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最悲剧的使团



先示以军威，后传书劝降，兵不血刃便能夺下大片州县，偌大一个南宋帝国我都能用这种办法平定下来，更何况你区区日本？前面说过，忽必烈第一次东征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正是给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以便打破多年来外交努力一直得不到回应的僵局。

当忽敦、刘復亨等人应召赴阙，向他当面汇报了东征军“入其国，败之”并“掳掠四境而归”的英勇事迹以后，忽必烈大汗的嘴角露出了微笑。根据他的判断，日本方面应该已经领教过天朝大军的厉害，不敢再对他的诏谕置若罔闻了。

打铁还得趁热呢！在战争结束仅仅三个月之后的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初九，忽必烈就急不可耐地派出了以礼部侍郎杜世忠为首，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等人随行的副部级外交使团赴日招降。

杜世忠使团的行动是比较迅速的，一个月之后的三月十日，便抵达了高丽国都开城。国王王愖照例委派了他的陪臣随同元朝使团一起前往日本。这次派出的是舌人郎将徐赞，担任向导使，一路担当翻译，并遣水手三十余人随行。

使团并没有走以前历次出使所走过的那条老路，而是绕过大宰府，直接在本州登陆，希望能够另辟蹊径，强行上京面见天皇。但他们于四月十五日在日本长门国的室津浦（今日本山口县下关港）上岸以后，日本人又把他们送到了九州的大宰府，让他们在那里静候幕府的发落。

五月，镇西方面得到幕府答复，破天荒地同意杜世忠等四人在大宰府的护送（我觉得其实是押送）下东行，前往镰仓，这也是元朝历次遣使以来第一次被允许前往镰仓。

赵良弼此前在北九州晃荡了一年多也未能获准东行，而这次如此轻易就获得了许可，到底还是先派兵教训一顿比较管用啊！杜世忠这样想着，将来时的不安与担忧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觉得初夏时节的山川草木也秀丽明媚了许多。

大宰府派来护送的人故意带着杜世忠等人避开京都，绕道山崎以东的冈屋、醍醐一线而行，于八月进入镰仓。而此前的七月，镰仓当局已下令大宰府速速派人把上次没有与杜世忠一同东行的另外一名元使带来镰仓，所选择的道路同样避开了京都。幕府这样处理，也再一次显示了镰仓方面故意避开日本朝廷，独自决断外交事务的决心。

在镰仓，杜世忠等人向幕府当局出示了忽必烈的国书。国书的主要内容根据日本史料《关东评定传》的记载是“今度所贡来牒状，如前可顺服之趣也”，想必与前几次大同小异，竭力劝说日本纳贡称臣。当然，考虑到元廷上下都认为自己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所以不免会趾高气扬地顺带威胁一把——上次我们在九州小干了一票，我们的厉害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吧，因此，俯首称臣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

也许正是这顺带的一笔要了杜世忠等人的命，幕府当局看完国书怒不可遏，新账老账一起算，于九月七日将四名元使在镰仓龙口刑场（今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一并斩首，当然陪葬的还有那位倒霉的高丽送行使徐赞。

日本人给了他们留下遗言的机会，除了计议官撒都鲁丁和具体姓名不详的书状官这两个畏兀儿人之外，杜世忠、何文著和高丽陪臣徐赞都留下了临刑诗。出使被杀实为不幸，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的遗作被日本史料《镰仓年代记》完整地收录其中，使我们得以在七百年后的今天知晓他们在即将身首异处那一刹那的所思、所想、所感。

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这是杜世忠的临刑诗。看到这首诗，我立刻想到了李白所作的《别内赴征三首》，其中第二首就是“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杜世忠的这首诗显然是山寨“诗仙”的作品。

大唐至德元年（756）十二月底，正在庐山隐居以避安史之乱的李白接到了大唐皇族永王李璘的征聘。李璘先后三次派人召李白出山辅佐他，虽然李白对当时的时局颇为担忧，他的妻子宗氏也不赞成他此时出去蹚这浑水，但李白终于还是被招聘使韦子春说动了，决定暂别妻子只身下山出仕。临行之前，李白赋诗三首，赠予妻子宗氏：

其一

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

白玉高楼看不见，相思须上望夫山。

其二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

其三

翡翠为楼金作梯，谁人独宿倚门啼。

夜坐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

这便是《别内赴征三首》。在这组诗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李白一方面踌躇满志、自信满满，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豪情，也能够品味出在此一别、难再见面的不舍与惆怅。同时，李白之妻宗氏淡泊功名，只求丈夫能够留在自己身边过幸福小日子的可爱女子形象通过“强牵衣”这一细节动作跃然纸上。

诗仙适合作诗，而不适合做官。事实证明李白同志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位。就在他出山第二年的至德二年（757）二月二十日，永王李璘便在与其兄李亨（后来的唐肃宗）的斗争中失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被定性为附逆之人而被判远流之刑。预定的服刑地点是在当时被称为“夜郎”的凶险边疆——贵州桐梓。要不是在赴刑途中正巧遇到关中大旱，朝廷宣布大赦天下，估计李白就只有老死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中，一辈子再也见不着妻儿了。也正是因为李白于绝望之中突获赦免可以回家，才吟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得不说，虽然身为外交部副部长的杜世忠自己好像不太会写诗，但对李白这首诗的理解还是十分到位的。他在形式上确实严重抄袭了李白的诗，但他所要表达的也确实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思想。

作为忽必烈大汗钦点的国信使，以中央副部长级别的身份代表皇帝本人出使日本，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这是陛下对咱的信任和重视啊！再加上有了前一次军事胜利的铺垫，我杜世忠一定会成功地诏谕小国日本前来朝贡，成就当年苏秦佩六国相印那样不凡的功业！

然而此时此刻，面对着寒光闪闪的屠刀，万丈豪情和凌云之志都已是过眼云烟，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像狗一样被不知天高地厚野蛮的日本人拖到镰仓大街上砍头，在无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观之下，迎接生命的终点。回想当初，出发之前，妻子还依依不舍地将亲手缝制的衣服递到我的手上，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而现在，远在大海另一边的她一定不知道我永远也无法回到她的身边了。想到这里，他觉得他的境遇竟然与李白出山之后的遭遇一模一样。他想念妻子，想念故土，甚至想象着能像李白当年一样绝处逢生，回到故乡，与妻子团聚，管他什么高官厚禄，管他什么皇恩浩荡，我要的只是与我心爱的女人一起平平安安终此一生！

刻着杜世忠这首临刑诗的石碑至今仍然竖立在日本镰仓的常立寺内，见证着杜世忠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对妻子的思念。试想他的妻子穿越时空来到现代，摩挲着七百多年前立下的这块石碑，读着丈夫七百年前留下的诗句，又会是怎样的百感交集！

四大元无主，五蕴悉皆空。

两国生灵苦，今日斩秋风。

这是国信副使何文著的临刑诗。元人本就不擅写诗，既然杜世忠那首明显是山寨出来的，那么何文著的这首会不会也有个什么出处？还别说，这首诗果然也是有来历的。

根据《景德传灯录》记载，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国主姚兴命令高僧僧肇还俗。僧肇当然不从，慷慨赴死，临刑前作佛偈曰：“四大元无主，五阴本来空。持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虽然历史上僧肇到底怎么死的尚无定论，但显然何文著的这首临刑诗正是以这首传说中的佛偈为蓝本改写的。

四大皆空，用咱的话来说就是“神马都是浮云”。但陷于无情战火中的两国百姓苦啊，与他们的这种痛苦相比，今日砍掉我的头颅，就如同手握利刃对着这初秋时节的秋风挥舞一样，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吧。

何文著已经想开了，个人的生死问题已经不必再多考虑，而天下百姓不知道还要继续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痛苦之中煎熬到什么时候！如果说杜世忠在大彻大悟之后唯一挂怀的只是自己的妻子的话，那么何文著临死之前所挂念的是天下苍生，不单是我大元的百姓，连日本百姓之苦也想到了，这又是何等广阔的胸怀？

最后来说一说徐赞。

要说一块儿被砍头的这五个人里面，最郁闷的可能应该就属这位高丽派来作陪的徐赞了。从他的官名来看，《高丽史》里说是“舌人郎将”，《镰仓年代记》里说是“译语郎将”，不管怎么说，显然都只是个掌管翻译的专业技术人员。蒙古人派兵打你们也好，蒙古使臣在你们面前耍大牌也好，那都是他们的事儿，我只是奉命带路传话打酱油的，在使团里面我不能做任何决定，也从没做过任何对你们有害的事，你们凭什么把我也一块儿砍了？那么大老远从高丽陪着他们来到日本，就为了陪着他们一起上黄泉路？

在他的临刑诗里我们可以看出十二万分的无辜与委屈：

朝廷宰相五更寒，寒甲将军夜过关。

寺内高僧申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

什么意思？当宰相的五更天（凌晨4点）就得早早起床准备上朝，当将军的夜里还要披挂着沉重冰冷的铁甲跋山涉水，而寺庙里的和尚哪怕到了申时（15点到17点）仍然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自己的懒觉，看来追名逐利还真不如清闲度日的幸福指数高啊。早知如此，费那么大劲学这几门外语，当个小小的翻译官，还不如待在家里睡睡懒觉、啃啃人参、嚼嚼辣白菜来得清闲！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里有“朝臣待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度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的句子。虽然《喻世明言》成书的年代比徐赞赋临刑诗的时代晚了许多，但我想冯梦龙写三言二拍的时候是万难看到徐赞的这首诗的。因此可以断定，一定是徐赞和冯梦龙都从什么地方看到过一首类似的无名古诗。

山寨古诗不是元人的专利，高丽人看来也是这方面的高手。或许在日本人的屠刀已经架到脖子上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构思酝酿新诗了吧，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曹植那种能够七步赋诗的天才。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我之所以认为“这顺带的一笔要了杜世忠等人的命”，是因为我认为镰仓幕府最初其实并没有打算要将他们砍头。试想一下，果真要杀他们又何必如此麻烦地把他们请到镰仓来再砍头？直接就在大宰府把他们砍了扔进海里喂鱼岂不更省事？如果说是要显示出坚决抗击、誓不妥协的态度，那么在元使踏上日本土地的第一时间就不问青红皂白直接砍头岂不是更能体现绝不妥协的坚决？更何况把杜世忠等人“请”到镰仓来砍头，对己方也并没有体现出什么教育意义啊。因此，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测，幕府之所以同意元使进入镰仓，其实是想当面会会这个不久之前刚刚交过手的敌人，以便获取更多的关于元朝的信息。这其实是一次很好的沟通机会。诚然，哪怕忽必烈的诏书写得再委婉，杜世忠等人在北条时宗等幕府首脑的面前表现得再有诚意，诏谕也是难以成功的，因为他们各自的追求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元朝要的是与日本成为宗藩朝贡的君臣关系，而日本是希望保持独立平等的关系。但至少杜世忠等人不会惹来杀身之祸，他们的最大可能也不过如同前面几次的使臣一样，“不得要领而归”。

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个人的猜测，忽必烈的这封诏书里到底写了些啥，杜世忠等人在镰仓又是如何表现的，他们与幕府高层之间有过怎样的一席对话，到底是什么激怒了镰仓当局使他们不惜破坏“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江湖规矩也要痛下杀手，在找到新的史料之前，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未解之谜。

古代的日本人是个奇怪的民族，不珍惜生命，却尊重死者。这五人的尸骨被安葬在刑场附近的利生寺，这是一座专门为祭祀在龙口刑场被处死的人而修建的寺庙。寺内至今完整保存有“元使五人冢”，建有五轮塔，用以存放骨灰，还附有供养石像、石碑、香炉等物，以供奉亡灵。

幕府在龙口刑场将五名使者当众斩首，看起来并没有故意要保守秘密的意思，但在那个信息传递缓慢的年代，却自然取得了类似于秘密处决的效果。

忽必烈在继续追剿南宋的残兵败将的同时，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杜世忠等人的消息。打仗也打过了，使者也派出去了，文的武的都搞过了，现在的日本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倒是回个话呀！

四年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

直到至元十七年（1280）的二月，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才传来——日本人不但顽固，而且简直是一群疯子——他们竟然把我派去的使者全部斩首！

至元十六年（1279）八月，四个当年陪同杜世忠等人赴日的高丽水手趁日本人不备，驾驶小船从日本成功逃脱，回到高丽。高丽这才得知前次出使的元使已遭不测，立即派人护送这几名水手到元朝汇报情况。

日本斩杀使者的行为迅速在帝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用现在的话说那是“日本这一违背国际交往惯例，严重破坏和平的野蛮行径激起了首都各界干部群众的强烈愤慨”，大臣中要求朝廷再派大军予以惩罚的呼声顿时高涨，当然，这些人心里清楚，忽必烈是最想打这一仗的。但由于东征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所以朝议的结果仍然是暂不动作，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尽管如此，杜世忠一行的被杀，可以说是引发忽必烈第二次用兵日本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