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传——上书称病

曹爽兴兵伐蜀之前，司马懿曾经竭力阻止过。

由关中进入汉中，无论是走子午、傥骆、褒斜、陈仓四条道路中任何一条，道路都崎岖险阻到了极点，大兵团在此根本发挥不出优势作用，因此，伐蜀要比伐吴难以收功。十四年前，司马懿即曾与曹爽之父曹真合攻汉中，结果无功而返。从那时起，司马懿就对伐蜀的困难有了深刻的认识。曹爽的才具，远逊于其父，司马懿对此也很清楚。所以司马懿竭力阻止曹爽伐蜀，即使含有私心的成分，其主旨却还是为了公利。

曹爽大军进入傥骆谷道之后，在兴势（在今陕西省洋县北）一带受到蜀将王平的阻击，而蜀军主帅费祎则进兵兴势以北的三岭，意欲断绝魏军后路，来一个关门打狗。在此危急之时，司马懿给前线魏军的副统帅夏侯玄，发去快信一封，信上写道：

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

这夏侯玄字太初，出自曹氏的亲族夏侯氏。其人本是擅长玄学的清谈名士领袖，而非驰骋疆场决胜千里的将才。司马懿之所以要写信给他，一是因他在曹爽面前说得上话，二是因他的胞妹，就是司马懿长子司马师之妻，彼此有利害的关系。司马懿的信大意是说，过去曹操在汉中用兵，就遭到失败，现今蜀军已经占据险要的兴势，你们处在进不能战，退则被截击的全军覆没境地，到时候怎样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夏侯玄得到姻伯的信，心中忧惧，果然力劝曹爽还师。

司马懿两度出师，都取得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胜利，而自己初次统大兵临疆场，却取得在司马懿预料之中的失败，这鲜明的对比，本已使曹爽恼怒欲死。朝野内外的一片指责和讥评，又在他心中加上了一重危机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曹爽针对司马懿日渐上升的势头，采取了若干反击的措施。

第一项措施是把郭太后迁回其本宫。这又是智囊丁谧出的主意，对可马懿而言算得上致命的一击，从此司马懿把丁谧恨之入骨。郭太后一个妇道人家，在皇家的深宫里面迁移自己的住处，与宫廷之外的司马懿有什么关系呢？不仅普通人对此不解，连很多学者对此也不大注意。其实，此事大有讲究，说起来话长。

郭太后乃魏明帝曹睿的皇后，本凉州西平郡（治所在今青海省西宁市）人氏。小皇帝曹芳，系明帝的养子，并非郭氏所生。曹芳继位之后，依例尊称郭氏为皇太后。当时魏朝的皇宫之中，由皇太后常住的寝宫，叫做永宁宫。由于皇帝年幼，不能亲理政事，所以自魏明帝死后，郭太后并未居住在皇太后常住的本宫，即永宁宫，而是同八岁的小皇帝一起，住在皇帝自己的寝宫之中。这样一来，辅政大臣凡有大事须请皇上定夺者，实际上都是向郭太后请示，然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达诏令施行之。也就是说，郭太后是一位临朝听政的女主，虽不如武则天、慈禧那么专权自恣，其话语也还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曹爽以诸弟控制小皇帝，司马懿相应以对，积极和郭太后搞好关系。郭太后没有亲生儿女，所以非常宠爱郭德、郭建这两个亲侄儿。从稍后郭德娶司马师之女为妻，妻死又续娶司马昭之女一事来看，司马懿与郭太后之间，关系肯定是相当的良好和谐。

太傅与太后接近，对曹爽当然是厉害的杀着。既然无法阻断太傅向太后靠近，那么唯一的化解办法，便是阻断太后对皇帝的影响，取消她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正始八年（247）四月，曹爽等人以皇帝已经十六岁，可以独立视事听政为由，逼迫郭太后移出皇帝的寝宫，迁到太后专有的寝宫永宁宫。司马懿苦心孤诣走出的一步妙手，至此完全被化解，所以他才气恨不已。

第二项措施是撤销京城禁卫军四大营中的中坚和中垒两大营。这件事情，学者也大多不甚注意。其实，此举对司马懿的打击也不小，为什么呢？要了解此事的奥秘，先得明白当时京城禁卫军的组织系统。

当初魏文帝曹丕继承父位之初，曾对禁卫军的体制作出规定。禁卫军分为武卫、中垒、五校三大营。武卫营之指挥官为武卫将军。中垒营之指挥官为中垒将军。五校有五支分队，故而指挥官有五位，即屯骑校尉、步兵校尉、射声校尉、越骑校尉和长水校尉，分别统领所属。大约在魏明帝时，又新增设一个中坚大营，其指挥官为中坚将军。在此禁卫四大营之上，又设中领军和中护军两位司令官。中领军是统率全部京城禁卫军的最高长官。中护军是辅佐中领军的副司令官，他除了处理禁卫军事务外，还负责曹魏军界全部军事将领的选拔和提升，握有很大的实权。中领军和中护军，不仅居高指挥，而且还分别兼管四大营的兵马。其中，武卫、中坚两大营归属中领军，中垒、五校两大营归属中护军。

曹爽辅政不久，即把自己的胞弟曹羲和曹训，分别安插到中领军和武卫将军的位置上，以控制京城禁卫兵权。作为一种抗争，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司马懿终于在正始四年（243）左右，为自己的长子司马师活动到了中护军的重要职务，从而在禁卫军中伸进了一只脚。

现而今曹爽的打算，就是要把司马氏伸进来的这只脚，砍掉大拇趾，让你成为一只残脚或跛脚。于是，他在正始六年（245）秋八月，奏请皇帝批准，以若干冠冕堂皇的理由，宣布撤销中坚、中垒两大营的编制，两大营的兵马，整编为一支直属部队，由中领军曹羲指挥。至此就可以明白，这实质上就是从中护军司马师监管的中垒、五校两大营中，抢走了精锐的中垒营，只给对方留下了一个五校营。由于五校营的兵力最为单薄，五支分队的总数，也不过三千五百人，而且下面还有五位分队指挥官掣肘，这样一来，中护军司马师手中所掌控的禁卫兵权，就近乎完全抽空了。对于此事，司马懿曾以不能破坏先帝旧制为由，坚决进行反对，但并没有成功。

单从以上二事即可清楚地看出，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和地位，曹爽等人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而且也确实走出了一两步好棋。但是，从总体上看，迄今为止，他们的全部努力，都只集中在削弱对方这一面上，而完全忽略了另一面，即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和壮大自己，在任何场合都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缺一不可。而曹爽的基本力量，至今仍然限于他的诸弟和何晏等“五大金刚”，并无明显的扩展。那么究竟是没有其他力量可资发展了呢？还是没有人在这方面点醒他呢？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

事实上，当时至少还有两支力量是曹爽应当着力争取的。第一支力量是除曹爽一家以外的曹氏宗亲，第二支力量是除“五大金刚”以外的广大士大夫阶层。而在这方面提醒他的也有人在，此人非他，即是与曹爽有一笔难写两个曹字之亲的曹冏。

曹冏，字元首，乃曹爽之族父。他是一个在政治上相当敏锐而且有独立见解的人。自曹丕代汉称帝以来，由于他本人在当初曾经与胞弟曹植，在担任继承人上竞争激烈，导致魏朝在政治上对待宗室近亲之刻薄，可谓前朝所未有。《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专门对此评说道：“魏朝的王公宗室，空有分封土地的名义，却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又被防范阻隔，如同监禁一般；名分地位动辄改易，骨肉亲情、兄弟情分全都没有。制度的弊端，竟到了如此地步！”到了少帝曹芳之时，曹氏宗室近亲在政治上受排斥的状况仍然如昔。此时，皇帝幼稚，司马氏势力严重威胁到魏室前途，而辅政的曹爽却只搞小集团，不思壮大自己之术，就连同姓的宗亲也不愿意依靠。曹冏深以为忧，遂在正始四年（243）向皇帝上书一道，直陈已见。虽说此书是上给皇帝，实际上却是给曹爽看的，目的在于点醒这位身系魏室安危之人。在书中，曹冏以近两千字的篇幅，纵论夏、商、周、秦、汉、魏六代，在树立宗室屏藩方面的得失利弊，见解深刻，文笔老到，是一篇可以独立传世的大好文章。《昭明文选》专把这段议论收入集中，题名为《六代论》。在这段议论之前，曹冏写了一段措辞非常痛切尖锐的引言，其文曰：

《诗》不云乎，“鹡鸰在原，兄弟急难”。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于丧乱之际，同心于忧祸之间，虽有阋墙之忿，不忘御侮之事。何则？忧患同也。今则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仕，一旦疆埸称警，关门反拒，股肱不扶，胸心无卫。臣窃惟此，寝不安席，思献丹诚，贡策朱阙。

他的大意是说，世间上只有像兄弟一样的亲族才是最可信赖的，而现今的曹氏亲族，大受冷落，或者担任官职而不重要，或者根本就被排除在政坛之外，一旦外部势力入侵，出现危急情况，完全没有强劲的支持力量，令我忧心忡忡，所以要贡献这篇良策。

可悲的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俗语云：“棒打愚人不醒。”愚人连棍棒都打不醒，何论文辞！曹冏“一封书奏九重天”，得到的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如果曹爽对同姓宗亲这支力量都不予重视，那么对异姓士大夫阶层的态度可想而知。此处仅举一例，以见一斑。

是时何晏为吏部尚书，未能利用人事之权争取有政治影响的士大夫，于是黄门侍郎傅嘏，向曹爽之弟曹羲进言道：“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也就是说他外表恬淡而内里急于讨巧，好利而不重视根本。恐怕会蛊惑曹爽等人，使仁人君子远离，败坏朝政。

傅嘏，字兰石，雍州北地郡泥阳县（今陕西省泡县南）人氏。北地泥阳傅氏，是西汉名将傅介子的后裔，乃当地名门大族。傅嘏出身世家，早有名誉，且具政治才干，算是曹魏朝中一位有潜力的政治人物。他向曹羲指出何晏“不念务本”的毛病，并说这会造成“仁人将远”的恶果，其批评完全切中了要害。除此之外，傅嘏言外之音，多少也含有自托于曹爽的意思。但是，曹爽听了老弟的转告，并不以傅嘏之言为然，并且随随便便把傅嘏的批评透露给何晏等人。何晏暗中含恨，便借小事罢免了傅嘏黄门侍郎的官职。这样一来，曹爽不听良言不说，竟又把一个能争取到手的有价值人物推了出去。

曹爽等人不仅不知道向外争取大多数士大夫的支持，而且也不知道保持小集团内部的团结合作。何晏出任吏部尚书，丁谧就大不服气，每每与之“争衡”，抢夺用人之权。黄门侍郎一职出缺，何晏要用王弼，丁谧却要用王黎。曹爽依从丁谧，何晏“为之叹恨”，久久不已。

对手这一切作为及其致命弱点，都逃不过司马懿那一双冷静注视的眼睛。而朝廷士大夫中对曹爽等人的窃窃私议，也逃不过他那一对细心谛听的耳朵。同时，他那一副善于思考的高智商头脑，也在设计下一步的对策。

多年来的用兵经验使他懂得：凡敌人的好招数，也就是我方之好招数。曹爽不去争取士大夫，我即应去争取士大夫。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方的势力大体同我相当，因此，谁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赢得大多数士大夫的支持。而要争取到士大夫的支持，主动前去笼络自然是有效手段之一。但是，还有没有更好的招数和办法呢？

这是正始八年（247）的暮春三月，太傅府中的小园，早已是繁花争放，一片姹紫嫣红。司马懿独步园中，一面领略这无限春光，一面思索着常萦心怀的老问题。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如果说现今我还在政坛上与对方角力，对方也没有想到要争取士大夫支持的话，那么我暂时称病不干预政事，让他们完全独操权柄一些日子，将会怎么样呢？失去了危机感，他们必将为所欲为；为所欲为，必将破坏现存的政治格局，危及朝廷士大夫中多数人的利益，招致他们的反感；一旦士大夫中多数人反感他们，那就必将倾向支持自己。《孟子》语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就是这个意思了。再者，称病不预政事，还可充分麻痹对方，我则能选择适当时机，施行突然反击，致敌于死地，这又符合《孙子》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理。看来，暂时称病不预政事，倒不失为一步以退为进的妙手。要想对付眼下对方咄咄逼人的进攻，这在当前可供选择的应对招数之中，可能是最好的一着了。

当然，装病须装得自然，令人信而不疑，否则便会弄巧成拙。此时的司马懿年已六十九岁，装病的条件很不错，何况他在几十年前就用此办法应对过曹操，乃是此道的老手。余下的问题，是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一个月后，机会来了。正始八年（247）四月，司马懿的嫡室夫人张春华，也就是他所骂的“令人憎恶的老东西”，因病离开人世，终年五十九岁。经验丰富的司马懿，立刻觉得这是一个称病的好机会。尽管他与张氏已经恩断情绝，却能做出一副悲痛万分的模样，令那些受命前来操办丧事的有关官员也感动不已。前面说过，司马懿享有一项优待，即婚丧大事一律由官方负责费用并协助办理。官方既然来人，他正好进行表演以制造舆论。于是，丧事刚刚了结，一个消息便在朝中传开：年近古稀的司马老太傅，因悲伤操劳过度，已患重病卧榻不起了。

五月间，卧病半个多月的太傅司马懿，正式向皇帝上书一道，自称年老病重，无法参与政事，请求在家调养。十六岁的小皇帝闻说自己的辅导老师病势严重，心中不安，当即给予允准。同时，隔三差五地派遣宫廷使者前往太傅府慰问看望，送医送药，这也无须细说。

真正有病是苦事，无病装病同样也是苦事。此番司马懿装病是否成功，关涉非小，所以也还不能像从前那次一样，采取对外人装而对家内人不装的办法，因为现今府内上下人多，极易走漏消息。做事周密的司马懿，从一开始就下决心彻底装病，即对外、对内一装到底，全都瞒过。这样一来，就更是苦事一件了。好在他这个人性格的坚忍异常，在整个三国时期也少见。早年装病忍得住曹操针刺的疼痛，后来打仗忍得住诸葛先生施加的奇耻大辱，现今为了司马氏家族的生死存亡，岂有忍不住偃卧病榻之苦的道理？因此，从正始八年（247）五月起，到嘉平元年（249）正月止，司马懿竟然在病榻之上度过了二十个月的时光。其他都不说，单是这一种忍性功夫，也真是万分了得。

这二十个月，是决定曹魏王朝，也是决定后来历史走向的关键时期。真正是：

太傅高龄装假病，静观对手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