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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史——当代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完成与现代化的进行(1945年至今)

历史大观园 列国史志 2020-07-27 10:05:53 0


当代中东是中东各国实现民族独立、形成民族国家体系和进行现代化的时期。中东当代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初步形成和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1945-1967年)。

战后,一系列国家宣告独立:叙利亚、黎巴嫩于二战结束前,塞浦路斯、科威特和南也门于60年代。这样,尚未独立的国家主要在海湾地区。1944年,以阿拉伯主权国家为成员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但是,巴勒斯坦因阿、犹对立而实行分治,成立了以色列国,随后爆发了针对以色列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因此,中东的泛民族主义不得不让位于务实的国家民族主义,即从事现有边界内的民族国家建构。

战后的东西方冷战很快将中东卷入其中。事实上,中东是欧亚大陆唯一有非共产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提出的杜鲁门主义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均涉及中东。但是,美国组建中东军事集团的计划宣告破产,因为南层的阿拉伯国家视以色列为主要敌人,否认苏联构成威胁。然而,毗邻苏联的土耳其和伊朗历史上与俄国和苏联均发生过领土争端,加上其政权的保守性,这促使他们(和伊拉克)加入到西方倡导的军事联盟中,即北约、1955年建立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只有阿富汗维持中立。相反,阿拉伯国家立即将巴格达条约组织视为对手,包括保守的沙特阿拉伯在内。

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展开了反对西方和保守的本国政权的斗争,一些国家先后通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埃及,1952年;伊拉克,1958年;也门,1962年。1954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控制了叙利亚的政权。其中,伊拉克革命终结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后者被迫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在埃及,纳赛尔是其无可争议的领袖。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阿拉伯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阿拉伯社会主义。1956年7月,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引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其结果是英法势力全面撤出埃及。1958年,埃、叙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1961年两国再度分离)。

独立后的中东国家开始了积极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在伊朗,50年代初曾爆发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埃及、叙利亚开展了对工业、金融和商业中的外资和私人大资本的国有化及土地改革运动,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外贸和援助上与苏联关系密切。产油国则致力于经济多样化,发展石油加工业和基础设施、农业,发展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同时,阿拉伯国家以阿盟为中心开展地区经济文化合作,中央条约组织国家则于1964年成立了地区发展合作组织开展合作。

第二阶段,中东民族主义衰退和经济发展加速的时期(1967-1979年)。

本阶段的民族独立斗争主要在海湾地区。1967年,南也门宣告独立。1971年,英国撤出海湾,其控制下的特鲁西亚诸国独立,分别成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卡塔尔,除巴勒斯坦外,中东国家的独立大业全部完成。在国内政治方面,1963年和1968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通过政变上台,开始推行激进的内政外交政策。

然而,本阶段阿拉伯民族主义遭受重大挫折。1967年,“六五”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在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遭受重大损失,而以色列则夺取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战争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心理上的深深的创伤,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此衰落,而伊斯兰主义开始兴起。同步崛起的还有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阿拉法特领导下成立了法塔赫,开展了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少数激进的巴勒斯坦人则以恐怖行动反对保守的阿拉伯政权和以色列。

埃及由此缓和了与君主制的沙特的关系,后者依靠石油美元在中东发挥了日益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作用。1972年,埃及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在沙特的主导下,1970年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致力于促进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

1973年10月6日,十月战争爆发。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出其不意地向以色列发起进攻,收复了大片失地。联合国安理会随即通过了338号决议,要求冲突各方立即停火、执行1967年224号决议有关以色列军队撤离所占领土的内容。十月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和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迫使超级大国正视阿拉伯各国的要求。

1973年12月,日内瓦国际和平会议召开,会后在美国斡旋下,埃以和叙以之间开始外交谈判,于1974年签署了埃以和叙以军事脱离接触协议。这标志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开始,阿以冲突从军事解决进入政治解决的轨道。1978年9月,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戴维营协议”。根据协议,埃以双方承认242号决议是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中东各国有权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地生活;以军分阶段撤出西奈半岛;两国最终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79年3月,萨达特和贝京在白宫签署“埃以和约”。

十月战争的另一个特点是石油战争。战争开始后,叙利亚与黎巴嫩关闭了境内的输油管,其后阿拉伯各产油国统一实行减产、提价、禁运和国有化,引发了西方的第一次能源危机。此后,产油国通过不同形式完成了石油国有化,为发展民族经济奠定了基础,产油国走上了经济迅速现代化的道路,其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中东产油国和非产油国在劳动力和金融财政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在伊朗,巴列维开始了以白色革命为名的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但改革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埃及等非产油国开始摸索经济和政治改革,向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方向发展,在事实上放弃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政策。

这一时期一些中东国家出现动荡。塞浦路斯在建国后,土、希两大民族冲突频繁,1974年有关国家签署协议,确认塞岛实行分治。1973年,阿富汗发生反君主制的政变,建立共和国;1978年再度发生政变,建立人民民主党政权。1975年,黎巴嫩发生内战,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从冷战角度看,本阶段美国取得明显优势,苏联影响下降。因此,从许多方面看,本阶段中东都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

第三阶段,中东政治转型和经济调整的时期(1979-1990年)。

本阶段中东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地区和国际形势的重大事件:

(1)伊朗伊斯兰革命于1979年爆发,导致巴列维王朝的垮台。这一革命标志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取得突破性成就,开始了通过伊斯兰模式改造国家的尝试。霍梅尼提出“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使美国在海湾的“两根支柱”(伊朗和沙特)宣告崩溃,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政策更使西方感到不安。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其后的两伊战争意味着海湾成为与巴勒斯坦并行的阿拉伯世界两大热点。

(2)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战争由伊拉克入侵伊朗开始,但双方势均力敌,战争陷入胶着状态。伊拉克在战争中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1988年8月,两伊实现停火,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结束。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严重影响。

(3)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扶持建立卡尔迈勒政权。苏联入侵引起了阿富汗全民抵抗,促成了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崛起,后者得到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1989年,苏军全部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开始了全面内战。

(4)阿以开始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戴维营协议”遭到阿拉伯世界的抵制,埃及因此被开除出阿盟,阿拉伯世界出现分裂,叙利亚和其他激进阿拉伯国家组成反对埃及的拒绝阵线。1981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身亡。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迫使巴解总部撤出贝鲁特。黎巴嫩战争促使世界各国提出解决阿以冲突的各种方案,阿拉伯国家提出了“非斯计划”,暗示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5)中东的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在土耳其,1980年的军人政变后,逐步还政于民,恢复了大选和多党政治。在伊朗,革命后建立了共和国,颁布了新宪法,总统由民选产生。在埃及,穆巴拉克政府释放了萨达特时期被捕的反对派人士,恢复了新华夫脱党等反对党的合法地位,开放言论自由,允许无党派人士参加选举。

(6)产油国开始经济调整。其原因是1981年以后石油大幅度跌价,产油国因此采取了调整预算规模、实现经济多样化、鼓励私人投资、积极引进外资、推动经济开放和国际化经营、改革福利体系和金融体系、积极培养本国职工等措施,取得一定成效。非产油国也加强了经济改革的步伐。

(7)中东的地区合作加强。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1981年,简称海合会)和阿拉伯合作委员会(1989年)。其中,海合会包括除两伊以外的海湾六国,均为产油国,主要以经济合作为主,政治合作为方向。1990年5月,南北也门实现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

显然,80年代中东的大分化、大改组仍在继续。最突出的特点是冷战的对立减弱,意识形态淡化,阿拉伯世界对阿以冲突的立场更加实际;产油国的经济调整开始启动;同时,伊斯兰复兴运动进入高潮,而中东的战乱加剧,地区热点增加。

第四阶段,中东进入全球化和深入经济改革的时期,地区的不确定性增加(1990-2010年)。

本阶段冷战宣告结束,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中东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地区霸权国家成为不安定的根源。1990年8月,为了挽回两伊战争的损失,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在美国统率下的多国部队于1991年1到2月先后进行了对伊空袭战和地面进攻,解放了科威特。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蒙受了重大损失,并遭受了联合国的制裁和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美国因此在海湾地区驻留了地面部队和装备。

此后,美国于1991年10月召开了马德里中东和会。与会的有苏联、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联合国、欧共体等国际组织。会议启动了阿以的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

1993年8月,巴以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经过秘密谈判,在奥斯陆草签了《加沙和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9月正式签署了《奥斯陆协议》。

1994年7月,巴自治领导机构开始在加沙和杰里科行使权力。1996年1月,巴勒斯坦举行首次大选,阿拉法特当选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然而,1995年拉宾遇刺和利库德集团上台后,和平进程基本停滞。

2000年,美国主持了有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工党领袖巴拉克总理参加的戴维营谈判,但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巴建国日期无限期推迟。2000年9月,巴勒斯坦发生第二次起义。

在阿富汗,各抵抗组织之间为争夺地盘展开内战,阿富汗遭到空前的破坏。1996年,以极端的伊斯兰主义为特点的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北方联盟退居北方。由于塔利班收容了从事反美活动的基地组织,美国于1998年用导弹袭击了基地组织在阿营地。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随即发动阿富汗战争,一举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此后阿富汗建立了卡尔扎伊政权。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顺利地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出乎意料的是,伊拉克出现了广泛的反美武装斗争,其中不但有残余的复兴党人和基地组织,还有本地的伊拉克居民,美国陷入了越南式的陷阱。同时,战后伊朗的实力迅速上升,其核工业受到美国的关注,伊朗核问题成为中东的新热点。

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沙特的驻军引起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穆斯林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伊斯兰圣地的亵渎。因此,以本·拉丹领导的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激进伊斯兰组织加强了反美活动,美国指责其策划了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事件和2000年10月也门美军科尔号军舰爆炸事件。这似乎印证了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即冷战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有可能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然而,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对西方的敌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西方自己造成的。

同时,伊斯兰也在对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伊朗在霍梅尼去世后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所执行的务实的社会经济政策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样,土耳其奉行伊斯兰主义的繁荣党于1996年成为中东第一个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其所实施的内外政策也是务实的。2002年,具有宗教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开始执政,土耳其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发展阶段。

海湾战争也从外部促进了中东国家民主的发展。埃及、黎巴嫩和约旦允许一些政党和个人参加市政和议会选举;1992年,沙特颁布“基本法”,它和巴林均成立协商会议,科威特恢复了解散多年的国民会议。2000年,巴林宣布废除《国家安全法》,2001年授予妇女以选举权,并经全民公决通过《巴林国民宪章草案》,规定在2004年建立君主立宪制,恢复1975年被解散的国民议会。卡塔尔于2003年通过宪法,授予妇女以选举权。科威特则于2005年授予妇女以选举权。2005年,埃及第一次通过直选选举总统,并允许多位候选人参选。

在经济上,中东国家面临着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它们在提高经济增长率、发展工业和教育、实现经济的多样化、改善贫富差距和就业状况等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近年来一些国家通过深入的改革和得力措施,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土耳其和埃及。海湾六国则由于油价的上涨而获得新的动力。

中东的地区合作也获得新的势头。海合会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入,六国已实现了签证互免,自2003年1月1日起成员国实行统一关税。2001年12月起也门获准加入海合会卫生、教育、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理事会等机构。1997年12月,阿盟成员国决定开始在相互贸易中减少关税,10年内免除关税。1998年1月,阿盟宣布成立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

同时,一些中东国家参与了周边的地区组织。如塞浦路斯于2004年加入欧盟,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于2005年启动。土耳其还于1992年倡议成立黑海合作组织,参加的有俄罗斯、保加利亚等11个黑海沿岸国家。伊朗则发起了有里海沿岸国参加的里海经济区。1992年,由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接纳乌、塔、吉、土等中亚四国及阿塞拜疆和阿富汗为会员国。此外,1995年欧盟正式提出新地中海战略并付诸实施,其内容是支持南地中海国家的经济转轨,到2010年建立欧洲—地中海经济区。美国也于1993年提出中东大市场计划,2003年演变为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计划,以便与欧洲竞争。

尽管中东国家在各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进入21世纪以后,除了以色列、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等少数国家外,以阿拉伯非产油国为主的多数中东国家开始面临种种问题,包括经济社会改革停滞、社会两极分化、政治体制僵化等等,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促成了矛盾激化。

在热点方面,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开始致力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但阿富汗的局势持续恶化,伊朗核危机延续。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衰退促成国际能源价格下降,削弱了中东产油国的影响,欧佩克地位不稳,而中东地区除海合会以外的地区合作成效不彰。

第五阶段,中东进入大动荡、大调整时期(2010年至今)。

战后阿拉伯国家孕育的种种问题于2010年底全面爆发,即中东剧变,西方称之为“阿拉伯之春”。这一时期中东形势具有如下特点:

(1)阿拉伯国家从全面动荡演变为三大地区热点持续高烧。2010年12月,突尼斯的一个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迅速演变为大规模的民众示威,进而发展为推翻政府的行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很快波及到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成为阿拉伯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之一。到2012年6月,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4国实现了政权更迭,不过运动很快在多数国家结束,但叙利亚卷入了持续的血腥内战,利比亚和也门也先后陷入动荡。

(2)温和伊斯兰势力的全面崛起及各国激烈的政治博弈。中东剧变后,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很快就从运动开始的沉默转为积极参政。在埃及、摩洛哥、科威特、约旦等国家,它们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一些国家还新建了较为保守的萨拉菲派政党。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后的过渡时期建立了由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而作为第一大执政党的是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

2012年6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赢得埃及总统选举,至此“阿拉伯之春”演变为“伊斯兰之春”,宗教议题成为各国议会讨论的重要事项。然而风云骤变,在埃及,总统穆尔西于2013年7月3日被军方废黜,传统的世俗政治势力最终结束了兄弟会的统治。在突尼斯,世俗派各党派联合要求现政府下台并解散议会,复兴运动领导的政府被迫于2014年1月下台。因此,与伊朗和土耳其不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掌权的尝试仅仅是昙花一现。

(3)极端伊斯兰势力大举扩张。2013年4月,原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宣布成立“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即后来的“伊斯兰国”(IS)。2014年6月,巴格达迪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国”,其控制地域迅速扩大,而“伊斯兰国”更是在两国攻城略地,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军队的政治实体,严重威胁到两国政府的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伊斯兰国”的影响扩展到北非、南亚、东南亚和高加索地区,从而震惊了整个世界。在也门等地,基地组织也乘机积极活动,扩大势力。

(4)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的动荡加剧,在中东形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地区联盟的对决。叙利亚和也门处于持续的内战中,在叙利亚是政府军对决反动派,而政府一方得到黎巴嫩真主党、伊朗特种部队和也门胡塞什叶派武装等什叶派地区力量的援助,以及俄罗斯、伊拉克的外部支持;反对派一方参战力量包括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武装组织和库尔德武装,并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土耳其、海湾国家的外部支持。

也门是什叶派的胡塞武装与前总统萨利赫的部队对决总统哈迪的部队,前者得到伊朗支持,后者则得到沙特、埃及、卡塔尔和美国支持。

中东因此正式形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集团公开对抗的局面。

此外,伊拉克北部和中部受到“伊斯兰国”崛起的猛烈冲击,而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同样陷入了持续的动荡。

(5)剧变对中东少数族群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国家的少数族群积极参加了反政府运动。在利比亚,当地的柏柏尔人大规模地参与运动,以致有人称其为“柏柏尔人之春”。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剧变中发挥了重大的地缘政治作用。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地区计划举行独立公投,只是因“伊斯兰国”崛起而暂时放弃了这一设想。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开始建立武装,并首次实现了自治,而伊、叙两国的库尔德武装成为反对“伊斯兰国”的主要力量之一。

(6)中东动荡的外溢效应加剧。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的动荡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强烈冲击。大批叙利亚难民进入土耳其、约旦、黎巴嫩,并经由这些国家流入欧洲。利比亚的武器、伊斯兰组织和原先为卡扎菲政权服务的一些非洲人返回所在国,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动荡,如马里。同时,动荡的利比亚也成为向欧洲输出难民的重要跳板。来自中东的恐怖主义也成为欧洲的新麻烦。难民潮和恐怖主义加剧了本来就不稳定的欧盟内部的动荡,促进了脱欧思潮和民粹主义的兴起。

(7)外部势力的干预加强。中东剧变开始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分别开始大力干预热点国家的局势,努力施加影响。欧盟和美国积极推翻了利比亚的卡扎菲,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对抗巴沙尔,要求后者下台。美国也支持沙特干预也门政局。此外,美国还组建联盟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俄罗斯则大力支持巴沙尔,并直接出动海空力量发动对“伊斯兰国”和反对派的打击。美俄还围绕着叙利亚化武与和谈问题开展博弈。

(8)外部势力在中东的博弈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首先,美国的传统盟国对美出现疏离。由于美国的能源实现了自给并开始出口,对中东油气的依赖下降,甚至双方在国际市场上出现竞争,而奥巴马推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进一步引发了沙特等亲美产油国的不满。美国“撤出中东”的政策还表现在前者在应对中东乱局时有意让欧盟打头阵。同时,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十分冷淡,时常抨击后者的定居点政策。

另外,2015年4月,欧洲国家和美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这更加剧了沙特、以色列与美国的矛盾,从而促成了海合会国家和以色列“自力更生”和“向东看”的政策出台。相比于美国,俄罗斯却积极介入中东局势,把中东作为俄美全球博弈的重要棋子。

除了上述国家的动荡以外,富裕的阿拉伯产油国和土耳其同样面临着不稳定的内外因素。因此,中东地区正处于大调整的时期,这一时期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中东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它曾经有难以企及的辉煌,但也曾经历长期的战乱和痛苦。人们衷心希望,永久的和平和繁荣将最终降临这片古老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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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神学教授孔汉思指出,当今世界宗教可以分为三大体系:近东的“亚伯拉罕系三大宗教”,属闪米特—先知型宗教,其共同点是信仰虔诚;印度宗教,包括印度教、佛教等,其特点是神秘主义;中国的哲人宗教,以圣贤为中心。但是,三大宗教的特点并非绝对,而有一定重合与交融。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事实上,从起源的角度看,三大体系恰好从东到西分布在亚洲大陆上,形成三大板块。其中的近东也即中东,包括了北非的埃及,但同时它也与地中海的希腊文明相交融。总之,三大体系之说证明了宗教起源和发展的地域特点,本讲试图就古代中东宗教发展的特点做一粗浅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划分一下上古中东宗教发展演变的基本阶段(由于中东的古代宗教是在伊斯兰教传播以后定型的,并且伊斯兰教与上古宗教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作者将其纳入探讨范围)。从宗教类型和交往的角度看,它大体上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埃及和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原始拜物教、多神教发展时期(远古至公元前2500年)。这一时期,埃及和两河流域是中东的两大文明中心,其以多神为特点的宗教高度发达,形成了独特的教义、宗教组织、礼仪和设施。

第二阶段,多神教文化从两大中心向其他地区传播的时期(约公元前2500年~前6世纪)。这一时期,中东各地的落后民族逐渐发展起自己的文明和多神宗教,如胡里特人、赫梯、迦南、腓尼基、犹太人等。这些民族和国家经常处于两大中心的统治之下,其宗教也受到了两大中心尤其是两河流域的强烈影响。

例如,居住于叙利亚的胡里特人的神谱中包括两河流域的神灵埃阿、安努、恩里尔、伊什塔尔等,并以两河的宗教中心尼普尔和埃里都作为其献祭之地。而胡里特人也将两河的宗教文化传播到小亚细亚的近邻赫梯,乃至希腊。

第三阶段,二元神教和一神教兴起的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融合了本民族宗教和外来宗教的落后民族开始加速发展,并进行了宗教革新,一跃超过了已趋式微的两大中心,波斯、犹太成为新的宗教中心并与其后统治中东的马其顿国家的希腊宗教文化相交融。主要成果是二元神教祆教、诺斯替教、摩尼教和一神教犹太教的形成和发展(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祆教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但其成为波斯国教却是在公元以后的萨珊帝国时期),以及各种民间秘教和新的哲学思想的流传,从而为世界宗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世界性一神教兴起和主导的时期(公元1世纪~7世纪中叶)。本阶段首先是犹太教的完善时期,公元5世纪末犹太学者完成了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编撰,标志着经典犹太教的最终形成。更重要的是,综合了中东和希腊文化的世界性一神教基督教宣告诞生,并传播至西亚、北非和欧洲。然而,中东的许多民族对基督教所蕴含的浓厚的希腊因素进行了抵制,其后果是坚持彻底的一神论和反对偶像崇拜,但仍然吸收了一定的希腊文化的伊斯兰教的迅速崛起,及其在中东占据主导地位。以三大一神教为基本文化载体的中东文明圈初步形成。正如美国学者拉皮杜斯所说的:“7世纪阿拉伯的征服和随后的伊斯兰时代保留了中东机构的延续性。”

可见,中东古代宗教的发展有着明显的脉络和阶段性。

在上述历史发展中,中东古代宗教表现出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如下四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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