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要战线——属国之争

元明交替之际，主政朝鲜半岛的是第31代高丽君主王颛。王颛曾是蒙古王室的驸马，取名伯颜帖木儿，长期入侍元廷，而他早年依靠的也是世臣大族奇氏和权氏的势力，但即位后由于目睹了元朝势力日衰，就果断地出兵侵元，并坚决肃清了奇氏和权氏两族的势力，停止使用元朝年号，恢复高丽传统官制，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人心。

1356年，王颛命枢密院副使柳仁雨为东北面兵马使，率军进攻双城总管府。双城总管赵小生、千户卓都卿逃走。高丽攻占“和、登、定、长、预、高、文、宜及宣德、宁仁、辉德、静边等镇。”至此， 1258年后归属于元的高丽朔方道部分土地被高丽收复。之后，高丽又继续北进。由于元统治者此时无暇东顾，这一地区女真人数也有所减少，因此高丽军相继攻占了曷懒甸之战时设立的咸州，即元之合兰府（今朝鲜咸兴）直至三散（今朝鲜北青）的大片土地，势力达至伊板岭（即朝鲜摩天岭）。

但这一地区女真人仍有相当势力。他们不愿意受高丽控制，多次进行反击。如1364年，元军万人渡鸭绿江围义州，高丽派李成桂率军救援。这时，海洋女真首领三善、三介乘机聚集女真，南下攻取咸州、和州等地，一度夺回和州。这时，中朝东段边界处在动荡和迅速变化阶段。为了应对这一地区急剧变化的战事，高丽君主王颛不得不任用如李成桂等大批出身于蒙古军队的职业军官。同时在中枢王颛任用了一个与世臣大族无任何关系、出身卑贱的僧侣——辛旽。

根据《东国僧尼录》的记载，遍照的父亲不详，母亲是桂城县玉川寺的奴婢。由于当时子女身份从母的制度，遍照被当作贱民，受人轻视。后来与王颛交谈十分投机，多次被召入宫中。李承庆、郑之云等大臣认为他惑乱君王，将要杀他。王颛秘密令其躲避，等1364年二人死后蓄发还俗，改名辛旽，入宫。王颛十分信任他，称之为师傅，国政大事皆咨询于他。次年封真平侯，委以重任。 1366年设立田民辨正都监后，辛旽担任判事。当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辛旽将大庄园主的土地分给穷人，并将庄园主的私人奴婢恢复为良人，受到了下层百姓的拥戴。

辛旽的改革受到了上层社会的强烈反对，大臣们对他恨之入骨。辛旽蓄发娶妻，没有正式的僧人品位；而且可以随意出入国王的宫殿，甚至可以同王颛“并据胡床”。1369年，辛旽以风水说怂恿恭愍王迁都，自封“五道都事审官”。大臣们告发辛旽欲借机谋反。王颛大怒，将辛旽流放水原。 1371年，在群臣的要求下，辛旽最终被处决。

辛旽之死固然是其个人权力欲望过大，威胁到王颛的君主地位。但同时也是高丽王国世族全面反击的开场。 1374年，朱元璋遣礼部主事林密携中书省文谘至高丽取马：“钦奉圣旨：‘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留在耽罗牧养，孶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王颛遣门下评理韩邦彦前往耽罗取马，侨居当地牧马的蒙古人只同意送三百匹。林密等对王颛说：“济州马不满二千数，则帝必戮吾辈，请今日受罪于王。” 王颛无以对，于是以门下赞成事崔莹为杨广、全罗、庆尚道都统使，将兵讨之，得胜而还。但就在这次军事胜利的同年，王颛被权臣李仁任所指使的宦官和内侍崔万生等弑杀。其养子辛禑王成为高丽的新一代君主。辛禑王一改王颛时期的亲明政策，在北元势力及朝中亲元派的影响下，恢复了与北元的宗藩关系。

辛禑，小字牟尼奴，一般认为是为权臣“（辛）盹妾般若之出也”。因王颛无嗣，才纳为养子。但也有人认为辛禑是王颛幸辛旽宅婢女所生，养于辛宅。故称“辛禑”。但无论如何辛禑即位的合法性都受到了高丽朝野的普遍质疑。北元首先欲插手立王之事。1374年十二月，高丽派遣判密直司事金胥如北元告丧。次年正月，纳哈出派使者前往高丽询问王位继承事宜。

王颛被弑之后，关于高丽王位的问题，一些亲元大臣康舜龙，赵希古、成大泳等受意金义，向北元请求“奉沈王为主”，故而北元封沈王之孙脱脱不花为王。此事遭到李仁任的坚决反对。因当权者反对，北元不得不放弃原本的打算。虽然在王颛死后高丽的明德太后也“欲立宗亲”，但仍因遭到另一亲元派重要人物侍中李仁任的“戮力固拒”而放弃。李仁任主张“王以大君（辛禑）为后，舍此何求”。这一主张，自有李仁任的野心，当时有人对他说：“自古国君见弑，为宰相者先受其罪，帝若闻先王之故，兴师问罪，公必不免，莫若与元和亲。”李仁任便采纳了这一建议。是时，纳哈出也支持李仁任立辛禑为王，高丽恐明朝问其罪则，又因北元地方势力的影响，遂立辛禑为王。

因辛禑是受本国亲元派大臣的推举和北元势力的帮助方立为王，故而日渐恢复了同北元的外交关系。自辛禑成为高丽王之后，北元的地方势力也随之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1376年十月，北元派遣兵部尚书孛哥帖木儿出使高丽，都总兵河南王中书右丞相王保保贻书于高丽，曰：“往者予与令先君获承往来甚厚……每惟高丽事我朝，自世祖爰降贵主，建为东藩。今所存者，非舅甥即姻娅也。……如令先君往年以大驾北狩，必暂饵朱寇以安境内。然朝廷在近，加以故主义重，甥舅恩厚，而可悖哉……圣天子宽容待物，忘过记功，方且延揽四方忠义以为恢复之计。王子成能改图以副上命，厉兵秣马，其成犄角，庸赞我国家中兴之业，则于尔祖归国之功，不尤有光欤？爰令先君交契之厚，故备言之。书到，可善审厉害轻重，速令使来，朝廷必有处也。”

高丽接到此书，旋即遣使北元，向北元表明愿与之修好。次年二月，北元即派遣翰林承旨孛剌的赴高丽诏册辛禑王，曰：“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谕牟尼奴，惟我国家受天景命统承万方，世祖皇帝圣德神功泽被四表，惟时高丽虽介在海隅，能仰德执义率先来臣以顺以忠帝用嘉之爰降贵主……今以牟尼奴为征东省左丞相高丽国王于戱稽古象贤，期于为治而已，牟尼奴其益懋心保又我民！毋替若祖为我国藩辅之义则忠孝之道于是在矣往敬之哉益光宠命！”自此，高丽始行北元“宣光”年号。

高丽与北元继续确立宗藩关系，便遣使如元册封皇后，“三月池奫伏诛。遣三司左使李子松如北元谢册命表曰：‘天地无私广施生成之造侯藩有庆优承宠渥之恩，万姓呼四方，耸听伏念，臣年才角材乏，经邦权世职而守封……且献礼物，皇帝白金七锭紵布八十一匹，皇后白黄红紵布各九匹’。”另外北元的地方势力也加强了与高丽的往来。其中高丽外交关系受辽东势力纳哈出的影响尤为重要。

作为高丽近邻的北元势力纳哈出，虽在王颛在位时与高丽来往减少，但并未中断。自高丽与北元重新修好，纳哈出与高丽的联系也有所加强：1376年十月，纳哈出“遣右丞九往来，归我行人文天式”。 1377年正月，“纳哈出遣使遗羊马”。纳哈出地处辽东，所在位置乃是高丽通北元的必经之所，所以，二者的联系对明丽关系的影响及对北元与高丽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纳哈出实属北元势力，高丽与北元交往，有时虽附带出使纳哈出，但有时需与纳哈出进行友好往来，方体现出与元修好之具体行动。另一方面，纳哈出与高丽的联系，向明朝表明了高丽的外交态度，虽然北元对明朝并未能造成威胁，但高丽与纳哈出的关系却影响着明朝辽东一带的主权与安全。

北元一方面参与高丽内政，一方面加强与高丽的联系，加之亲元派掌握强权，迫使高丽在外交上选择了一种倒退，即与北元政权进行亲密的外交往来。王颛时虽然力求与明修好，但因北元势力在高丽的恢复，这一政策付诸东流。另外，高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形成，明朝方面是又一重要原因。虽高丽与北元政权和地方势力纳哈出频繁接触，但高丽并不打算放弃与明朝业已确立的关系。 1376年二月，高丽“遣李之富如定辽卫通好，仍察事变”。三月，又遣判事金龙如定辽卫通好。高丽如此做法，一方面由于亲明势力的存在，一方面辛禑、李仁任等也不愿与明彻底决裂。此时明朝方面也不太平，西南有贵州的苗变，旧元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割据云南地区，张士诚、陈友定的残余势力仍流落海上，倭寇犯边，加之高丽与北元关系改善后，纳哈出在辽东的势力不断侵扰，使明朝不可能因王颛被弑、明使被杀而问罪于高丽。

王颛死后，辛禑、辛昌乃至王瑶都曾请求大明给以册封，但明太祖的态度常常是：“朕思（高丽）限山隔海，难以声教，当听彼自然，不干名爵”。“童子（辛昌）不必来朝，立亦在彼，废亦在彼，中国不与想干”，“（高丽）果有贤臣在位，定君臣之分于上，造妥民之计于国，虽数十岁不朝，亦何患哉”。这一趋势最终演变为明朝却贡，明朝与高丽双方断绝交往，这使得高丽外交倒向北元。

但纳哈出在辽东的势力并不稳固，那时，辽东经济凋敝，后勤物资供应疲惫。明军多方筹集军用物资，加强后勤储备。除了户部征购商人粮米之外，朱元璋还令大将廖永忠“督运定辽粮储”，“以苏州府粮十二万石，由海道运赴定辽；十万石运赴北平”备用。而纳哈出方面则除了正常的军备之外，还要接济逐渐东迁的北元政府，分出牛羊赠送给高丽王国以维持两国关系，经济上所承受的压力自然可想而知。而蒙元骑兵所惯常的劫掠战术却在辽东地区很难有用武之地。

1372年农历六月，纳哈出率军从大本营金山出击，侵入辽东。但却在马云、叶旺，纳哈所修筑的盖州城，慑于对手防御严密，而不敢攻打，绕过盖州到达金州。金州城的防御设施还没完工，指挥韦富、王胜等人督促士兵分守诸门。乃剌吾是敌人的骁将，他率精骑数百在城下挑战，身中伏弩倒地，被抓俘，敌人大为沮丧。韦富等人纵兵攻打，敌人败退，不敢沿着来的道路退走，从盖城南十里沿着柞河逃走。叶旺早就派兵扼守柞河。自连云岛到窟驼寨十余里，沿河垒起冰块为墙，浇上水，晚上冻结，像城墙一样坚固。在沙中布下钉板，旁边设下陷阱，埋伏军队等候敌人。

马云和指挥周鹗、吴立等人在城中竖起了大旗，按兵不动，安静得像没人一般。待敌人到达城南时，伏兵四起，两山旌旗蔽空，矢石如雨点般地射下。纳哈出仓皇逃往连云岛，遇上冰城，从旁边走，全部掉入陷阱，于是溃败。马云从城中出击，联合部队追击至将军山、毕栗河，敌军被斩、被俘和冻死的不计其数，乘胜追击至猪儿峪。纳哈出仅仅是自身免于一死，但不甘心失败的纳哈出于同年冬季，率领数万军队，偷袭明军的辽东军需仓库牛家庄（昌图镇），烧毁十余万石粮食，杀死数千名明朝将士。

第二年农历十一月，当纳哈出再次寇掠辽阳时，却被“千户”吴寿率兵击败。鉴于纳哈出惯于冬季突袭的规律，明代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皇帝朱元璋给“辽东都指挥使司”下令：今冬一旦纳哈出偷袭，我们必须坚壁清野，不给纳哈出留下一粒粮食。与此同时，明军在地势险要之处设下伏兵，截断纳哈出军队后路，力举全歼。连遭兵败之后，纳哈出似有醒悟，深感在武力上难与明朝抗衡，不觉锐气大减。与此同时，明太祖皇帝朱元璋，仍在期待着纳哈出最终归顺明朝。1377年之后的10年间，纳哈出与明朝一直相安无扰。 10年间，明朝不断发展经济，实力逐渐增强。而纳哈出的内部却祸乱迭出。纳哈出手下大将“哈剌章”、“蛮子阿纳失里”等人互相猜忌，并且极为不满纳哈出的飞扬跋扈。

1386年朱元璋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便决定再次采用武力彻底教训一下纳哈出。当年年末，明朝征用了20万民夫，运粮123万石，送到松亭关（长城喜峰口北）、会州等地。 1387年正月，明朝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统兵20万征讨纳哈出。与此同时，明朝派出降将劝说纳哈出归顺明朝。同年农历三月，冯胜大将军率军出长城松亭关，建筑大宁、宽河、会州、富裕4座城池，并留兵屯守，以便保障前方将士后勤供应。农历五月，冯胜大将军率军直扑纳哈出大本营“金山”。在辽河东岸，明军俘获了纳哈出的屯军300余人、战马400余匹。纳哈出闻讯后，急忙向北逃窜。

冯胜大将军率领明军势如破竹，步步逼近纳哈出大本营“金山”。同年农历六月，纳哈出部将观童归降。冯胜大将军又遣使招抚纳哈出。当时，纳哈出的各个部族均厌恶分裂割据，向往统一。面对众叛亲离、极端孤立、明军压境的局面，纳哈出被迫派遣使者，到冯胜大将军营帐约降。于是，冯胜大将军委派副将军蓝玉，到一秃河（伊通河）受降。不料，就在举行受降仪式时，发生了一桩始料不及的变故，险些导致受降泡汤。

在受降仪式上，为表诚意，蓝玉副将军脱下衣服赠送给纳哈出。不料，纳哈出却坚辞不受。蓝玉副将军外甥、常遇春儿子常茂见状，误以为纳哈出不肯投降归顺，便当即抽出马刀，砍伤纳哈出手臂。纳哈出大怒，以为明军玩弄阴谋诡计，遂立即遣散了准备投降归顺的部众、将士。情况危急，冯胜大将军立即命降将“观童”安抚纳哈出，排除误解。纳哈出弄清真相后，重新召回部众、将士，宣布归顺明朝。受降仪式风波平息之后，经过整编，冯胜大将军率领纳哈出及其所部20余万将士南迁。经过亦迷河（饮马河）时，明军又收编了纳哈出流散当地的两万余名将士、马车5万余辆。至此，盘踞“金山”地区30余年的纳哈出，终于归顺了明朝。东北地区最终得以统一。纳哈出到达明朝首都“应天府”（南京）之后，立即受到朱元璋的隆重接见。考虑到纳哈出在东北地区的威望和影响，明太祖皇帝朱元璋晋封纳哈出为“海西侯”，赐“铁券丹书”。纳哈出属下官员也各有赏赐、各授官职。

讽刺的是纳哈出兵败之时，高丽国王辛禑正与亲信崔莹开始秘密讨论攻打明朝定辽一事。“禑独与莹决策攻辽，然犹未敢昌言也”。前线军官李成桂坚决反对进攻辽东之举，但辛禑仍执意发兵。高丽攻辽之兵“左右军共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人，傔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四人，马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匹”“左右军发平壤，众号十万。禑如大同江，张胡乐于浮碧楼，自吹胡笛”，但此次征辽并不得人心，“是时，全罗、庆尚二道为倭寇巢穴，东西北面，方忧割地，京畿、交州、杨广三道，困于修成……八道骚然，民失农业，中外之怨，甚于（李）仁任、林（坚味）、廉（兴邦）时矣”。“亡卒络绎于道，禑令所在斩之，不能止”。如此，面对强大的明朝军队，高丽不敌，李成桂认为“以小事大，保国之道”，且直言“若犯上国之境，获罪天子，宗社生民之祸立至矣”“除君侧之恶，以安生灵”，将矛头指向崔莹等人，随即得到诸将赞同，于是回军退渡鸭绿江，辛禑闻变，急忙还京，从者仅五十余骑。不久“复行洪武年号，袭大明衣冠，禁胡服”。高丽大权从此落入李成桂之手，高丽也不得不与明帝国重修旧好。

高丽与明朝的关系，由王颛时期的修好，到断交，之后再次修好，这种变化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朝对高丽的态度。虽然表面上高丽行使独立的外交，但无论何种对外态度都受中原王朝影响颇深，迫使高丽曾一度倾向北元而疏于明朝。高丽与北元和明朝宗藩关系的变化，与本国的亲明亲元势力的强弱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辛禑王在位时期，先是由于亲元派势力掌权，再者北元势力与之交往甚密，明朝对高丽与外交关系的怀疑，使高丽在辛禑元年至十四年与北元继续维持着原有的宗藩关系，然而，征辽一事，亲明派李成桂掌权后，明朝与高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高丽与北元彻底决裂。纵观这一变化过程，受北元势力与明朝的影响，高丽的独立自主显得有名无实，因行使独立的外交对高丽而言，虽心有余但力实不足。国力有限，使高丽的外交也只是有气无力。北元势力的极力修好，加之明朝对新政权的否认，使高丽的外交出现了倒退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