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传——梦断洛阳

魏少帝嘉平三年（251）五月底，司马懿从寿春回到了京城洛阳。

皇帝一如既往，向他殷勤致意。先是派遣特使迎接并慰劳三军将士。接下来又下达策书，任命他为相国，晋封安平郡公，食邑凡五万户，子孙封侯者十九人。

相国一职，和丞相职权相同，当时都非寻常人臣所得出任者。另外，曹魏制度规定：异姓最多封侯，不得享有王、公两级的爵赏。如今天子命司马懿为相国，赐封公爵，其盛情厚意，也算是破了天荒。

但是，司马懿坚持不受这高官厚爵。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自感疲劳已极。这种身心俱疲的感觉，此前他还从未有过。他现在最最想要的，既不是虚名，也不是实利，而是清清静静的休息和舒舒服服的调养。作为身外之物的名利，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太累了。

出乎他意料的是，休息和调养并没有使自己的精力得到恢复。相反，进入炎夏六月之后，他甚至得起病来。这一次，就不是假病而是真病了，头晕目眩，呼吸不舒，四肢阴冷，食欲消退，诸般症候一齐出现，倒把太医们弄得智穷力竭，束手无策。在这茫茫尘世，大概只有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才真真正正实现了人人平等，特权作废。司马懿，叱咤风云的政治强人，可以随心所欲操纵他人的生死，但却无法制止自己的生命走向衰亡。

其实，他的病因很简单。当初他预料诸葛孔明将不久于人世时，曾对人有“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之语。现今套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他的病因，可谓“年老事烦，其能久乎”。事烦这一条是不言而喻的。自从高平陵事变之后他独操权柄以来，军国机务，事无巨细，他都得过问。除此之外，他还得分一部分精力，用来防备政敌的反抗。这两年多，既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也是他从政之后事务最为繁忙，且压力最为沉重的时期。

至于年老一条，也是明摆着的事实。司马懿此时虚岁已七十有三，在宦海恰好浮沉了整整五十个春秋。与同辈人相比，他已是得享高寿之人。而他的得享高寿，是司马氏能够取曹氏而代之的一个重要因素。魏文帝曹丕享年四十。魏明帝曹睿，史传说他享年三十六，然而据笔者考证，他实际上只活了三十四岁。父子享年相加七十四岁，仅相当于司马懿一人的寿数。如果曹丕父子能再活得久一点，不用多了，都活到四十五岁，两人相加得九十岁的话，比实际的七十四岁就多出十六年。而司马懿是在魏明帝曹睿死后的十二年头上死的。换言之，如果曹丕父子都能享寿四十五，那么司马懿就将死在君权独揽的曹睿之前。这样一来，司马氏取代曹氏的政治变化即会成为泡影，此后的历史即可能是另一番格局了。因此之故，单从养生的角度来观察，司马氏与曹氏两家族之争，乃是比赛寿命长短的竞争。

人寿的短长，一般来说具有偶然性，所以司马氏代魏似乎也含有偶然的因素。人类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有偶然因素起作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司马懿比曹丕父子寿高这一点，深究起来也不全属偶然。何以见得呢？从家庭熏陶来看，司马懿出身于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的儒学大族。从出生时代来看，他又属于东汉献帝建安年间之前成长起来的一代。建安年间是士大夫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变化的主流之一，便是积极献身群体克制个人欲望的儒家思想衰退，追求自身愉悦轻视社会贡献的庄子思想兴起。自幼受家学熏陶，又成长在儒家思想尚未大衰退的时代，所以司马懿在个人生活方面比较能够自律。他提倡节俭，也不纵欲，妻妾不多，而且遇事能够自我排解，即使收到诸葛公送来的女人衣饰也不真正动气。坚持孔孟提倡的养身养气之道，是他得享高寿的重要原因。反观曹丕父子，儒学渊源完全谈不上，又都成长于思想大变动时期之中或以后，因此，父子二人的个人生活都有共同特点，即放纵自恣，特别是色欲过度一事最为突出。曹丕在其《芙蓉池作诗》中即曾写道：“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反正都要死，不如纵情享乐一生，舒服到死算了。殊不知情欲一纵，要想长寿百年势不可能。由此可见，司马懿之所以比二曹父子寿高，又与他们分属不同家族和不同时代大有关系，其中还有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并非全属偶然。

不过，寿数再高也有尽时。而今，司马懿已接近其人生旅途的终点。对此，连他自己都有预感，因为在这季夏之夜，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这一日，天气酷热异常。入夜之后，仍然没有一丝凉意。司马懿偃卧病榻之上，似睡而非睡。如烟的往事，不断在他眼前浮现出来，复又袅袅散去。不知不觉间，他想起上月从寿春回京时路过项县（今河南省沈丘县北）时的情景。

项城当时是豫州汝南郡的大县，位于颍水的南岸边，曾长期是豫州刺史驻屯之地。当时的项城，有两处著名的建筑。一处是城北十里的百尺堰，另一处则是北门外颍水岸边的贾逵祠。

贾逵，字梁道，司州河东郡襄陵县（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南）人氏。他历事曹操、曹丕和曹睿三世，均以忠诚、干练、刚烈著称。贾逵生前长期出任豫州刺史，政绩卓著，遗爱深长。死后豫州吏民追思不已，遂在颍水之滨刻石立祠，岁时伏腊，致敬者不绝。魏明帝曹睿东巡路经项城，不仅亲入祠堂参观，而且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书，文曰：

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

从此，贾逵祠即著名于天下，凡经此地的文武官员，照例都要到此勾留致敬一番。司马懿当初在曹操手下效力时，即与贾逵有同僚之谊，自然更不例外。此次从洛阳向寿春，军情紧急，故而无暇上岸入祠。淮扬事定回京，他特地在项城停留一日，准备到祠一发怀旧之幽情。司马懿知道，此后来项城的机会不多了。

不料这一次的贾逵祠之行，给他留下的却是很不愉快的感受。

那是司马懿到达项城的次日上午，他在侍从的簇拥下舍舟登岸。到了祠前，他挥退卫士，只带一名随身侍从，缓步入门。贾逵祠的面积虽不大，但因屏除了一切外人，所以显得格外宁静、肃穆。居中的享堂之上，绘有贾逵立身巨幅壁画像，色彩鲜明，毫发毕现，特别是一双眼睛灼灼逼人，充分表现出贾逵“性刚”的特点。往昔来此，司马懿最爱在画像前流连，与作古的故人作一番精神上的交通。今天，他也是这样，肃然直立，仰观故人。正凝视间，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当他从丘头出发前往寿春时，就得到王凌自杀的详细报告。报告中说：王凌被押至项城，从贾逵祠前经过，曾面对祠门大声高叫道：“贾梁道，王凌乃是忠于大魏社稷之臣！尔之神灵，必定知晓！”

想起王凌临死前的呐喊，再来看贾逵的严毅面容，司马懿陡然感到很不自在。他总觉得贾逵那犀利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不仅要射入装满秘密的内心，而且好像在追问：“你是忠于大魏的社稷之臣么？你是忠于大魏的社稷之臣么？”

他打了一个寒噤，感到背心有些发麻。于是，他转身便走出门去，再也没有回头。当天中午，船队即离开了项城。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一月有余，至今司马懿想起来仍然很不舒服。暗夜之中，似乎有王凌呐喊之声传来，又好像有贾逵炯炯目光在闪现。一直到四鼓之后，他才昏昏沉沉入眠。

入睡不久，他便做了一个噩梦。先是贾逵立在云端，怒目圆睁，厉声斥责他非大魏的纯正之臣。接下来云海忽然化作滚滚波涛，水面之上，王凌赤膊披发，面目狰狞，手持明晃晃的利刃，如旋风一般扑到面前，要向他索讨命债。司马懿大叫一声，突然惊醒。此刻，远处传来五鼓的鼓响，他才意识到这是南柯一梦。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本是不难理解之事。不过，由于神衰体弱，久卧病榻，司马懿已经有一些精神病的症状。老年人的固执，又使这种症状有所加深。于是，他认定此一噩梦乃贾、王二人的魂灵在作祟，是自己死期将至的预兆。精神一崩溃，他的病情遂急转直下。

进入初秋七月，天气转凉。司马懿抓紧时间，安排身后之事。长子司马师，自然是自己的接班人，已经安排在卫将军的关键位置上。次子司马昭，亦已出任安东将军，握有镇守陪都许昌的方面大权，是其兄的坚强支柱。为了确保资望较浅的司马师能顺利接班，司马懿在本月又把自己的胞弟司马孚，从尚书令提升为朝廷主管军事的三公之首太尉。如此一来，军中要职悉由司马家人担任，自己眼睛一闭也不会出现大问题了。

接下来他着手“预作终制”。所谓“终制”，即关于丧葬诸事的规定，类似今日的遗嘱。司马懿的终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墓地选在京城洛阳东北八十里处的首阳山。入葬后灵柩顶上不起丘冢，保持入葬前的地貌不变，这叫做“不坟不树”。不坟不树的目的，是要让后世之人不知其处，以免盗墓的事情发生。当初魏文帝曹丕未死之前，也把墓地选在首阳山，而且也预作终制，规定要不坟不树，后人若有违背，便是“不忠不孝”。此事是司马懿亲身经历，他如法模仿完全可以理解。

第二，入葬前大敛，只能穿平常衣着，不得着以官方的朝服冠冕。墓室之内，不放专门用来殉葬的各种器物，即所谓的“明器”。这虽然也有防止盗墓者觊觎之意，却也可以从中看出司马懿的生活作风相当俭朴。

第三，以后有去世之家属，一律不得要求与自己合葬。合葬必得掘开墓，他不愿再受惊扰，唯求永远安宁。

第四，今后子孙家属，不得到自己的墓地行谒拜之礼，违者为大不孝。司马懿定出如此严格的禁令，是怕高平陵事变今后在自己家族身上重演。魏少帝登基十年未谒先帝之陵，第一次谒陵便让曹氏遭受沉重打击，大伤元气，这教训实在是深刻之至，他不能不吸取。

做完应做的一切之后，司马懿便不再耗心神于人事。他静静躺在病榻之上，等候那最后一刻的到来。

八月秋风吹洛水，无边落木满京华。魏少帝嘉平三年（251）八月初五日戊寅，魏朝太傅司马懿，在萧瑟秋风之中永远闭上了眼睛，终年虚岁七十三岁。

九月十八日庚申，按照死者终制的规定，其遗体入葬于首阳山麓。

司马懿的生命虽然结束，由他发动起来的司马氏代魏进程却并未终止。十四年后，新旧易代的政治变革终于成功。

权力的接力棒首先交到司马师的手中。司马师仿照其父的策略，一面广修德政，树立崭新形象，一面抓紧兵权，镇压敌对势力。他废黜了不安心当傀儡的皇帝曹芳，改立曹芳族弟曹髦为天子。接着，又出兵淮扬，击败再度据守寿春反抗的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司马师掌权四年，四十八岁时因眼部肿瘤病死。

司马昭从其兄手中接过曹魏的军政大权。他继续以全力消灭敌对势力的反抗。再一次据守寿春起兵声讨司马氏的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被他以大兵二十六万围攻屠戮，终于城破身亡。意欲亲率禁卫军进攻司马昭以夺回权力的新皇帝曹髦，也被他的部下杀死在皇宫门前。至此，拥曹势力被彻底清除干净，司马昭开始向境外用兵。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十一月，魏军攻占成都，蜀汉政权灭亡。司马昭以平蜀之功，受封为晋王，食邑二十郡，并进位相国。其嫡长子司马炎，则以抚军大将军的身份，辅佐相国处理政事。司马昭掌权十年，五十五岁时病死。

当权力的接力棒传到司马炎手中时，晋室代魏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炎继承父位为相国、晋王。当年十二月，魏帝即在洛阳宣布禅位于晋。自曹丕代汉称帝起，立国凡四十六年的曹魏，至此灭亡。而自高平陵事变起，司马氏代魏的十七年进程，至此成功。

凭借着灭蜀代魏后形成的巨大优势，十五年后的公元280年，司马炎又吞灭了孙吴。在分裂的战火之中挣扎了将近百年之久的中国，终于复归于统一，并进入安居乐业的太康十年。

虽然有道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若纵观中国历史，合，毕竟是顺乎民心的主潮流。因为合就是统一，分就是分裂。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分裂就意味着战争、饥饿、灾荒、流亡等等悲惨遭际。只有在统一的政局之下，民众才有可能过上稍微安定舒心一点的日子。既然合是顺乎民心的主潮流，那么对于这位奠定西晋统一天下政治基础的司马懿，现在我们又该如何评说呢？

其实，怎样评说古人，并无固定的模式，全看各自的着眼点如何，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在这本小书中，笔者不想自己跳出来，给司马懿搞一个盖棺论定。本人只想提供事实，让读者据此自下判断。但是，在全书即将结束之时，我愿把一千三百六十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对司马懿的一篇专论抄录于下，供读者参考。这篇专论载于“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唐代官修的《晋书》，载有唐太宗的史论四篇，专门评价司马懿、司马炎、陆机和王羲之四人。如果读者有朝一日得到逍遥游的机会，西至陕西省礼泉县的九嵕山游览唐太宗的昭陵，又东至洛阳的首阳山麓访古寻幽，在西风残照之中，于古木苍藤之下，展卷细读这一篇文字，尽管你不一定完全同意其评说，但是定然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文曰：

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治乱无常，兴亡有运。是故五帝之上，居万乘以为忧；三王以来，处其忧而为乐。竞智力，争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袭。

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雾交飞。宣皇（指司马懿，司马炎称帝，追尊懿为宣皇帝）以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

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中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鸿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反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

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谋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

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虽复道格区宇，德被苍生，而天未启时，宝位犹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矣。

现将此文翻译成易于今人阅读的白话如下：

天地之间的重大者，以黎民百姓为根本；国家之中的高贵者，以君主为首位。社会的治乱没有常态，朝代的兴亡自有运数。所以在五帝之前，在位的君主都能以职责为忧；而自夏商周三朝之后，在位君主不再忧心天下而是自我享乐。从此各代王朝以智力相竞争，为利害相争夺，大小之间相吞并，强弱之间相传袭。

到了曹魏王朝，三国鼎立，战争不息，风云飞腾。宣皇帝司马懿以天生的英姿，响应时代趋势辅佐王朝，说文能够集中治理政务，说武又能够显示军威。使用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访求贤明生怕会有所遗漏；他的性格深沉莫测，他的气量大度能容。他还能与人群打成一片，根据形势进行拓张或收敛；他长期低调做人，未来再龙虎飞腾。他在已有奸心时，能用忠诚模样掩饰；又在处境危险时，能够安然度过难关。看他雄才大略内心果断，英明决策向外实行，竟然在百日内消灭了公孙渊，十多天擒杀了孟达，自认为做到了用兵如神，计谋没有筹划第二次的需要了。

司马懿统兵向西作战，与诸葛亮相持。他抑制部下的甲兵，本来并无决战的斗志；到了对方送来女性的衣装，他又表演出愤怒的神情。朝廷派来的辛毗手持节杖立在军门，使他的作战意图受到阻止；而他千里迢迢去请战，乃是假装要去显示军威。你关中的魏军，要比蜀中的蜀军勇敢；而且你在平原对方要翻越险峻的山岭，双方的劳役程度完全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对方相争，你显然占据有利的条件。可是你反而深沟高垒关闭军门，不敢与对方一争高下；诸葛亮活着时你害怕其实力不敢向前，他死了你又担心消息有假撒腿跑了，作为一名优良将领，你恐怕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啊。

魏文帝之时，你拥有辅翼的重权。让你镇守陪都许昌，又如汉高祖委任萧何；而在崇华殿接受文帝的临终寄托时，责任又重于西汉的辅政大臣霍光。你应当考虑如何竭尽忠诚节操，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同古代的伊尹、傅说相比美。到了魏明帝将死的时候，又把你当作朝廷的栋梁支柱。你受两代君主的临终托付，当过三朝的辅政大臣；魏明帝还忍死等你入宫面见，你既然承受了他的嘱托，却没有以自己的生命去报答。谒陵的天子还在京城之外，你就在城内出动甲兵；明帝的墓土未干，你就大肆屠杀，忠贞大臣的本分，难道就像这样吗？以尽善尽美的标准来要求，这方面就很有问题了。

比较你用兵征讨的策划，怎么会在东面的辽东和上庸无比智慧，而在西面的关中却相当愚蠢？再比较你辅佐皇室的用心，为何又会在前面辅佐曹睿时那么忠诚，而在辅佐后面曹芳时那么乱来？难怪后来东晋明帝司马绍听说祖先如何取代曹魏的成功往事时，会为你的欺诈虚伪感到羞耻，因而把脸掩盖起来；而后赵的石勒更是放肆言辞，耻笑你是使用奸诈手段，欺负曹魏皇室的孤儿寡母才奠定自己的基业。古人说过：“积善积了三年，知道的人还少；作恶只作了一天，天下人就都晓得了。”确实是这样的啊！虽然在当时你能够隐瞒过错，可是到后世终于被人嗤笑。就好比掩耳盗铃，以为众人都没有听见铃声；一心盗窃市场上的黄金，以为来往的人们都没有看见。由此可知，近处的贪婪者，躲不过远处的眼睛；沉溺于利益者，就会伤害其名誉。如果不能克己以利人，则将害人而利己。顺应道理者容易着力，违背时势者难以成功；何况你还是运用尚未完成的晋朝基础，去逼迫拥有剩余势力的曹魏政权？就算是你的道德布满天下，润泽遍及苍生，如果上天还没有开启你的时刻，你要想登上皇帝的宝座，依然会受到阻隔，这不是可以用智慧去竞争得到，用力量去夺取得到的。因此，虽然你后代的子孙受到好处当上了皇帝，但是你本人，在生前却只有充当人臣的份了。

这正是：

盖棺论定唐宗语，见智见仁我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