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荐举，办学校，兴科举

明朝肇建之后，朱元璋宵旰忧勤，孜孜求治。他研讨历代皇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从中引出“致治之道在于任贤”的结论，认为“天下之务，非贤不治”，“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只有大力培养和发掘人才，任贤举能，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明朝建立后，由高级起义将领转变而来的文臣武将和在战争中前来投奔的儒士，如所谓6国公28侯等，担任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的要职，成为朝廷的最高统治集团。但是，从全国来说，上自中书省六部，下至府、州、县，各级政权机构尚需补充大量的官吏。尽管朱元璋手下有不少起自卒伍的将领，但他深知，这些武夫虽有丰富的治军经验，却不熟悉临民理政的方法，并不适宜出任政府机构的官员，“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因此，他除了任用归降的一些元朝官吏，还注意广开才路、学路，通过各种途径，多方培养和招揽人才，从中选用官吏。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主要是用荐举的办法来发掘人才、任用官吏的。称吴王后，他继续使用这种办法选拔人才，如吴元年（1367）命起居注吴琳、魏观等携带币帛四出访求遗贤。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更大规模地推行这种行之有效的荐举制。洪武元年（1368），徐达率领北伐军渡淮攻占山东后，即令所在州郡官吏访取贤才和闲居在家的旧官吏，举赴京师，以便任用。四月，朱元璋又派人前往河南，叫徐达征召儒士睢明义、钜鼎臣、程彦鲁、秦彦洪、哈天民、王克明、冯子瑞、迈仲德、单有志、王仪等赴京。闰七月，复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赐而遣之。八月，颁《大赦天下诏》，又重申：“怀才抱德之士，久困兵乱，潜避岩穴，所在官司，用心询访，具实申奏，以凭礼聘，共图治效”；“各处起到贤良官吏，仰中书省、台、宪量材录用，老病残疾者，听从其便”。九月，再次下诏求贤，说现今天下刚刚平定，愿与诸儒讲明治道，以臻至治，隐居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十一月，又派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赴各地访求贤才，各赐白金遣赴京师。三年二月，谕廷臣曰：过去有些贤才隐居山林，或者被压在底层，朕不可能都知道，请你们都举荐上来，朕将加以任用。于是下诏天下，令各级官府访求贤智之士，以礼遣送京师，以备选任六部官员。六月，再令各级官府访求天下儒术深、治道明者。六年二月，甚至下令暂停科举，专行荐举，时间长达10年之久。十五年八月，重新恢复科举，但荐举法仍并行不废。特别是在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十八年又发生郭桓的大案，累计诛杀了六七万人，官职大量空缺，荐举人才的活动更加频繁，往往前诏刚下，后诏又来。不仅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吏都得荐举，而且被荐者又令转荐，甚至“令凡军民怀一材一艺者得以自效”，就是让军民自己荐举自己。

为了将有“一材一艺”的人才都荐举上来，朱元璋设置了许多荐举名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博学老成”“学识笃行”“经明行修”“练达事务”“年高有义”“年高有德”“文学之士”“遗逸之士”“精通术数”“税户人才”“通声律”“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义门”“隐士”，等等。荐举的范围非常广泛，不限于学有专长的文人学士和故元官吏，还包括僧徒、戍卒及富民。“富民”即富豪地主。洪武八年十月朱元璋说：“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今郡县富民多有素行端洁、通达时务者，其令有司审择之，以名进。”三十年四月，再次令户部开列各地富民名单，户部上报除云南、两广、四川外，浙江等9布政司，直隶、应天18府州，拥有7顷以上田地的富民共计14341户，列其名以进，“命藏于印绶监，以次召至，量才用之”。“税户人才”指的就是缴纳税粮多的地主富户。不过，荐举数量最多的还是儒士，这也符合朱元璋的“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士之事”的认识。

为了确保荐举的顺利进行，保证人才的质量，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坚持以礼敦遣的政策。洪武元年（1368），徐达下山东，明廷命所在州郡访取贤才及曾仕元的闲居者，当地官吏严加催逼，只要是读书人，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强迫他们赴京待聘，弄得人心惶惶。朱元璋闻讯，即令中书省往山东郡县张贴榜文，进行安抚，规定：“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十三年十月，又告谕吏部臣说：“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故（商）汤致伊尹，由于三聘；汉（武帝）征申（培）公，安车束帛。……尔吏部其以朕意再谕天下，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第二，确定德行第一的选才标准。朱元璋为人才的选拔制定了四条标准，叫作“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以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强调荐举人才，要“才德兼美”，“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把是否忠于朝廷并具有优异的道德品行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条件。

第三，实行考试选才的制度。洪武初年的荐举，有时也实行考试后再任用的办法。如方克勤在洪武四年被征至京师，“吏部试第二，特授济宁知府”。后来随着荐举制的大规模推行，这种做法并未长期坚持，往往一经荐举即加任用，出现“所荐者多非其人”的现象。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根据监察御史赵仁的建议，令刑部尚书开济等大臣制定考试办法，对荐举至京的秀才，分别以“经明行修”“工习文词”“通晓《四书》”“人品俊秀”“言有条理”“晓达治道”六科进行考试，“六科备者为上，三科以上为中，三科以下为下，六科俱无为不堪”，堪用者量才授职，不堪用者遣还。同时规定，京官于秀才内各举所知，举中者量加升擢，不当者罚及举主。以前的所谓“孝弟力田”“聪明正直”等名目，因为所举多非其人，宣布一概废除。十七年七月，朱元璋还命户部造册登记全国朝觐官员所举荐的属官及儒士名单，一一录载举荐者的姓名，待任满后考核其政绩，连同荐举者一并进行黜陟。

由于政策对头，措施比较得当，大量被埋没的有用之才被荐举上来。被荐举的人数，一次少则数人、数十人，多的达到成百上千人。如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吏部奏报当年各地所举儒学人才达到553人。十五年九月，吏部一次就征召各地推荐的经明行修之士3700余人至京，朱元璋亲自出面接见。二十三年十二月，总计全年选天下耆民才智可用者1916人。洪武年间，不少人一被擢举，就授以显职。如儒士王本、杜敩、赵民望、吴源等，特授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儒士赵翥等，起为尚书；儒士张子源、张宗德为侍郎，耆儒刘堉、关贤为副都御史；明经张文通、阮仲志为佥都御史；人才赫从道为大理少卿；孝廉李德为府尹；儒士吴颙为祭酒；贤良栾世英、徐景昇、李延中，儒士张璲、王廉为布政使；孝弟李好诚、聂士举，贤良蒋安素、薛正言、张端，文学宋亮为参政；儒士郑孔麟、王德常、黄桐生，贤良余应举、马卫、许安、范孟宗、何德忠、孙仲贤、王福、王清，聪明张大亨、金思存为参议。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统计，洪武年间由荐举直接授官的，多达2800余人。其中，有尚书3人，侍郎5人，四辅官6人，大学士4人，通政使2人，副都御史2人，佥都御史4人，翰林院官8人，东宫官9人，谏院官4人，布政使20人，参政15人，参议28人，佥事534人，监察御史56人。至于被荐举后初授较低职务而后渐次升任显职的，数量就更多了。据王圻《续文献通考》卷48《国初征荐姓名》的记载，洪武年间由荐举官至尚书者有64人，其中郭允道、赵翥、郑沂是由荐举直接出任尚书，其他人是在荐举后初任较低职务后升至尚书的。

明朝通过荐举办法选拔了一批旧有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但还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也为了推行教化，振兴传统文化，朱元璋又大力兴办学校，并实行科举，开科取士。

朱元璋反复强调：“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风俗，莫先于学校”。他把办学与农桑视为同等重要的“王政之本”，一直抓得很紧。早在龙凤五年（1359）正月，即于婺州开设郡学。十一年九月，又在应天创办国子学。明朝建立后，更大力发展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兴办了国学、郡学和社学三类学校。

国学是中央的国子学，为国家设立的高等学府。前身是龙凤十一年（1365），设于应天的国子学。它沿用元朝集庆路儒学的校址，处于市中心的繁华之区，靠近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之地，缺乏理想的学习环境，而且校园不大，“规模结构仅足以容一郡俊髦”。随着入学生员的不断增加，朱元璋曾于洪武元年（1368）三月、二年三月、六年二月三次下令增筑斋舍、学舍，仅六年二月一次就“增筑学舍凡百余间”，但是仍然不敷使用。十四年四月，朱元璋决定迁址重建国子学。他亲自相基选址，将新学舍定在距离京城七里的鸡鸣山之阳，那里原本是东晋南朝京城的北郊方丘和宫苑遗址及帝王陵墓，“平远高爽，非麓非冈，武辉京邑，隐若天藏”，环境幽静，是个适宜士子攻读的地方。朱元璋命工部尚书陈恭负责主持选材鸠工，金吾前卫亲军指挥谭格督工兴建。工程的进展十分顺利。十五年三月，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五月，新修的国子监宣告竣工。整个校舍，按照中国传统的“左学右庙”格局而建。西边的教学区建有七堂，正堂为彝伦堂，是祭酒、司业的公署和会讲的场所，支堂有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是诸生肄业的场所，此外还建有书堂、馔堂、庖厨、井亭、仓库、馆舍、菜圃等学习与生活设施。教学区的东边为祭祀区，有祭祀孔子的大成殿、从祀七十二贤的廊庑。另外，祭祀区的东边，还有一片生活区，有教师居住的官房和生员居住的号房等。整个国子监，“凡为楹八百一十有奇，壮丽咸称”。五月十一，朱元璋遣使到刚落成的大成殿，以太牢祭祀孔子。十七日，又亲临国子监“谒先师孔子”，行释菜礼，并御讲筵，亲自讲解《尚书》的《大禹谟》《皋陶谟》《洪范》诸篇，然后宴请全体师生。新校舍于是正式启用，而“仍以旧国子学为应天府学”。另外，洪武八年三月还在中都凤阳建立一所国子学，到二十六年十月停办，并入京师的国子监。

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学官。祭酒、司业“掌国学诸生训导之政令”，相当于现今的校长、副校长。监丞“掌绳愆厅（负责监督师生纪律的机构）之事，以参领监务，坚明其约束，诸师生有过及廪膳不洁，并纠惩之，而书之于《集衍册》”。博士“掌分经讲授，而时其考课”，是主讲教师。助教、学正、学录“掌六堂之训诲”，是辅助教师和管理人员。吴元年（1367），定国子学祭酒为正四品。洪武十五年，改国子监祭酒为从四品。二十二年，更定国子监的品秩，定祭酒为从四品，司业正六品，监丞正八品，博士从七品。

国子监的生员通称监生，分为官生和民生两大类。“官生取自上裁”，是由皇帝指派分拨的，包括品官子弟和土司子弟、海外留学生两大类。“民生则由科贡”，是由地方官员（洪武十六年改由地方学校教官）依据历史上地方官向朝廷“贡士”的成规，向朝廷保送的民间俊秀。民生又有贡监和举监之分，贡监指从府、州、县学生员中选派的岁贡生员，举监指保送入国子监补习的会试下第的举人，《万历明会典》卷220《国子监》即载：“（洪武）十五年令，各按察司选府、州、县学生员年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京考留。十六年令，考中岁贡生员，送监再考等第，分堂肄业。十八年令，会试下第举人，送监卒业。”官民生的比例，洪武初年是以官生为主，民生的数量不多。吴元年（1367）制定、洪武元年（1368）颁行的《大明令》规定：“凡国学生员，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子孙、弟侄，年一十二岁以上者充补，以一百名为额。民间俊秀年一十五岁以上，能通《四书》大义、愿入国学者，中书省奏闻入学，以五十名为额。”按照这个规定，官民生的比例为二比一，官生占到监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后来，由于公侯子弟成年后可以直接袭爵做官，大官子弟也可由荫官的门径踏入仕途，不必入学，而明廷对官僚子弟入学又控制很严，非特奉旨，不能入学，使入学的人数受到限制，再加上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后，功臣宿将及其子弟接连被杀，未被杀的子弟也因此不能入学，官生的数量逐年减少，民生的数量迅速上升。例如洪武二十四年，官生45名，民生1487名，官生占总数的三十四分之一；二十五年，官生16名，民生1293名，官生占总数的八十二分之一；二十六年，官生4名，民生8120名，官生占总数的二千零三十分之一；二十七年，官生4名，民生1516名，官生占总数的三百三十分之一；三十年，官生3名，民生1826名，官生占总数的六百一十分之一。这样，国子监就逐渐从教育贵族子弟的场所，变成培养民间子弟做官的教育机构了。

国子监的规模非常宏大，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生员总数达到8124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由于入学人数不断增加，校舍也不断扩建。洪武十六年，因入监读书的人数日益增多，斋舍充溢，朱元璋命于监内增建435间号房，分为15连，以文、行、忠、信、规、矩、准、绳、纪、纲、法、度、知、仁、勇别之。十七年四月，入学的生员达到数千人，学舍无法容纳，又下令“增筑国子生房舍五百余间于集贤门外”。二十一年十一月，命于国子监前建房百余间，“具灶釜床榻”，供生员养病之用。二十二年十月，复命于监前增建房舍，“以居有家室者”。

国子监的功课，有《四书》《五经》、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和汉代刘向的《说苑》等。《四书》《五经》是儒家阐发政治观点和伦理道德标准的经典，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工具，准备跨入仕途的生员自然是非学不可的，所以被定为必读课本。刘向的《说苑》，录载可供人们取法的遗闻逸事，朱元璋认为熟读它，可教会人们怎样做人处世，因此也列为必修的功课。除此之外，还必须学习数（数学）和书（书法）。生员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公家文书）中选二道，每天习200余字。在读书之余，朱元璋还要求国子监生学习武艺，说：“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务文学，亦岂可忘武事？”洪武三年，诏国子监及郡县生员“皆令习射”。二十三年，还下令在国子监内“辟射圃”，为生员提供练习骑射的场所。

郡学又称儒学，是由各府、州、县官府设立的中等学校。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下诏：“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各地自此始设郡学。洪武八年，朱元璋命丞相到国子监考校老成端正、博学通经之监生以分教天下，令郡县“广其生徒而立学焉”。接着，又命御史台再加精选，以分教北方郡学。他叮嘱御史台的官员说：“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多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务学，贤才可兴。”御史台选派国子生林伯云等366人担任北方各地郡学的教官，“给廪食、赐衣服而遣之”。后来，朱元璋又令择国子生之“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分教其他省份的郡学，使各地的郡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生员的人数开始规定府学为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随着郡学的发展，不久又命扩增生员，不限数额。郡学的学官，府设教授（秩从九品），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人，“掌教诲所属生员”；另外，府、州、县还设数额不等的训导，辅佐教授、学正、教谕，教导生员。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并学习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后来，由于朝廷规定科举考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府、州、县学的生员为了博取功名，便逐渐产生“非《四书》《五经》不学”、忽视其他功课的倾向。

除了府、州、县设立的儒学，明代的都司、卫、所也设儒学。据《大明一统志》的记载，隶属陕西都司的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于洪武十七年将元朝所建的州学改为卫学，这是洪武年间由都司、卫、所主办的最早一所儒学。同年，岷州卫、辽宁都司也都设立儒学。二十三年，北平行都司及大宁等卫也设立儒学。此外，一些土司也都设立儒学，如贵州宣慰司即在洪武二十五年设立儒学。根据《大明一统志》参以各省方志及《明太祖实录》的记载统计，洪武年间全国府、州、县共计设立1311所儒学，另有都司、卫、所儒学26所，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量。

社学是设在基层的初级学校，始创于洪武初年，遍布于各府、州、县。最初属于官办，后来，由于地方官常借此扰民，“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朱元璋曾一度下令停办社学。十六年十月，才又下诏恢复社学，令“民间自立社学，延师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预”。这样，在官办社学之外，又出现民办社学。社学也以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作为主要的必修课程。据统计，洪武年间各府、州、县平均设有社学近61所，数量相当可观。

除上述几类学校，还有专为宗室子弟开设的宗学，为武官子弟开设的武学，民间私人兴办的私学（私塾），等等。

学校的生员是封建官僚的后备队伍，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朱元璋对他们的控制极为严格。洪武初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年先后颁行了四批国子监的学规，共56条，要求监生“遵承师训，循规蹈矩”。学规规定：“学校之所，礼义为先。各堂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凡遇师长出入，必当拱立，俟其过。有问答，毋得倨然轻慢，有乖礼体”。生员务要“恭勤诵读，隆师亲友，讲明道义，互相劝勉为善，不许燕安怠惰，脱巾解衣，喧哃嬉笑，往来别班，谈论是非”。“每晚务要在号（房）宿歇，不许酣歌夜饮，因而乘醉高声喧哄”。“但遇生员请假，须于祭酒处呈禀批限，不许于本堂擅请离堂”。学规还规定：“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学规还特别规定，国子监的监丞要设置《集愆册》，各堂生员如违反学规，除严加究治，还须在册上登记，以作将来通考之用，“初犯记录，再犯决竹篦五下，三犯决竹篦十下，四犯照依前例，发遣安置”。由于学规极严，有的监生竟被囚禁饿死，甚至自缢身亡。洪武二十三年，曾任祭酒的宋讷病故后，其子宋复祖出任国子监司业，他仿效其父严格按照学规管束生员的做法，“违者罪至死”。二十七年，监生赵麟“贴没头帖子（匿名大字报）”，被加上“诽谤师长”的罪名，按学规的条文，应杖100充军，朱元璋为杀一儆百，竟下令在国子监前立一长竿，将他枭首示众。三十年七月十三，又召集国子监祭酒、司业和教官及监生1836人在奉天门前训话，恶狠狠地说：“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告发），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对府、州、县的郡学，也订有禁例12条，于洪武十五年八月颁行，镌立卧碑，立于明伦堂之左。禁例严禁儒学生员妄言军国重事：“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洪武三十一年颁行的《教民校文》特地规定：“各处教官训导，递年作表诽谤，大逆不臣。事发，杭州等学训导景德辉等若干，俱已伏诛。今后天下教官人等，务要依先圣先贤格言，教诲后进，使之成材，以备任用。敢有不依圣贤格言，妄生异议，蛊惑后生，乖其良心者，诛其本身，全家迁发化外。”

为了加速教育事业的发展，朱元璋针对当时的情况，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

首先，考核官吏办学的成绩。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敕谕中书省，命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所在地方的学校，如有“师不教导、生徒惰学者，皆论如律”。九年六月，莒州日照知县马亮考满入京朝觐，州衙门呈报考课情况，说他“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朱元璋很生气，说：“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下令黜降之。

第二，重视学官选拔，稳定师资队伍。朱元璋认为“学官所以造就人才，模范后进，非老成笃学之士莫宜居是”，非常重视学官的质量。洪武十五年十月，他特地让礼部令各按察司严格考核儒学学官，不通经术的送吏部调任他职，有通经术、能文章而受到压制、任用不当的，一概列出名单上报，由朝廷另作安排。二十六年五月，又定学官考课法，规定学官在九年任职期间，所教生员，府学有9人、州学6人、县学3人中举，本人经过考试又精通《四书》《五经》者，就提升官职；所教生员中举人数较少，本人即使考通经典，也不提升；所教生员中举人数太少或者全无，本人又考不通经，则黜降之，调任学官以外的职务。

为了稳定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朱元璋还严禁随意抽调学官出任他职。洪武十四年九月，礼部尚书李叔正反映，许多州、县儒学的训导被以贤良等名目荐举到京师做官，致使学官缺额，生徒废业，他即明示：“朕方以未得明师为忧，而有司又拔而举之，甚失教育人材之意。其即禁之，著为令。”第二年五月，令天下郡县访求经明行修之士时，又明确规定现任教授、学正、教谕、训导，不在荐举之列。

第三，优礼师儒。国子监生的服装，由朝廷按季节颁赐，伙食也由朝廷免费供应。有家眷的，还允许带家眷入学，由马皇后提供粮食，专供她们食用。临时被派出去办理公务的历事生，未婚的赐钱婚聘，并赐给女方衣裳2套，月米2石。生员在京师读书的时间长了，还发给衣裳1套、钞5锭作为道里费，让他们回家探望双亲；父母已死的，可探望祖父母或伯叔父母。元旦、元宵等节日，朝廷另给国子监生赏赐节钱。此外，朱元璋还常有特赐，不仅赐给生员本人，有时还赐及生员的家眷。如洪武十二年（1379），赐诸生父母帛各4匹；二十七年，赐有家眷的监生652人，每人钞5锭；三十年，赐监生夏布大小每人5匹，家眷每人2匹。府、州、县学的生员也有优厚的待遇，师生月廪给米，每人6斗，并供给鱼肉。还规定在学生员与在学监生除本人外，可免除家里2丁的差役，享受“廪食居黉舍，差徭不到门”的特殊待遇。十三年八月，又将月廪增至1升。十五年四月，再增至1石。为了保证师生俸廪的供给，明廷继承和发展宋元时代的学田制度，拨出一定数量的官田充作学田，田租收入全部用于办学。十五年四月，正式诏定天下学田之制，规定府学1000石，州学800石，县学600石，应天府学1600石，各设吏一名，以司出纳。

生员如果努力学习，成绩优异者，“岁贡易得美官”。国子监生廷试得第一名，朱元璋还特命在国子监门口立进士题名碑，加以褒奖。但如果入学10年，仍学无所成和犯有大过，则通通“送部充吏，追夺廪粮”。郡学的生员，学业优异者，每年选出一名作为贡士，保送朝廷，经翰林院考试，及格者一等送入京师国子学，二等送到中都国子学，继续进行深造；不及格者罚为吏，其所在学官罚停廪禄。

对学官，朱元璋也是优礼有加。洪武十四年，松江府华亭县儒学教谕曹宗儒上书，反映自己屡被府县衙门派差去干杂活，影响教学。朱元璋告谕礼部大臣：“教官训导，所以作养生徒，为国储材。迩者有司往往委以公务，使不得尽心教训，甚非崇儒重学之意。”下令严禁有司差遣学官。学官教学成绩突出的，可以升任中央或地方官职。如洪武十四年，即升国子学助教赵新为山西布政使，郝仲诚为陕西布政司左参政，马懿为江西布政司左参议，王景范为湖广布政司右参政，试司业张励为山东布政司右参议。翌年，上海儒学训导顾彧被擢任户部左侍郎，更从一个未入流的学官跃升为正三品的部级大员。洪武二十六年五月，定学官考课法后，也有许多学官被擢升为给事、御史。

第四，书籍笔墨免税。为了鼓励书本文具的生产流通，洪武元年（1368）的《大赦天下诏》规定，书籍笔墨等物，均不得征收商税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全国“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明代教育的发达，超过了以往的唐宋时代。

由于朱元璋的重视和扶植，明代的各类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国子监，成绩更为突出，“历科进士多出太学”，为朝廷输送了大批官员。当时的国子监生，不仅可以通过科举做官，而且还可以不由科举，直接做官。早在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就“擢国子生试用之，巡行列郡，举其职者，竣事复命，即擢行省左右参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以后，他经常直接任命国子监生做官，有的出任朝廷的部院官、监察官，有的出任地方的财政官、司法官、府州县官和学校的教谕、训导，最高的做到从二品的布政使。其中，以洪武十九年任用人数最多，共选拔国子监生千余人，由吏部除授知州、知县等职，而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任职最高，二年有许多监生被擢为行省左右参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二十六年除了选拔三十岁以上、能文章的监生341人，由吏部除授教谕等官，还擢升监生刘敏、龙镡等64人担任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此外，还有大量国子监生临时受命出使，巡行地方郡县，或被派到各地稽核百司案牍，丈量记录土田面积，订定粮额，清查黄册，督修水利等。正如《明史》所说：“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明代的科举制度，正式建立于洪武三年。在这之前，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三月曾下令设文、武二科取士，命“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明朝建立后，洪武三年五月下诏正式建立科举制度。诏书说：“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庭，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洪武四年正月，又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以后则三年一举，著为定例。当年，京师和行省都分别举行乡试。第二年举行会试，朱元璋亲制策问，试于奉天殿，录取了吴伯宗等120人。从洪武四年起，连续举行乡试三年，因为官员缺额很多，考取的举人都免于会试，赴京听候选官。但连试三年后，朱元璋发现录取的大多是“后生少年”，文词虽然写得头头是道，试用后却缺少实际工作能力。洪武六年二月，又下诏停止科举，别令察举贤才。从此，科举停止了10年。但荐举上来的人，滥竽充数的也有不少，监督御史赵仁反映，荐举的贤良方正、聪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学之士，“授任之际，才智高下未尽周知。将一考矣，政绩少闻”。为了补救这个缺陷，朱元璋又决定对被荐者实行考试，同时恢复科举，于洪武十七年三月命礼部定科举之式，颁行各省，遂为永制。

明制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必须是学校的生员。考试时“专取生员所学的《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四书》《五经》只能以指定的程朱一派注疏为依据。生员应试，要写八股文，就题命意，依注作解，并代圣人立意，用古人语气行文。据说，这种制度是朱元璋和刘基制定的。八股文的写作，要求考生具有相当的写作能力，诸如遣词排句、段落呼应、音和韵谐、首尾一贯，并要求主题表达得精练详明。因此，采用八股文考试，既可考查考生对儒家经典的领会程度，又可考查考生的文字写作水平。这样，使科举与学校衔接起来，并使科举考试更趋标准化、规范化，更便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不足之处，是容易束缚士人的思想和创造活力。

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试是省级的考试，又称乡闱，每三年一次，于子、午、卯、酉年在直隶和各布政司治所所在的省城举行。应试者必须在其籍贯所在地的省城参加考试，“其直隶府、州、县赴京乡试”。“凡试官不得将弟男子侄亲属徇私取中，违者赴省、台指实陈告”。考试时间为八月，分为三场。洪武三年（1370），定初场试本经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试礼、乐论一道，诏、诰、表、笺内选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一道；第三场考完后十天，再面试骑、射、书、算、律。十七年三月，颁布科举定式，规定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章、表内选一道，三场试经、史、策五道，取消了骑、射、书、算、律的面试。考官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考生答卷，要求“惟务直述，不尚文藻”。二十四年更规定：“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对答”，“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考生黎明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搜身，不许挟带。入场后，考场的内外门户全部封闭加锁。一名考生由一名号军监视，不许作弊。到黄昏交卷，如未做完，给蜡烛三支，继续答卷。考生交卷后，经过弥封、誊录、对读等程序，然后送交考官评阅，中式者称为“举人”。录取名额开始定为500名，除直隶100名，广西、广东各25名外，其他布政使司各40名，“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额数”；十七年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会试是中央一级的考试，又称礼闱，由礼部主持，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在辰、戌、丑、未年于京师举行。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乡试中式的举人。考试时间是八月，也分为三场，考试内容基本上和乡试相同。但考生入场时的搜查不那么严格，因为朱元璋曾说：“此已歌《鹿鸣》而来者，奈何以盗贼待之？”录取名额没有固定，皆临期奏请定夺。洪武十八年一次录取多达472名，二十四年一次则仅录取31名。举人经会试中式后称为贡士，可参加殿试。

殿试又称廷试，考场设在皇帝的殿廷，是以皇帝的名义主持的复试。考试时间在三月，仅试时务策一道，分三甲录取。一甲只取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出身；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当时的士大夫又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二、三甲第一名为传胪。解元、会元和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者，被传为科场佳话。洪武二十四年（1391）考中状元的许观，是明代连中三元的第一人，也是整个明代两名连中三元者之一（另一名是成化年间的商辂）。明初的科举，“乡试难而会试易”，乡试的竞争比会试更加激烈，“故俗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谣”。

经过科举考试，中进士者都给官做。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为庶吉士的皆为翰林院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多次参加考试落第的，可以改入国子监，卒业后也可担任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县正官，或做郡学的学官。在洪武年间，作为选用官员的一条途径来说，科举虽然远不如荐举和学校重要，不过通过科举，明朝还是选拔了一些比较优异的人才，其中有些人还成为后来永乐、洪熙（1425）、宣德（1426—1435）诸朝的重要辅臣。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举进士的蹇义，以“诚笃干济”受到朱元璋的赏识任用，到明成祖时更受重用，仁宗、宣宗继位后“委寄尤隆”，是永、熙、宣诸朝“匡翼令主”的重要辅臣。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的解缙及洪武末年举进士的黄淮，永乐年间与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预机务”，都成为明成祖的重要辅臣。因此，《明史》赞扬朱元璋说：“树人之效，远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