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三不畏



01　皇帝也有怕的

就在熙宁三年春天时候，众议纷纷，在王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中间盛传一种传说，王安石曾经在神宗皇帝面前提出这样惊世骇俗的三句话——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世人皆知，宋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实施文官政府制度的王朝，宋真宗一生之中虽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却在大中祥符元年封禅，下泰山后幸曲阜，加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祥符五年更是改谥为‘至圣’！此一谥号为后世公认为最允当，尊孔重儒在北宋年间已经是朝野上下的共识。

孔圣人曾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子曰’在宋时甚至超越了皇权而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三不足’之说是在公然与孔圣人大唱反调，显然是欲陷王安石于不仁不义。这些居心叵测的人谣传王安石有‘三不足’之说，明显是要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对王安石推行变法的舆论浪潮，妄图动摇改革的基石。

当风言风语生了翅膀一样在朝野传播时候，只有王安石一人被蒙在鼓里。他又在为即将试行的免役法而宵衣旰食，日理万机的王安石没有其它的精力去理会世俗的眼光和人们对他的指指戳戳。

没有不透风的墙，风言风语终于传到了宫禁之中。三月的一天，突然有一天神宗问起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被天子问的一头雾水的王安石莫名其妙，只好老老实实回答道：“不闻。”

神宗此问，事出有因：就在昨天，翰林学士司马光不甘心失败，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借为谋求馆职的李清臣等人拟定试题的机会，其中一道‘策问’将此三句话作为奇谈怪论向参加测试的官员提出拷问：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

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给纭之议，不足听采。’

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辩之。

司马光既然直言要这些大臣‘愿闻所以辩之’，自然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所以应试者，要他们对‘策问’中罗列的‘三不足’之说加以抨击。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司马光上次借拟旨之机加了私货的事情令青年天子记忆犹新。殷鉴不远，神宗皇帝不敢再完全相信这位翰林学士。果然，当他看到司马光呈上的‘策问’试题之后，立即看出了其中的猫腻。神宗果断的命左右人用纸将试题贴盖，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王安石涨红了脸正要发作，神宗侃侃而谈道：“陈荐（字彥升，此时暂主管御史）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闻此言，松了口气的王安石先是肯定了圣明天子的作法：“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

王安石见神宗听的频频点头，继而话锋一转指出：“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同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仔细分析王安石话中之意，王安石从前未曾在神宗面前提到过‘三不足’之说。但是王安石并没有完全否认流言内容，尤其是对其中‘天变不足畏’之语，更没有直截了当的作出肯定与否定。所以如此，正是王安石听到神宗皇帝怒气冲冲地讲出“……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的话之后，说话只好尽量委婉一些。

其实早在此前，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就已经发表过‘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的言论。

富弼闻言大骇，担忧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就有意地将山崩、地震等自然灾害记录在案，圣人认为自然界的这些变异和人类社会政治事件有着必然的联系。历史到了西汉年间，儒家与专制王朝最高统治者一拍即合，开始了愉快合作。儒家提出的一些‘纲常伦理’之说从此成为统治者的驭民之术，为了制约皇权，董仲舒也相应的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他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天人相通、相互感应！不仅是天能干预人事，人也可以感动上天。董仲舒开创性的将天人格化，认为做为上天代言人的‘天子’如果做出了违背天意、不仁不义的事情，上天就会震怒。人世间就会有极端天象出现，通过灾异对天子进行公开谴责与严重警告。天子对于天谴理应感到恐惧，改行仁义之政。如果政通人和的话，上天就会降下祥瑞以示奖励。

02　敬天法祖是个宝

这个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显得十分荒诞的理论，仔细寻思就会发现，此一说其实大有深意！在皇权至上的专制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人和权力可以制约皇权。众所周知的是，失控的权力就如不羁的烈马。董仲舒在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考虑到有必要对皇权加以制约。所以在绞尽脑汁之后，想出了用‘天’来羁制‘天子’的妙招。但是天是不会说话的，所以只好将地震、日蚀、洪水等一些极端天象说成是上天的意志力体现。在宋时，负责解读上天意志的人无可置辩的是士大夫的事情。

天何言哉？

天道远、人道迩，士大夫不过是在借上天的口规劝讽谏君王罢了！

表面上看来是封建迷信的‘天人感应论’，实则是士大夫为了制约君权琢磨出的‘撒手锏’！富弼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失去了羁縻的权力会成为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就如出柙猛虎一样，极具破坏力。直接的‘逆龙鳞’与针砭时弊，就会引的君主龙颜大怒；而借天变之机，以天的代言人身份说话，天子就会委屈自己，尽管心有不甘，但仍得低头认错。

在两千余年专制历史长河中，士大夫充分地利用了这一专利发明权，经常借日蚀、地震等自然灾害来借题发挥，达到借天变说事尽管所起作用有限，但舍此之外没有了其它更好的制约君权手段。所以，‘天人感应论’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值得后人肯定！

可悲的是，‘天变不足畏’的思想做为熙宁变法的战斗性口号提出已近千年。这一口号一直因为歌颂王安石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而被后世人广为传颂。现在国人更是漠视大自然对人类提出的警告，为了发展经济，做出了杀鸡取卵的蠢事，在破坏了生态之后换来所谓的政绩，之后再下大力气整理。这也是时代赋予‘天变不足畏’的另类诠释！

‘敬天法祖’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但是对儒教教义的提炼，而且是华夏民族的一项重要信仰内容。与其说这一概念是种宗教思想，不如将它视为是一种影响国人生活至深的政治观念。儒家经典《中庸》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句，可知‘法祖’之说其由来也久矣。

法祖可以简单的分为法‘立国之祖’与法‘古圣王’：法立国之祖，如周人法文王、武王、周公之法。秦二世在即位之初即尊奉始皇，为其立庙。秦之后的历代王朝统治者无不群起效仿，不敢随意更改乃祖的命令与规章制度；而法古圣王，则是‘祖述尧舜’。不管统治者是张王李赵，在开国之初就会建立自己的帝王谱系，追溯祖宗。此项工程以直至找到三皇五帝为祖宗的确切证据方告一段落。法祖不但可以明正统、序尊卑，严纲常伦理的功能，而且发展到后来已经与宗教的关系渐行渐远，完全成为了统治者宣传自己的正统地位和维护神圣权威不被侵犯的工具。

在讲究纲常伦理的宋时，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就是对皇权的一种蔑视和挑战，反对派这样讲正是要离间他和神宗皇帝的关系。从赵匡胤开创赵宋王朝之始，就给予了豪绅大地主阶层以种种特权。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收夺豪绅大地主已有的特权，使他们知道收敛，从而兼并之事可以受到限制。最终延长赵宋王朝的专制统治。而尽人皆知，宋是一个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特殊专制王朝。王安石心中的‘民’是草民、寻常百姓，是‘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而反对派心目中的‘民’是富豪大户人家，是‘能致人语之豪户’。虽同是士大夫，但因对‘民’的解读存在分歧，所以对熙宁新法的推行就会出现两种泾渭分明的理解。

现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是在部分的剥夺豪绅大地主大商户的既得利益，如此一来朝野中的士大夫代言者如司马光、韩琦、富弼、范纯仁等人当然会挺身而出托辞‘法祖’、‘守成’的堂皇理由反对变法。

反对新法就是在反对圣明天子，而恶毒攻击王安石就不会有这样的顾忌了。没有神宗皇帝的首肯，熙宁新法根本无法推行；而失去王安石的强有力支持，新法就会胎死腹中，草草收场。反对派攻击王安石，是希望通过去掉天子的左膀右臂，使神宗孤立无援，改革自然无法继续进行。

早在王安石步入朝堂之始的阿云狱案之事中，王安石就在着意维护青年天子的尊严了。他认为‘谨奉成宪’并不是真正的法祖，早在仁宗在位时期，王安石就清楚地表述了他所理解的‘敬天法祖’只是‘法先王之政’。而‘法先王之政’是指‘当法其意’，并非是其他人所理解的‘谨奉成宪’。

03　危言耸听

南宋理学名臣朱熹评王安石亲自注《周官新义》之事，不无感慨，一针见血地指明王安石所以如此，只是要‘借其名高以服众口’。

王安石‘法先王之政’的真实用意，只是在托古改制。

攻击王安石的‘三不足’之一的人言不足恤，在当时一些文献的记载中为‘流俗之言不足恤’。

由此可见，王安石并不是执抝到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的，他所反感的只是流俗之人的‘流俗之言’。而流俗之人正是那些站在大地主官僚立场上竭力反对变法的官员，这其中就包括从前在庆历新政的中坚分子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史实证明，从前的改革派，在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也会成为再次变革的强大阻力。而且几人年纪渐长，无复当年之勇。凡事希望因循守旧，以不折腾、无为政治为尚！

其中富弼在年迈体弱之后，转而将精力放在了研习佛法与修道的事情之上。多年的宦海沉浮，消磨了英雄气，他松懈了意志，只求自己可以躲开尘世的喧嚣，大隐隐于朝，希望在朝堂之上独善其身。一个作宰相的高官，竟然长年累月的尸位素餐，无所施为，这怎能不贻误国事？对于这样的人物，当然也会被王安石归类于流俗之人了。富弼的不作为，终于使得他于熙宁二年罢相。

令人称异的是，富弼无意留心国事，但却喜欢经营宅园。在他致仕之后，跨着驴离开政治权力中心的开封来到洛阳，过上了优游林下的日子。洛阳城中有许多退休赋闲的大臣，而富弼的宅子的景物之胜无出其右者。园中景物构思、亭台花木皆出自他的匠心，富弼住在园中闭门谢客，享受他自己经营的田园风光。寿至八十之时，富弼在书桌旁边的屏风上写下八个大字——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物伤其类，富弼的被罢黜，司马光很是无奈。不平则鸣，有一次，司马光乘机向神宗进言：“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

神宗一脸无辜地回道：“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坚欲去。”

司马光听神宗这样讲，急忙替富弼申诉道：“彼所以欲去者，盖以所言不用，与同列（特指王安石）不合故也。”

见司马光又将话题转移到攻击王安石身上，神宗急忙替王安石分辨道：“若有所施为，朕不从，而去，可也：【富弼】自为相，一无施为，唯知求去！彼信于（姓氏）尼【尼姑】之言，云，‘虽亲，国家事亦勿与知’故也。”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司马光明智地选择了沉默。相信对于富弼的一些作为他亦有所耳闻。司马光反对新法的颁行与众不同，他是不遗余力地一如既往反对，不敢有一日之懈怠。见朝堂之上老臣日渐稀少，神宗皇帝动起了‘异论相搅’的心思。（这正是他法祖的表现之一！）官家决定任命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之职，以防王安石变法派一党独大。司马光一贯反对变法，无疑是最佳人选。

然而司马光却以此为契机与神宗皇帝开始了讨价还价，多次拒绝此任之后，他向赵官家解释道：“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才数日，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彼言青苗不便者，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

见神宗侧耳倾听，司马光担心天子仍一意孤行推行新法，为神宗皇帝描摹凄惨景象道：“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裔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争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此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士不聚为盗贼，将何之乎？”

见青年皇帝听的悚然动容，司马光继续说道：“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陛下试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追还使者，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

司马光极力阻挠新法的推行，也惹的王安石心下不快。司马光不愿意无功受禄，九次上表章力辞枢密使之职。见神宗不抛弃不放弃地仍执意要任命政敌出任枢密副使之职，他表示反对道：“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权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王安石忘记自己从前与吕公著、司马光也是朝夕相处之辈！政见不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私人之间的友谊）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