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东的早期宗教里，有关社会的观念是模糊的。
随着二元神教和犹太教的出现，中东宗教的主流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和等级主义倾向。
首先看祆教，它在上层社会中传播较广，促进了社会分化。在思想上，它高度重视秩序、稳定、合法性和和谐，要求妇女、儿童服从男人、家长，维护波斯的种姓制度。火庙也分为三类，分别属于祭司、贵族和农民。在被征服的伊拉克，祆教并未传播给当地人。因此，祆教是为波斯的种姓社会服务的，而作为其异端的马兹达克派主张平等主义，成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对统治者的思想武器。
诺斯替教认为，存在分为好的、精神的光明和邪恶的、物质的黑暗，而每个人内部都存有光明；光明世界将派遣使者向灵魂启示秘密知识（“诺西斯”），使人体内的光明得以释放而与光明世界相汇合，战胜黑暗。但人们在出生时因光明的含量不同而分为三类：拥有最多光明的可得到拯救，属于选民；居中者可通过努力工作转世为选民；光明最少者没有任何希望。至于摩尼教，它同样根据对光明王国的不同贡献，把教团成员分为五个教阶，即教师、教监、牧僧、选民和听众。
如前所述，产生精英主义的二元神教的是长期处于波斯统治和影响下的两伊，而波斯与印度同属雅利安人地区。这一现象恐非偶然。
主张内部成员平等的犹太教，其精英主义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虽然在理论上，其他民族也可以因信仰上帝而获救，但唯有犹太人是“上帝选民”，而上帝将“流淌着奶和蜜”的巴勒斯坦赠送给犹太人作为定居之所。因此，《圣经》将犹太人描绘为“文明之光”，而他们甚至将自己背井离乡、流散世界的苦难命运也视为上帝的考验和“恩宠”。
上述精英主义倾向阻碍了这些宗教发展为世界宗教。而只有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世界性的一神教中，才真正确立了普世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信条和原则。
基督教最初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伊斯兰教开始也仅限于阿拉伯人，但它们都超越了民族、种族、肤色乃至部落、性别、年龄、财产的限制，把信仰的大门向所有世人敞开。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成为新的主张。基督教外邦人的首领保罗提出了“因信称义”的口号，他说：“这样说来，不再有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区分；也不再有受割礼、不受割礼，野蛮的、未开化的，奴隶或自由人的分别。基督就是一切，基督贯彻一切。”伊斯兰教尤其反对高利贷，主张征收天课。
因此，“有容乃大”，普世主义意味着平等主义，二者是等同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世界性的一神教也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奴隶、妇女和儿童依然受到一定的歧视。随着上流社会的入教，宗教社团内的教阶日益科层化，教义出现微妙变化，信徒间的社会分化也在发展，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反观南亚，婆罗门教和印度教成为捍卫种姓制度的堡垒，而主张平等主义的佛教最终被扫地出门，传播于东亚和东南亚。当然，在南亚还有其他主张平等主义的宗教和派别，如与佛教同时的其他沙门思潮和后来的锡克教，但其流传范围都相对有限。
上古中东宗教发展的特点不限于前述四点。西方社会学家韦伯指出，基督教是最为理性化的宗教，它通过理性的方法获得救赎，使劳动成为修道生活的特殊标记，以及保健和禁欲的手段。这是在西欧最先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
无论如何，古代中东对世界宗教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宗教。当然，与中东毗邻的希腊在中东宗教的发展中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古代中东宗教的特点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中东的宗教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中东仍然以伊斯兰教为主导，同时存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由于传统宗教的特点，政教合一依然是近代中东政治制度的基本范式，而现代化改革势必牵涉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包括犹太教），从而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反映出伊斯兰入世性的特征。同时，以现代主义为代表，中东的知识精英也在改造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另一方面，三大宗教的一神教特点及其并存于中东及邻近地区的事实也使它们之间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尖锐冲突，中东近现代历史上的反殖民主义斗争、阿以冲突等无不带上了宗教色彩。
<meta charset="UTF-8">众所周知，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然而，在希腊文明的童年时期，它也曾经从邻近的世界文明发源地——近东，尤其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吸收了大量丰富的养料，从而形成自己卓尔不群的独特文明，为西方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本讲试就古代两河流域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作一简略分析。
综观旧大陆的上古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早期文明主要产生于从地中海沿岸到黄河、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域。上述地区基本上可分为近东—地中海、南亚和东亚三大区域，而南亚的东西两翼（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又分别与东亚和近东文明相联系。
在近东文明区，两河流域和埃及是两大文明中心，尤其是两河流域，它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这里产生了世界最早的村落、城市和文字，因而对邻近地区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影响。而位于地中海东北角的希腊，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近东不同，但因其发源较晚和地理的邻近而受到近东，尤其是两河流域文化的长期熏陶。在地理上，希腊半岛的西岸较为平直，而东岸则曲折多港湾，从而有利于与近东的交往，雅典、科林斯等城邦均位于半岛的东岸并非偶然，面临爱琴海的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爱奥尼亚（尤其是米利都城）更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
希腊与近东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塞浦路斯。上述地区本身即受到两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区，发展起自己融汇各方的独特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海岸”。从交往的方式上看，则有移民、通商、战争、联姻、传教、旅行等。
以通商而言，近东古代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商业的极端重要性，两河流域和腓尼基的古代文字均产生于商业会计的需要即可证明（而埃及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在起源上则与宗教密切相关）。从文明的初创时期开始，两河居民已开始与阿富汗、中亚及叙利亚地区进行着长途贸易，并逐渐发展到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另外，亚述国家早期也已在小亚细亚建立起商业殖民点，拥有完善的组织网络。
而且，大批希腊人很早即从半岛来到西亚，或者定居做工，或者从军，如亚述军队中即有不少希腊人。到希腊化时期更在包括巴比伦在内的近东建立了大批希腊城市，巴比伦和底格里斯河的塞琉西亚成为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朝的首都。
这一时期，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许多希腊人与当地人通婚（如塞琉古王朝的一位君王曾立巴比伦妇女为妃）。至于旅行，许多著名希腊学者像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色诺芬均曾到两河流域广泛游历，记载了当地的许多历史传闻和风土人情。
希腊与两河流域的交往以亚历山大东征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约6500年，当时来自西亚的居民大量迁移到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大陆，带来了发达的西亚农业文化。他们的住房仍保持其家乡习惯，以泥砖为材料，新旧更替，其基址逐渐堆积形成方丘（此类方丘也广泛分布于近东地区，阿拉伯语为“特尔”），克里特岛上克诺索斯的方丘遗址在青铜时代已达7米之高。此后，在本地区渐次形成了与近东极为相似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当时希腊人曾经与近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约公元前1200年以后，来自大陆的多立亚人大量向半岛移民，在部分吸收原有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荷马史诗》为标志的新的希腊文明。然而，新的希腊人长期闭关自守并从事“纯粹”的农业经济，直到几个世纪后才恢复与近东的交往。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与两河流域的交往是间接的。
第二阶段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朝的建立使双方进入了直接的交往。
两河流域文明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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