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谏与拒谏

朱元璋认为：“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君主治理天下，只有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才不会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避免或减少决策的失误。然而，“凡人所为，不能无过举”，人非神仙，不可能不犯错误。特别是君主，高高在上，更容易“隔绝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这就需要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随侍左右，“以拾遗补阙”。因此，朱元璋一再强调：“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把纳谏与进贤，视为治国成败的两个重要因素。

早在龙凤二年（1356）七月，朱元璋任命俞中、郭士信、栾秉德为参谋，即询问道：“魏徵可复见乎？”俞中答曰：“若有唐太宗，魏徵见矣。”朱元璋连连点头称“善”。龙凤十年，朱元璋对左右诸臣强调：“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登基之后，他进一步探讨历代皇朝兴亡的教训，看到商汤以改过不吝而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从谏亦致贞观之治，商纣王饰非拒谏而亡，唐玄宗为奸臣所蔽酿成安史之乱，从中悟出“兴亡之道在从谏咈谏”的道理，说：“昔唐太宗谓：‘人主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此言甚善。”因此，他非常重视纳谏，一再诏求直言，要求大臣访察民间利病，何事当兴，何事当革，“具为朕言”，就是专事纠察的宪台官，见到朝廷政事有何缺失，也“皆得言之”。

但尽管求言之诏屡下，却应者寥寥。洪武七年（1374）春，正当明中都营建工程紧张进行之际，朱元璋为“壮京师以镇遐迩”，曾拟役使罪囚，在京城西北狮子山上修建一座阅江楼。“抵期而上天垂象，责朕以不急，即日惶惧，乃罢其工”。为了试探臣僚是否有谏诤的风气，他命诸臣各写一篇《阅江楼记》。结果大臣呈上来的《阅江楼记》，“文章虽有高下，其大意则亦然”，“不过皆夸楼之美”，而没有半句谏阻之言。他浏览之后，“不得而无忧”，不禁感慨道：“吁，难哉！令人矣。”洪武九年六月，他曾无限感慨地对侍臣说：“朕乐闻嘉谟，屡敕廷臣直言无讳，至今少有以启沃朕心者！”侍臣搪塞说：“陛下聪明天纵，孜孜为治，事无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无可言者。”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朱元璋反复向他们说明谏诤的意义，指出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或缄默不言，或畏威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最后必将导致国家社稷的沦亡。他再三鼓励群臣直言进谏，说：“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又说：“若君有过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臣下的职责是进谏，君主有过失就要给他指出来，否则就是失职；君主的责任就是纳谏，指出他的错误而不接受，就是无道。如果臣下的谏诤，不幸不被采纳，反而受到责难，他虽然得罪了昏君，却对社稷人民立下了大功。因此，为臣的要为社稷人民的利益着想，敢于对君主的失误直言进谏。

为了鼓励臣民的进谏，朱元璋一再申明自己对待谏诤的态度。

第一，虚怀纳谏。他坦率承认自己既不是完人，更不是神明，同普通人一样也会犯错误，一再表示：“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闻见计虑，岂能周遍？”“朕总万几，安能事事尽善？”“朕日总万几，所行有得失，非资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并表示，对臣民的进谏，他将“虚心以纳之”，“至于言而无实者，亦略而不究”。

第二，认真听取逆己之言。朱元璋说：“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一再表示：要多听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言必审其非”；同时，要尽可能“兼听广询”，“取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采纳那些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忠谠之言，防止偏听偏信。

第三，言是采纳，无实益戒。朱元璋认为，对臣民的进谏应该推诚以待，“其有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其无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 。他宣布，对臣民的进谏，“言而是也有褒奖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意”，鼓励大家直言谏诤。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采取许多重要措施，以推动臣民的谏诤。

第一，允许臣民直至御前奏闻。在封建社会，一般臣民不能直接同皇帝见面，有事要反映，只能写成奏章，交给所在地方的官府，再层层向上转达。由于当时的衙门官僚作风盛行，不仅传递速度缓慢，而且容易中途泄密，或者被有关官员拦截扣留，遭到打击报复。为了防避这种状况出现，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在《祖训录》中特地规定：“今后大小官员并百工技艺之人，应有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闻奏。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违者即同奸论。”后来，《祖训录》屡经修订，定名《皇明祖训》，这条规定始终保留不变。

第二，为言事者保密。能直至御前奏闻的臣民毕竟是少数，京师之外的臣民就没有直至御前奏事的条件。所以，后来朱元璋还下令：“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以进。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尽言无讳。”为了解除言事者担心泄密遭到打击报复的顾虑，朱元璋专门下达命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御前。”这个措施当时确实起到保护言事者的作用，据记载，“洪武、永乐年间，实封皆自御前开拆，故奸臣有事即露，无幸免者”。不过，它亦有负面的作用，即容易被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用来搞诬告，形成“讦告风炽”的局面。

第三，言而有实则奖，言而无实不罪。朱元璋宣布，臣民凡有谏诤，“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佞而谀者，决不可容也”。洪武年间，特别是洪武早期和晚期，有不少臣民响应号召上书言事，凡是可行的建言他即转交有关部门施行，有些建议经再三斟酌，实在不可行的才搁置一旁。有的官吏因敢于直言，还受到朱元璋的嘉奖。洪武十四年二月，谏院右司谏石时中、判禄司左司副夏守中“公直敢言”，朱元璋即赐给他们每人钞10锭。有的官吏勇于进谏，还被擢升官职。工部奏差张致中洪武十年上书，建议精择“在朝老成謇谔之士或有司官属公明廉正者”担任监察御史；在各府、州、县设常平仓，“每遇秋成，官司出钱钞收籴入仓，如遇歉岁，平价出粜”，以平抑物价；北方郡县守令常责令里甲谎报垦田亩数，“罔上损民”，宜令各处农民“自实见垦亩数，以定税粮”。朱元璋悦而嘉之，“擢张致中为宛平知县”。江西南丰典史冯坚，洪武二十四年上言九事：“颐养圣躬以为民社之福”，“慎择老成之臣以为诸王之福”，“攘夷狄以为中国之福”，“精选有司以为生民之福”，“褒封祀典以励忠烈”，“减省宦官以防内权”，“调易边将以防外患”，“采访廉能以惩贪墨”，“增置关防以革奸弊”。朱元璋除调易边将一条认为不妥外，都表示同意，说“所言知时务，达事变”，诚为可嘉，命吏部擢之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巩昌秦州儒学训导门克新，洪武二十六年秩满入觐。朱元璋向入觐的学官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在列者多应对不称旨，独克新敷奏亮直”，敢于指陈时弊，“直言无隐”，被授为左春坊左赞善，“不数年，擢礼部尚书”。

在朱元璋的倡导及其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当时颇有不少臣民上书言事，指陈时弊，倡议革新，被朱元璋采纳。洪武七年（1374）七月，靖海侯吴祯奉命前往浙东收集方国珍台、温、明三郡旧部，以备御倭。当地一些无赖恶少乘机诬指平民、富家为方国珍旧部，闹得人心惶惶。宁海知县王士弘认为：“诬良民为兵，此不可也”，于十二月向朝廷上了一个密封奏章。朱元璋读后，“即日诏罢之，三郡之民赖以复安”，并擢王士弘为南雄府通判。十三年六月，太原、大同二府上奏：“郡地旧以多碱，民煮为盐，自宋金以来输课于官，凡大口月人米三升，小二升。国朝洪武三年始征其课，而皆减米一升。洪武五年以二郡民贫地瘠，艰于输米，悉免其征。今已七年，而户部复欲循旧例征课，恐民力不堪。”朱元璋“是其言”，即命户部悉蠲之。同年八月，福建布政使司上书反映，泉州府惠安、德化二县在归附之初，因降臣主簿张子安以旧征秋粮妄增田亩，民户有粮1石的虚作田40亩，驿夫户有粮1石的虚作田84亩，总共虚报了503顷30亩，税粮3000余石，久为民病。上书要求有关部门重新核实，除掉虚报的数字。朱元璋诏从之。十八年，国子祭酒宋讷献守边策：“备边固在乎屯兵，实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当法汉”，建议效法汉朝赵充国屯田边郡以制西羌的办法，“选其有智谋勇略者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训练士卒，督令耕作，防敌入犯。朱元璋“嘉纳之”，将前已实行的军屯更大规模地推行于沿边各地。二十四年九月，嘉兴府通判庞安破获一个贩卖私盐的案件，将私盐贩子解送京师，并根据明律的规定把缴获的私盐赏给捉到罪犯的人。但户部却认为庞安的处理违反根据皇帝敕令所形成的“例”，下令把赏给捉拿案犯者的私盐没收入官，并责取罪状。庞安不服，给皇帝上书，说律是万世之常法，例为陛下一时之旨意，岂可以一时之例破万世之法。从前唐太宗发现官员的选拔有许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现象，曾颁敕要求有诈冒行为的官员自首，不自首者一律处死。不久，有人前来自首，唐太宗命杀之。大理少卿戴胄上奏，说犯有诈冒罪的，依照法令的规定应处流刑而非死刑。唐太宗大怒，说：“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胄回答说：“敕者，出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既而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现今的律即古时之所谓法，国家布大信于天下者也；现在的例即古时之所谓敕，出于陛下一时之命也。现在要依例行事，则与《大明律》内“应捕人给赏”的规定自相违背，是失信于天下。朱元璋认为他说的在理，“诏论如律”，维持了原判。二十九年三月，苏州府崇明县宝庆观的道童孙守常上书，反映十年前该地改建城池，侵用官民田地，但租税未除，要求免除这些被占用土地的租税，朱元璋下诏悉蠲之。第二年十月，行人高稹奉命到陕西宣谕禁鬻私茶，回到京师提出三条建议：“一曰乞减内地巡茶关隘，二曰选老成练达兵务之将捍御西陲，三曰民之逋粮宜从土地所宜折收”，朱元璋并从其言。类似事例，多不胜举。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不少耿直之士，记取朱元璋“忠臣爱君，谠言为国”，“言不见听而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的谕旨，冒着触犯龙鳞的风险，敢于犯颜直谏，对朱元璋的一些失误提出谏诤，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一年，监察御史欧阳韶同另一名御史侍班，碰上朱元璋正发脾气要杀人。那个御史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吭气，他快步走到殿廷下跪劝阻，但仓促之间不知如何措辞，忙捧手加额，高声呼喊：“陛下不可！”朱元璋看出他一片朴实诚挚的心意，果然“从之”。有一次，监察御史周观政受命监守奉天门，“以防邪僻”。宦官领着一班女乐要进宫，他出面阻拦，宦官说是奉皇上之命而来，他还是不让进。宦官非常恼火，跨步冲入宫门，过一会又走出宫门对周观政说：“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周观政仍气鼓鼓地说：“必面奉诏！”又过一会儿，朱元璋竟走出宫门，对周观政说：“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大臣见皇帝居然屈尊向臣下当面道歉，“无不惊异者”。四川大宁（治今重庆巫溪北）人青文胜，洪武中期出任龙阳（治今湖南汉寿）典史。龙阳地处洞庭湖滨，连年遭受水灾，赋额又重，每年征收37000多石，老百姓交纳不起，年年拖欠，累计达数十万石，官府屡屡派人催逼，“毙于敲扑者相踵”。青文胜到任后，又遇上水灾歉收，发生饥荒。他先后两次诣阙上书，请求蠲恤，都没有得到批准。青文胜叹道：“吾为民请命，百不得，明主可以死悟也！”又起草一封谏书，掖在袖子里，击响登闻鼓，然后在鼓下自杀而死。朱元璋闻讯大惊，“诏宽龙阳租二万四千余石，定以为额”。

有的官员虽因进谏忤旨获罪，但重新起用后仍未改耿直之志，继续直言谏诤。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韩宜可，洪武初年被荐举为山阴教谕，后累官至监察御史。当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深得朱元璋的宠信，他认为这三个人都是佞臣，不宜重用。有一天，见三个大臣在朱元璋跟前侍坐，正与皇上谈话，他就走上前去，从怀中取出一份奏章交给朱元璋，“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朱元璋大怒，说：“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下令把他关进监狱。不久，韩宜可获释，洪武九年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这时，他听说全国犯罪官吏，受到笞刑以上处罚的都贬谪凤阳屯田，数达万余人，又上书谏诤，说刑罚应该分别情节轻重、因公还是因私以及罪行之大小，现在不加区分，通通谪屯凤阳，此小人之幸，而君子却感到寒心。奏书请求对谪屯凤阳的罪犯进行甄别，“以协众心”。这次，朱元璋“可之”，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韩宜可到京师朝觐，刚好碰上朝廷把一批籍没入官的罪犯家属赐给诸司官员，他拒不接受，并上疏极论：“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朱元璋又“是其言”。

臣民们的进谏，多少减少或缩小了朱元璋的某些失误，匡正了某些时弊。此外，明初一些耿介之士，把谏诤看作是臣民应尽的职责，是忠于社稷、忠于君主的义举，即使以言触祸，也视为分内之事。他们这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敢于直言谏诤的精神，还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朱元璋之后，每当昏庸之君在位，常常有人冒着杀身之祸，犯颜直谏，要求革新朝政，改弦易辙。而且往往是这个人刚被杀，另一个人又站出来，继续进谏。正如近代史学家孟森所指出的：“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

当然，同历史上任何封建帝王一样，朱元璋的纳谏也是极有限度的。洪武年间，就有不少臣民响应他诏求直言的号召，上书进谏，不仅未被采纳，反而遭到严厉打击。特别是那些对他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重大决策持有异议的谏诤者，更使朱元璋感到不快，非置之死地不可。

洪武九年闰九月，朱元璋因星变诏求群臣言事。山西平遥训导、浙江宁海人叶伯巨上万言书，批评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他特别指出：“国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藩屏，以复古制，盖惩宋之孤立、宋室不竟之弊也。然而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此皇天眷顾之甚，或者谴告以相刑之象欤？”朱元璋看了大怒，认为叶伯巨挑拨他和子孙的骨肉关系，厉声喝令左右：“速逮来，吾手射之！”叶伯巨被捕后，中书丞相乘朱元璋高兴的时候，奏请将他关进刑部大牢，后来死在牢里。

在叶伯巨上书的同一个月，怀庆知府方徵、宁海人郑士利等也纷纷上书。郑士利的上书主要是为空印案诉冤。空印案发生在前一年，牵连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官吏，郑士利的哥哥、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元也被捕入狱。朱元璋诏求直言的消息传来，郑士利挥笔写了一份数千言的奏章，“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奏章写好后，自知必死无疑，关起门来哭了几天。他的侄儿问他：叔叔为何悲伤？他说：我准备上一份奏章，如果触怒了天子，必定要招来大祸。但杀我一人，能救活几百人，我死也无憾！奏章呈递上去后，朱元璋看了果然大怒，叫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郑士利笑答：“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结果同郑士元一起被罚到江浦去做苦役，“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方徵的上书批评朝廷赏罚不明，“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朱芾俱有空印，反迁布政使，何以示劝惩？”朱元璋一看就发火，责问他：“罗织及多征赃罚者为谁？”方徵说河南佥事彭京就干过这种事。朱元璋还是不饶，将他贬为沁阳驿丞，洪武十三年又“以事逮至京，卒”。

随后，在当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又以五事上言，写了洋洋17000字。朱元璋叫中书郎中王敏读给他听，念到6370个字，才听到“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事”，“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的批评，尚未涉及所要谈的五件事。朱元璋嫌他文字啰唆，气不打一处来，就把茹太素找来，问道：你是刑部官员，刑部有200多号人，你能不能给我仔细分辨一下，哪几个是迂儒，哪几个是俗吏？茹太素沉默不语，朱元璋大怒，把他斥责一顿，处以廷杖之刑，令锦衣卫在殿廷之上把他痛打一顿。第二天深夜，准备就寝，又想起茹太素的上书，叫人再念一遍，直到16500个字之后，才谈到五件事，“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朱元璋听后，觉得所言五事有四件切实可行。第二天早朝，敕令中书省和御史台付诸实施，并下令释放茹太素，表示：“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随后，命中书省定出《建言格式》，亲自作序，颁示全国，规定“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过了两年，茹太素出任参政，后累官至户部尚书，仍然抗直不屈，爱提意见，因而“累濒于罪”。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请茹太素，给他倒了一杯酒，吟诗道：“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磕头致谢，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恻然。但不久还是找借口把茹太素降职，甚至叫他与同僚一起戴上脚镣办公，最后又以事把他处死。

洪武十三年五月，谨身殿遭到雷击，朱元璋认为是自己犯了错误，上天向他发出警告，除下诏蠲免当年全国田租，还蠲免江西积欠的田赋。不久，又以“国用不足”为由，派郎礼去江西追缴十分之三的逋赋。郎礼拒不奉诏，曰：“唯皇上毋失信于天下。”朱元璋严令督之，仍不执行。又派人抄他的家，把他妻子捉来，强迫他执行命令，他硬是不干，曰：“宁杀臣，臣不敢阿陛下，失信江西之民！”朱元璋拿他没办法，竟下令将他处死，“妻亦自缢死”。

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应僧人金碧峰之请，设置僧司机构，任命僧人充任官职。大理寺卿李仕鲁认为这是“舍圣学而崇异端”，上书劝朱元璋崇儒辟佛。他连续上书，朱元璋都坚决不从；请求“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也不批准。他一气之下，把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礼科给事中陈汶辉也对设置僧录司、道录司的机构进行谏诤，朱元璋目以为迂，不予理睬。此后，陈汶辉改任大理寺丞、少卿，又多次为冤案申辩，并为李善长之狱喊冤。后来，有个内戚犯法，山东副使张甲未报请皇帝审批就鞭笞之。朱元璋拟将张甲处死，陈汶辉认为处刑过重，封还御旨。朱元璋发火，派御前指挥将他逮捕，押送刑部。行至金水桥，陈汶辉“投水死”。

洪武十八年，同州（今陕西大荔）人王权考中进士，朱元璋见他性格耿直，为之改名王朴，授吏科给事中。不久，王朴以直谏忤旨被罢官。旋起为御史，陈时事数千言，未被采纳。他几次同朱元璋当面展开辩论，朱元璋气极，下令将他斩首。但刚押到刑场，又派人将他召回，问道：“汝其改否？”他气鼓鼓地回答说：“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朱元璋遂下令将他处死。

洪武二十一年，年仅十八岁的江西才子解缙考中进士。解缙的父亲解开曾担任陈友谅的谋士，后劝说陈友谅的许多部将投奔朱元璋。洪武初年被荐，受到朱元璋的接见，“欲官之，固辞归”。因为这层关系，朱元璋对解缙“甚见爱重”，授予中书庶吉士，让他随侍左右。当年四月的一天，他在大庖西室侍从朱元璋，朱元璋让他“试举今政所宜施者”。解缙当天就呈上万余言的密封奏章，批评皇上法令“数改”，用刑“太繁”；“进人不择于贤否，授职不量于重轻”；“起科之轻重无别”，“役重而民困”。但他把这些过错都归到大臣身上，说“天下皆谓陛下任意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朱元璋读了连称“奇才”，未加问罪。接着，他又献《太平十策》。洪武二十三年，解缙因闯入兵部索取皂隶，出言不逊，被兵部尚书沈缙告了一状，朱元璋认为他“优闲怠逸”，将他改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盖以繁剧玉成之也”。第二年，解缙又代郎中王国用起草上书，为被杀的李善长喊冤。接着，又为同官夏长文起草弹劾左副都御史袁泰家人恣肆横暴、多次违法的奏疏。朱元璋觉得解缙到处替人草拟奏疏，惹是生非，实在缺乏涵养，“将为众所倾”，就召见他父亲解开，说：“才之生甚难，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归，益进其学。”并叮嘱解缙道：“朕于尔，义则君臣，恩同父子，其归益尽心于古人，后十年来朝，朕大用尔。”

除了直接拒绝臣民的谏诤，朱元璋从洪武中期起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也使臣民的谏诤受到很大的限制。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朱元璋不但取消专职的谏官和给事中对上封驳职权，而且集全国行政、军事、司法、监察大权于一身，垄断了文武官员的任用大权，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瞻前顾后，生怕触犯龙颜。同时，在强化封建专制的过程中，朱元璋又滥用严刑酷法，迭兴大狱，弄得官员人心惶惶。许多人做官从政，只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闭口不言朝政。这样，全躯保禄之臣日多，切中时弊的谏诤日少。有时，朱元璋召见群臣，征询政事得失，他们往往缄口不言，支吾了事。有次朱元璋召见全国学校的教官训导，询问民间疾苦，一个答说：“臣为学正，以教导为职业，民事无闻。”另一个答以：“臣守职常在学，未尝出外，于民事无所知。”气得他大骂“诈也”，“窜之极边”。所以，尽管朱元璋对谏诤有不少真知灼见，并且采取一些相应措施，但洪武年间的谏诤之风远不如唐太宗时期那么兴盛，朱元璋的一些决策失误也就未能及时得到制止和纠正，给后世留下了不少遗患。

朱元璋为什么有时能虚怀纳谏，有时却又顽固拒谏呢？朱元璋从投奔起义到建立大明皇朝，几乎没有遭受过重大的挫折和失败，因而逐渐形成了过分自信和固执的性格，这对于他接受不同意见多少会有些妨碍。然而他之所以厌恶与拒绝臣下的一些谏言，主要则是因为这些谏言触犯了朱家皇朝的利益。朱元璋的纳谏也同他的进贤一样，是以巩固封建统治，特别是朱家皇朝的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符合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谏言，他就采纳；否则，即使意见再正确，他也不会接受。朱元璋的纳谏与拒谏，同他对人才的使用与摧残一样，也是既相互矛盾而又彼此统一的，统一在维护朱家皇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