐“人才”。

蒙古人是天生的战士，淳朴而勇敢。色目人是天生的商人，灵活而精明。但忽必烈心里很清楚，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要治理广袤大地上如此众多的汉人，则必须拥有精通于政治，可以帮助他治理国家的人才。南宋的溃退，使得他可以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搜寻、网罗人才。而对于从南宋那边跳槽过来的文武官员以及被俘以后愿意合作的宋朝官员，他确实也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与信任——没办法，事业发展得太快，人才队伍建设跟不上啊——此时的忽必烈可以说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求才若渴。

除了精通于撤退逃命的技巧之外，范文虎似乎对新单位的人力资源工作也颇为上心。其实与其说他想当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倒不如说是他为了迎合忽必烈的喜好而搞的政治投机，我们也有充分理由怀疑他是想在新单位里提拔自己的人，搞裙带关系。

史书上经常隔几页便是范文虎向忽必烈推荐人才的记载，而且每一次都要推荐一大堆人。忽必烈虽然求贤若渴，对范文虎的这种做法却并不感冒。有一次，范文虎又向忽必烈一口气推荐了三十多人，说这些人个顶个儿都是堪当郡守、县令大任的人才。忽必烈被他说烦了，干脆正式下达了一个诏令：“今后大臣推荐上来的人要由我自己来选。这里面如有不勤于公事的，不管他是汉人还是回回人，一律砍头抄家！”看谁还敢在干部任免问题上搞裙带，打批发！

范文虎这一把火算是还没有烧得起来就被忽必烈一口唾沫给浇灭了。

第三把火，请缨诏谕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与宋朝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哪怕被女真人赶到了南方以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友好往来也从未中断。虽然海路凶险，但往返于南宋沿海各港口与日本博多的两国商人仍然不绝于途，在博多买房置地长期定居的宋朝商人也不在少数。幕府的第二代将军还建造了一艘大海船想渡海到宋朝散散心，虽然由于造船技术太烂，这艘船一下水，泡都没冒几个就沉了，但至少从侧面说明日本与南宋的关系之好。

忽必烈拿下了南宋故地，又挖了不少南宋旧臣加入自己的队伍，自然就想利用南宋降人的人脉关系来做日本的工作。政治嗅觉十分敏锐的范文虎当仁不让，投其所好地主动请缨来干这事儿，毕竟刚跳槽到新单位，要赶快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嘛，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都还没烧完呢。

是时，杜世忠等人在日本遇害的消息还没有传回元朝，但此时的范文虎已经接到了让他积极筹备从江南出发渡海远征日本的任务，而信奉“生在乱世，保命为大”的他自然不可能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涉足险境，他对忽必烈说道：“臣下奉命征讨日本，但古人云‘上兵伐谋’，我虽然不认识日本人，但我认得两个有日本方面‘海外关系’的人，他们一个叫周福，一个叫栾忠，我让他们和先前就滞留在江南的日本和尚捧着陛下的诏书前去试试，以明年四月为期，如果日本人还不给面子，我们到时候再打也不晚嘛。”

反正打仗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就绪，既然有人说自己有门路，那就让他们去试试也不妨事嘛。这时候的忽必烈不说是病急乱投医，至少也已经是在把死马当活马医了，对范文虎的提议欣然应允——“就这么办吧！”

这件事的结果到底怎样，我国的史书里面没有交代，在日本的史料里倒是说得清清楚楚——弘安二年（1279）六月二十五日，范文虎派出的周福、栾忠和渡宋日僧晓房灵泉及随行通事陈光一行数人搭乘商船抵达博多，向镇西当局递交了元朝的国书。但在仅仅半个月后，他们便全部被镇西奉行少弍经资直接拉到博多大街上砍了头。前一次杜世忠等人好歹还受到了幕府高层的亲自接见，并且也欣赏了沿途风光，而这一次，可怜的周福等人被就地处决，由此也可感受到日本方面对元朝的强烈抵触与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