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要战线——远征云南

被封为“海西侯”的纳哈出并没有享受太久的荣华富贵，便于1388年，病逝于跟随大将傅友德再征云南的战船之上。所谓再征云南指明帝国继平定盘踞在云南的割据势力主要有故元梁王和土酋段氏之后，对云南的第二次用兵，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则不得不从1381年明帝国第一次出兵云南说起。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是忽必烈的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后裔，其统治区域以昆明为统治中心，仍奉元朝正朔，服从退据蒙古沙漠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的命令。土酋段氏则控制着大理一带，虽然直属北元政府管辖，但处于半独立状态，与梁王政权之间不时发生武装冲突。朱元璋起初欲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曾多次派使者前往谈判，均被杀害，遂决定用武力统一云南。

在远征云南的明军出发前，朱元璋召见傅友德，对其面授机宜。朱元璋南征的方略是：其一，以少数兵力从四川叙永进击贵州威宁，吸引元军及东川、昭通等当地部落武装；其二，因此，元军主力则必然死守作为“入滇咽喉”的曲靖，此时，明朝大军主力则暗度陈仓，从湖南沅陵、芷江进入贵州安顺，出奇制胜，在曲靖一带与元军主力展开决战，待拿下曲靖以后，由征南将军中抽出一人统率一路大军，北上贵州威宁，与来自四川的部队会合；其三，其余大军直捣昆明，迫使元军彼此牵制，无暇他顾，疲于奔命；其四，昆明既克，大军直扑大理，一举收复滇西。这样先声夺人，大势已定，元军势将瓦解。至于云南当地部落武装，可以遣人招降，安抚说服，这样也可以让部队免于长途奔袭，疲于战事，休养生息。

随后朱元璋在皇宫外的柳树湾检阅部队，并于龙江边为将士们举杯饯行，可见朱元璋对这次南征的重视。傅友德所率大军是乘船从南京出发的，万艘大船“旌旗蔽江而上”。征南明军沿长江水路经安徽、江西，只用了26天便到湖北武昌。在武昌，明军兵分两路，傅友德亲自率明军主力继续乘船向西，直达洞庭湖北岸的湖南常德，尔后弃船登陆，沿常德途经郑冢驿、茶庵铺、沅陵而达辰溪，再经芷江到达新晃，这是一条从武昌经新晃入贵州而达云南的古驿道，即普安入黔旧路，亦称东路，民间所谓的通京大道。另一路，傅友德命郭英、胡海、陈桓统率５万明军，由今湖南进入四川，从而进击威宁，以吸引元军的注意力。

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主力经过两个半月的行军，于12月11日攻克贵州安顺、盘县。明朝诸葛元声《滇史》卷十记载：“十一日，王师进攻普定。普定土酋安瓒不恭，命友德讨擒之。于是罗鬼、苗蛮、仡佬皆望风迎降。瓒亦备马、粮、毡、刀弩、牛、羊万计助军。”当明军攻克安顺、盘县时，沐英就对傅友德说：“趁元军还不掌握我南征明军战略部署，我们应趁其不备，星夜急驰，赶至曲靖，以实现皇上出奇制胜、平定云南的战略意图。”傅友德遂采纳了沐英的建议。

作为军人，傅友德深谙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的兵家之道。明朝大军攻克安顺、盘县当日，即马不停蹄直奔曲靖。为了出其不备地突然出现在曲靖，南征明军从安顺、盘县到曲靖本应需要6-7天的路程，结果明军以双倍的速度长途急行军，仅用4天时间便抵达曲靖境内。此时，梁王已得到明朝大军近抵云南的情报，急命平章达里麻统率10万元军主力驰援曲靖，意欲在曲靖与明朝大军展开决战。

曲靖位于云南东北。云南多山，山与山之间的平原，云南人俗称“坝子”，一马平川的曲靖坝子在云南坝子中占据第四位。珠江就发源于曲靖的马雄山。云南古称“滇”。曲靖自古即为入滇门户的锁钥，滇东重镇。古代进入云南的东行古道，即安顺、盘县的“黔滇古道”（明军主力进军云南的路线），西行古道，即秦朝开凿的，由四川宜宾至曲靖的“五尺道”（郭英率偏师进入云南所走道路）皆交会于曲靖。

特殊的区位，使曲靖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刘彻征服滇国，在此设益州郡，置味县（今曲靖）。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并将行政管理中心从滇池县（今昆明晋宁县）移至曲靖。从那时以来，直至公元765年，南诏剿灭滇东爨氏地方大姓割据集团的500年间，曲靖一直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欲取云南，必先夺得曲靖。 1381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 20多万人的明军和10多万人的元军在距曲靖城以北仅１公里的白石江相遇了。

洪武十四年（1381）十二月十六日，明军乘大雾进抵曲靖东北之白石江。雾散天晴，达里麻隔江望见明军势众，急遣精兵扼守江岸。傅友德采纳沐英建议，督将士正面佯攻，另遣奇兵暗从下游渡江，绕至梁王军阵后，在山谷间树旗帜、鸣金鼓，守军见势惊乱。沐英乘势率军渡江，大败守军，俘达里麻以下两万余人。大败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部将达里麻所率10余万精兵，占领曲靖。

随后傅友德乃分遣蓝玉、沐英进兵昆明，自己亲率数万众循孤格山南麓北上直奔威宁，以接应从四川叙永一带南下作战的郭英部队。郭英的进军路线，史书无记载。根据军事常识及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从武昌继续乘船沿长江经重庆到达泸州至纳溪登陆，大军一路向南过云南的镇雄而至乌撒。二是，郭英与傅友德同达武昌，经今慈利、大庸、龙山而进入四川来凤、黔江再至永宁。一般来说，只要当时长江上能通船至重庆，郭英是会选择水路的。从战役上考虑，1381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征大军到达武昌，郭英即与傅友德兵分两路，郭英到达威宁的时间应早于傅友德到达曲靖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元军及滇东北一带的当地部落武装。

郭英的部队从四川叙永出发，为避开元军拦截，明军走的是山间驿道，一路山高林密，路途险阻，众将领都有些吃不消，倾向于绕道前进，便于大军行军。郭英就对他们说：“破敌贵在先声夺人，要选择敌人防备薄弱之处予以击破。舍近趋远，非兵家之道。”郭英等南下叙永的军队，与威宁的彝族土官实卜相持于赤水河。郭英的军队在距赤水河不到20里的岸边安下大营。那个时候恰逢雨季，赤水河水势猛涨，郭英为将士们打气，哥们儿，别怕，元军这群乌合之众，想凭一条赤水河就拦我渡江，门儿都没有。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选择这样的时刻渡江。郭英下令，全军将士斩木造筏。

待傅友德自曲靖北上的援军到来，就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借着夜色的掩护，明军强渡赤水河，两面夹攻，威宁的彝族军队溃败。威宁距曲靖沿今326国道有400公里路程，傅友德回马一枪杀向威宁，其行军路线当沿五尺道前进，五六天即可到达。兵贵神速，傅友德白石江大败元兵又马不停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威宁，这是乌撒、东川、乌蒙元兵及土酋部落武装所始料不及的，傅友德与郭英两面夹击，很快就平定了滇东北一带。于是，“遂城乌撒，得七星关（在今毕节市西南部），通毕节，至可渡河。东川（今会泽、巧家、东川）、乌蒙（今昭通）、芒部（今镇雄）皆降”。平叛之后，傅友德仍然团结当地的彝族各土官，劝令他们维持好社会秩序，并分拨一部分军队驻守威宁、昭通各处交通要道，然后南下，与蓝玉、沐英的部队会师昆明。《明通鉴》第七卷说：“……癸酉，玉、英等师至板桥，元右丞观音保以城降。玉等整众入城，秋毫无犯，收宫府符信图籍，抚定其民。”

傅友德与沐英会师昆明后，决定兵分两路。两路大军似两把利剑，直插滇南、滇西纵深地带。南路大军由东川侯曹震、定远侯王弼、宣德侯金朝兴率兵数万直取临安（今建水）等滇南腹地，红河两岸的彝族、哈尼族等土官迅即归附。《滇史》卷十说：“初，使都督金朝兴率师攻临安，元分省右丞伍卜歹归款，遂城临安，置府卫。命天策卫指挥万中、宁州卫指挥王执留兵镇之。宁州土官知府弄甥，普提六世孙也，亦率夷民首先归附。弄甥气度豁达，专心抚学。顺舆情而迁州，崇师道而建学，土类羡称之。”南路军没有进行大的战争，整个滇南即平。

东川侯曹震南下临安的同时，颍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统西路重兵西下威楚（今楚雄），直指滇西重镇大理。威楚一路，凡明军所到之处，基本上处于不战自降状，故傅友德、沐英比较顺利地平定威楚而直逼大理。大理，位于云南西部，距昆明600公里。即使在交通工具高度发达的今天，高速公路也要驱车５个多小时。大理是一片弥漫着浓厚历史气息的土地。早在西汉武帝征服滇国时，就在此设置叶榆县，大理开始被纳入中央版图。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建立南诏国，共经历13个诏王，253年，其中10个南诏王受唐中央政府册封。南诏国是以乌蛮（彝族）为主体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全盛时期疆域含云南全境，并含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等地，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国通用汉语，信奉佛教。

宋代，段氏建立以白族为主体的封建领主政权，疆界与南诏国大致相同。段氏曾被宋朝册封为云南节度使、大理王。大理国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几乎接近中原汉族地区的水平。宋朝时期的大理国，被许多历史学家、文人称为“佛国”、“妙香国”。即使到元朝，蒙古军虽统一了云南全境，元朝仍只能册封段氏为总管，大理仍由段氏割据。诸葛元声《滇史》卷十说：“由唐以来蒙、段窃据殆六百年。元人得之，仍任段氏为总管，不能有其地。段氏既与梁王构隙，复专擅一方，恃负险远。”

因此，收复大理，明军主帅傅友德、沐英做好了晓喻劝降及军事进攻的两手准备。明军先礼后兵，派出使者劝降段氏，但段氏以世守大理，并妄图以唐时南诏国、宋时大理国为例拒绝归附，并且还在写给沐英、傅友德的信函中引“宋挥玉斧”为典，欲与明朝廷分庭抗礼。《滇史》《云南通志》等对此有详细地记载。史书记载，当段氏得知明军欲攻取昆明的消息时，就与其臣属商议是否驰援梁王。然而，因历史上段氏与梁王有世仇，段氏仍按兵不动，眼看着梁王孤立无援，为明军所灭。

大理依附苍山、洱海，段氏领着五万精兵把守上、下两个关隘。交战初期，沐英亲率大军攻城，结果久攻不下。正面硬攻不下，看来只能采取佯攻、切割、包抄的战法，出奇计方能破敌。沐英的战术是：派遣一支明军由洱海直趋上关，将段家军分割开来，使其首尾不得相顾，并与沐英率领的从下关攻取城池的明军互为犄角；再秘密派出小股部队，趁着夜色绕到苍山背后，从悬崖绝壁中悄悄摸到段家军的背部，出其不意，扰乱军心。在段氏军队的背部树起明军大旗，借以动摇段家军的军心；黎明时分，伴随着隆隆炮声，睡梦中惊醒的段家军兵士抬头一望，城外山上，早已布满明军大旗，惊魂未定的段家军误以为城池已被明军攻陷，军心大乱。此时，沐英一马当先，策马渡河，汹涌的河水瞬间就没过马腹，众将士紧紧跟随，杀声震天，丝毫不怯阵。山上的明军亦奔驰而下，段家军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没几个回合，明军便攻下城池，生擒段氏。攻下大理之后，傅友德、沐英立即分兵取鹤庆，略丽江，西渡澜沧江而驻兵保山。云南靠内地区初步平定。

明朝军队初入云南之时，以段氏为代表的云南靠内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中的土官，或被打败，或慑于兵威而不得不投降。然而，地方民族统治阶级是天然的分裂割据者。他们乐意于当夜郎王而不愿受制于封建中央。所以，一旦有机会，他们总想利用自己的地方武装和在本民族中的影响而发动叛乱，重新把他们那种自我封闭的堡垒建立起来。

1382年３月，“乌蒙（今昭通）、乌撒（今威宁）、东川（今会泽、巧家、东川）、芒部（今镇雄）等处复叛”。这里的彝族土官们，最初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不得不投降。及至傅友德南下，留守的军队少了，他们便立即发动叛乱。傅友德、沐英只好率兵从滇西的大理折回来对他们进行讨伐，于同年７月平定了叛乱。为了避免他们再在背后捣乱，以利于对南部和西南部边疆地区的深入，乃“以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由邻近的四川来进行控制（又复将东川也改归四川）。

7月，滇西乃至西南边境的土官们也发动了叛乱，这部分叛乱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才平息。傅友德、沐英忙于平定乌撒、乌蒙等处的叛乱，留守昆明的军队人数少了，于是土官杨苴（白族）又趁机于９月发动叛乱，纠集20万地方武装围住昆明城。都督谢熊、都指挥冯成只能勉强守住昆明城，无力出击。沐英不得不从乌撒（今威宁）领兵赶回昆明，这才打败杨苴的叛军，解了昆明之围。杨苴兵败之后，又纠集叛兵于安宁、罗次、邵甸（今嵩明县白邑村）、晋宁（今晋城）、江川等处，据险树栅，欲图再举。滇东北等地的彝族土官也仍然持两端，各自盘踞住自己的营垒，不与明朝军队合作。

于是，与各土官斗争而后争取他们，仍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直到明洪武十九年（1386），距明朝军队初入云南已经５年之久，明朝军队在云南靠内地区的处境仍然是很困难的。当时，朱元璋给傅友德、沐英等的谕文中仍说：“六月初八日（洪武十九年六月初八日）贵州都司文书至京师，知盘江（今北盘江）道路尚未通行（因滇东北至黔西地带的一些彝族土官仍然作梗），兼说目下并无升合口粮，如此艰辛。”因而指示傅友德、沐英等，不要仅仅守住城池，应当主动派兵出去和土官们斗争，打破他们盘踞着的营垒，并在永宁以南的乌撒、乌蒙和黔西到曲靖的要害地方建立卫所，驻扎军队，以保证通向内地的交通线。

1387年十月，朱元璋调陕西、山西将士五万六千余人、调楚府护卫兵六千赴云南，诏长兴候耿炳文率陕西士兵往云南屯种。十一月，命普定候陈桓、靖宁候叶升往云南总制诸军，于定边、姚安等处立营屯种，继而又命陈桓等领兵屯于毕节等卫。十二月，“（上）遣前城门郎石壁往云南谕西平候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驿传。”

1388年，朱元璋又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沐英、陈桓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东川叛蛮。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云南的卫所屯田逐渐全面铺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军屯以外，明代云南各地还发展了民屯和商屯。 1389年，沐英从南京组织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划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大理、鹤庆等郡县，并上奏朝廷，迁移山东、江西富民六百余户充滇。后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民政系统亦趋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