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传——淮扬变起

曹爽等数百人被推上刑场，上至十八岁的皇帝，下至公卿百官，无不为之震慑。在这种情况下，由群臣提议，经皇帝批准，正月十九日丁未，朝廷正式向司马懿颁发一份最为丰厚的奖赏：一是册命他为丞相，位居百僚之首；二是对他的侯爵封地，增加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四县，共一万户，加上此前已有的四县一万户，总共食邑八县二万户，其封地之大，是曹魏王朝此前侯爵所未有；三是今后群臣奏事，提及他时不得像以前那样直称其名，而要避讳。

奖赏的后面两项都不是很关紧要，唯有授予丞相一职，充分反映了魏朝君臣当时对司马懿的畏惧心态。

前面已经说过，东汉一朝实行三公执政制，废除了丞相，以强化君权；曹操以天子为傀儡，遂又废除三公，自任丞相。曹丕代汉称帝，独操机柄，自然要废除丞相，重新实行三公制。因此，汉魏时期凡任丞相，或者相当于丞相的相国者，必是权高震主有改朝换代之心的强臣。魏朝君臣急急忙忙把丞相的头衔，主动奉送给司马懿，可见他们已经认定天下可能要改姓了。

但是，当事人司马懿，却并没有外人那么着急。他连续上书十余道，断然辞掉了丞相职务。其态度之坚决，令魏朝的君臣又吃了一大惊。

有道是“当局者迷”。然而司马懿现在对形势的判断，却比任何人都清醒。清除曹爽势力，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被迫自卫的行动，是两强相争时处于劣势一方的反击。虽然反击的大获全胜，把自己推到了权力的顶峰，使自己欲罢不能，不得不考虑今后是否取代曹氏的问题，但是，这一切，并不表明取代曹氏的条件现在就已完全成熟。曹氏主宰政治五十余年，根基并不浅薄。当今的急务，除了要夯实自己的根基外，还必须更加注意削弱曹氏的实力，消灭一切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敌对势力。有没有丞相的头衔并不重要，实际上，自己现今手中的威权，与当初武帝任汉家丞相时的威权，又有多大的差异呢？得此虚名，反倒过早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从而给当前实施壮大自己而削弱曹氏的战略带来不利。有此深谋远虑，司马懿当然不会接受丞相的头衔。

果然不出他所料，曹氏还有相当的实力。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一位手握重兵的曹氏四世老臣，便密谋举兵兴复魏室，给曹魏的政局又造成一次大震荡。

这位敢于带头反抗司马氏的老臣，便是镇守淮南扬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寿县）的新任太尉王凌。

王凌，字彦云，并州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氏。其叔父王允，字子师，东汉末年曾任司徒，后来策划收买吕布刺死董卓者就是此公。

王凌弱冠入仕，第一个官职是出任兖州东郡发干县（今山东省冠县东）县长。不料他初仕不利，在发干县长任内出了大失误，结果丢官不说，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每天在城中持帚扫街，戴罪劳动改造。一日，当时已任兖州牧的曹操由此经过，恰巧碰见了当街扫除的王凌。曹操见他仪容举止不似一般打家劫舍的强徒，便向随行的当地官员询问此犯人的来历。当他得知王凌是王允的侄儿时，不由得生出怜惜之心。原来，曹操与王允曾有一段不错的交谊，而王允后来惨遭董卓残部杀害，直系家属无一幸免。感叹之后，曹操立即下令解放王凌，重新起用。从此，王凌怀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为曹氏效忠尽力。他先后出任兖州、青州、扬州和豫州刺史，所在之处，史称是“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魏少帝曹芳继位，王凌以征东将军出镇扬州，负责东南战区军事指挥事宜。因抗御孙吴有功，由征东将军升任车骑将军，再升司空，最后继蒋济之后出任太尉。他虽位至三公，却一直在淮南驻节，未曾入朝。所以司马懿与曹爽之争，他完全没有介入。

对于王凌，司马懿一直是积极加以笼络的。这从王凌在魏少帝在位期间能连升三级，曹爽死后司马懿又提升他为太尉，并给予“假节”的诛杀威权名号即可看出来。道理很简单，王凌不仅是少数健在的四世老臣之一，声望颇高，而且长期拥兵淮扬，实力相当雄厚。司马懿要想稳定政局，不能不把这位关键人物的工作做好做到家。

但是，对于王凌，司马懿又是深怀戒心的。既然此人有资望有实力，如果他不肯为自己效命又该怎么办？兹事体大，须得未雨绸缪。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曾经向熟悉王凌的蒋济，询问王凌其人如何，可见他已开始注意王凌。当时，蒋济误解了司马懿的意思，以为他对王凌的才干能力有所怀疑，便替王凌美言道：“王凌文武双全，当今无双。其子王广等，有大志，多才干，恐怕比其父还胜一筹。”

本来替他人说好话是非常自然之事，何况王凌及其子王广等，确实也非凡才。但是，世间上的事就这么诡异，有时候替人说好话说真话竟然是坏事一桩。蒋济回到家中，静下心来把司马懿的问话用意，仔仔细细琢磨几遍，这才品出真味来。他大为后悔，向家人长叹道：“吾此言一出，将令人横受灭门之祸了！”不久蒋济发重病而死，除了上文所说向曹爽拍胸口打保票的后悔之外，这件事也应当是诱因之一了。

司马懿这面在笼络戒备王凌，王凌那一面又在干什么呢？

曹爽等人被诛杀之后，王凌心中大为不平。他主要倒不是同情曹爽，而是为年青的皇帝一再受制于强臣而激愤不已。作为受曹氏四世之恩的元老重臣，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兴隆魏室。于是，他便与自己的外甥令狐愚密商兴隆魏室之计。

令狐愚，字公治，并州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人氏，时任兖州刺史，领兵驻屯于平阿县（今安徽省怀远县西）。平阿本是扬州属下之县，在扬州州治寿春东北一百里左右。因抵御东吴之需，故而令狐愚领兖州兵马，借驻扬州的平阿，协助驻节寿春的王凌作战。舅甥二人俱典重兵，专淮扬方面之重，兴隆魏室具有一定的基础。而令狐愚又曾经当过曹爽的主要幕僚，对曹爽之死深为同情，所以对王凌的想法一拍即合，极表支持。

舅甥密议的结果，认为兴隆魏室之道，在于另外拥立一位年长而又有才能的宗室近亲为君主。经过一番慎重选择，二人一致认定：最合适的人选是楚王曹彪。

曹彪，字朱虎，乃曹操侧室孙姬所生之子，魏文帝曹丕的异母弟。曹彪当年与曹植关系极好，两人在京城聚会之后分手各回自己的封国时，才高八斗的曹植，曾作长诗赠送爱弟，情意深挚，辞彩华美，是传颂至今的名篇。其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两句，便是后来唐代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名句的原型。曹植关心曹彪，是兄弟情分使然，那么王凌和令狐愚看中曹彪，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当然是年长。此时的曹彪，已届五十五岁之龄，确实也够年长的了。其次是曹彪有才，尤其长于文学。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曹彪的封地，长期在兖州东郡的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这不仅给作为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提供了接近和了解曹彪的有利条件，而且给今后拥立新皇帝带来很大的方便。

计议既定，王凌与令狐愚便分头开始准备。嘉平元年（249）九月，也就是高平陵事变后半年多，令狐愚派遣亲信将领张式，前往白马县看望曹彪。两人对坐之际，张式见左右无人，便悄声说道：“令狐使君致意于大王，天下事尚未可知，愿大王珍重！”

前面已经约略提到，魏室代汉之后，对曹氏宗室近亲诸王防范极严。他们都只能定居在各自的封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在每一处封地，朝廷都设有专门监视亲王一言一行的官员，也就是所谓的“监国谒者”和“文学防辅”。他们视诸王为囚犯，诸王视他们如虎狼。此外，封地所在的州郡地方长官，对所辖区域内的亲王也有监督之责。此次张式来白马，表面上就是履行监督之责。曹彪此前就认识张式，从其神色立即领悟到了对方话语中的重要含义。他也悄悄答道：“请奉达使君，吾敬领其厚意。”

上面两人所说的“使君”，是指兖州刺史令狐愚。汉代的州，最初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州刺史最初也只是奉天子之命监察诸郡的使者，故而汉魏习称州刺史为“使君”。后来，州演变为行政区，又有州牧的出现，这一称呼依然存在。曹操煮酒，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便是因为刘备曾任豫州牧的缘故。张式圆满完成任务，径回平阿复命去了。令狐愚得报十分高兴，很快把情况通报王凌。

王凌随即派出一位姓劳名精的心腹到洛阳，把计划密告长子王广。王广字公渊，时年四十余岁，在中央尚书台任尚书。他是一个识见深远而做事稳健的人，听了劳精的叙述，颇不以其父的想法为然。他要劳精马上返回扬州，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老父，他对老父说：

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有未逆，而擢用贤良，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

王广这一番话，说的大体上都是实情。他的主要意思是，重大举措，一定要顺应民情。曹爽等人因为自己的严重问题，丧失民心，所以招致覆灭也得不到民众的同情。现今司马懿的真实想法虽然难以得知，但是他并没有颠覆朝廷的具体行动，而是在奖拔人才、改善政令、体恤民众等方面，日夜努力不懈。加之他父子又掌控了朝廷的兵权，因此很难消灭。

但是，王凌自认为力量可以和司马氏抗衡。加之王凌已年近八十，他想，不趁现今自己精力犹可之时拼力一搏，以报朝廷，今后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因此，他不听儿子的劝阻，继续按既定计划筹备一切。

当年十一月，令狐愚再次派张式至白马与曹彪联络。张式还未回转，令狐愚却因冬寒突发重病，不数日便瞑目长逝于平阿。消息传到寿春，王凌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半晌说不出话来。

令狐愚之死，使王凌兴隆魏室计划的成功变得希望渺茫。因为这不仅使他失去一支可观的力量，而且当新任兖州刺史来到平阿之后，又对他本人的行动构成牵制，这一出一进之间，王凌的力量即受到加倍的削弱。但是，王凌并没有停止行动的准备工作，他决心孤注一掷。促使他这样冒险的因素很复杂，既有忠臣的责任感，也有老人的固执心，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竟然也同上文提到过的孙权一样，是迷信者的盲从意识。

原来，有“文武俱赡”美名的王凌，乃是一个异常相信星相学及其他迷信玩意的人。当初他和令狐愚确定曹彪为新皇帝人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兖州的东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东南）一带，曾流传两句民谣，道是“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意思是说，一匹带着素色缰绳的白马，径直向西南方向的京城驰去；谁骑在上面呢？是楚王曹彪啊！曹彪字朱虎，他骑白马上京城，不是去做皇帝么？所以王、令狐二人便相中了曹彪。

令狐愚死后数月，也就是魏少帝嘉平二年（250）五月的夏至晚上，茫茫夜空出现了一起罕见的天文现象。用史书所载的话来说，是“荧惑逆行，入南斗”。所谓“荧惑”，即是今日所说的火星。“南斗”，即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共有六颗组成斗形之星，与有七星的北斗不是一回事。按照当时星相家的说法，二十八宿中的斗、牛、女三宿，与地上的扬州相应；凡此三宿中出现的天文现象，都将从扬州境内的人事变化中得到表现。另外，他们还认为荧惑的星相，直接和人间的君主相关联。那么火星反向运行进入南斗的星域，究竟主何吉凶呢？一个名叫浩详的星相家告诉王凌，说这预示着淮南“当有王者兴”。王凌信以为真，更加觉得拥立曹彪之事上应天象，必定成功无疑。

王凌在扬州这边加紧准备，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在京师那边把他的秘密泄露了出去。原来，当初令狐愚在世时，曾有一位心腹幕僚叫做杨康。有关拥立曹彪之事，杨康都完全了解。令狐愚生病之后，杨康应朝廷之召，到洛阳报告兖州的州务情况。汉魏制度规定：各州各郡每年年底之前，须将每项行政事务的成绩统计之后汇总，并派干员到京城的司徒府报告，这在当时特称为“上计”。司徒将据以考核州郡政绩之优劣，以定赏罚。杨康入京不久，突然得到令狐愚病死的消息，他不禁发起愁来。因为旧刺史身亡，很快就有新刺史到任，“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这个幕僚很可能当不成了，今后又在何处求生活呢？

愁闷之中，杨康便坏了心术，竟想出一个卖主求官的主意来。于是，他跑到司徒府中，把令狐愚如何与王凌通谋之事彻底告发。司徒高柔，也就是高平陵事变中受司马懿之命进驻大将军营的那一位，听了杨康的检举后吃了一惊，立即亲赴太傅府向司马懿报告。

司马懿得报后并未表现出意外的神色。相反，他心中倒是暗自高兴。王凌既不愿归顺自己，那就要及时铲除他，不能把问题留给后辈解决。王凌位为三公，出镇方面，要铲除他须得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和非常合适的时机。现在你想擅行对抗天子拥立新君，这正当的理由也就有了。余下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司马懿准备稍等一段时间动手，原因有二：从政治上考虑，去年才大开杀戒，让曹爽等数百人的鲜血洒在京都的郊野，如果今年又大动干戈，把屠刀挥向年近八十的四世老臣王凌，恐怕对自己树立新形象争取人心的努力不利。再从军事上考虑，他也得有些时间预作部署。于是，他立刻命人把杨康软禁起来，同时又吩咐高柔，对杨康所提供的情况要严加保密。由于司马懿及时采取措施，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王凌对秘密泄露一事毫无觉察。

物换星移，又是一年芳草绿。嘉平三年（251）正月，从孙吴方面传来消息：七十岁的吴主孙权，为了防备魏军在自己万一去世之后直捣都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下令动员十万人丁，在正对建业的长江北岸，一处名叫堂邑（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北）的地方，筑堤堵塞当地的涂水，以淹没北岸大片地区。王凌得报，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大举出兵反击。他的想法是：只要从中央得到调兵的虎符，即可借机举兵起事。他的上奏，当然得不到司马懿的批准。王凌无可奈何，只好焦急等待下一次机会。

起事心切，王凌走出了相当草率的一着。此时，新任兖州刺史已经来到平阿，其人姓黄名华。黄华本是凉州酒泉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市）的地方势力首领，二十多年前曾割据酒泉，与曹魏政府相抗。后来山穷水尽，便举手投降，从此改换门庭入了正流。经过多年的努力争取，他好不容易才挣到一个州刺史来当当。就是这样一名角色，王凌竟想争取他来做令狐愚第二。黄华到职不久，王凌即派帐下心腹将领杨弘去平阿，劝说黄华参加兴隆魏室的义举。殊不知杨弘没有说服黄华不说，反而和黄华联名写了一封检举王凌的上奏，连夜送往京都。司马懿收到表奏，认为动手时机已到，立即秘密下令，调集数万中央军精锐兵马，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剪灭王凌。

在五月初二日丙午，司马懿悄悄率军出发。为了保持机密性，连往常他出兵时，天子要亲临送行这一项表示殊荣的仪式也取消了。大军离开京都，登上舟船，经黄河，向南入蒗荡渠（即秦汉之鸿沟），扬帆南下。六昼夜后，军行八百里，来到豫州汝南郡项县（今河南省沈丘县北）以北十里处的百尺堰。这百尺堰是曹魏在颍水屯田区修建的大型灌溉工程，正处于蒗荡渠南端与颍水的交汇点上。由百尺堰再沿颍水顺流而下，三四天内即可抵达王凌所在的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城下。司马懿进至百尺堰，对寿春形成大兵压境之势后，便下令暂停进军，准备向王凌实施攻心之术。

尽力争取不战而胜，这是司马懿惯用的用兵策略。以往对付诸葛亮和曹爽是如此，现在对付王凌也是如此。他先以朝廷名义下达公开文书，在列举王凌诸般罪状之后，又宣布对王凌之罪加以特赦，算是威恩并举。同时，他又命令随军前来的王广，写信劝告其父，早日主动向朝廷谢罪，不要负隅顽抗。朝廷文书与王广家信，立即由特使送达王凌。特使出发后，司马懿传令各军，作好进攻扬州的准备。

在扬州方面，司马懿的大军还未到达百尺堰时，王凌已得到一点消息。直到这时，他都不知道杨康在京师告发了自己，黄华和杨弘也把联名上书之事瞒得滴水不漏。因此，他虽然怀疑司马懿来意不善，但又总觉得对方未必就知道自己的底细。于是，他一面派出快马驰往百尺堰方向，送去向太傅致意的书信，企图探明司马懿动兵的意向，一面又动员本部万余兵马，作好应变的准备。他自己则率领幕僚和数百精锐亲兵，由寿春乘轻舟溯颍水而上，专候使者带回消息之后，好尽快决定对策。

他离开寿春时，派出了第一批信使。走到途中，又接连派出两批信使。但是，眼看已经西出寿春三百里有余，三封致意的书信均无回音不说，连十余名信使也没有回来一个。王凌终于明白大事不妙。他正要下令回转寿春，司马懿的特使倒赶到了。

王凌停舟之处，名叫浦口，其地西距百尺堰也有一百里左右。当他看罢朝廷文书和儿子家信之后，立时明白自己已经陷入绝境之中。

武力抵抗须有实力作后盾，而现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由于得不到中央的调兵命令和铜虎符，身为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王凌，也无法大规模调集东南战区的军队。现时他所能调遣的，只有直属本部兵马一万余人。而对方麾下有中央军精兵五万人，随时能够动员的后备兵力还未计算在内。加之兖州的黄华与杨弘已经站到司马懿一边，战端一开，王凌还将受到平阿方向的牵制。对方大兵已经压境，即使王凌想强征民丁入伍扩充军队，也没有充分的时间。总而言之，王凌如若要凭借寿春城池拼死相抗，除了白白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外，别无其他结果。

年近八十的王凌，倒也不愧是一条铁骨好汉。当他看到抵抗已经没有意义，只会导致寿春城军民玉石俱焚后，仰天长叹一声，决定单舟直往司马懿军前辞职谢罪，独自承担一切后果。

五月初十日甲寅，五鼓过后，东方刚现曙色，王凌的座舟即悄悄出发了。他独坐船头，仰望满天星斗，思绪万千。去年稍晚些时候，在寿春，也是对着这一天繁星，他看到了进入南斗的荧惑。如今，这颗明亮的大星消失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亦化作落花流水。往事不堪回首，未来又将如何？就在默默的沉思之中，他当天午后抵达了一处名叫丘头（今河南省沈丘县东南）的地方。

丘头在百尺堰东南五十里。司马懿在百尺堰稍事停留后，继续挥军东下。行至丘头，侍从来报，说是太尉王凌遣幕僚王彧，前来呈交王凌的太尉印绶、节杖，并送王凌亲笔谢罪书信一封。高坐船楼的司马懿，把印绶和节杖扫了一眼，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把来信展开，只见上面写道：

身陷刑罪，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

这就是王凌的投降书。司马懿率数万兵行千里路，目的也正是要得到这寥寥三十余字。他把来信一连看了三遍，然后吩咐部属准备迎接来降的王凌。

受降如御敌，此乃中国兵家的座右铭。只见丘头附近的水面上，战船如飞雁队形排开。船上旌旗飘拂，刀矛闪光，一片肃杀气象。居中是一艘三层楼船，长约十余丈，髹以彩漆，上建大旗，这就是主帅司马懿的座舟。列阵刚毕，王凌的船也到了，须发皓白的魏朝太尉，双手反缚，赤裸上身，跪于船头之上。待他来到前锋战船时，便有太傅府的幕僚上船，为他解缚穿衣，并致慰劳之语。至此，受降仪式便在上万人的注视之下结束。

王凌松了一口大气，便下到旁侧一艘小船，准备前往楼船去见司马懿。他以为司马懿命人替他释缚穿衣，是真正要赦免他的表示。不料行驶至距楼船还有十余丈远时，便有两艘战船上前把他截住不准前进。王凌这才知道情况不容乐观，只得遥遥对楼船上的司马懿说道：“卿以一纸短柬召我，我即会只身而来，何须乎兴师动众啊！”

高坐楼头的司马懿，傲然俯视对方，朗声答道：“因为卿非一纸短柬所能召来之人也！”

王凌仰望着高高在上的司马懿，心想你也太心狠手辣了，便愤然指责道：“卿对不起我！”

司马懿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傲然态度，缓缓答道：“我宁可对不起卿，也不能对不起皇上！”

两位年过古稀的老者，两位魏朝的四世元老，就这样旁若无人一般在颍水的江面之上打了一阵嘴仗。司马懿怕王凌还会说出更好听的话来，遂把手一挥，立刻从拦截王凌的战船上跳出两名武士，一左一右提起王凌丢上战船。然后，那战船在四艘巡江轻舟的警卫下，径向码头驶去。

按照司马懿的指示，江西岸的码头上早已有六百铁骑在恭候。王凌一被押送上岸，即将由他们带回京都。舍舟登岸，已是红日西下之时，王凌举目四望，但见川原苍茫，残阳如血，不禁悲从中来。他想知道此去生死如何，便向警卫队长索要钉棺盖的铁钉，以试司马懿之意。经过请示，那队长把两枚长长的棺钉放到王凌面前。王凌自知必死，也就不再犹豫。当天深夜，王凌一行来到百尺堰以南的项县（今河南省沈丘县）。在驿馆之中，王凌长叹道：“行年八十，竟然身名并灭！”言毕，仰饮毒药而死。

司马懿在丘头送走王凌，随即率军前往寿春。为令狐愚出使白马的张式，眼看大祸临头，急忙坦白自首。司马懿抓住线索深入追查，凡参与王凌、令狐愚行动者均夷灭“三族”，寿春城外的荒野上，又是血流成河！

杀了生人，还要刑及死者。司马懿下令发掘王凌、令狐愚的坟墓，撬开棺木，把尸首分别在项县和寿春暴露三日。然后一把火烧掉二人的印绶、冠服，以裸尸入土安埋。据说这是效法《春秋》所载的古典。

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曹彪，也随之倒了大霉。一个月后，在朝廷特使的监督下，曹彪被迫自杀。其妃与子女全部贬为平民，并被迁移到平原郡（治所在今山东省平原县南），由当地政府严加看管。曹彪封地的王国官员及监国谒者多人，以知情不报辅导无方之罪，全部斩首示众。

为了彻底杜绝另外拥立曹氏宗室为帝的事情发生，司马懿下令：魏朝的宗室近亲王公，全部从各自的封国，集中移居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由中央派员监察管理。王公彼此之间，王公与外界人士之间，一律不得擅自来往。昔日赫赫魏王国的国都，至此成为集中关押大魏王朝天潢贵胄的监狱。监狱的首任看守长是谁？司马懿的第五子司马伷是也。此后接任者，则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领袖人物山涛。这位昔日的竹林名士，也开始了他的人生大变脸，抛却过去林下高逸的风致，跳进而今庙堂热火的官场，成为汉代士风向晋代士风转变的典型和标本。

处理完众事，司马懿开始起程回京。这正是：

白发挥刀诛白发，腥风才罢又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