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传——拥兵荆豫

司马懿就任辅政大臣之后，立即迁居中都洛阳。

汉魏时期的洛阳，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其城池南北长九里，东西宽六里，有城门十二，大街二十四。东汉兴盛之时，且不说那闹市区是如何“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就是地处南城外郊区的太学之内，四方负笈从师的莘莘学子也经常在万名以上，可见其繁华之一斑。董卓之乱，洛阳惨遭浩劫，烧成废墟。曹操统一北方，开始着手修缮旧都宫苑。曹丕称帝定都洛阳，这座城市再度繁荣发展。及至曹睿继位，洛阳虽不能说完全恢复了昔时全盛的风貌，但是用人口殷盛、城市宏伟来形容，却是毫不夸张的了。

城中东西方向最宽阔的街道是御道，东起中东门，西至雍门。天子所居的皇宫，其南大门阊阖门，就正对这条皇帝专车才能使用的御道。从阊阖门向西，过皇宫西垣不远，有一片居民区叫做永安里。永安里的住户多为达官贵人。司马懿的私宅，就在永安里中。

他移家于此之时，本以为将在京城之中安居一段较长的时间，但是，长于计虑的他，这一次却想错了。一年之后，司马懿突然接到魏明帝曹睿的指令，要他出屯南方的军事重镇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字的读间同“渊”）。

辅政大臣不在京都辅佐皇帝，却被打发到前线去当指挥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就是曹睿不愿意当一个挂名天子，他断然打破了父皇临终前所安排的政治格局。

魏文帝曹丕苦心安排的四大臣辅政格局，在他自己看来是相当理想的，孰料他眼睛一闭就出了问题。问题不是出在主管文事的两位异姓辅臣，即陈群、司马懿身上，而恰恰出在与曹丕有宗室之亲的曹休与曹真身上。那征东大将军曹休，领兵打仗虽然勇冠三军势不可挡，然而胸襟气量却有欠宽广。他认为自己的名位资望与曹真不相上下，在血缘关系上与皇帝更亲近，所以居中执掌最高军权的应当是自己而不应当是曹真。曹真原本姓秦，其父秦邵，与曹操素为莫逆之交。曹操起兵讨伐董卓，秦邵率众随曹操征战，死于军中。曹操伤悼故人，便亲自收养了秦邵之子，并赐姓曹氏，此子即是曹真。在曹休眼里，你曹真虽然姓曹名真，却并非真资格的曹家人，凭什么凌驾在我之上？他心中有气，便在行动中故意和曹真过不去。这曹魏军界的两巨头，一外一内闹起别扭来，影响自然不小。史称当时是“有曹休外内之望”，“大臣秉事，外内扇动”。此处所谓的“望”，并非希望的望，而是怨恨之意。强臣不和，嗣主年轻，曹魏的政局陡然出现危机。

换上其他庸碌之人，可能就束手无策了，但是二十一岁的曹睿不然。他面对眼前的局面，毫不惊惶失措或者忧心忡忡，相反，他在下意识中甚至还有点高兴。曹睿其人虽然年岁不大，却非等闲人物。他天资聪明，目光敏锐，做事又极有主见。对于父亲生前给自己所安排的政治格局，曹睿是不大喜欢的。四位辅政大臣分掌军政，那自己不是成了由四名保姆进行教养的幼儿了么？还有一层，即曹睿很爱自己的生母甄氏。甄氏生前受到曹丕的抛弃；其后曹丕又逼令其自杀；甄氏入殓时披头散发，口塞米糠，情景至为悲惨；因受母亲的连累，曹睿多年都不能正太子之名分。这一切，都使曹睿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对父亲的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当父亲在时不敢发泄，父亲死后，则可通过冲破父亲苦心安排的政治格局来纾解。以上两层因素，都在刺激曹睿抛弃大臣辅政的体制，而军界二曹的失和，正为他抛弃先帝遗制提供了适当的借口。

抛弃先帝遗制，毕竟是一件大事，所以曹睿的行动虽然果决迅速，计划却相当稳妥周密。

就在曹睿继承帝位的七个月后，他对朝廷大臣作了一次重新任命，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东大将军陈群为司空并录尚书台事，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骠骑将军。

这是一次看似寻常，其实却很不寻常的大封拜，是曹睿为了实现“政由己出”的目标而走出的第一步。封拜虽然涉及七位大臣，但是真正的目标却是辅政四公，其余的钟繇、华歆、王朗三人，不过是陪衬而已。要知道何以说真正的目标是辅政四公，不可不先略说一下当时曹魏高级将领的等级制度。

曹魏此时的高级将领，与此前的东汉旧制已经有所不同，最高一等是大司马，其次是大将军、太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中军大将军、上军大将军、镇军大将军、抚军大将军、征东大将军、征南大将军、征西大将军、征北大将军。以下尚有多等名号，此不赘列。

曹休由征东大将军，一下子升任最高等的大司马，比升到大将军的曹真反而高过一级，这对心怀怨气的曹休而言，明显是一种安抚措施。不过安抚归安抚，升任最高军职的曹休依然留在东南战区，并未调回京执掌大政，实际上依然是一位方镇而已。

中军大将军曹真就任大将军，足足跃升了五级。但是且慢高兴，因为不久之后，曹真就被派到关中战区，去主持西方军事，专力对付频频北伐的诸葛亮。原本掌握全国兵权的大将军，也降格成了一位方镇。

至于陈群，由镇军大将军改任三公之一的司空，在品级上也晋升了一等。不过，镇军大将军是有实权的职务，而汉魏的三公，是只能坐而论道的摆设官位。尽管陈群保留了录尚书事的头衔，然而从史籍所载的情况来看，魏明帝从此对尚书台的机要事务直接过问，陈群这个尚书机务总领的分量就轻多了。此外，在辅政四大臣中，陈群是才干最弱而性格最柔的一位，曹睿偏偏保留了他的录尚书事的头衔，让他在京城辅佐自己，这样既能显示先帝的遗制犹存，自己又能放开手脚处理政事，用心真可谓深细之至。

最后说到本书的主人公司马懿。司马懿从抚军大将军升任骠骑将军，在品级上也跨了四阶之多，因为中军、上军、镇军、抚军四种大将军是同级的。但是，他升官之后，录尚书台事的头衔却没有了。失去总领尚书机要的资格，辅政大臣又如何能辅政呢？这还不说，六个月后，司马懿又奉诏离京，出屯南方战区的军事重镇宛城，这样一来，距离权力中枢就更远了。

当时，曹魏的前方战区，主要分为三处：东南战区在淮南扬州，直接面对孙吴的腹心地区江东；西方战区在关陇的雍、凉二州，直接面对蜀汉的北伐兵锋；南方战区在洛阳正南的荆、豫二州，直接面对的是吴、蜀二国的接合部。以上三战区的中心据点，分别是寿春（今安徽省寿县）、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和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

至此我们已可看出：司马懿到南方战区去当前线指挥官，乃是魏明帝曹睿“政由己出”计划中的要点之一。曹睿先通过大封拜表示一番尊宠，让衮衮诸公高兴高兴，接下来就把辅政四大臣中的三位，统统都打发到上述三大战区去任方面大将，只留下一个唯命是从的陈群，在京师装装门面。这样一来，他就完全从先帝遗制中跳了出来，从而把朝廷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你说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新皇帝，其政治手腕老辣不老辣？

魏明帝太和元年（227）炎夏六月，骠骑将军司马懿，以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的名号，出镇京城洛阳正南八百里处的宛城。曹魏的大将出镇方面，经常要在军阶本官之外，再加以“督某某州诸军事”或“都督某某州诸军事”的名号，这种名号表示其军事指挥权限所及的范围。以司马懿为例，他的军阶本官为骠骑将军，其指挥权限则及于荆豫二州。凡在此二州内驻防的各军，其军旅事务皆由司马懿指挥督办。平心而论，这权限也委实不小，但若要与辅政大臣总领尚书台机务的事权相比，那就不免逊色一筹了。

骄阳如火，暑气蒸腾。司马懿一行出京都，渡洛水，经伊阙，兼程南下。他端坐在一辆朱轮安车之内，神情愉快，意态安闲，不仅不因酷热而焦躁，而且也不因自己被降格使用而烦恼。深谋远虑的司马懿，识见果然与常人不同。他认定：此次离开中枢机要，拥兵荆豫二州，从眼前的得失着眼，自然受损不少，但若从长远的利益考虑，却是一桩大好事。因为此前自己虽然名为抚军大将军，然而一直未曾真正统领过兵马。未曾统兵马的大臣是有致命弱点的。首先，政坛竞争无情而激烈，要想长期立住脚跟，必须有刀把子作后盾。没有兵权，就难以保持政治上的发言权，这是千真万确的硬道理。其次，在政坛上竞争，还必须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才能稳操胜算。但是，在中央任文职官员，培植亲信发展党羽相当困难，因为众目所视，弄不好就要遭人非议。出镇地方之后则不然，你是一方首脑，基本上是一手遮天，加上军旅之中的人事提拔是常事，所以在这里培养嫡系势力简直如鱼得水。只要手握强大的兵权，兼有一批心腹党羽，到时候再返回京都，还怕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么？此去宛城，务必要在军事上早建奇功，树立威望。这一步实现了。其他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带着强烈的立功树威意识，司马懿来到南方重镇宛城。下车伊始，他就马上着手策划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即上庸之战。说来令人奇怪，这下车伊始的第一战，司马懿既不攻孙吴，也不打蜀汉，而是向自己的部属开了刀。

当时曹魏所属的荆州西南部，有一个新城郡。这新城郡下辖上庸、房陵、昌魏、绥阳、沶乡、武陵、建始、北巫、安富、广昌、锡城十一县，郡治就在上庸县（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此郡人口虽不多，但是西接蜀汉，南邻孙吴，地理形势相当重要。其郡治上庸，位于荆山西脉的堵水之滨，三面环水，城池高峻，是宛城西南的得力屏障。此郡若失，则宛城难守；宛城不保，则洛阳南门洞开。镇守这一军事要津的，为建武将军兼新城太守孟达。司马懿一到宛城，即磨刀霍霍，准备向这位下属动手。要问此举原因为何，须得先把孟达其人作一简略介绍。

孟达，字子度，系雍州扶风郡（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南）人氏。其父孟他，在东汉末年曾经用当时还很珍贵的葡萄酒，贿赂当权的宦官，换得一个凉州刺史的官职。孟他虽然算不上人才，其子却非凡庸人物。孟达外貌英俊，风仪闲雅，而且口才过人，志趣不凡。最初，他在益州牧刘璋手下任大将。刘备攻取益州之后，孟达改换门庭，成为刘备的部属。由于他不是刘备的嫡系，而且才干出众，性行高傲，所以既得不到刘备的信任，又受到同僚的排挤。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秋，孟达再次改换门庭，率领部属四千余人投降曹丕。当时，曹丕已经继位为魏王半年多，正在处心积虑打主意代汉称帝。孟达来降，恰好为曹丕代汉提供了有力的事实根据，因为远人之所以弃暗投明，是因为佩服魏王的巍巍功德啊！加上孟达外表内涵出众，所以曹丕高兴得了不得，马上任命孟达为建武将军兼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此外，曹丕又给孟达一个散骑常侍的加官，使之列入自己的近侍之臣，二人同车出入，很是亲热了一阵子。区区一名三心二意的降将如此受宠，魏朝大臣均不以为然，纷纷谏止曹丕不要宠任孟达太过。其中上言最尽力者，即有司马懿。曹丕也不以衮衮诸公之言为然，故而孟达在曹丕当皇帝的六七年间，颇有春风得意之感。

正当盛年的曹丕突然病死，拥兵新城的孟达不免心慌。他知道，自己的靠山一倒，今后的处境将相当艰难。焦虑之中，他竟忘了“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道理，想出一条再度投降蜀汉的下策。孟达以为：如今蜀汉先主已死，诸葛亮当朝秉政，或许会容纳自己。于是，他借邻接蜀境之便，暗中与蜀汉进行联络。哪知道蜀汉丞相诸葛亮最重修身，极为厌恶反复无常之人，又担心孟达成为祸患，所以在敷衍孟达之时，又故意派了一个名叫郭模的人，把消息透露给魏国的官方。消息传到宛城之日，正是司马懿下车伊始之时。早就打定主意要建功立威的司马懿，立时觉得机会来了。

司马懿首先把有关情况上奏朝廷，使皇帝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接着，他精心挑选了一名心腹幕僚，去新城执行特殊使命。此人姓梁名几，时任骠骑将军府参军之职。梁几的使命有二：一是观察新城郡军事布防计划，特别是孟达所在的上庸县城防状况，以供用兵参考。二是麻痹孟达，使之放松戒备。因为孟达已经得知自己与蜀汉来往的消息有所泄露；故而很可能提前举兵反抗。如果是这样，将会给进攻新城造成困难。麻痹的手段是以司马懿的名义给孟达修书一封，书中云：

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将军。诸葛亮欲相破，唯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这封信把诸葛亮派郭模泄密，说成是离间之计，解释得合情合理。孟达看了，大感欣慰。

归降蜀汉之事，诸葛亮一直还没有作出具体的安排。那一面的事情既未落实，这一面又碰到消息走漏的倒霉事，究竟是铤而走险，还是静观待变，他这个头脑灵活的角色一时间也拿不定主张。现在好了，司马懿送来安慰书信，说明至少在近期宛城方面不会采取行动。于是，他那戒备之心完全松弛下来。梁几完成使命，不数日即回宛城去了。

在此期间，司马懿早已秘密调集了数万精兵，做好一切军事准备。梁几的情报刚一带回宛城，数万兵马便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扑孟达所在的上庸。这次行动是如此紧急和突然，以致司马懿麾下诸将亦不理解。他们认为：孟达虽然暗中与敌国交往，但是并未公开举兵反抗朝廷，他也是一员戍边重将，这样以大兵相向是不是太匆忙了些？司马懿断然回答道：“孟达素无信义，现今正值他犹豫不定之际，就是应当趁其尚未公开举兵作乱时迅速解决之！”

其实，统兵诸将都不知道主帅心中的谋算。司马懿要想在短期内建立奇功，绝不能在实力雄厚的蜀、吴二国军队身上打主意。孟达所率的兵马不过万余，力量比较单薄，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打击目标，岂可白白放过？何况孟达在朝中已经没有后台和靠山，拿他开刀绝不会引起麻烦，又何必手软？既然孟达注定该倒霉，施行突然袭击就完全必要。这样一可逼迫孟达举兵反抗，从而造成谋反事实；二可在军事上得先行之利，从而迅速得手。司马懿的老谋深算，那些赳赳武夫又岂能揣摩得透彻？

这是魏明帝太和元年（227）的年底，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四十九岁的骠骑将军司马懿，翻山越岭，涉江渡河，一路催军疾进。那时，上庸与宛城之间的路程，据《晋书》所载有一千二百里之遥。但是，司马懿的兵马只用了八天时间，就从宛城抵达上庸城下。

这边的孟达，终究不是平庸之辈。梁几匆匆回宛城之后，孟达冷静下来思索一番，总觉得情况有点不妙。想来想去，他认为还是要早作准备，以防不测。于是，他下令调各县驻军至上庸集中。而他下令调兵之日，恰巧是司马懿兵发宛城的那一天。

孟达原本以为：自己举兵的消息传到宛城，司马懿还不敢擅自行动，一定会遣使到洛阳报告。待到天子下诏，司马懿再动员军队开赴上庸，最快也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在此一个月中，足以完成调集兵马、加固城池等备战工作。上庸山高水险，司马懿居辅臣之尊，必定不会亲自前来；而其他诸将智谋短浅，自己凭城固守，还愁对付不了他们么？

司马懿突然兵临城下，孟达才知道自己的估计完全错了。困兽犹斗，他只好仓促应战。

司马懿也不客气，立即挥兵围城，从八个方向实施突破。与此同时，又根据梁几提供的情报，派人对孟达部属中存有二心者进行策反招降。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见大事不好，便率先开门倒戈。结果，围城不过十六天，上庸即被攻克。司马懿军擒斩孟达，俘虏一万余人，大获全胜，威震荆州。

司马懿威威风风回到宛城，荆州所属各郡的郡太守，全都急忙携带礼品，赶往宛城来祝贺。司马懿趁此机会，又把素来不服节制的魏兴郡（治所在今陕西省安康市西）太守申仪抓了起来，连同孟达的首级和叛乱证据，一起送往洛阳报捷。魏明帝得报，大为高兴，下令在洛阳闹市的十字街头焚烧孟达的头颅，同时厚赏有功将土。于是，司马公善用兵的舆论，开始在京城上下传播开来。

接着，司马懿又上奏朝廷，将新城郡一分为二，另外再设立一个上庸郡（治所在今陕西省），以减弱新城郡的总体实力，朝廷随即批准实施。于是，当地军政长官拥兵割据对抗中央的隐患，基本就被消除。

上庸之战，使司马懿从此在军界树立起威信，站稳了脚跟，只是委屈了英俊聪明的孟达。这正是：

深沉司马多盘算，孟达聪明反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