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传——血溅魏都

正月初七日乙未，中午过后。被免职的曹爽兄弟，失神落魄地回到了京城中自己的府邸。昨天清晨跨出门去，他们还处于朝廷权力的顶峰；今日午后跨进门来，他们就变成了政界的弃儿。曹爽呆呆地注视着那两扇高大的朱门，心中痛切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无情与残酷。

但是，更为无情和残酷的事情还在后头。

按照命令，曹爽兄弟绝对不允许离开府邸，私自外出。好在府邸相当宽敞，不出门也还忍得住。谁知第二天司马懿下公文到洛阳县，征调了八百民夫，在曹府围墙的四个边角之外筑起高楼。高楼之上均有瞭望的兵士，专门俯视宅中曹爽兄弟的动静。这样一来，曹爽就觉得像受人围观一般浑身不自在。烦闷之中，他拿起弹弓准备到东南角的后园去打鸟。刚走出几步，便听到角楼上有人大声报告：“免职的大将军往东南方向走了！”他气得把弹弓狠狠一丢，又回到大厅之上。

大厅里闷坐着他的几位兄弟。兄弟们都想从大哥这里弄清楚司马懿如此严密监视究竟意欲何为，但是曹爽自己也心中无数。无可奈何之中，曹爽想出一个主意，他提笔给司马懿写了一封短信，信上说：

贱子爽，哀惶恐怖，无状招祸，分受屠灭。前遣家人迎粮，于今未返。数日乏匮，当烦见饷，以继旦夕。

此信前四句说，不成器的自己招来祸事，罪该万死，后面接着说家中缺粮，此前派人去弄粮食，至今却没有回来，这几天没有粮食吃了，所以烦请给予接济，以度时日。曹爽的想法是：如果对方真要置自己于死地，就不会同意接济口粮；如果送来了口粮，那就说明对方将放自己一条生路。

信送出去的当天就有了回音。一批米、豆、肉、盐由专人送到曹府，同时还送来司马懿的亲笔回信，回信说：

初不知乏粮，甚怀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盐豉、大豆。

意思是说，完全不知贵府缺粮的事，甚感不安，马上令人致送所需米粮，以及其他食用物品。曹爽得到米肉诸物，还收到措辞如此恳切的回信，不禁喜出望外。兄弟数人在大厅中间，围着那批米、肉，无不额手称庆，庆幸可以不死了。他们哪里知道，此时此刻，司马懿正在琢磨如何才能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呢。

政坛有时犹如战场。两军交战，奉行的是兵不厌诈；两强争权，其间也无信誉的容身之地。曹操快人快语，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便把政治斗争的要诀展示于世。司马懿是何等人物，对此岂有不知？自从起心收拾曹爽等人的那一天起，他就打定主意：将来只要自己压倒对方，定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之；不仅当事者须掉脑袋，对其家族也应斩草除根。现今司马懿虽然许下诺言，即只免除曹爽兄弟的官职，其余一切均予保留，但是在他看来，这只是瓦解对方的手段，并非斗争的目的。手段必须服从目的，诺言也就不能当真。反正权操我手，即使世人有所议论，那又能奈我何？

要给对方加上一个满门抄斩的罪名，当然不能从其执政时的决策失误、贪污受贿、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荒淫腐化等方面着手，因为这些事情不仅难定死罪，纵然问成死罪也仅止其身。在中国古代，要想把政治对手置于族诛的境地，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定上一个图谋反逆的罪名。谋反，就是阴谋推翻皇帝和现政府，并且取而代之，属于政治性犯罪，所以其处置要比其他性质的犯罪，诸如刑事性犯罪、行政过失性犯罪等，要严厉得多。司马懿这阵子之所以没有触动曹爽等人，其原因就在于，他正考虑给对手罗织一个图谋叛逆的政治罪名。

在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司马懿也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面，他只要物色一位善于领会自己的意图，并且办事干净利索的角色，来充任司隶校尉一职就可以了。前面已经说过，这司隶校尉乃是京城洛阳所在州的行政长官。但是，司隶校尉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责，即纠察、检举、审讯和处置朝廷中除三公之外一切官员的违法案件。所以凡有正直果敢的人出任司隶校尉时，即可出现“京都肃然，贵戚慑伏”的局面。而在政坛相争的大人物，也总想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以打击对方势力。曹爽当权时，即以毕轨为司隶校尉。现今司马懿要置曹爽等人于死地，便在这个职位上安插了卢毓。

卢毓，字子家，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氏。其父卢植，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军事名将，可谓名满天下。刘备和公孙瓒都是卢植的门墙桃李。卢毓早年投奔曹操，历事曹操、曹丕、曹睿和曹芳四朝。到了少帝曹芳之时，因受何晏等人排挤，曾一度丢官闲居，其经过上文已经提到。其后，因朝廷舆论反应强烈，司马懿也为之积极活动，他才又得任光禄勋之职。因此，他对曹爽等人切齿痛恨而对司马懿感恩戴德。再者，他曾当过廷尉卿，而廷尉卿主管评审天下疑难案件，相当于后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所以深通法律，知道如何深文周纳，上纲上线，是一理想人选，所以司马懿令他代理司隶校尉之职，负责追究曹爽等人的罪行。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本不受司隶校尉的察纠。不过曹爽既然被撤职，其身份已是平民，便不在此限，只能任人宰割了。

卢毓不愧为此中老手。他一受命，即集中力量寻找能够证明曹爽等人谋反的根据。物证不易凭空制造，人证却能够按需“培养”，只消使用重利或严刑这两者当中的任何一种，就可培养出来。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卢毓的眼睛最后盯在“张当”这个名字上。

张当，本是一个黄门。什么是黄门？原来，汉魏皇帝寝宫之大门，漆以黄色，当时叫做“黄闼”。看守黄闼的是一批被去除了生殖器官的阉者，即所谓的黄门。其人数定额有十八人，由黄门令统领。黄门相当于后世的随侍太监，而黄门令即大太监。曹爽专权之后，看中了乖觉伶俐的张当，便给了他一个“都监”的衔头，让他监视宫中的各色人等。张当从普通的黄门，一下高升为都监，连黄门令也畏惧他三分，感激涕零之余，便把当初魏明帝宠幸过的美貌宫女，偷偷送了两名给曹爽享用。卢毓知道张当这个宦官绝无刚直之气，而且他整日随侍皇帝，与谋反之事极易挂上钩，于是决定把他培养为人证。

正月初十日戊戌，卢毓以私送宫人之罪逮捕张当，立案追查他与曹爽之间的关系。经过一番严刑培养之后，张当签字供认：曹爽、何晏、邓飏等人，与自己结成谋反小集团，并且秘密约定，先演习兵马，到今年三月中旬举兵推翻皇帝，由曹爽当皇帝君临天下。张当一招供，卢毓便派人逮捕了何晏、邓飏、丁谧、毕轨和李胜一干人等，丢监下狱，唯余曹爽兄弟未动。当天，卢毓即把全案审讯结果上报朝廷。任人支配的年轻皇帝，按照太傅这位辅导老师的指点，下诏召集公卿朝臣于尚书台，公议如何处置阴谋反逆之人。

在此之前，已有一人进了监牢，他就是年纪最大的桓范。桓范最后卷入这场政治斗争，怎么会最先受缧绁之苦呢？难道当时坐牢也讲究长者优先么？

三天前的正月初七日乙未清晨，桓范垂头丧气，随从皇帝回转京城。过了洛水浮桥，他一眼就看到司马懿全副戎装，立马桥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桓范躲避不过，只好下车向司马懿跪拜而不发一言。司马懿命人搀起桓范，说道：“桓大夫何必如此。”皇帝回宫之后，根据太傅指示，下诏恢复桓范的大司农官职。桓范遵照惯例，到皇宫南大门双阙之下，呈上表示感谢的表章。按照规矩，到阙下呈送表章到皇宫，呈送者须在阙下等待回音。就在这时，一队执法官员驰马而来，当场把桓范逮捕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看守平昌门的门候司蕃，一听说天子回宫，曹爽等人被免职，就知道事情不妙，于是赶忙争取主动，向有关部门自首，坦白自己为桓范开门的详细经过，包括桓范所说的“太傅谋反”那句话。司蕃的自首记录马上送到了太傅面前，司马懿看到这句话，立时愤然作色，恨恨说道：“诬人谋反，该当何罪？”

立在旁边的司法官员，恭恭敬敬回答道：“按照法律，诬人谋反者，应当反过来承受谋反之罪。”

于是，皇帝回城的当天，桓范就被投入监牢。

正月的初十日戊寅，乃是一年当中“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之时。魏宫前区的尚书台前，柳枝绽黄，芳草吐绿，一片生机勃勃。但是，在尚书台的大厅内，魏朝的公卿朝臣，正在讨论一件可能要处死数百人的谋反大案，其肃杀之气与室外的盎然春意，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

汉魏之时，每当政事刑狱有大疑和大案，往往要召公卿到尚书台共同讨论，这叫做“廷议”。廷议与朝会不同。凡国有大喜事，或逢大节日，则皇帝将与群臣相聚庆贺，这就是朝会。朝会的处所在皇宫的正殿。以曹魏而言，在魏明帝之前，朝会是在北宫的建始殿，之后则改在南宫的太极殿。

这次廷议，上至位为上公的太傅、三公，下至九卿、司隶校尉、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全都准时出席。经过半天讨论，对于曹爽等人“阴谋反逆”一案，衮衮诸公无不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并且形成了一致的结论，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廷议”。史籍记载的廷议文字如下：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托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飏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

廷议中一开头，就引用儒家经典中确定的原则给曹爽一干人等的行为定性，即“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意思是对君主和父母不能起歹心，如果起歹心必须诛杀。这是《公羊传》中的话，而《公羊传》是与《春秋》相配合的著作。而最后确定的罪名，乃是“大逆不道”，这是汉魏时期法律所列的最严重的罪名。

当时的廷议，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终的裁定性。因此，曹爽等人一旦被廷议定为大逆不道罪，便将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即诛夷三族。三族在当时，是指父母、同胞兄弟姊妹和妻室儿女这三类亲属。妻室儿女是罪人的小家庭，加上父母、同胞兄弟姊妹，即是罪人的大家庭。可见诛夷三族，比起后世所谓的满门抄斩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曹爽等人罹此大祸，在座公卿大多不持同情态度。少数人心中虽然觉得有些过分，但是平素既未受你曹爽的恩惠，此时当然不愿意为你曹爽而得罪司马懿，所以也冷眼旁观。唯独有一位大佬，心内愧疚不已，遂私下出面恳求司马懿：请念及曹真的开国功勋，特赦曹爽一子不死，以接续其祖父曹真的香火。这位大佬是谁？他就是太尉蒋济。

蒋济，字子通，扬州九江郡平阿县（今安徽省凤台县东北）人氏。其人多谋善断，先后受到曹操、曹丕和曹睿的器重。在政治上，他本非司马懿的死党，但因曾受司马懿的特别关照，所以一直倾向于司马懿。原来，蒋济虽然多智，却极为贪财。他曾在魏明帝时出任护军将军。这护军将军与中护军同为一官，如出任者资历浅，则称中护军；如出任者资历深，则称护军将军。两者均可简称为护军。护军主持武官的选拔任命，是一个很能以权谋私的肥缺。蒋济在任上，大搞脂膏自润之事，以致军中有人给他定了一个买卖官职的价目表，说是“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意谓想当牙门将，须孝敬蒋济一千匹绢；想当一百人的队长，可以减半。这种情况让军界元老司马懿知道之后，他便在一次会面时询问蒋济，外间对他的传闻是否属实？蒋济知道无法隐瞒，只好用开玩笑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他说：“到洛阳市上去购物，一钱不足也走不脱啊。”

司马懿听了哈哈大笑，再不深究其事，从此蒋济对他深怀感激之情。由此可以看出：司马懿笼络人心的手段是何等高明。他先抓住你的要害，略微点一点，让你知道自己有小辫子抓在他手里，然后又松弛如初。这一来，你就犹如野马套上一根长长的缰绳，到时候不得不受其支配。此次司马懿起兵出屯洛水浮桥，要蒋济同车前往“以增威重”，他就没办法推辞。为了使曹爽放弃反抗，以便尽快收拾局面，司马懿要蒋济写信劝说曹爽，他也只能从命。足智多谋的蒋太尉，枉自在政界混了几十年，竟然到这个节骨眼上，还没有识破司马懿的真心，头脑一热便在信中写下了保证，保证曹爽兄弟只要放弃抵抗，可以保证平安不死。殊不知人世间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之一，就是拍胸口替他人担保。现在，司马懿不守诺言，蒋济自觉名誉受损，心中悔疚交加，只得求司马懿给曹家留下一条根，聊作弥补。但是，此时此刻的司马懿，就很不好说话了，他脸孔一变，以国法无私为由，断然回绝。幸好蒋济还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碰一鼻子灰，否则倒真要尴尬得无地自容。

廷议一结束，主犯曹爽，从犯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凡十人，全部被捕下狱。接着，特别行动队又按照户口记录，逐一搜捕曹爽、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和张当八家之中，属于“三族”范围内的成员，包括已出嫁的姊妹和女儿。此后几天，先后有数百人被押往洛阳城北的北邙山下。不管是白发老人还是垂髫儿童，一律引颈受戮，鲜血把新春的碧绿芳草，染成一片刺目的殷红。

为了表示宽大，对于少数临时以行动支持曹爽，但在军政两界并不重要的二流人物，主要是曹爽大将军府的幕僚，司马懿均赦之不死。大将军府的司马，姓鲁名芝，出事时在府中留守，闻讯后率领一队兵马，砍开宣阳门西面的津门，前去与曹爽会合。和他同行者，还有大将军府的参军事辛敞。当曹爽准备放弃反抗时，大将军府的主簿杨综上前劝阻说：“明公挟天子握重权，难道想放弃这些去找死么？”办案官员认为鲁芝、辛敞、杨综等附从反逆，皆应判处死刑。司马懿阅罢案卷，面露恻隐之色，对承办人员说道：“各为其主也，宥之。”不久又起用三人担任要职。鲁芝和杨综，后来都成为司马氏的忠实支持者。

所有现任或曾任曹爽大将军府的幕僚，即所谓的“曹爽故吏”，一律先免职，然后酌情使用。所谓“酌情”，就是看你是否全心全意拥护司马氏，是否愿意弃旧投新。后来成为晋朝权贵的裴秀、王沈、王浑、卢钦、荀勖等人，都是经过甄别而获得重新起用的曹爽故吏。

该砍头的砍了，该免职的免了，司马懿松了一口气，回过头来着手论功行赏。凡在此次平定“阴谋反逆”行动中表现突出的人员，或升官，或晋爵，或奖以钱物，或赐以酒宴，均有酬报。在受封人员中，有两人的情况值得一说。

一位是司马师。作为此次行动的副总指挥，司马师有上佳表演，故而受封千户侯，升任卫将军。前面说过，卫将军的品级，是最高军职的第六位。从原来的中护军升到卫将军，就品级而言是从第四品跃升到了第二品，属于罕见的越级提拔。事情很明显，司马懿已在为身后之事预作安排。他要让长子先成为军界新强人，然后凭借兵权来控制朝政。

另外一位是蒋济。蒋济以随从铲除曹爽之功，从亭侯晋封为乡侯，食邑七百户。汉魏的爵制，异姓在一般情况下最高只能封列侯。而列侯按封邑大小，又可分为亭侯、乡侯和县侯三种。亭侯封邑为一亭，乡侯封邑为一乡，县侯封邑为一县或数县。就乡侯而言，食邑多者可达一千户以上。因此，蒋济由亭侯进至乡侯，食邑仅七百户，这赏赐并不算特别丰厚。

名誉大大受损，酬劳小小不多。追悔莫及的蒋济，决心不受这份封赏，以求心安。他立即上疏一道，文曰：

臣忝宠上司，而爽敢包藏祸心，此臣之无任也。太傅奋独断之策，陛下明其忠节，罪人伏诛，社稷之福也。夫封宠庆赏，必加有功。今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备宰司，民所具瞻，诚恐冒赏之渐由此而兴，推让之风由此而废。

文中明白点出“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仔细品来，总有一种借机向公众舆论表白的味道。意思是说，我也是局外人，突然被卷了进来，惹上是非，望能理解原谅。这封辞让封爵的奏疏，当然不被司马懿接受。蒋济因此抑郁寡欢，三个月后就发病，死于京都洛阳。

此次政坛剧变，因魏少帝出谒高平陵而起，故而史称“高平陵事变”。而高平陵事变，是曹魏历史上酝酿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结束形式最残酷、造成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政治冲突。就其影响而言，主要有文化和政局两个方面。

在文化上，对于士大夫而言，高平陵事变向他们充分展示了政治斗争的可怕和残酷。从此，他们纷纷转而崇尚清谈、祖述玄虚，对现实政治敬而远之，于是乎表面清高，骨子里却是实用主义的玄学新风气，开始兴起，而两汉以来士大夫关心政治，忧心天下，甚至不惜以生命和鲜血来抗御邪恶势力的理想主义潮流，则日渐低落。换言之，高平陵事变是汉代士风与晋代士风的转捩点和分水岭。

至于在政局上，对于曹氏家族而言，高平陵事变宣布了他们五十余年黄金时代的结束。从这时起，司马氏家族在事实上，已经开始取代他们而君临天下。这正是：

北邙山下无辜血，浸入汗青片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